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關係改善已無大的障礙

06-28

中梵關係改善始於1980年。

在1980年中梵兩國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步打破過去政治挂帥、意識形態為先的封閉狀態，開始走向世界；梵蒂岡則經過梵二，一改過去以縱向語言居高臨下譴責說教的傳統，改用橫向語言從命令到邀請，從威脅到說理，從掌控到服侍，從排外到包容，從敵對到友誼，從制約行為到心靈對話的向世界展現出了教會全新的面貌。在當時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岡國務卿宣布只要中國主教承認教皇的首席權，就可以成為合法的主教，這便是著名的針對中國的「非法可以變合法」方針。這一方針被認為為改善中梵關係創造了前提。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發表「向中國講話」，表示希望與中國展開交談。

梵蒂岡熱切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目的就是繼續它在中國的傳教使命，由此也可以改善中國天主教徒的宗教處境。對中國而言梵蒂岡作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聖地，對西方國家的影響不容忽視。中梵關係如果改善，應該是一個皆大歡喜，互利雙贏的局面。

在中梵關係改善之初，橫垣在中梵關係中間的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梵蒂岡作為一個國家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岡不得利用宗教干涉中國內部事務。對於第一個問題，梵蒂岡國務卿索達諾在1999年就作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可以平等對待梵蒂岡，給予人民宗教自由，教廷今天就可將在台北的大使館搬到北京，不必等到明天。顯然台灣不是問題，索達諾所說的平等對待梵蒂岡，給予人民宗教自由卻是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所說的梵蒂岡不得利用宗教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則是天主教的主教由誰選派，由誰任命。

外交辭令常常只說大意，什麼不許干涉內政、平等對待梵蒂岡、給人民宗教自由，很像是打太極拳，繞著彎子走卻不直說自己要幹什麼，中國不說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權就是中國的內政，梵蒂岡也不說不許梵蒂岡任命主教就是歧視梵蒂岡，就是不給中國天主教徒宗教自由。

在主教任命權問題上，中梵一吵就是十幾年，吵到了2011年總算是撥雲見日了。

在歷史上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權屬於「神權」，從使徒傳教的年代開始，就不允許私相授受，也不能被官方擁有。在西方歷史上官方與教會也曾為主教任命權發生過爭奪，可是最後官方敗下了陣，教會作為民眾一方獲得了勝利。不要小看了教會在主教任命權上取得的勝利，若是沒有這個勝利，西方社會就很難形成官民二元存在的穩定格局。凱撒的歸於凱撒，上帝的歸於上帝。政與教先是在政權與教權上實現分離，然後才能保持各自的準則與領域，禁止「宗教的政治化」與「政治的宗教化」。這就是所謂的政教分離模式，沒有建立起這個模式，宗教信仰自由也就無從談起。進一步講沒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沒有更加廣泛的思想言論自由。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上，追求天人合一大一統，官居民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國家控制宗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中國古代戰國時期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就給秦王獻策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弱民從此成為了中國兩千多年實行至今的基本國策。所謂的有道之國就是封建統治最成功的國家，「國」的權力，轉化為官權力，至高無上壓迫百姓和一切民間組織只有服從，不服從就拆房、奪地、封鋪、砍頭。只要了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特點，也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肯接受世界各國比較統一的對梵政策，非要把一種宗教權力視為國家政府的權力不肯讓渡呢？梵蒂岡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對它搞歧視，是不給中國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如今中國在政治文化上明顯達不到世界水平，基本還處在複製商鞅思想的階段。改革開放30年，經濟可以飛騰發展，文化卻只能繼續摸索試探，想飛還得等自己長出了羽毛再說。

所以制約中梵關係改善的瓶頸是文化，卡在這裡誰著急也沒有用。2010年11月在承德發生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聖郭金才的事件，梵蒂岡在提出強烈抗議之餘，又發了一個教宗本篤十六知道這個消息後，深感遺憾的聲明。梵蒂岡對在中國政府支持下的天主教愛國會的劣質的表演，顯得很有耐心，不急不躁。相比之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的表態，就有些催人發笑的作用，洪磊先生說：中國天主教會根據幾十年來傳統，以獨立自主的原則推薦主教選舉和祝聖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現。他強調，任何指責和干涉之類的行為，都是一種限制自由和不寬容的表現。可是洪磊先生在作以上對外發言時，為什麼不考慮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天主教會真的可以獨立自主辦教會嗎？如果中國天主教真的可以獨立自主的辦教會，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要將自己分割於普世教會傳統之外自創傳統呢？一個漠視普世教會傳統的宗教團體它是否有資格自稱它是普世教會的當然成員呢？

世界在那一刻絕對無人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先生喝彩，中國傳統文化靠政府投資海外建幾所孔子學院所能發揮的作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所有的正常人，都可以容忍無知，卻無人可以容忍講瞎話。中國官場說瞎話成風，大忽悠居然忽悠到了國際講台，對著全世界講官話、講瞎話。中梵關係真是一個亂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稀里嘩啦讓所有關心中梵關係改善的人茫然不知所措。一個可以不是問題的問題不斷攪局，不斷惹是生非，也在不斷地令學者專家大跌眼鏡。

2005年新教宗教廷本篤十六上任之時，學者專家喜笑顏開地說有希望了，可是2006年下半年就沒有希望了，自選自聖突然成風；到了2009年學者專家又感到有希望了，中梵通過下面協商會談，成功合作祝聖了多名主教，可是到了2010年11月，又發生了中國承德單方面自聖郭金才的事件。梵蒂岡還是很有耐心，不急不躁的發抗議，只是強調了教廷《法典》的處罰條例。學者專家這次真的是不抱希望了。

中梵之間談了33年，將近一千二百萬的中國天主教徒，又是禱告，又是許願，一心想著與梵蒂岡合一共融，回歸普世教會成為名正言順的天主教徒，可是許多信徒的靈魂歸了天堂還是沒有聽見中梵建交的慶典炮仗在中國大地響起。

捱到了2011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早早地就發出了還會自聖的信息，到了6至7月果然發生了樂山與汕頭的自聖事件。梵蒂岡這次有些動真格的了，馬上發出了天主教的絕罰令，請自聖者出教。當然這個絕罰令還是很仁慈的，受絕罰者只要真心悔過還是可以回來，但是重新上崗的機會就不大了。

中國的天主教徒這次真是有了宗教自由，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對待受到絕罰處理的主教了，接納或是拒絕都是自己的權利。無疑在開始的時候，受絕罰者還可以支撐一下，可是時間一長他們就會被孤立起來。中國的絕大多數天主教徒可不願意離開他們的聖父羅馬教宗。教外人可以嘲笑這種宗教情感，卻又無法否認這種宗教情感的力量。就是在這種宗教情感的作用下，中梵斷交50餘年後，中國教會的自選自聖只能是純政治操作，根本不能成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宗教產品。

看這裡，一定有人要問，你說中梵關係改善已無大的障礙了，怎麼中梵兩家鬧得更歡了？

這就叫做黎明前的黑暗，只要東方露出紅色，事情就會大白於天下。細心的人可以注意一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方面自選自聖之後總是會向全世界人民大聲的說：自選自聖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是中國的內政。可是在今年我們沒有聽到這種聲音，在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發言人就教廷聲明發表談話中，這位發言人只是淡淡的說：「目前中梵關係尚未正常化，中國天主教會為了本國福傳牧靈的迫切需要，按照教會傳統做法，選聖主教是無可厚非的」。

中國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權不再是中國的內政了，以獨立自主的原則推薦主教選舉和祝聖工作，也不再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現了，它只是中梵關係尚未正常時的變通做法，中國天主教希望梵蒂岡、希望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尊重。主教任命權已經不是中梵建交的障礙了。中國在改變之中，中國給世人留下的印象，一定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中國形象，而非蠻不講理的中國形象。五千年的文化傳遞，不會只有封建落後，而無文明智慧。

在本文結束之際，我真心希望中梵兩個大國——一個是人口大國，一個是宗教大國，完成彼此的心愿，跨過千山萬水在上帝的祝福下儘早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