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札記】關於反思啟蒙的三個問題

前兩天收到杜維明和黃萬盛兩位先生關於《啟蒙的反思》的對話錄，只是匆匆地讀了一下，感覺內容很是豐富，哲學、文化、思想、觀念，古今中外，幾乎都談到了，有很多新的東西，他們人在海外，依然如此關注這個問題，對此我非常欽佩。我認為關於啟蒙的反思，要有一個立足點，就是到底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在中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下我們談這個問題究竟有什麼意義。對此，我想談一些自己的感想或者不同的歧見。

首先，應該指出，西方的這個啟蒙思想，它從時間上來說在西方持續了一、二百年，從它的形態和淵源來說，我覺得大致有三個。一個是蘇格蘭啟蒙思想，一個是法國啟蒙思想，一個是德國啟蒙思想，可以說17世紀、18世紀、19世紀的西方，基本上在思想觀念乃至社會運動領域，表現出了一個關於啟蒙的不同形態的多元模式，並且在它們之間呈現出各種維度下的一種張力性的關係。自由民主的思想理路是從啟蒙過來的，社會主義的理路也同樣是從啟蒙過來的，甚至還有一些其他的思想路徑，如當今的第三條道路、社群主義等，也都可以在啟蒙思想那裡找到它們的發源地。在西方，上述有關啟蒙的不同淵源、形態相互之間一直在打架，可以說，整個近現代西方思想史就是一個啟蒙思想及其運動自己的各種不同價值、觀念、主張相互之間爭鬥的角斗場。到底誰勝誰負呢？現在還很難說。二十世紀之後又有一種反思啟蒙的或者解構啟蒙的新的東西出來了。這種新的東西，可以從古典古代的思想中找到淵源，也可以從東方文化中找到某種共鳴。但是，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對啟蒙的反思到底是要反思上述三個主要淵源中共同的東西呢，還是它們分別不同的東西呢？我覺得在這裡應該有所警惕。比如說，新左派乃至社群主義等，它們重點質疑的是自由民主的現代化成果，認為這些是啟蒙之病，但是問題在於，它們除了高調的批判之外，自己建構出什麼東西了呢？實際上，對於啟蒙的批判處於一種非常弔詭的處境，一方面他們認為後現代已經來臨，但是，他們反思啟蒙的一個前提卻是基於自由主義或者說憲政民主的框架之上的，如果這個制度框架倒塌了的話，或者像他們所企圖的被消除的話，我看他們的所謂後啟蒙時代將不知伊於胡底。固然現代化帶來了諸多的毛病，有些甚至是極其嚴峻的，但解決這些問題是否要徹底擯棄啟蒙所構建的自由憲政民主制度，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對啟蒙的反思要有一個度。要建設性的或繼承性的反思，而不是要對啟蒙這樣一個新傳統採取一味擯棄的態度，其實這樣一個簡單的常識，可不知怎麼到了新左派的思想家們手裡就變得如此複雜高妙了。

前面我只是說了針對啟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這一支，此外，對於相當多的國家，特別是後發國家來說，啟蒙所導致的另外一支，即社會主義這一支，對於它的反思似乎更為必要。剛才李強教授談得特別好，如果現在說是要反思或者批判啟蒙，那麼如何看待這樣一支具有強大影響的，而且依然持續存在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以及制度結構呢？這顯然比前面一個問題更為重要。說到這裡，我就回到了第二個要談的問題，就是中國立場或中國意識。我們說啟蒙的反思，從大的理論上說，到底反思的是哪種啟蒙？啟蒙中哪些東西值得反思？是基於後現代的立場反思整個啟蒙之病？還是反思社會主義的啟蒙或市民階級的啟蒙？此外，哪些東西還是要堅持的，甚至要繼續發展的？在中國可以說從五四以來，甚至某種意義上說，從1840年以來，我們就開始接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產生了觀念的、制度的、工具的等各個方面的碰撞和吸收，特別五四之後，這種啟蒙的思潮一直到現在，源源不斷。最近一些年，有一些呼聲，說我們應該告別啟蒙了，我們應該走過啟蒙時代了。在中國立場、中國語境下，我覺得這個觀點要從正反兩方面看。我們現在的制度框架，大體上是順著社會主義這條路子過來的，啟蒙中所謂的自由憲制民主這條路子在中國並沒有開花結果，時下文章中大量搞的是反思、批判和解構以西方的自由憲制民主為對象的這一套把戲，可這個批判的東西，在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我們有什麼資格調用所謂後現代的思想理論來反思我們從來沒有的東西呢？如果要反思的話，我看主要是對於社會主義這一支的反思，但我不知道後現代的那些東西究竟能為我們反思這個啟蒙形態提供多少有用的資源，相反，啟蒙不同形態之間的張力關係，如自由憲制民主與社會主義相互之間的關係，或許對我們思考中國今天的問題更有啟發性和建設性意義。

我知道這又回到對於啟蒙的理解，這個理解有三個層面，一個是心態方面的，一個是觀念方面的，另外一個是制度方面的。啟蒙的結果不單單是導致了人類的思想、生活和觀念方面的變化，它同時還構建了一套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特別是自由憲政民主制度。這個制度是啟蒙的一個非常堅硬的成果，它是政制意義上的，不是政策意義上的，這個東西在當前對我們國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們一方面要把啟蒙繼續深入地進行下去，真正實現它的制度上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啟蒙在西方社會近一二百年來，以及在中國近幾十年或者一百年來，所導致的各種弊端。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我覺得要把邏輯的線索和層次談清楚，否則就容易導致思想混亂，特別是誤導年輕人。在西方現代社會，啟蒙的現代化結果在一些方面是值得反思的，我們不能把西方各種後現代的思想理論一棍子打死，那是它們的問題，人家社會形態走到了這一步。但是對中國來說，我們是不是也要鸚鵡學舌，後現代起來？我認為在現代中國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批判啟蒙，而是應該繼續啟蒙，當然對啟蒙要有一個更深度的理解，即選擇正確的啟蒙之道。

在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即啟蒙與傳統的關係。西方的任何國家，比如說蘇格蘭，它們的啟蒙運動是與當時英國的歷史傳統，諸如英國的普通法、議會制度和自由權利觀念等，相結合的，法國也是，高盧的積極自由精神是法國文明的象徵，至於德國就更不用說了，日爾曼精神是與它們的啟蒙思想結合在一起的。我們中國，五四啟蒙的反傳統確實是需要檢討和反思的，這一點，杜維明先生的對話中談的很多了，我是贊同的，特別是站在二十一世紀來看這個問題，問題就更明朗了，我們對傳統應該有一個同情的理解。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對於啟蒙要全盤否定呢？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我們的啟蒙並沒有完成，但新的或正確的啟蒙與尊重傳統、繼承傳統並不存在截然對立的關係，新啟蒙訴求的是自由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的並存與溝通，所謂「和而不同」。而要真正作到「和而不同」，我認為恰恰是自由主義的制度才能提供出來的。蔣慶的政治儒學屬於一種擬古不化的復古主義，康曉光對於自由民主的敵視更是屬於個人的偏見，他們並不代表傳統的真精神。我個人主張把自由主義的憲制民主制度，與中國古典的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我最近主編的一個叢刊叫《大國》，它的主旨就是尋求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提倡的即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以及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新的塑造，而這些，顯然都需要繼續啟蒙。

總之，我認為，對啟蒙的反思不是基於西方後現代的狀況來拋棄啟蒙，而是尋求新的正確的啟蒙之道，鑒於中國現代問題的複雜性，基於中國當前的立場或問題意識，如果過多地提倡對啟蒙的反思，乃至批判，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作用。

（本文系作者參加2005年11月15日在北京大學臨湖軒召開的「反思啟蒙」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後刊發於《開放時代》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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