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受到中國模式的震動

《中國震撼》作者:奧巴馬受到中國模式的震動

張維為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1985年8月28日鄧會見辛巴威總理穆加貝)

本書作者張維為與李鵬副總理在美國白宮見老布希(1985年7月22日)

張維為在歐盟總部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006年)核心提示「中國模式」是現在世界上最熱的話題之一。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度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崛起」震撼了全世界。儘管批評中國的人總說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成績,但未能提供大的理念,而對於鄧小平資深翻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張維為來說,「正是中國的大理念帶來了中國戲劇般的崛起。」今年年初,張維為在走訪百國的見聞基礎上,以其對中國國情的深入掌握,出版了《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該書從全球視野中比較「中國經驗」,將「中國模式」解構為「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等八個基本特點及八大理念,對其做出了最強有力的理論總結,並精闢而透徹地闡述了中國崛起背後的文化內涵,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轟動。作為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支持者,張維為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崛起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另一方面,中國仍然面臨著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普遍遭遇的嚴峻挑戰,包括消除腐敗問題、減少貧富差距、保護環境等。張維為認為:「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在今後,中國還會繼續沿著數千年歷史演變積澱下來的獨特政治文化理念,基於中國民情國情,創新制度,而絕非「拆掉故宮建白宮」。「中國會繼續向西方學習,但西方今天也許應該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了解一些中國理念。」張維為說,這不僅是為了避免再次對中國這個重要國家做出意識形態驅動的誤判,也是為了豐富整個世界的集體智慧,以應對消除貧困、氣候變化、文明衝突等全球難題。1「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南方日報:您曾說過,中國崛起的故事很精彩,只是還沒有講好,這是您動筆寫《中國震撼》的初衷。在您看來,「沒有講好」的表現有哪些?原因何在?張維為:關鍵是我們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目前這種弱勢話語的狀況導致了不少人「大國小民」心態,也導致了一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其實不管中國還存有多少問題,中國過去30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坦率地說,不是我們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而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所以我們的模式勝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消除貧困,而過去20年,世界上 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我們需要自己的強勢話語來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來回答人們對中國道路的質疑。南方日報:今天世界各國的競爭除了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硬性」比拼,更要比「軟實力」,您提到很重要的一點,是搶佔「標準」和理念的制高點。您覺得我們在哪些方面已經形成了「中國標準」「中國理念」?張維為:中國是一個數千年延綿不斷的強勢文明,又在過去上百年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從別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通過消化、轉化、再創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標準,這樣的發展模式和話語是會影響世界秩序演變的。其實,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任何事情只要經過中國模式處理,馬上就在世界上產生了一套新的坐標。比如舉辦奧運會、殘奧會,世博會,比如說修建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比如說消除貧困、抗震救災、進行城市改造、建立開發區、吸引外資、推進國企改制、推動新能源建設和新農村建設,我們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標準。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文明體系,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各種概念,中國人都有話要說,不會隨便給西方忽悠。南方日報:中國倡導的一系列理念如「和諧」、「和而不同」的儒家精神,具有濃厚的「東方色彩」。如何闡述這些概念,才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充分理解呢?張維為:只要中國人實踐成功的理念,就會產生全球影響,因為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有一種無人可比的規模效應。以非洲為例,中國在 「和而不同」的理念下,幫助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貫徹自己的理念,也應該儘可能透徹地對外界做解釋。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不妨更加瀟洒一點,逐步把解釋中國的許多工作交給西方。只要你成功了,他就會主動來解釋你成功的原因,西方是最承認實力的。2「奧巴馬受到了中國模式的震動」南方日報:最近幾年來,馬丁?雅克、約翰?奈斯比特、羅伯特?庫恩等英美知名學者,都出版過解讀「中國崛起」的書籍,對於這些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您怎麼看?據您觀察,「中國經驗」對什麼樣的國家來說最具借鑒的意義?張維為:西方學術界過去20多年對中國的看法,佔主流的都是悲觀論者,主要原因是這些人跳不出西方模式和話語的框框,現在出現了這麼一批西方學者,他們基本擺脫了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重新認識中國,認識或深或淺,但總體上都提供了某種獨特的視角,這也有利於我們中國人從一個更廣的視角來看中國。我們國內一些學者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國際觀,這些西方學者看問題的視角似乎更為寬廣。依我之見,中國的周邊國家,從北朝鮮、俄羅斯、到中亞各國、到印度、到越南、柬埔寨、寮國都在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實際上連奧巴馬都受到了中國模式的影響,他談話中比較最多的就是中國,他現在要在美國推動製造業、推動出口、推動高鐵等,其實都是受了中國模式的震動。南方日報: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的「崛起」集中體現在經濟上,而在文化建設、國民素質、文明輸出方面相對落後,您是否贊同這種說法?近年來,中國各地普遍掀起的「祭孔熱」、「讀經熱」,倡導穿漢服等,對這些現象您持什麼態度?張維為:我們不搞文明輸出,我們的崛起體現在很多方面,經濟方面最明顯,社會進步也是巨大的。國民素質提高需要更長的時間,恐怕需要2到3代人的時間。但即使這樣,也不要一葉障目,我老講這個例子,汶川地震(專題)2千萬人受到影響,但沒有出現大的惡性案件,而美國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災害,出現了成百上千起惡性案件。我們民風淳樸,民心平和,這是我們文明的基本面,是很好的東西。中華文明今天全面復興,期間自然會出現各種現象,有些合情合理,有些可以商榷,但總的狀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改善,不必過分擔心。從歷史發展大勢來看,今天的中國文化復興是在中國與世界開放競爭的基礎上出現的,所以這種更高層次上的回歸意義非凡。中華文明只要對外開放,就會推陳出新,真正的大國崛起一定是一種自己文化的復興,這個時代正在到來。3「可先在一些地方建立獨立的反腐體系試點」南方日報: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有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引起了國內外高度關注。您對「反腐」問題怎麼看?與您書中的「良政」觀點是一種什麼關係?張維為:中國腐敗情況確實比較嚴重,但我也認為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這個問題,既不誇張,也不縮小。中國的腐敗情況在世界上屬於什麼地位?世界上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機構是《透明國際》,每年都發表世界腐敗指數報告,在其跟蹤的180來個國家裡,中國大概排在70位左右,也就是說處於中間的位置。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比較可比的國家,如印度、烏克蘭、俄羅斯、阿根廷、巴西、菲律賓、孟加拉等,他們都採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但腐敗情況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許多非洲國家了。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名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提出過一個觀點:「不論是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的最激烈的階段為嚴重」。為什麼一個國家現代化上升時期也容易是腐敗上升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還跟不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大國崛起的陣痛,過去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腐敗問題確實需要時日才能解決,而且即使解決了老的腐敗問題,還會出現新的腐敗問題。美國 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敗」問題,華爾街的金融欺詐和監管套利令人髮指,禍害全世界。沒有採用西方多黨制的新加坡和香港是亞洲反腐最成功的,他們的經驗就是建立一個比較獨立的反腐體系。我們也可以先在一些地方試點,成功後逐步推開。反腐敗是個長期過程,最終我們還是需要通過法治建設、經濟和教育的發展等,才能從源頭上和制度上決定性地減少腐敗。反腐是「良政善治」努力的一部分。南方日報:您在《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一文中,談到了官員選拔制度的「政績合法性」。除了環保,您覺得還有哪些指標應當列為官員晉陞的指標?「幸福感指數」如何?張維為:在《中國震撼》里,我總結了「中國模式」的8個特點及其背後的8個理念。第6個理念就是講選賢任能和政績合法性的,這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見書中126-139頁)。中國官員考核的標準制定是中國模式的重要一環,融入了環保指標是很好的事情,當然還可以不斷豐富。至於幸福感指數,不容易制定,因為主觀因素太多。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幸福的人一定需要某種信仰的,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文化信仰和歷史信仰。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會真正幸福。而一旦涉及到信仰,標準就比較難於制定。南方日報:為什麼您認為套用「基尼係數」(居民收入分配差異、貧富差距係數)等國際上常見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的發展不夠客觀?在中國,老百姓對包括房價在內的高昂物價呼聲強烈,您對此如何評價?張維為:基尼係數很難把中國的問題說清楚。中國收入最低的是農民,但我們進行過土地改革,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過土地改革,農民既沒有地也沒有房。基尼係數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怎麼能說明中國農民的生活情況?至少應該把農民的地和房子的價值也折算進去,才會比較客觀。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應該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出發,開發新的指標體系,然後推向國際。標準競爭畢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人均GDP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概念。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所有關於中國的排名,只要用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PP),而不是官方匯率來進行計算就會發生巨大變化。打個比方,日本餐館吃飯比中國貴10倍。按照官方匯率來計算,同樣一頓飯,日本餐館創造的GDP就比中國餐館大10倍,以此類推,誤差只會越來越大。一般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結果更靠譜。英國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在1992年就超過了日本,在2009年超過了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在內的歐洲12個老牌工業國經濟總和,並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關於房產問題,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住房自有率全球領先。根據住建部最新公布的材料,中國城鎮住房自有率是89%。我看過《蝸居》,記得裡面有一句經典的台詞:「我們加在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說,兩個人都不到35歲,要有自己的產權房子。在瑞士沒人敢說這樣的話,因為做不到。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大約為上海的一半。實事求是地說,國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在歐洲,能拿到銀行的放貸,就是對你中產階級地位的確認。在瑞士,如果你房產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階層,政府要征你「財富稅」。考慮到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產傳統,我們也需要探索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比方說,我們可以把租賃和購房結合起來,租賃房屋達到一定的年限,租戶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租賃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參照1998年房改,以建築成本價加一些條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給適合條件的年輕家庭,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有恆產者有恆心,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有利,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和消費也是有益的。物價調控難度不小,主要是外部因素難於控制,一個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亂導致的油價上漲,另一個是美國害人不利己的貨幣定量寬鬆政策。南方日報:在當前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您認為哪些問題需特別留意、謹慎解決?張維為: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我們也有可能解決得更好,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資源。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逐步解決問題,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樣,一下子就全部否定,那樣做是不公道的。縱觀整個發展中國家,凡是採用了西方模式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的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4「再尖銳的問題我也不迴避」南方日報:您對鄧小平的印象是怎樣的?為他擔任翻譯,對您後來從事國際關係問題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張維為:鄧小平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超長戰略眼光。我給他做翻譯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談的東西,都是今後幾十年內中國應該怎麼發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東西,但他在談這些未來的目標,總顯得那麼自信,那麼執著,給人感覺好像他才三、四十歲,生命正未有窮期,這是我最感佩的地方。他給中國規劃的是一百年的路,直到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化國家。今天世界上找不出眼光如此長遠的政治家。西方的政客一般談問題都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中國現在還是按照他當時定下的目標在走。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把長遠的方向和戰略定好了,近期的問題就會比較好解決。當時隨著領導人出訪,我去過近30個國家,另外70多個國家是出國以後走訪的。翻譯的經歷為我後來研究中國問題和國際政治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南方日報:您在研究和執教之餘,還時常赴各國演說「中國發展模式」。在歐洲講中國,辯論在所難免,會不會有些尖銳問題也會令您感到難以回答?張維為:我覺得中國的成績和問題都可以說的清清楚楚,我從來不迴避任何問題,再尖銳我也不迴避。現在西方很多年輕人都想到中國來闖天下,因為中國的機遇多。我自己也認為中國今後10年的機會可能比發達國家的機會加在一起都要多。全世界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一同來做「中國夢」,將是一個新的趨勢。書作者簡介張維為,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復旦大學兼任教授。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等著作。發表過許多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的文章。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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