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遺蹤--芮城縣西侯度遺址發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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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往往被看作是一門浪漫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學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尋寶和收藏，這毫無疑問是極端錯誤的。的確，考古工作常常伴隨著令人激動的發現，由於這些發現的不可多得、奇缺緊俏和一些貪婪者的佔有慾，使得它具有了無可比擬的經濟價值，也使得人們對考古學和考古發現的理解產生了歧義和偏差。

考古學是研究古代人類及其社會發展演變的一門科學。它有絢麗多彩、璀璨奪目的一面，也有灰頭土臉、稀鬆平常的一面。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被人們看好的後者。對於考古學家來說，他們的一生基本上是與破破爛爛的石頭瓦塊打交道。從中搜尋著古代人類發展、進步的足跡，發掘和整理出能夠讓公眾理解和認識的知識，正是考古學家的職責和追求所在。就像科林· 倫福儒和保羅·巴恩所說的那樣:「考古學既是野外的體力勞動，也是書齋的實驗室里的智力鍛煉。」任何偉大的發現都來自於他們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有體力的，更有腦力的。

西侯度，這個位於山西省西南角--芮城縣風陵渡鎮以北約7公里，地處黃河左岸丘陵地帶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是我國乃至東亞地區首次發現的早於100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西侯度遺址發現於1959年。1961和1962年由著名考古學家王建先生率領的考古隊先後進行了兩個年度的發掘。1988年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侯度遺址的發現於令當時大多數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詫異和難以接受的屬於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灣期的地層中，其命運註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自發現以來，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同時由於遺址系河流相埋藏環境，石製品遭到了較為嚴重的磨蝕，學術界對此產生了一定的分歧和爭議。

為了解開這一困擾學術界幾十年的謎團，2005年4月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率領一支科研隊伍，再次對這處我省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50餘天的考古發掘，使得西侯度遺址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據發掘所獲資料的綜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製品雖然受到河流搬運埋藏的影響，但人類行為及其特徵毋庸置疑。

人類最早的腳踏地

人類起源是一個既神秘又十分有趣的問題。100多年前，隨著西方學術思潮在衝擊，「女媧摶土造人」、「三皇五帝」等傳統的中華始祖形象，為「由猿到人」的進化論所取代。1929年，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在震驚世界的同時，也使得中國人口口相授流傳了幾千年的「歷史故事」變成了神話傳說。考古學成了揭開人們心中「謎團」最直接地手段，博物館成了大眾學習和接受新鮮知識的最好去處。今天，「人之由來」早已成為我們中間每個人的基本常識，但是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卻是十分的艱難曲折。

從19世紀中葉達爾文創立進化論以來，人類對其自身的起源和歷史產生了十分濃厚的興趣，激勵著一代代科學家為之奮鬥不息。20世紀20年代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震驚了世界。中國一下子成了人類起源的中心。從那時起，距今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人類最早的祖先。這對那個戰亂不斷和被西方人稱之為「東亞病夫」的舊中國來說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在當時，世界上發現的人類化石只有尼安德特人和一個被荷蘭軍醫杜布瓦鎖在保險柜中不敢承認的「爪哇猿人」。隨著「北京猿人」的發現，飽受爭議的「爪哇猿人」也被世人所公認。

西侯度遺址是我國乃至東亞地區首次發現的屬於早更新世初期的人類文化遺存。在西侯度遺址被發現之前，人們所熟知的人類最早祖先乃是距今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或稱「中國猿人」。因此，在當時要想挑戰這個「記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0年前，北京二道橋一個普通的四合院中--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在地，當時正在這裡進修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年輕的王建先生，仔細觀察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發現的石器和人類遺骨之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北京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類存在，並且得到了賈蘭坡先生的肯定。1957年，賈蘭坡、王建在《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以下簡稱為《腳踏地》)一文中提出「中國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灣期的地層中應有人類及其文化存在。」文章對中國猿人的用火遺迹、石器打制技術、猿人體質進化特徵等幾方面作了綜合分析，認為:中國猿人已經能夠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夠用三種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當的分化和分工。中國猿人的體質特徵雖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質，但已經進化成了能夠直立並會製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因此，在與中國猿人時代相接的泥河灣期的地層中還應有更為原始的人類及其文化存在。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為了證明他們的理論推斷，賈蘭坡、王建等努力在泥河灣期的地層中尋找人類的遺骸和遺物。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山西省西南部，投向了孕育華夏文明的黃河中游地區，這裡有著與泥河灣同屬早更新世的「三門期」地層。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三門峽水庫調查中，在山西省芮城縣風陵渡鎮西北約7 公里的匼河村一帶發現了幾處舊石器地點。1959和1960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又兩次對這一地區進行調查和發掘，發現舊石器地點16處。在此期間，考古學家們來到東距匼河3.5公里的西侯度進行地質考察，在村後的「人疙瘩嶺」下部地層中發現一件距今100多萬年前的早更新世軸鹿角化石和三塊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塊，這一發現引起了考古學加的深切關注。因為，這不但證明了此前他們提出的泥河灣期的地層中有更早人類的理論，也使學術界必須直接面對周口店「北京猿人」是不是最早的人這一問題。

1959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中國的考古學家發現了西侯度遺址，完成了由理論到實踐的雙重突破。與此同時，在被達爾文認為最有可能是人類起源地的非洲，英國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和瑪麗·利基在東非的奧杜威峽谷發現了大批石器和一件早期人類的化石--東非人包氏種，這是他們在奧杜威峽谷尋找30年後得到的回報。然而當時信息很閉塞，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考古學家還各自進行著自己的發現和研究。也是在這一年，英國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Howell F. Clark在《Science》上發表了題為《The Villafranchian and Human Origins》(Howell F. Clark，1959)的文章，認為應當到「維拉方期」的地層中去尋找人類起源，但這一觀點比賈蘭坡、王建之觀點晚了兩年零9個月。

1959年12月20日，《文匯報》上的一篇《山西風陵渡一帶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報道山西匼河發現舊石器時代古人類文化遺址。1961年1月10日《光明日報》的《芮城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再次報道了這一發現。1961年8月，賈蘭坡、王擇義、王建公布了他們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山西芮城匼河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遺址》中，從地層、動物化石及石器等方面綜合研究，認為匼河遺址的地質時代屬於更新世中期最初階段，即與周口店中國猿人化石產地下部堆積(約第10層以下)或周口店第13地點的時代相當。並認為當時的人使用的工具比中國猿人還要原始。並且提到了在西侯度的早更新世初期地層中發現了「幾塊極有可能是人工打擊的石塊」。這些發現對「北京猿人」的人類始祖地位提出來極大的挑戰，在我國舊石器考古學界引起了一場長達一年多周口店的「中國猿人」是不是「最早人類」問題的大討論①。

在考古學上，發現才是硬道理。理論探索是一方面，拿出實實在在的證據來才能算數。西侯度是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還要看他的發掘和研究。

1961-1962年，西侯度遺址的發掘工作在此起彼伏的爭論聲中進行了兩個年度的發掘。獲得的文化遺物包括石製品、燒骨和帶有切痕的鹿角。儘管發現的石製品上的人工痕迹由於河流搬運埋藏而變的不很清晰，燒骨和帶有切割的鹿角也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它們發現的意義十分重大。首先，它是中國大地上的第一個被發現的屬於早更新世初期的古文化遺址，將中國人類演化的歷史提前了100多萬年。其次，在考古學上，西侯度遺址的發現解除了長期以來「中國猿人是人類最早祖先」的陳舊觀念。之後發現的元謀人、藍田人以及泥河灣的東谷坨、小長梁等人類遺址或地點不斷地充實著中國早期人類演化的足跡，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單，並一次次地為《腳踏地》的理論做出註解。事實證明，西侯度遺址的發現不但證明了《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中的理論推斷，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雙重突破，也使得中國古人類和舊石器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80萬年的人類文化

西侯度遺址( 34°41′05″N，110°17"30"E)位於山西省芮城縣風陵渡鎮西侯度村。這裡地處中條山西南端向黃河傾斜的丘陵地帶，高出黃河河面約170餘米。由於新構造運動的抬升和水土流失的共同作用，附近包括新第三紀和第四紀在內的厚度達140米的土狀堆積被切割沖刷成數條東西向的澗溝和梁峁。因此這裡的第四紀地層發育齊全，出露良好，是觀察研究第四紀地質的理想地點。

在西侯度村後的土山「人疙瘩」北坡一個叫的「後山根」地方，出露有一套厚度約18米的早更新世砂礫層。1960年發現的三塊具有破碎痕迹礫石就是在這裡發現的，編號6053E地點。從村西的一條蜿蜒小路通往一個叫「後地口」的地方，編號6053W地點。1961和1962年由山西省博物館的王建等人組成的發掘隊在這裡進行了兩次發掘，以後山根為主，在後地口也作了試掘。這兩個地方的哺乳動物化石和石器的性質是相同的，因此，通稱為西侯度文化遺址。

「人疙瘩」海拔約563米，其頂部為一套7~10米厚的晚更新世灰黃色粉砂土(即馬蘭黃土);之下為厚約50米的含有13條古土壤層的中更新世「紅色土」;再下為厚度約18米的早更新世砂礫層。西侯度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和動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其中下部平均1米厚的灰白色、銹黃色交錯砂層中。根據古地磁測定②為距今180萬年;下伏的60 余米的上新世夾有礫岩和砂礫石層棕紅色鈣砂質粘土。

西侯度遺址中發現的文化遺存有石製品、燒骨和帶有切痕的鹿角等。石製品類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狀器等(圖二)。石核可分為巨型石核、漏斗狀石核、兩極石核等。其中最大的一件石片石核重8.3公斤，最小的一件漏斗狀石核僅33克。石片分為錘擊石片、碰砧石片和砸擊石片三類。由這些石核和石片分析，當時的人類已經掌握了用錘擊法、碰砧法和砸擊法生產石片。砍斫器可分為單面砍斫器、雙面砍斫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也可按單邊和多邊來分，其中一件多邊砍斫器用大石片製成，周邊4個刃口正反兩個方向交替打制。刮削器可分為直刃、圓刃和凹刃三類。其中一件用紫色石英岩石片修制的邊刃刮削器十分典型。三棱大尖狀器只有一件，器尖對稱，呈三棱狀，它是以一塊三棱狀礫石經過簡單打制加工而成的。這件標本雖系脫層採集品，但是由於附近未發現其他文化層，所以可斷定它與發掘所得的石製品同出於一層。三棱大尖狀器是我國舊石器時代的一種傳統性的工具，在黃河中下游晉、陝、豫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的匼河、藍田公王嶺和三門峽以及汾河流域、丁村等遺址中都有發現。西侯度遺址三棱大尖狀器的發現，可以將這一傳統上溯到100多萬年前。

西侯度遺址中與打制石器同層出土的動物化石除鯉、鱉和駝鳥外，還有22種哺乳動物。包括刺蝟、巨河狸、兔、鬣狗、劍齒象、平額象、納瑪象、李氏野豬、鹿、布氏真梳鹿、粗面軸鹿、山西軸鹿、晉南麋鹿、雙叉麋鹿、步氏羚羊、古中國野牛、粗壯麗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齒犀、中華長鼻三趾馬、三門馬等。其中絕滅屬佔47%，絕滅種100%。被稱之為西侯度動物群，是華北地區最早的早更新世動物群之一。這一動物群的成員絕大部分屬於草原動物，如駝鳥、鬣狗、長鼻三趾馬、三門馬、披毛犀、板齒犀、布氏真梳鹿、軸鹿、麋鹿、步氏羚羊等都是適於草原生活的。也有適於叢林和森林生活的動物，如李氏野豬、古中國野牛、粗壯麗牛、劍齒象、平額象等象類。從這些動物的特徵和生活習性來看，當時西侯度附近應為疏林草原環境。反映出這裡的氣候比現在還要乾燥涼爽一些。

西侯度遺址文化層中還發現了一些顏色呈黑、灰、灰綠色的化石標本。他們大部分為哺乳動物的肋骨、鹿角和馬牙。經研究者觀察和化驗確認這些不同顏色的骨角牙為燒骨。這些燒骨有可能是人類用火的證據，但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燒死的動物遺骸的可能。另外，還發現了帶有人工切痕的鹿角。

質疑與討論

西侯度遺址的發現，不但將人類的在華北的歷史上溯到180萬年前的早更新世初期，同時也證明了《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中的理論推斷是正確的。1978年由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王建合著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對西侯度遺址發現的石器、動物化石和燒骨等進行了全面細緻的研究，確立了西侯度文化。西侯度遺址是目前中國境內已知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之一，也是亞洲第一次發現屬於早更新世初期的人類文化遺址。1988年，西侯度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然而，西侯度文化的時代畢竟距離我們太遙遠了，而且由於發掘所獲材料的數量有限，加之石製品上的打擊痕迹也因水流搬運埋藏而變得不太清楚。因此，西侯度發現以後，學術界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是石製品的人工性質和以「燒骨」為中心的用火遺存的討論。

1. 石器之謎

由於西侯度遺址發現的時代背景和突出意義，它的發掘和研究註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100多萬年到底有沒有人類存在，他們打制的石器到底是什麼樣子?在當時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西侯度遺址發現以後，我國學術界內部進行了十分激烈的爭論。以賈蘭坡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西侯度遺址發現的石器，無法用自然動力造成來解釋，其人工性質可以肯定;但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由於西侯度地點出土的、被辨方鑒定為石器的標本上有嚴重的水流沖磨和碰撞的痕迹，頗似歐洲的『曙石器』，難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應進一步做工作，不宜斷然肯定。」

即便是4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有學者認為:「西侯度的石製品有明顯的水流碰撞和磨蝕痕迹……西侯度出土『石製品』的人工性質存疑……有必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的評估」。也有學者認為:「西侯度遺址的發現意義重大，西侯度石製品磨蝕嚴重，有一部分仍然可能受到懷疑。石製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蝕，只要還顯示人工痕迹，石製品的性質就沒有改變。」

西侯度遺址的石製品雖然出現在180萬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打制技術比較原始古拙，但從石器生產的全過程來看仍有其進步的一面。1982年賈蘭坡與王建再度合作，他們根據西侯度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的性質、特點進一步提出《上新世地層中應有最早的人類遺骸及文化遺存》。文中指出，西侯度遺址的石製品雖然出現在180萬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打制技術比較原始古拙，但從石器生產的全過程來看仍有其進步的一面，石器的主人能選擇具有一定硬度和韌性的石英岩、脈石英和基性噴發岩作為原料。並用多種打擊方法打制石片、修理石器。石器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已有了一定的類型和功能區分。說明這些石製品是經歷了漫長歷史洗禮的產物，預示著中國土地上最早的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物還應當到比它更早的上新世地層中去尋找。

2. 用火之謎

西侯度遺址文化層中雖然發現了一些顏色呈黑、灰、灰綠色的化石標本。它們大部分為哺乳動物的肋骨、鹿角和馬牙。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化驗確認這些不同顏色的骨、角、牙為燒骨。研究者認為這些燒骨有可能是人類用火的直據，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燒死的動物遺骸的可能。賈蘭坡院士曾經這樣描述:「這種不同顏色的骨並非礦物所染，因為從新的破碴來看，色調一直達到骨的內部。我們在北京人遺址里看到過成千上萬塊燒骨，顏色也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把骨頭都燒裂了;在西侯度遺址中發現的馬牙有的也裂開了碎紋。一句話，把西侯度的燒骨放在北京人的燒骨中，恐怕誰也看不出它們之間的區別。」

火是人類從自然環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個動力，它使的人類有了一定的支配自然的能力，給人類帶來了光明，亦可驅趕毒蛇猛獸，並且對早期人類體質的進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總之，火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明創造。它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已經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熟知。眼下我們討論的重點如何認定早期人類用火的問題，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世界上更新世早期人類用火的考古材料也有不少，但可靠的、能夠站的住腳的並不多。肯亞特卡那湖(Lake Turkana)東岸的Okote Tuff 地點發現的懷疑是「能人(Homo ergaster)」使用的火塘遺迹(160萬年)和 Chesowanja 等地發現的紅燒土遺迹。但它們都被懷疑可能是自然草原森林大火造成的。在我國，早更新世的用火遺存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包括西侯度遺址的燒骨(180萬年)和元謀人遺址含碳層(170萬年)，它們都因露天遺址難以排除有關的遺迹或者遺物與人類用火的必然性而遭到質疑。目前，人類能夠管理和控制性地用火的證據大都來自中更新世以來的遺，如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金牛山人遺址、陝西洛南花石浪龍牙洞遺址等，這些都屬於洞穴埋藏環境。除此而外，藍田、匼河遺址、周口店第15地點、本溪廟後山，盤縣大洞等許多遺址中都有用火遺迹的報道，但幾乎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疑問。有學者認為用火遺迹都發現在由人類活動的地層中，而且自然野火也不會很容易就在任何由人類活動的地點發生。

由於西侯度遺址文化層屬於河流相埋藏環境，因此燒骨的認定十分困難。困難之處不在於能不能肯定其燒骨的性質，而是這些燒骨的來源和埋藏之前有沒有人類的作用。所以，我們認為西侯度遺址中燒骨存在質疑是很正常的。即便本次搶救性發掘中再次發現了燒骨，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與人類的活動有關。不過，西侯度遺址前後相隔40多年的發掘均發現燒骨，並且與石製品同出在一個文化層中，不得不使我們感覺到蹊蹺。接下來需要我們證明的就是這些燒骨與人類活動的關係。儘管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

從1957年《腳踏地》的發表到現在，已經整整50年了。在考古學上，西侯度遺址的發現解除了長期以來「中國猿人是人類最早祖先」的陳舊觀念。之後發現的元謀人、藍田人以及泥河灣的東谷坨、小長梁等人類遺址或地點不斷地充實著中國早期人類演化的足跡，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單，並一次次地為《腳踏地》的理論做出註解。科學發現總是在前人的發現的基礎上不斷進步的，中外考古學界對人類歷史的認識觀也隨著新的考古發現不斷地更新著。西侯度遺址這個東亞地區最早發現的早期人類的腳踏地，也被許多新的考古發現所超越。如今在非洲已經發現300萬年前的原始人類遺存，在我國除西侯度以外，發現了多處與之時代相當早更新世初期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而泥河灣盆地的舊石器考古發現從早更新世初期到一萬年前的晚更新世結束，有數十處之多。泥河灣已經從當初的猜想③變成了中國北方地區第四紀地質和舊石器考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我們相信在中國一定有比180萬年更早的人類遺迹存在，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在比泥河灣期更早的地層中會有所發現。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古人類的最早腳踏地仍然沒有突破50年前賈蘭坡王建提出的泥河灣期地層的界限。

最新發現與研究

面對西侯度遺址存在分歧和爭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們認為解決這些爭論和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進一步的發掘獲得新的資料。2005年初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益人率隊再次走近西侯度，進行了50餘天的發掘，獲得石製品和動物化石標本1500餘件。本次發掘從發掘方法到石製品打擊痕迹與自然碰撞的對比，以及原料環境、埋藏環境、河流流向、礫石層的來源和走向等許多考古學相關性信息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揭開了西侯度遺址這個存在了將近半個世紀謎底。

這次發掘的位置位於上世紀60年代發掘的後地口(即6053W)北側的一個高崗上(圖一)，其上部覆蓋有1米多厚的晚更新世粉沙質粘土，下伏數米厚的細砂(未見底)，礫石層位於細砂層中上部。其地層堆積與《西侯度》一書中描述基本一致。

1、 用科學的方法獲取更豐富的原始信息

田野發掘資料的準確性和詳細程度直接影響著結果和結論的客觀和公正。眾所周知，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對於河流相埋藏環境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田野方法，一般都是按河流階地確定地質時代，靠剖面、靠自然層發掘。西侯度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恰逢這一時期，田野方法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時代的烙印。40多年過去了，面對同樣棘手的問題和來自方方面面的爭議和壓力，首要的問題是確定一個科學的發掘方法和明確的野外工作思路，而發掘方法的科學性，最重要的是針對遺址的具體情況和需要解決的問題設計出符合本遺址特點的發掘方案。

西侯度不同於其它遺址，它屬於河流搬運埋藏環境河流相堆積，石製品遭到了比較嚴重沖磨。針對這一特點和引來的種種爭議，我們採用了近年來舊石器考古發掘中通行的水平層發掘，以1平方米為一個發掘單位(探方)，5厘米或10厘米為一個水平層，並用水平儀和羅盤記錄每一件標本的出土的三維坐標和傾向傾角。為了進一步研究石製品和動物化石骨片的出土狀態，我們將每一件標本出土時的最高點(標本的最早出露點)和指北方向，用紅點和黑箭頭進行標記(圖片X)。然而，僅僅紀錄石製品的出土方位和狀態等還是遠遠不夠的，還不足以為我們判斷和了解石製品的人工特徵、區別自然碰撞痕迹提供足夠的信息。因此我們在發掘之初就確定了觀察西侯度遺址石製品原料和埋藏環境的野外工作思路，對地層中與石製品同出的礫石的岩性、比例、產狀、磨蝕、破損程度等採取更為仔細和全面的記錄，並與出土的石製品在岩性等方面進行全面對比。

針對過去對西侯度遺址石製品人工性值得懷疑，我們認為判定是不是人工製品，不能僅僅看某一件或某幾件標本，而應當從所有出土石製品的組合以及相關信息來看。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去考量整個遺址發掘資料的綜合信息。更重要的是在發掘之初就注意遺址中除石製品以外其它考古學相關信息的獲取。在本次發掘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對西侯度遺址的原料環境和水流分析外，還得到了大量石製品，其中有磨蝕較為嚴重的，也有打片和修理的痕迹清楚者。此外，我們對探方中的所有沙土都進行了篩選，獲得了大量可能是人工打制的碎屑(圖片X)。這些碎屑大部分兩面或四面均為「破裂面」或「石片疤面」，它們雖然也受到過水流的沖磨，但破裂特徵清楚。在自然狀態下礫石的碰撞，打下的「石片」應當是以帶有石皮的為多，但多個面上具有破裂特徵真的不好用自然碰撞來解釋。

2、 揭示百萬年前人類的生存環境

西侯度遺址屬於河流相堆積，那還有什麼埋藏環境可討論的?

的確，包括本次發掘在內石製品出自黃河高階地的砂礫石層中。但我們希望通過發掘，觀察研究這套河流相堆積的流向和成因，了解石製品的來源和埋藏過程。我們先來看看西侯度遺址的地貌和地層。西侯度遺址位於山西省西南角的風陵渡附近，黃河在這裡轉了一個很急的彎--由北向南轉而向東，西侯度村背靠中條山，西南兩面面向黃河。村後的人疙瘩與周圍被一道道溝谷切割出一個個饅頭狀的丘陵實際上就是原來的黃土塬或高階地。人疙瘩頂部是從L₁至L₁₃厚度達56米的黃土堆積，下部是一套18.1米厚的河流相堆積，以中細交錯砂層為主，因其色澤和成分的不同分為8個小的地層單元。從整套砂層的厚度和顆粒來看，這裡水流比較穩定也不太急，其水動力環境應當是濱河相的。石製品出自距黃土堆積5米左右的砂礫層中。我們對該層(文化層)中的500餘件礫石進行了隨機測量，其傾向基本上為130°左右。這與現今的黃河流向基本相當，這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這套河流相堆積得主體很可能就是古三門湖或黃河故道形成的砂層。然而，文化層的流向雖然與大河方向相同，但礫石層的主體是磨圓度很差的片麻岩或粗砂岩，它們在岩性、磨圓程度及水動力環境上與砂層有很大的矛盾。顯然這套礫石層及其文化遺物是主河道以外的支流注入形成的。

在發掘中，我們選取N99 E101方為研究對象，對該探方出土沙土全部過篩，並將所有礫石全部取出進行岩性、大小、磨圓程度等方面的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令人深思。

我們分砂層和礫石層兩部分討論。砂層中篩出的礫石直徑均小於2cm，約數萬件(所佔體積很小不到半立方，數量也僅僅是根據其大小比例估計而來)。它們大部分石磨圓很好，岩性有各色石英岩、砂岩、石灰岩等。礫石層(即文化層)中2cm以上的礫石雖然只有944件，但在從體積上佔有絕對優勢。這些礫石岩性較為單純直徑一般在2-18cm之間，大於10cm的僅占很小的比例。另一部分是2cm以下磨圓度較好的礫石，從岩性和磨圓度兩方面判斷，它們與礫石層中直徑大於2cm的礫石有很大不同，而與上下沙層中的小礫石比較接近。顯然二者的來源不同。N99 E101探方文化層中直徑大於2cm的礫石。它們中約有10%左右的為質地較好的石英和石英岩。在磨圓度上，以次稜角和次磨圓為主。有接近90%的為質地鬆散的花崗片麻岩和砂岩，這兩類礫石的顆粒特別粗、結構鬆散，磨圓度很差，多半為稜角狀或次稜角狀。從這兩方面看，這些礫石的的來源不會很遠。根據地質資料來看，西侯度之北2公里就有前震旦紀片麻岩系地層出露，它們均有可能來自附近由中條山傾瀉而下的沖溝中。也就是說，西侯度文化層中的砂和礫石有兩個源頭，砂和小礫石來自主河道，而直徑2cm以上礫石大部分來自附近的高地或與主河道垂直方向的支流溝谷。

3、 製造生產工具的原料從何而來

僅僅對遺址中出現的石料的種類及其比例進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注意到遺址周圍原料的「背景參數」的研究。原料的特點包括硬度、均勻性、色澤、產地、可獲得程度等。這些都是影響原始人打制石器的因素之一。西侯度遺址的發掘應用這一思路進行了探索和創新。

在西侯度遺址中，不論是40多年前發掘的石製品，還是本次發掘，石製品中90% 多是以各色石英岩和純度較好的石英為原料。石英岩石質地均勻，硬度、韌性具佳，是打制石器的理想原料之一;石英雖然系礦脈構造節理比較發達，但由於其硬度高在原料較為匱乏的地區，還是原始人不錯的選擇。發掘過程中考古隊曾試圖尋找它們的來源，由於系搶救性發掘，時間、經費和人力等各方面的制約無法完成。不過根據文化層中一些粉紅色砂岩、片麻岩礫石上夾雜和粘結石英或石英岩成分判斷，這些石英岩和石英與片麻岩一樣也來自附近的中條山。

原料環境和背景的分析，並不僅僅是要了解西侯度周圍有哪些石料，更重要的是要看西侯度的遠古居民有什麼樣的選擇，此外還可以對西侯度遺址石製品的人工性質的分析有很大的幫助。

從本次發掘來看，有人工痕迹的石製品幾乎全部為石英和石英岩石料，而獨不見片麻岩和粗砂岩。如果說西侯度遺址的石製品是河流撞擊形成的，那麼機會應當是均等的，為什麼會單單撞擊石英和石英岩而不撞擊其它岩性的礫石呢?這充分說明，西侯度遺址中的石製品是人類刻意打制的。我們根據N99E101探方中直徑大於2cm礫石的統計，遠古人類所選擇的用於打制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佔全部礫石岩性的10.27%，而該探方小出土石製品又占這兩類礫石的16.8%。這說明西侯度的遠古先民對當地的石料有著十分清楚的認識，他們基本上只選擇硬度、質地好的石英和石英岩來打制石器。儘管質地疏鬆的片麻岩和粗砂岩雖然隨手可得，但不是他們選擇的對象。

4、 石製品組合及其打制方法的分析

根據發掘所獲資料的綜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製品雖然受到河流搬運埋藏的影響，但人類行為及其特徵毋庸置疑。西侯度的石器工業採用錘擊和砸擊法，其中砸擊石核和砸擊石片很典型。石製品中，石核、石片、斷塊、碎屑佔有很大比例。有一定的二次加工的精品和規範製品，它們雖然有了一定的形制模式，然而比例很低。從石製品及其原料環境的對比，可以用來加工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原料只佔全部礫石岩性的不足10%，而由人工打制特徵的石製品又占這兩類礫石的16.8%。充分說明西侯度遺址的石製品系人類選擇特定的原料進行打擊的結果。

從初步觀察的結果來看，其石製品組合與40多年前的第一次發掘既有相近之處，也有一定的區別。

首先，石製品的原料與磨蝕程度基本相當，表明他們的來源和埋藏環境的一致性。

其次，石製品的大小和數量存在明顯差別。可能與發掘地點和方法有一定的關係。早年發掘以後山根的6053E地點為主，所獲的石製品雖然以中小型占多數，畢竟有多件標本超過了10厘米。2005年的搶救性發掘所獲標本，在大小和數量上大大超過了以前所認知的西侯度遺址的一般概念。

再次，從石核和石片的類型看，西侯度遺址採用了錘擊法和砸擊法兩種進行打片，其中砸擊法還是一種比較主要的打片技術。特別是本次展覽的石核和石片中清楚地顯示了這種技術的特徵和特點。

最後，從石器的組合來看，《西侯度》一書中研究的32件標本中，石器所佔的比例相當高。但本次發掘所獲標本主要以石片和碎片為主，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的比例很小很小。而對於所有舊石器遺址中的石製品組合而言，石核、石片等初級產品占多數，精製加工的石器較少是正常現象，反之則不太合乎常理。

我們從以上幾點分析認為:上世紀60年代發掘無論從發掘的方法、理念和細緻程度都與今天有著較大的差別。導致前後兩次發掘的標本有著明顯的差距。我們相信隨著對這批新材料的深入研究，還會發現更多的問題和差距。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對西侯度遺址及其石器工業的認識和理解。40多年前的發掘第一次在中國大陸上發現了早更新世初期的石器文化，這次搶救性發掘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解決了我國舊石器考古學界長期以來對西侯度遺址石製品人工性質的認定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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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l F. Clark,1959, The Villafranchian and Human Origins Scince.

本文發表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的《山西考古大發現--考古人手記》

① 1961年，裴文中在《新建設》第7期上發表了《「曙石器」問題的回顧--並論中國猿人文化的一些問題》。緊接著賈蘭坡在《新建設》第8期上發表《談中國猿人石器的性質和曙石器問題--與裴文中先生商榷》。吳汝康在1961年9月6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從曙石器問題談到中國猿人是否是最早人》。1962年，裴文中《新建設》第4期上發表《中國猿人是否最原始的「人」?--答吳汝康、賈蘭坡二先生和其他同志》。同年，賈蘭坡在《新建設》第7期上發表《中國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與裴文中先生再商榷》。這幾篇文章雖然並沒有太多地涉及匼河遺址，但爭論的實質在一定程度上是圍繞「匼河遺址」和「中國猿人文化」孰早孰晚的問題展開的。

② 在地球的歷史上，磁場的方向有過若干次南北極倒轉的現象。與今天相同的叫正向期，相反的叫反向期。岩石或地層中的磁化粒子記錄了這些地球磁場的極性特徵和極性倒轉。通過實驗手段退去沉積後期的磁性烙印，測量地層中沉積物上保留的原始剩餘磁(剩磁)的方法稱之為古地磁法。這種方法通常用來確定地層沉積序列的上下關係和地球磁極發展變化的歷史。其中有一些較為短暫的極性反轉期稱之為事件。當古地磁的磁場序列得到其它測年方法得出的標準曲線校準後，便可得出古地磁極性年表和這些事件的絕對年代。在考古學應用中，測定標有指北方向的一組地層樣品的原始剩餘磁性，對照古地磁極性年表，便可確定這組被測樣品位置和它的絕對測年。西侯度遺址的文化層恰好位於奧杜維極性事件靠下的部位，因此確定為180萬年。

③ 1930年德日進、皮孚陀在《泥河灣哺乳動物化石》一書中曾有過這樣的論述，需要證明的問題是，當最後三趾馬經常來喝泥河灣湖水的時候，中國就有了人類。1957年賈蘭坡、王建在一次通過科學論證認為《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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