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陽到北京：中國都城怎麼選？

忽略掉那些不入流的地名，宋代之前，華夏民族的文明重心基本上是在兩個焦點上左右搖擺：長安和洛陽。

當然，這兩個地方在各代的稱呼並不一致，確切的地理位置也略有偏差。特別是長安一帶，西周的鎬京，秦時的咸陽，甚至漢代長安城與唐代長安城，都不在同一個地方。但是，從宏觀來看，關中地區是以長安為中心，中原地區是以洛陽為中心。

從華夏民族的傳統居住區域看，洛陽一帶無疑更有理由成為都城的首選之地。

事實上，夏商二代的都城基本上都在洛陽周圍打轉轉兒，周文王姬昌只是商王的「西伯侯」（「伯」即「長」，「西伯侯」就是商朝西部諸侯們的小頭目），周的都城「鎬」在當時屬於西北邊疆，重點扶貧地區。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為啥那麼招人恨。你一個當老大的，偏要把家安在西北山溝溝里，遇上麻煩，小兄弟們還得跋山涉水一路狂奔，最遠的從東海邊兒上往這跑，磨出兩腳水泡，到頭來卻發現你ＴＭＤ只是為了逗媳婦，逗你妹呀！

周幽王把自個兒玩死後，繼位的周平王惹不起西北鄰居，把家搬回中原的洛陽，原來鎬京一帶都給了秦始皇的先人，任務只有一個：擋住那些野蠻人。

沒承想西北這塊水土還真養人，秦國這幫孩子挺爭氣，在幹掉了狄人和戎人建立的１２個國家後（其中包括《羋月傳》中提到的義渠國），把整個關中地區收入囊中，並在戰國七雄的爭霸賽中笑到最後，再次讓西陲之地的咸陽成為中國第一個封建集權王朝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２０３年，劉邦逼得老對頭項羽自刎烏江。躊躇滿志的劉邦計劃將都城安置在東周舊地洛陽，意在「與周室比隆」。他看不上關中巴掌大的地盤，也不想跟項羽一樣沒出息，非要把都城建到老家彭城，讓人嘲笑「楚人沐猴而冠」。

但一個小人物的話改變了他的決定。

普通一兵婁敬碰巧有機會見到了劉邦，他建議將都城定在封閉的關中地區。理由是關中四面險塞，披山帶河，利於防守；同時由於秦國的多年經營，土地膏腴，物資豐饒，是「帝王之淵囿，守國之利器」。

怕劉邦聽不懂這些大道理，婁敬打了個比喻：你不是很會打架嗎？打架最要緊的是掐住對手脖子。你控制了關中，就等於扼住了山東（崤山以東）的咽喉，外面再怎麼鬧騰，你也不用怕。

劉邦是個聰明人，一點就透，當天就吩咐裝車往關中搬家。

但當時的咸陽城，連同城外的阿房宮，已經讓憤青項羽一把火燒了個精光。家當全沒了，想過日子必須另起爐灶。

劉邦在渭河南岸以秦興樂宮為基礎，修建了用以居住的長樂宮，稍後又修建了用以朝會的未央宮，到他兒子漢惠帝時才開始修城牆。到漢武帝時代，前後用時９０年，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才終於落成。

漢王朝立國不久發生的「七國之亂」，驗證了婁敬的預見：關東七個諸侯國造反，中原大亂，但由於朝庭所在的關中地區富足險固，無後顧之憂，得以迅速動員組織起一支大軍穩定局面，撲滅叛亂。

同時，由於長安靠近西北邊陲，漢帝國格外重視對西北地區的爭奪，集全國之力，破匈奴，拓西域，鑄就了一個強盛的王朝。

王莽篡漢，群雄並起。劉秀依靠河北和南陽兩大地方豪強集團先後削平各股勢力，重建漢室。他將都城建在洛陽，表面上看是因為長安已毀於戰火，根本原因則是他手下的骨幹「二十八宿」都是中原人氏，他的執政基礎就是中原，在洛陽過日子，心裡有底氣。

這個格局一直保持到魏晉南北朝。漢民族的主流政權東晉南渡長江，定都建康（南京）後，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走馬燈似的轉換，短暫統一北方的兩個王朝前秦和北魏分別建都長安和洛陽。

公元６１８年，與隋朝一樣依靠關隴（陝西甘肅一帶）集團勢力奪得天下的李淵，定都長安，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唐盛世。基於同樣的地理因素，唐朝在西北方向上的擴張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勢力直達中亞，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帝國。

唐長安城布局

然而，關中狹小的地域無法承載人口劇增帶來的壓力，四周山河環繞造成的交通阻礙也不利於朝庭對全國的控制。曾經承載了大小１３個王朝的老牌都城長安，在唐代呈現出最輝煌的一幕後，從此淡出江湖。

其實，隋煬帝時期，都城已經有了不可逆轉地向中原地區轉移的苗頭。煬帝即位後，立即發包兩項大工程——營造東都洛陽和挖運河。

隨著漢族大批南遷，江南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同時南方人性格平和，很少打打殺殺，社會比較穩定，糧食物產首次超過中原地區。然而，從地理位置和種群特點上考量，歷朝各代的最大危脅都來自於北方。這就決定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王朝，都城必須在中原，而不是偏安於江南。

都城在北方，錢糧在南方。如何把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滿足日常生活和邊防需求呢？

陸地運輸成本很高。那時候沒高速公路，一車糧食從蘇杭送到長安，路上要走將近一年，那車糧食剛夠車夫吃的。

水運相對廉價便捷，但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大河都是平行著向東流，沒有南北方向的水道。天才的隋煬帝想到了挖人工河，由南向北，溝通江、淮、黃河等水系，把糧食和物資用船從南方運過來。

隋的運河分四段，從南到北是江南河（從錢塘江到長江）、邗溝（從長江到淮河）、通濟渠（從淮河到黃河入洛水）、永濟渠（從黃河到海河水系）。糧食物資水運到洛陽，儲存在洛口倉、武牢倉等地，再陸運都城長安。

依然發揮重要作用的大運河

如此一來，洛陽就成了天下糧物的中轉集散地。興建東都洛陽，是與開運河相配套的工程，隋煬帝在下一盤很大的棋，決非後人譏諷的那樣，挖運河是為了去揚州賞瓊花，修東都純粹是為了個人享受。

前人挖河，後人吃米。唐朝國力的強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江南物資通過運河不斷的輸送。大運河在當時就是中國交通、經濟的大動脈。

隨著經濟繁榮，唐都長安的人口承載量和物資消費量不斷劇增，狹小的關中已經不堪承受。唐高宗就曾在荒年率百官跑到洛陽「就食」，說白了就是要飯吃。武則天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洛陽辦公，「東都」和「西京」成為唐帝國政治中心璀燦的雙子星座。

其實，開通運河的最大得益者並不是洛陽，而是更往東的汴梁（開封）。

江南糧船一路暢通到達汴梁，再向西經黃河向洛陽運輸時，遇到一個大麻煩：汴河水淺，船行緩慢，常常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黃河口，而這時黃河正值雨季漲水，必須等到八九月份水落才能行舟到洛陽。

更彆扭的是，江南水手不熟悉黃河水文情況，船一進黃河必須僱傭當地水手，又加了一筆費用。

為解決這個難題，有人建議在汴梁一帶廣置倉儲，中轉物資，使「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既解決了船隻等待合適水位的耗時問題，又解決了分段運輸，合理調度的成本問題。

如此一來，交通便利的汴梁成為鎖控江淮的咽喉重地，所謂：「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荊湖之運漕」。唐宋之間的五代王朝中，後梁、後唐、後周都將都城設在了新興的交通中心汴梁。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太祖趙匡胤代周立自後，想把京城向西搬到洛陽，他認為洛陽在安全係數和便利程度上比較均衡，汴梁固然更加便利，但處在一馬平川的黃河南岸，屬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只能以龐大的軍隊來保障安全，耗費巨大。

但他的弟弟趙光義和一些大臣堅決反對，理由很簡單，就是個吃飯問題。

宋朝汲取了五代時期軍閥專權的教訓，在軍事編練上實行了「廂禁軍」制度，地方為「廂軍」，人數少，裝備差，主要用於治安防盜；中央為「禁軍」，由皇帝通過樞密院掌控，人數多，裝備好，用於對外戰爭。《水滸傳》里「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就是禁軍的武術教官。

資料顯示，北宋時期汴梁總人口約１４０萬人，其中禁軍及家屬人數就在７０萬人以上，整個汴梁城其實就是圍繞禁軍建立起來的。汴梁每年消耗糧食約６００萬石，如果這些人都搬到洛陽，以當時的漕運能力，飯都吃不飽。

而且，趙光義還引用了一句相當漂亮的政治口號：守成在德不在險。趙匡胤無法說服這些呆鳥，但直覺告訴他，貪圖地利之便，用錢糧堆出來的安全是靠不住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北宋被金人突然絕殺的教訓證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在冷兵器時代，地勢在建都選擇中不可忽略。

南宋偏安江南，純粹是無奈，所以都城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元時期，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又一次發生了遷移，這次的幸運兒是大運河的終點——北京。

北京，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中心露面，是從金國營建的燕京開始的。此後，它又是元朝的大都。我總疑心因為女真人和蒙古人從高寒地帶下來，怕熱，所以不願意把家安在更靠南的中原地區。就像當初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穿著厚氈毯的牧民死活不願意挪窩兒，皇帝連哄帶騙才勉強搞定。

但對於漢民族來說，燕京只是個邊塞要地，當都城並不在考慮範圍內。

事情改變從明成祖朱棣開始。明朝打跑蒙元後，定都南京，一來因為北元的勢力還很大，燕京一帶是鬥毆的前哨陣地；二來朱元璋的馬仔們多是淮西人，對魚米之鄉充滿感情，北方的烙餅大蔥實在吃不慣。

朱棣起家的根本卻在燕京。成為永樂大帝後，他深切認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名言，決心把都城搬到邊境線上，「天子御國門」，不讓草原勢力捲土重來，確保中原安寧。

北京北部的燕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將游牧部落與農耕文明分割開來，同時它面臨華北大平原，便於天下物資的輸送。

為防萬一，明朝在遷都北京的同時，保留了南京的首都地位，甚至還保留了一套政府辦事機構，最初的兩代太子都是留守南京。一旦北邊的京城和皇帝玩砸了，南邊的立刻補上。只是在北方逐步穩定之後，南京的那套機構才慢慢成了擺設。

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為都，北京舊城積水潭，就是元代漕運船舶停靠的碼頭。因大運河的漕運年久滯塞，時通時堵，後來又開通了海運。

物資運輸的便利，彌補了北京在中國經濟格局上重心偏北的不足，同時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版圖的最終確立，也使北京的地理位置顯得更加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