陳獨秀孫女追憶祖父：稱其是革命者而非政治家

　　春季的安慶正下雨，城外的葉家沖綠色蔥蘢，杉林籠在薄霧裡。驅車前來的人們，操著安徽各地的土話，在陳獨秀墓園中看到了好幾撥。

　　儘管陳獨秀一生淡泊，直至貧病交加客死異鄉，但最終還是魂歸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順江運回故里安慶。

　　陳松年的幼女陳長璞立在墓園，講述父輩的故事——在漫長的動蕩歲月里，陳松年刻意躲過政治，才把其父的遺骸留在了故土，把詭譎的歷史風雲埋在了長江邊的城外。

　　陳獨秀，這位曾經被全中國的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別說死後多少年無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後歲月，業已顯得寂寞不堪了。

　　同為安慶人，事隔多年，葉尚志才初識這位鄉賢。在牛棚里，葉尚志讀到了秘密流傳的陳獨秀的《金粉淚》。陳獨秀在南京坐牢5年，遺有《金粉淚》詩56首，由摯友汪孟鄒夾帶出來。後人有幸逃過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紀念館。

　　《金粉淚》幾乎全是憂思國難，體恤民瘼之作。葉尚志對其中一首七絕評價甚高：「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只有倒車開。贏家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

　　1937年，年僅18歲的葉尚志參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稱，「我的前半生對陳公茫然無知」。抗戰開始他在抗大學習、工作，那時的陳獨秀已成為「日本間諜」、「漢奸」、「托匪」，從此談虎色變。

　　長久以來，陳獨秀寂寞地站在歷史長河的角落裡。被好奇心所牽引，葉尚志試圖去了解陳獨秀——在這些粗暴簡單的標籤下，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其嫡親孫女看來，陳獨秀更是一個人格魅力無窮，政治命運悲慘，生前評價不一，身後常起紛紜的獨特歷史風景。

　　然而作為一名研究者，陳長璞清晰地意識到陰影曾是多麼強大。在上個世紀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關於祖父的一切信息，父親陳松年警告她「爺爺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陳獨秀曾是戴著9頂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後，8頂帽子已陸續摘掉。

　　已經離休的原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統戰部副部長葉尚志多年來致力於為陳獨秀「平反」。經過他和陳獨秀家屬多次上書，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已經重新評價陳獨秀。

　　即便如此，陳長璞還是試圖走進陳獨秀的內心。在她看來，陳獨秀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

　　不過，歷史的進程並不是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論政

　　當陳長璞初步接觸祖父時，她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複雜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陳獨秀，就必須了解晚清到民國的轉變。

　　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的陳獨秀曾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 他的叔父中舉後官運亨通，當上了正四品的道員。陳獨秀兩歲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讀書生涯的。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聰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書五經都讀完，背書背不出，便使勁動手打。

　　可怕的是陳獨秀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後來白鬍祖父便對鄉人說：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據他自己說，他把《昭明文選》上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沒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師」。

　　次年，陳獨秀初次出門到南京鄉試。他們乘坐輪船，船頭上扯著一面黃旗，上書「奉旨江南鄉試」六個大字，一路上威風凜凜向南京駛去。

　　鄉試共3場9天(每場提前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陳獨秀在鄉試有極其辛辣的刻畫：

　　「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裡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這個「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陳獨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他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

　　在這一連串的聯想後，陳獨秀轉向康梁學派。

　　在他那個年代，外來者正準備瓜分古老的家園，傳導了上千年的價值觀開始崩潰，維新派寄望於皇帝，希望變革制度，後來又被證明為幼稚的幻影。排滿情緒正在升起——只有將中國重新收回到漢族人的手中，變革才可能真正發生。

　　1901年，陳獨秀留學日本。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學監姚煜的房間，將姚煜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咔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

　　隨後幾年，陳獨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喪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慶，徐錫麟試圖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他的心肝被恩銘的親兵挖出炒來吃了；當年一同剪下學監辮子的鄒容病死獄中，時年18歲，他那本《革命軍》風行中國。

　　然後，武昌起義的果實落到了別處。滿族人的統治結束了，新世界卻並未到來。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在安徽擔任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倉皇出逃，差點在蕪湖丟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間，他以編輯為生，在給章士釗的一封信中，他說自己「靜待餓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讓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國運。

　　不過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刊了，陳獨秀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歲月。他主辦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雜誌，締造了一場象徵變革的文化運動，是北大的文科學長。

　　而這段時間裡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陳獨秀西裝革履，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以至於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身陷囹圄。

　　那時的陳獨秀已經41歲了，人到中年卻毫無暮氣，如燃燒的乾柴，照著慘烈的世界，就連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

　　而他自己赤膊上陣的行為，也讓他的孫女陳長璞感慨「他以一個意氣風發的文人書生去從事政治」，他縱於性情，痛快酣暢，不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點沒有領袖「穩坐中軍帳」的風度了。

　　龍性豈能馴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遲遲看不到結果後，陳獨秀介入實際政治，組建黨派，期待於更快的結果。他反感於周邊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央局書記。8年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政治上的遊戲規則，並非寫下「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這樣文字的陳獨秀所能理解。

　　在陳長璞看來，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緣故，更是中國民主革命曲折性的體現。他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由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反常，他才充當了政黨的創建者。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是北大學生許德珩，聽過陳獨秀的課，對陳獨秀的性格有著獨到的描寫：

　　「陳獨秀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里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裡。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也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

　　從處理事情的風格來看，陳獨秀實在不會協調人際關係。後來在《新青年》同人的分歧中，胡適也頗為抱怨陳獨秀的急躁性和獨斷性是毀壞《新青年》以及文人友誼的根由。到了建黨，陳獨秀每每與周圍人發生衝突，證明其書生的本色，缺少老於世故的手段。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並宣布他為「反革命」，原因是「因為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對此，幾乎無人敢反對，只有憤而不平的楊明齋，偷越國境向共產國際為陳獨秀鳴不平。

　　從此之後，陳獨秀淪落為斯大林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羊而被逐出歷史。他之前的功績一筆帶過，他要為大革命失敗負責，他背叛了中央，成為了托洛茨基派。

　　在被開除後的第二十五天，倔強的陳獨秀髮表了《告全黨同志書》，痛陳斯大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

　　終身的反對派

　　大凡深入陳獨秀的世界，撇開意識形態的因素，看其精神，都會有所感動。陳長璞評價其祖父「一生為信仰所驅，不昧良知，不趨權貴」。

　　1932年10月，陳獨秀因謝少珊的出賣而被捕，55歲的陳獨秀第五次入獄。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中央蘇區《紅色中華》則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

　　在政治上，陳獨秀是個四面不討好的人，成了真正的獨行者。這還是根源於他理想主義者的特立獨行。

　　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案於1933年4月以「危害民國案」在江蘇高級法院受審。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

　　老朋友章士釗仗義前來辯護，雄辯長達53分鐘，還故意給陳開脫：「現政府正致力於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掎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

　　誰料此辯護招來了陳獨秀的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之《辯訴狀》為根據。」一審結果，陳獨秀以「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上訴，終審改判為8年。

　　1937年，日寇兵臨城下，蔣介石想放陳出去，要求陳寫一書面檢查。陳堅決拒絕。蔣很尷尬。胡適出使美國，臨行時致函蔣氏，籲請釋放陳獨秀，陳獨秀獲特赦。

　　同年，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回到政治中心，只是陳獨秀已經遠離政治舞台。

　　陳獨秀提前出獄後，中共中央托朱蘊山等人遊說陳去延安養老，也為陳拒絕，說是「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

　　雖說此時陳獨秀已經無意黨派，但身份邊緣而不墜，上門遊說者仍然不斷。陳果夫、陳立夫欲聘陳出任勞動部部長之職。陳獨秀明白：「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同志，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了許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今天國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蔣先生合作。」

　　周佛海、張伯苓等人拉他進國防參議會當議員，他一口拒絕。胡適邀請陳獨秀赴美，進行著書立說，他認為在國家危難關頭前去是不光彩的，對胡的從政也很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和陳獨秀之間複雜的情感和友誼，在思想上，雙方衝突頗為厲害。1925年11月，胡適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書店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爭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

　　不過，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對立，但是雙方都繼承了知識分子的美德，思想分歧並未影響個人情誼。陳獨秀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奔走，並未因為陳獨秀「赤化」而坐視不管。

　　「依然白髮老書生」

　　1938年8月，陳獨秀帶著他最後的伴侶潘蘭珍和在獄中所寫的已成和未成的稿件，輾轉來到了四川省江津縣，直到1942年5月27日離世。

　　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貧病交加、風燭殘年的老人，處於已脫離托派、更不願投身國民黨的一種特殊的遊離狀態，除了微薄的稿費外，只能靠一些遊走於各種政治力量邊緣的朋友的接濟。

　　台灣傳記文學家鄭學稼筆下的晚年陳獨秀，幾乎是個清貧寒苦的清教徒：

　　「他(陳獨秀)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不過，晚年的陳獨秀並未放棄書寫，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他的牢籠已經徹底打破，這個絕對不遷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逝世後，其遺作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台靜農曾以「酒旗風暖少年狂」為題，寫陳獨秀晚年的壯烈之氣。晚年的陳獨秀專註學術，幾乎不涉及政治問題，可是依然不失豪放的個性。他曾對台靜農提起，晚年想寫兩部書，一是中國史，一是中國文字書。

　　在一封致台氏的信中，他表達了對學術的看法，仍然不失鬥士的風采：「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陳獨秀晚年自稱「除卻文章無嗜好，依然白髮老書生」，不能讓烏煙瘴氣繼續毒害青年，也就是他雖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棄的責任。他用盡精力著述文字學——《小學識字教本》，寫到「拋」字，便一病不起，齎志以歿。

　　在他病逝後，時事新報、新民報發布這一消息，評論他的晚年說：「他究竟是一個較有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他『身後蕭條』的消息。」

　　在他身後，其子陳松年將老父遺靈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用木排(筏)載上沿江而下，運至老家，安排父母合葬，並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陳獨秀最早的名與字，「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

　　陳長璞回憶，在1979年陳獨秀百年誕辰之日，安徽省文聯某人要看陳獨秀墓，松年奉命陪同，而令陳松年先生吃驚的是，那一片墳堆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幸好找到當年抬棺的一位老農，才在老農的指點下於樹林叢中找到原墓的位置。

　　所幸，這種蕭條落寞的景象已得到改觀。除了安慶的陳獨秀墓園，在他窮困潦倒而死的六十七周年後，一尊青銅鑄造的陳獨秀紀念像在上海福壽園揭幕落成，它與胡適、蔡元培、章士釗、張元濟、顧維鈞等人的紀念像同置一苑，不再孤零零的一枝獨秀。

陳獨秀的子女們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論家史時，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口述/葉尚志 陳長璞 整理/季天琴

　　安慶江邊，陳家的老屋早被拆毀，老屋的遺址歸屬當地的自來水廠，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籃球場，原址上豎立著一塊碑，說明這是革命烈士陳延年、陳喬年家的舊址，並沒提到他們的父親陳獨秀。

　　陳長璞沉浸在回憶里，面帶遺憾地說，當年老屋是安慶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有五進三個天井，宅前宅後都有花園，大門樓有一丈多寬，儼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氣勢。

　　老屋旁殘留的一角是當年陳延年、陳喬年的讀書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門就面對著一個公共廁所。有關部門曾經在牆上鑲了塊「文物保護單位」的招牌，可是裡面還有幾家住戶，住戶們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這是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角落，如同安慶城的氣質。很少有人記得，這個三級城市一個世紀前是安徽的省府，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這裡產生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牽連，陳獨秀的子女們，自然處於被遮蔽的狀態。葉尚志少時離陳家故居南水關只隔幾條巷子，他初中時雖偶然聽說陳獨秀蹲在南京「模範監獄」的消息，但沒聽說過他的兩位公子陳延年、陳喬年的任何情況。在延安、在華北根據地的時候，他也未曾聽聞過這兩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點信息是在解放之後，曾與陳延年在廣州一起工作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訴我，說陳延年是『小列寧』」，葉說。

　　葉尚志從工作崗位離休後，多次回到故鄉安慶，見到了陳松年。那時陳松年已經是79歲，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長女長璞在身邊照顧。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於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在回憶自己的父母時，陳長璞溫情地說，他們都是和善、溫潤的人。陳松年安徽大學化學系肄業，1950年，這個原來的教書先生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謹慎的他擔心，他的身份會給他帶來風波——「陳獨秀的兒子」帶給他的不是本應的榮耀與驕傲，而是緊張與憂慮。

　　陳長璞的母親竇珩光安徽高師畢業，來自書香門第的她堅持兒女應受教育，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學費，她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

　　「鄰居們不知道我們和陳獨秀的關係，如果不是政審，學校里也沒人知道我是『黑五類』子女。」陳長璞說。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論家史時，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延年、喬年

　　陳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慶度過了私塾、尚志小學、全皖中學的求學生活。他自小窮經究理，不苟言笑，對舊書掌故、新書知識都有興趣。

　　他與小其四歲的胞弟喬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陳獨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凱的親信倪嗣沖奉袁世凱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陳獨秀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還聲明要斬草除根。陳獨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後後逃至懷寧鄉下躲過，免遭毒手。

　　陳松年晚年回憶，他的祖父陳昔凡剛去世，靈柩還停在家中，倪嗣沖派來的一批打手突然來到家中，沒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還搶走了陳家珍藏的一批字畫，並揚言要抓走陳獨秀的三個兒子。

　　此時延年、喬年聽說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牆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歲，翻牆時不慎跌落在鄰居家的澡盆里。鄰家的一婦女見松年掉進澡盆後，急忙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順勢裝出要給松年洗澡的樣子，就這樣松年才沒被抓走。為此，官兵卻將陳獨秀的長兄陳孟吉的兒子陳永年當做陳獨秀的兒子抓去了，還讓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歲，喬年13歲，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學，讓他們見見世面，意在培養見識，開闊眼界。兩年後，雙雙考取震旦大學。

　　陳獨秀有一種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現在對兩位親子的嚴酷要求上。他讓小兄弟倆睡在亞東圖書館發行部門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倆勤工儉學，常常吃大餅、喝自來水，平日衣衫襤褸，面色憔悴。

　　延年、喬年的繼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獨秀不以為然。高君曼改請友人潘贊化從中說情，陳獨秀剖析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發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事實上，兄弟二人的倔強個性也酷似其父。連經濟條件寬裕、十分疼愛他們的祖母從皖抵滬來看他們，流淚要給以補助照顧，均被拒絕，兩兄弟聲言決不依靠任何接濟。

　　陳獨秀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對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並無直接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陳獨秀不顧凡俗，與姨妹高君曼意氣相投，終於同居結婚。陳延年站在生母高曉嵐一邊，對其父缺乏聯繫和感情。

　　在當時中外各種複雜思潮影響下，陳延年因為能閱讀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赴法勤工儉學之後，陳延年兄弟放棄無政府主義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產黨旅歐支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陳延年與趙世炎、周恩來等同被選為委員；後來回國在上海、廣州，他是與趙世炎、周恩來齊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於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喬年兄弟同趙世炎等人從法國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年後，因國共合作的需要，陳延年等奉命回國往上海黨中央報到，隨即被派往廣東工作。

　　回國後，兄弟倆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

　　鄭超麟回憶，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相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裡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

　　昆仲雙烈

　　陳喬年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

　　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後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

　　這些都是鄭超麟記憶中陳延年、陳喬年的模樣，「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

　　1927年，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軍警包圍了恆豐里104號，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

　　陳延年在獄中沉著冷靜，說是這家主人雇的燒飯師傅，審訊他的特務看他黑黑的臉，穿著破衣，也信以為真。一天，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江孟鄒先生突然收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寄來的一封字跡潦草的信，他拆開一看大驚失色。信上寫道：「鄙人於6月26日被捕，現拘押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燒飯司務當然不會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衣衫褲都破爛了，天氣又熱，請先生替我買一套衫褲來。謝謝！」

　　汪孟鄒托胡適疏通，胡適想起蔣介石的紅人吳稚暉，便請吳稚暉幫忙，不料好心辦成了壞事。吳稚暉本來與陳獨秀、胡適都熟，又因信仰無政府主義，幫助過延年、喬年兄弟赴法勤工儉學。但陳獨秀文筆不留情，罵過吳稚暉為老狗，又因延年、喬年兄弟在法國已公開放棄無政府主義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父子與吳政治上裂痕很深。

　　吳稚暉得悉陳延年被捕，驚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告密，誣陳延年「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陳延年的身份暴露。 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在龍華刑場站著被被劊子手亂刀砍死。

　　次日，國民黨的報紙在顯著的位置刊登《剷除共黨巨憝》，大肆吹噓「清黨」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並披露了吳稚暉給楊虎的親筆「賀函」。

　　陳松年晚年回憶，當時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轟頂，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其妹陳玉瑩、其弟陳松年前去處理後事，當時不僅不讓收屍，而且連看都不讓看。

　　第二年6月，二哥陳喬年被捕，年僅26歲，又在龍華遇害。又是陳玉瑩、陳松年去處理後事，仍然不能看到遺體，其慘烈之情，難於言表。以至陳玉瑩受到嚴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年僅28歲。

　　延年未婚，但喬年卻與一位革命伴侶相戀之後結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喬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隱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濟會撫養，至今七十年，雖有些線索，但不知確訊。

　　沒有人知道陳獨秀得知兒子死訊時的情形。「托派」骨幹濮清泉後來回憶，在「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進南京監獄的大牆裡後，陳獨秀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松年一家

　　葉尚志還記得安慶東南角上陳松年的破舊蝸室，牆上掛著其父陳獨秀四十多歲的相片，陳獨秀留了一撮短須，目光炯炯。旁邊掛著生母高曉嵐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閨秀氣質。高曉嵐1930年在安慶病逝，她撫養了親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殤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慘死，家破人亡，處境艱辛險惡。在漫長的歲月里，陳松年一家只得韜光養晦，使他養成謙恭本分、與人無爭的性格，與兩位兄長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將佔領安慶之時，28歲的陳松年弄了幾條小船將家中的財產全部搬到鄉下，藏在陳家的祠堂里，結果日本人還是將祠堂里的財物幾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幾件破傢具。隨後，陳松年夫婦帶著祖母謝氏和剛滿1歲的大女兒長瑋從安慶乘船到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陳獨秀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

　　雖然日子十分艱難，但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給陳獨秀平添了不少的歡樂。在陳獨秀人生最後歲月里，陳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兒子。

　　解放後，由於其父身份和其他複雜因素，延年、喬年兩位烈士的名字也不為人知，松年一家處境沒有什麼變化，甚至生活也無法維持。

　　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談話間，毛澤東遂問：「陳獨秀家裡還有誰？」傅說：「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當得知陳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最高領袖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地方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學有功底、見多識廣的陳松年才被安排為市文史館員，後為省文史館員。1979年，正值撥亂反正之際，陳松年斗膽致信給安慶有關部門，要求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了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重壘一座如百姓無異的墳頭、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幣。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復政策後，陳松年子女陳長琦、陳長璞等作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陳長琦現為合肥工業大學教授。陳長璞潑辣、開朗，曾任安慶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安慶僑聯副主席等職，對家史非常鍾情。

　　1981年，如先祖一樣直率的陳長璞為陳獨秀「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領導就墳墓一節做出批示： 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並望報中央。

　　安慶市財政再撥款2萬元，第二次修墓。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墳頂卻未封，依舊黃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蓋棺而論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極簡略地鐫著安徽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眼瞅著為陳獨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遙了，不知為何卻又杳無音信。陳長璞卻堅信冰雪終將消融。1998年，在李鐵映、曾慶紅的批示下，安慶的「陳獨秀工程」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

　　在歷代後人的推動下，碑上的銘文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公理在一年年復甦。

　　同父異母的兄妹們

　　陳鶴年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他與三個哥哥延年、喬年、松年是同父異母的兄妹，與姐姐陳子美為高君曼所生。在他10歲的時候，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就離開了父親，來到了南京，從此他們與父親分居了。 　

　　陳鶴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學，考入北京大學政法系，在北大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妻子許桂馨則組織婦女為游擊隊做一些後勤工作。但由於其父陳獨秀等複雜原因，陳鶴年不為各方所容，後遠走香港。陳鶴年在香港改稱「陳哲民」，埋頭度日。

　　反右開始後，陳鶴年的大女兒陳禎祥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最後卻成了右派分子。據說就是因為她的祖父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父陳鶴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為了保護好幾個孩子，無奈之下，許桂馨與在香港的丈夫陳鶴年宣布解除了婚約，以表示她與丈夫劃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們還是未能走出陰影。二女兒陳禎榮在彙報思想時，天真地說了句「對祖父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便被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 三女兒年幼無知， 到商店買毛主席紀念像章時認為價格太高，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兒子禎祺1968年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鶴年的幾個子女都陸續落實了政策。除了陳禎榮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陳鶴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餘生，時年77歲。家人本著他一貫的低調，不予公告。

　　而陳獨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讀，進入職業學校，先學收發電報技術，後又學婦產科，經歷不詳。

　　上個世紀，陳子美落難成了牛鬼蛇神，走投無路之下，她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與兒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個醬油桶漂泊10小時到達香港。

　　在陳子美失蹤後，世人都以為她已自盡，有的陳獨秀傳記中還註明「陳子美死於十年動亂中」。

　　誰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環球時報》上，竟刊發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對陳子美老人的專訪。

　　原來，在成功抵達香港後，因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內地，未等見其弟(陳鶴年)，陳子美便又經千辛萬苦亡命美國，直至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豈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後，卻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拿走，從此只好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因積欠房租一萬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若不在規定的期限內繳足欠款，88歲的她就只能流落街頭。老人只籌得兩千美元，但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當地報紙披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已應其本人要求提請法院延期審理此案，並資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聞此訊後，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九千美元匯給了陳子美老人。

　　一個月後，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訪問美國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出兩位領事攜鮮花前往老人的住處探望，並表示：以後有事可電話求助。陳子美遂於次日在住處召見記者，發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

　　2002年，陳長璞去美國探親時曾見過陳子美，她評價這位姑姑說，「她是個相當獨立、相當堅強的女性，一直能獨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陳子美突然發病被送進醫院，此間無任何親人來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時，陳子美客死紐約。她在美國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冷清離世，少有人過問，後事拖了一月之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