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假如我編《黃金時代》
離開蕭軍之後，蕭紅決定了這幾件事：不去延安、跟端木結婚、端木先去重慶、離開重慶去香港。這幾件里任何一個決定不對，中國就沒有《呼蘭河傳》了。
…………………………
假如我編《黃金時代》
——蕭紅故事的另一種講法
文/楊早
我看電影，有個惡趣味。但凡碰到覺得選題細節有意思，又若有憾焉的影片，總忍不住自己琢磨故事的另一種講法。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就批評過我，說寫影評不帶你這樣越俎代庖的，你又不是編劇導演。
《黃金時代》就是這一類的電影。我又忍不住琢磨上了。說過我是細節控，《黃金時代》的細節還真不錯。於電影我是外行，無意跟李檣編劇或許鞍華導演叫板。我更不敢說，按我的想法拍，電影就會更好看更堵嘴票房更高。我的興趣只集中在「講故事」這個層面。
講故事我不陌生，《野史記》和《民國了》都是在探討如何變換方式講述歷史與記憶。在我看來，非虛構寫作比虛構寫作更迷人處在於，作者改變不了既定的事實，他只能試著把一個故事講得與眾不同。戴著鐐銬跳舞，更能挑戰舞者的能耐。所以，我只是在探索蕭紅故事的另一種講法。
我們開始吧。
【第一部分】
高永益是哈爾濱人，於1930年代東渡日本留學。1936年西安事變後，留日進步青年紛紛歸國。高永益也於1937年1月9日，自東京至橫濱，搭乘郵船「秩父丸」開往上海。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高永益總能碰到一位有些神秘感的女人。她穿的衣衫上是黑白紅三色的方塊花紋，式樣不中不日，用一條深色頭巾遮住半邊臉，最奇特的是她穿的鞋，棕褐色，鞋口是鬆緊的駱駝鞍形，無扣帶，像是男人的鞋。
同船三天，高永益覺得她越來越像自己的一位故人。他不敢搭訕，只好用中國話大聲對鄰座的人說：「對面坐的那位女士，很像是我的一位朋友。」不想對面的女人抬頭轉臉，用中國話回應他。
「你是高—永—益？」
「張乃瑩！」
兩人相認了。八年前相識，七年前分別，在異國的船上相逢，何等親熱！他們飯也不吃了，一同回到艙房，開始了劇烈的交談。這個女人一下從神秘的女乘客，變成了高永益熟悉的那個十八歲女孩。
高永益初識張乃瑩，是在1929年的哈爾濱，在法政大學預科班上認識的同學徐淑娟，向他介紹了自己在東特女一中的同窗好友張乃瑩。高永益很喜歡張乃瑩的性格。他們一起反對校長，反對學校的規章，一起讀魯迅的《秋夜》，「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笑得前仰後合。
1930年，高永益與張乃瑩分別離開哈爾濱，到北平念書。1931年春，高永益陪著一位同鄉去找過張乃瑩，她住在西城區一條叫二龍坑的小巷裡。高永益發現乃瑩過得很困苦，穿得也單薄，買不起電車票，每天從西單走到東四上學……屋子裡還有一位男子，乃瑩說是「密斯特汪」。聽說他們後來過得很不好。
一別七年，高永益很高興看到乃瑩變得成熟而別有風韻。突然，他很警惕地問乃瑩：「聽見你跟一個叫三郎的日本人同居了，可有此事？」
乃瑩笑起來，解釋說：三郎是中國人，朋友喜歡這麼叫他，對外他的名字是蕭軍。
這話讓高永益更吃驚了，他跳了起來，不僅僅是因為老朋友沒有嫁給日本人而高興，而是——「那你就是蕭紅！」
高永益前一年在日本的時候，就聽說知名作家蕭紅來了日本，很多人喜歡她的《生死場》、《商市街》，有人攛掇過高永益：蕭紅是你們東北老鄉，你去請她來給我們大家講演一次該多好！高永益無奈地說：雖然是老鄉，可是我不認識蕭紅啊，奈何？
高永益更想知道乃瑩這些年的經歷，於是乃瑩給他講汪恩甲的不知所蹤，哈爾濱的大水，與蕭軍的遇合，道里公園的牽牛坊，被日本人逼著逃離哈爾濱，青島，上海，魯迅先生介紹他倆進入上海文壇，出版了《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成名，東渡，在東京接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訊……他們從艙里聊到了甲板上，又回到艙房圍著毛毯繼續聊。他們整整聊了二十四小時。（那些不錯的細節全都能用上）
早餐前到甲板上，高永益自豪地在單杠上向老朋友「顯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蕭紅就說起了蕭軍鍛煉身體如何如何……「文武全才啊！」高永益讚歎，蕭紅笑了笑。
（圖註：《蕭紅畫傳》中的蕭紅舊影）
【第二部分】
在上海停留期間，高永益與蕭紅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也認識了蕭軍和其他的朋友。高永益覺得蕭軍穿一件醬紅色的皮大衣，很帥氣，像一個大學生運動員。當然，高永益也漸漸知道了二蕭的矛盾衝突，蕭軍的到處留情，蕭紅的備感壓抑。
1931年，高永益將離開上海到九江任職。臨走時，蕭紅來公寓看他，提出想看看當年高永益和徐淑娟的通信。高永益把幾十封徐的來信交給了蕭紅保管。當年，正是從徐淑娟的信里，高永益大致知道了張乃瑩與家裡鬧翻、隨表哥逃婚到北平、又與家裡給她找的未婚夫住到了一起，種種事迹。
在信里，徐淑娟痛心疾首，覺得乃瑩背叛了當初的理想。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徐寫道：
「乃瑩，或者說乃瑩的事，對我是一把利斧！這傷痛，這鮮血，永遠鏤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說什麼！還能說什麼呢！」「乃瑩，是我們戰線上一位很有力的鬥士，現在投降了！！為這，幾乎連自己都懷疑起來……」
蕭紅看著這些信，嘴角是苦澀的微笑。該怎麼評價自己1931年冬從家裡逃出來之後的生活呢？魯迅先生寫過《娜拉走後怎樣》，說娜拉既已夢醒，只能出走。但出走的娜拉，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魯迅先生總結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又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蕭紅恐怕是最能理解這兩句話的女性了。她為了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付出了與家庭鬧翻的代價，這在呼蘭小城是一件天崩地裂的事，以致父親舉家遷徙，以避鄉鄰。汪恩甲本是自己的未婚夫，但因為二人自行同居，為汪家所不容，汪恩甲獨自回家，沓無音訊。她跟蕭軍在一起的時日，快樂，但也窮到了極點，甚至時時有偷竊的念頭。還有，被她放棄的那個孩子……
為什麼當初要逃婚？為什麼後來又接受了汪恩甲？或許她只是為了不要「回來」，她要念書，要在書本與文字里尋覓另一個世界。徐淑娟說她「投降」，天知道她承受了多少。如果不是給《國際協報》的那封信，如果不是哈爾濱的大水，她或許真的就被賣到道外妓院去了，應了「墮落」。
靠了同在底層掙扎與寫作的朋友們，她走上了娜拉離開家庭後的第三條路。他們手挽手走在深夜的街道，他們審視著東方莫斯科的燈紅酒綠，他們要為世間一切的苦難與不平吶喊，敵視所有的愚眛！
可是在為正義奮鬥的過程中，他們該怎樣面對自身的狹隘、狂熱與猜忌？在上海的時候，就有幾位東北來的朋友指責二蕭，說他們不肯介紹他們認識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是大家的魯迅先生」。而蕭軍，他總是有著「泛濫了的情感」，尤其是回到上海後，她發現了他和自己在日本結為密友的許粵華……她怎能承受失去了雙倍的友情？
她把這些說給高永益，但他不懂。「這有什麼呢……」他還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的事業需要一名從淪陷區來的女性，作為反抗強權、要求平等的象徵，但他們私下裡，誰真正瞧得上一位女性的才華和個性，而不把她視作男性的附庸？就連許廣平大姐，不也抱怨過自己為魯迅先生犧牲成了家庭婦女？
她想起自己的日本寫的那封信：「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里過的。」寫信的時候，許粵華回上海已經快三個月了，想必她和蕭軍的「戀愛糾葛」早已發生了吧？
臨別，蕭紅用了一會兒工夫，就把高永益一條被老鼠咬得多處破洞的長褲，改成了一條很像樣的短褲。高永益誇說蕭紅的針錢活兒在女同學裡最出色，蕭紅很自得於自己設計剪裁的衣服。
（圖註：1936年的蕭軍與蕭紅）
【第三部分】
1938年，高永益已經到了延安。他接到蕭紅從臨汾的來信，信上說不久她也會來延安。高永益很高興，但是蕭紅終於沒有來。
夏天，高永益回公赴武漢。他先見到了胡風，也就聽說了二蕭分手、蕭紅與端木結婚的消息與過程。胡風幫他找到了蕭紅。此時端木已經去了重慶，蕭紅孤身一人，為躲日機轟炸，寄住在成立不久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她懷著很重的身孕，穿著一件夏布的長衫。她的床鋪安在樓梯邊的地板上。天氣很熱，二人就坐在地席上談話，地上還擺著一盤未燃盡的蚊香。
這次談話並不愉快。高永益聽說端木臉上有明顯的天花疤痕，蕭紅就拿出了兩人的合影給他看。高永益覺得蕭紅神情不自然，談起端木也不熱心，他終於忍不住出言指責蕭紅。
高永益批評蕭紅，在處理自己的生活問題上，太輕率了，不注意政治影響，不考慮後果，犯了不可挽回的嚴重錯誤。蕭紅也生氣了，反唇相譏，說高永益從延安回來，學會了幾句政治術語就訓人。
雖然話不投機，兩位老朋友還是談了很多。白天敵機轟炸得厲害，他們的談話常在夜晚，對著漁火點點的大江。
蕭紅講到了年初與蕭軍、端木、艾青、聶紺弩一行人赴臨汾，擔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教員。在臨汾，她遇見了帶領西北戰士服務團的丁玲。
1936年，魯迅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曾說：「田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在臨汾與西安的春天，中國左翼文學最知名的兩位女作家見了面，並且彼此「赤裸自己的精神」。
丁玲後來回憶說，自己已經是「習慣了粗獷」，但她「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讓丁玲「喚起許多回憶」，是否此時的蕭紅，多少有點像當年追求個人解放而又多愁善感的「莎菲女士」？
（圖註：1938年，蕭紅與丁玲在西安）
丁玲和蕭紅的談話，很少談到彼此的經歷與生活，或許有一次例外。在一次演出時，丁玲把蕭紅找了出去。後來蕭紅才告訴端木，丁玲和她的團員陳明戀愛了，而此前，有人正在計劃把丁玲介紹給彭德懷。這件事引起頗大的風波，流言四起，並且傳到了延安，上級領導要求丁玲回去「述職」。
丁玲回了延安，蕭紅卻決定了南下。丁玲說蕭紅「或許比較我適於幽美平靜」，但又勸她去延安，因為那裡有一種朝氣，能讓人少顧慮日常瑣碎，也更健康。但蕭紅沒聽她的勸，丁玲覺得是兩人生活方式「離得太遠」。
蕭紅回到武漢，她告訴胡風的夫人梅志，她遇到丁玲，可是對「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驚和不習慣」。蕭紅沒有去延安，原因或許不僅僅是她對聶紺弩所說的怕遇到蕭軍，她在端木為她舉辦的婚禮上說，她想過老百姓的日子，想安安靜靜地寫作。她這些話，梅志不以為然，雖然沒有明說，她卻對艾青一家大加稱讚，他們夫妻帶著剛一歲多的小女兒，毅然奔赴了革命的聖地。
不久，蕭紅辭別了在武漢的朋友，與馮乃超夫人一起前往重慶。開船時間是晚上九點。高永益匆匆趕到碼頭，卻怎麼都找不到蕭紅。兩人沒有見上最後一面。
不過從各方面仍然會時時傳來蕭紅的消息。她到重慶了，她生下了一個孩子，又夭折了。在重慶沒日沒夜的轟炸聲中，蕭紅堅持著寫作。一年半後，她和端木飛往香港——這又是一樁引起非議的事件。
靳以大罵這對夫婦，說他們神秘出走，連老朋友也沒告訴，連大娘也沒辭退。有人寫信給許廣平，說蕭紅「秘密飛港，行止詭秘」。許廣平也為蕭紅擔心，說她為什麼要離開「有那麼多朋友的重慶」？梅志的信里，則是將此事全部歸罪於他們不喜歡的端木，說蕭紅是「為別人犧牲自己的偉大」，但是這也表現了「她跳不出她已感到桎梏的小圈子的軟弱」。她說，蕭紅終於遠離了抗戰的祖國和人民——在組織眼裡，這或許代表著一種對事業的背叛。
重慶的空氣倒底適不適合蕭紅？除了敵機轟炸日日擾人之外，重慶的文化圈是一種怎樣的氛圍？
在蕭紅抵渝後，1938年12月，重慶爆發了對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論」的大批判，左翼作家包括羅蓀、張天翼、巴人、宋之的等人，全面開火，將梁實秋「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的話，上升到了「是要消滅抗戰」的高度。這種氣氛必然影響到在重慶的每一位作家，尤其是左翼陣營中人。蕭紅寫了一些文字回憶魯迅，連端木都看不上，說「這也值得寫，這又什麼好寫？……」不喜歡端木的靳以這次也站在了他一邊，只是怪端木不該當面說蕭紅。
因此，《呼蘭河傳》是蕭紅到香港後才開始動筆的。
（圖註：1940年，蕭紅攝於香港）
【第四部分】
1942年4月8日，消息傳到了延安，蕭紅在香港淪陷之際，病逝。沒見過蕭紅的王德芬哭了，但蕭軍沒有，他只是寫了十個字：「師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
延安的「作傢俱樂部」是在藍家坪。5月1日，在這裡舉行了「蕭紅追悼會」。人們朗誦蕭紅的《生死場》，蕭軍成了主角，「臉孔漲得紅紅的」，報告了蕭紅的生平與著作，也講了他和蕭紅離開的原因。然而蕭軍私下並不主張開這個追悼會，甚至反對為蕭紅出紀念專刊，他說蕭紅作品的「社會價值」不夠，因此參加追悼會也只是抱著「盡義務似的心情」。他對蕭紅的評價，仍是「空想、幻想、小趣味、蒼白、灰暗的色彩、病態的感情、過於複雜的思想」，他甚至說，因為蕭紅與端木的結合，「我永遠不能原諒她」。（《延安日記》）
蕭紅從前的情人與密友：蕭軍、舒群、白朗、羅烽……還有丁玲，都在延安，卻已反目成仇，互相瞧不上。這種情形，並不是從延安才開始的。
蕭紅病逝前的種種狀況，漸漸地傳到了內地的朋友圈中。有些東西，並不為大家所接受。比如蕭紅的絕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梅志說那是「誇大的感傷」，她反問：「在舊社會有誰能如她一樣幸運，二十歲出頭，挾著一本《生死場》原稿來到上海，就得到魯迅先生和許多朋友們的讚揚和愛護。在創作方面，在對她個人的接待方面，我想當時誰也沒有給她白眼冷遇。我似乎沒有見到過一篇批評她的文章。」
蕭紅的作品漸漸也就分出了待遇的高下。《生死場》還是被人反覆提及、討論、研究。《呼蘭河傳》說的人就少多了，《馬伯樂》更是四十年只有一篇研究文章。
高永益後來多次回哈爾濱，到過乃瑩讀書的女一中，打聽過蕭紅家人的下落，他甚至在一座縣城裡找到了徐淑娟。兩人說起乃瑩，說起她短短的一生，眼裡都是淚。
蕭紅辭世二十多天後，丁玲與陳明在延安藍家坪文抗分會結婚，沒有婚禮。女大男小，苦戀五年，組織干涉，蜚短流長，這一杯喜酒里盛滿了各種滋味。一個月後，丁玲發表了《「三八節」有感》，這是她在紅旗下的苦難的發端。
與此同時，香港大學一名廿一歲的學生張愛玲，冷冷地觀察著劫後的香港。「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所有的學校教員，店伙，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為了一盤價格昂貴的、裡面吱咯吱咯滿是冰屑的冰淇淋，張愛玲和同學可以步行十來里路。那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寒冬，張愛玲在醫院裡當著看護，看護們對傷痛和死亡早已麻木，在呻吟聲和死亡通知里，她們用黃銅鍋煮牛奶，用椰子油烘小麵包。張愛玲要回上海了。
大時代的三位傑出的女作家，就在這個冬春之際分手，各自走向自擇的歧路。在每個人的道路前方，都有一場將至的暴雨。幸或不幸，蕭紅不用再去承受時代發起的這場冰桶挑戰。
【作為蕭紅生活的旁觀者】
我選高永益作為敘事人，是因為他與蕭紅的若即若離。他們相識很早，在某些重要的轉折時刻，高永益與蕭紅一再重逢，但他沒有介入蕭紅的生活。他是一個局外人，又是最長期的觀察者。他們的關係，讓我想起阿甘與珍妮。珍妮後來問阿甘：我這輩子你都到哪兒去了？阿甘說：我在旁邊。
我認為蕭紅與同時代同群體的作家比較，其特異之處，在於她被時代風潮裹著向前跑了一段之後，還保持著警醒與天真。蕭軍說她「沒有處事經驗」，蕭紅反駁道：「在要緊的事上我有！」
什麼是要緊的事？於蕭紅而言，只能是寫作。與蕭軍的情緣，很多事她控制不了，時代風雲，她更是無能為力。但她並不是有人說的沒腦子的女人。離開蕭軍之後，蕭紅決定了這幾件事：不去延安。跟端木結婚。端木先去重慶。離開重慶去香港。這幾件事，任何一個決定不對，中國大概就沒有《呼蘭河傳》了。
《呼蘭河傳》最根本的特色在於「返初心」。它匯合了現代文學的三種傳統：詩化小說、鄉土書寫、兒童視角。但又無所用心——它沒有任何宏大的主題，與「抗戰」無關，也不糾結於「改造國民性」，它只是個人生命體驗淬鍊出的結晶。這樣的作品，產生於那樣的時代，絕對是一個異數。
一位同事說過，他畢生的志向，就是能夠向別人說明白《呼蘭河傳》這樣的作品有多好。我說，這個，基本上，很難。
傳說李檣最初構思的《黃金時代》是寫蕭紅、丁玲、張愛玲三位女性，因為後兩者難以過審而放棄。不管事實如何，這個念頭我喜歡，因為這也是我的打算。但沒有必要平均用力去寫三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其他人的背景與參照物。三位女性，出身道路結局，各不相同。但她們都追求著三重的解放：從家庭那裡獲得解放，從男性那裡獲得解放，從社會那裡獲得解放。
即使是現在，中國女性面臨的問題，與丁玲蕭紅張愛玲面對的，有多大區別？看看蕭紅、林徽因在今日輿論場獲得的爭議，在在顯示，她們留下的未完成的任務，仍然是未完成的任務。三位女性的悲劇命運，其實是中國女性的悲劇，再說大一點，也是中國人的悲劇。毛澤東對蕭軍說過一句評丁玲的話，倒是可以移來總評這些傑出的民國女性：她（們）是代表這個世紀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難的人。
「但我知道，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胡風的孫子、新浪娛樂編輯張本先生說，他支持《黃金時代》，「並不是單單對這個電影，更是讓後來人敢繼續嘗試去拍那個時代和題材」。末一句，改成「繼續嘗試認真地去拍那個時代和題材」，我就同意，這篇小文，也代表了我的支持。
關於作者
楊早，知名文化學者，作品有《野史記》等，正編《話題》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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