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要保護方言，李光耀卻堅決消滅了新加坡的方言

圖：汪涵稱「現在很多孩子只會說普通話和英文了，我覺得很可惜」知名主持人汪涵自掏500萬保護方言，一句「普通話讓你走的更遠，方言讓你記住你的根在哪裡」，擊中了很多人的鄉愁，「保護方言」的呼聲獲得了廣泛的共鳴。這些共鳴之聲里，編製方言辭典、錄製方言音像資料，籌辦方言博物館，均屬於「保護方言」的應有之義。但另外一些共鳴之聲，比如「將方言納入學校教育」、「要讓孩子們學會說方言」……則已走上了「推廣方言」的歧路。試舉兩例言之：案例一：大陸推廣「壯文」失敗1954年，政務院批准了《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的報告》，決定幫助那些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或通用文字的民族，創造或擇定一種適用的拼音/字母文字；並責成中科院語言研究所等相關機構，先「訂出在一兩個民族中創立文字的具體方案，開始在一兩個民族中逐步試行。」①顯然，這是一項非常有助於「保護方言」的政策。方言的生命力，固然主要取決於使用人數的多寡，也與有無文字作為「載體」關係甚大。無文字只靠口口相傳的「方言」，傳承性顯然不如有文字、有教材、能夠進入學校教育體系的「方言」。事實上，在中國出台上述政策之前，基於「每個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權利和自由」這樣一種理念，蘇聯已經「為40個只有語言而沒文字的少數民族設計了文字，編了語法和字典」。在蘇聯專家的幫助和指導下，至1956年底，中國南方創製出了壯文、布依文、彝文、苗文等共計7種拉丁字母文字；北方採用斯拉夫字母，也創製了一種達斡爾文字——當時，亦正在進行以「拉丁化拼音」為方向的漢字改革，其終極目標是廢棄方塊漢字，實現漢語的字母化。具體以「壯文」為例。廣西歷史上曾有過仿漢字的「土俗字」，屬於方塊文字，各地區不統一；新制的統一壯文，則屬於拉丁字母文字。1955年10月份，「在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的幫助下……確定了廣西壯文的基礎方言和標準語音。」③新壯文「決定選擇……壯語北部方言為基礎方言，以靠近首府南寧、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武鳴縣雙橋鄉的壯語為標準音」。④1957年，新壯文獲國務院批准通過，正式推行。此後60年間，政策上對壯文的扶植頗多。1957-1966年間，「壯文掃盲」290萬人，52個壯族聚居縣建立了壯文工作機構和壯文學校，培訓壯文骨幹超過64000人。編譯出版壯文圖書430種1044萬冊，出版《壯文報》1028期。《人民畫報》、《民族畫報》出版了壯文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設有壯文廣播，民族出版社設有壯文編輯室。廣西各級機關單位的公章、牌匾及公共場所的路標、站牌，均使用壯、漢兩種文字書寫。1980年後，上述扶植政策再度復甦，對50年代創製的壯文也略有修訂。許多壯族地區小學推行「以壯為主、壯漢結合」的雙語教學、廣西電視台、廣西人民廣播電台每天都有「壯語新聞」、「壯語廣播講座學校」等節目；廣西民族大學開設有壯語文本科、研究生專業，中央民族大學亦設有招收壯語文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專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來，人民幣上一直印有壯文。⑤如此這般的推廣力度，其結果如何呢？1998年，廣西語委組織了一次全省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調查，於2000年底完成數據的錄入、整理工作。共計抽樣調查戶數13596戶，覆蓋90個市縣956個街道/鄉鎮。結果顯示：「除個別少數民族如彝族外，廣西的少數民族傳統上都是使用漢字，所以儘管上世紀50年代後國家為廣西部分少數民族語言創製了文字，但應用還是很有限。以壯文為例，調查材料中懂壯文的僅有127人，其中壯族97人，只佔調查材料中壯族人數的2.35％(本次抽樣調查的人戶主[一戶一人]調查對象共13596人，漢族佔43.3％，壯族佔30.3％)。而懂壯文的人中會讀會寫的又只有44人，多數還是會讀不會寫。而經常寫的僅有6人，有時寫的也只有19人。認為壯文將來會有很大發展的只有6人，認為有局部發展的有18人，人數都非常少。」⑥調查提供了一組很奇特的數據：被調查的壯族人中超過90%仍在使用作為方言的「壯語」；但卻只有2.35%的人懂得「壯文」；同時，92.9%的被調查者（包括漢、壯及其他民族）認為中小學教學最好使用「普通話」。顯然，包括「進入學校」在內的對壯文的強力推廣，是失敗的。

圖：第五套人民幣上的壯文，D處：「Cunghgoz Yinzminz Yinzhangz It bak Maenz」（中國人民銀行一元）案例二：新加坡廢棄方言、推廣「華語」成功1979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發起了一場「講華語運動」，其目標是以「華語」（近似於大陸的普通話）取代盛行於新加坡的包括福建話、廣東話等在內的各種「方言」。為什麼要這樣做？李光耀如此解釋：「1979年，我56歲那年，為了推動講華語運動，鼓勵新加坡人放棄方言，把華語說好，我以身作則，放棄20年來說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於一個深明方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的抉擇，但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們這個迅速發展的社會裡，如果還迷戀方言的『親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設我繼續以福建話保住我的政治資本，讓新加坡人到今天還說方言，新加坡今天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我不敢想像。當科技進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來越發達，世界越變越小的時候，人類其實需要越來越少種類的語言，每個國家都在減少需要學習語言種類的數目。……我早在30年前就已經看清方言是種『窮途末路』的語言，它絕不是時代的對手。」⑦新加坡是一個講「福建話」的華人占多數的國家，也是一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為什麼不讓新加坡的華人，直接以「福建話」或者英語為統一語言呢？針對「福建話」，李光耀的解釋是：「很多人對我說，既然英文是新加坡人謀生的用語，中國福建話是新加坡人的生活語言，我為何不就順其自然，讓中國福建話像中國香港的廣東話，成為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呢？而事實上，自戰後，中國福建話已經逐漸成為新加坡華人的共通語。但是，它不像中國香港的廣東話，水平很高，整個中國香港講的只是廣東話一種方言，我們卻是講12種方言混雜在一起的福建話。香港人在學校用廣東話讀書、遊戲、開會、辯論、創作。如果我們的福建話有中國香港廣東話那樣的水平，也許任由它留下來是一個選擇，因為那是高水平的語言，可是，新加坡的福建話卻是粗俗的，是沒有文字的。新加坡華人要發展，必須選擇一種有價值、高素質的語言。」「我絕不要……讓一種難懂的福建話成為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讓它干擾我們努力推行的雙語教育，讓它分裂新加坡的華人社群。」針對英語，李光耀的解釋是：「我們永遠無法使英語成為最底層人民的日常用語，我們只有努力推廣華語，使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語言是有文字的華語而不是沒有文字的方言，盡量不成為文盲，這是推廣講華語運動的目的。」⑧為了讓民眾學習「華語」，新加坡政府軟硬兼施，採取了很多強制、半強制性政策。比如，要求華族公務員在櫃檯與華族公眾接觸時，須用華語交流，40歲以下不會說華語的公眾，其事務只能留待最後被受理；華族公務員必須華語口試及格才能被擢升；禁止電視台播出方言廣告，淘汰所有方言節目，打造純華語頻道，粵語熱播劇如《倚天屠龍記》須配音成華語才能播出……強制推廣「華語」10餘年後，一種華語圈裡的新方言——混雜了馬來語、方言和英語的「新加坡華語」——逐漸有了成型的趨勢。有些人認為這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結晶，應該保護。但李光耀不這麼看：「這對語言學者來說也許很有趣，但對社會發展沒有絲毫價值。我們學英語是為了溝通，為了讓世界了解我們，也為了讓我們了解世界，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特別語言？華語也一樣。我們應該盡量達到標準的水平，讓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中國香港地區、中國台灣地區、中國大陸地區，還是在美國的華人都聽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種只有新加坡人才聽得懂的語言。我不明白我們的華語為什麼要標新立異？除非我們像美國，人口遠遠超過英國，才有說美式英語的條件。我們人口只有300萬，沒有必要編自己的華文詞典。我們如果說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沒有人能聽得懂的新加坡式華語，好像說『暗語』那樣，有什麼意思？有什麼價值？……所以，我們當然要凈化華語，要學一種能讓13億多中國人以及全世界華人都聽得懂的華語。」⑨不過，重視「華語」，並不意味著「華語」在新加坡的地位與英語並駕齊驅，甚至高於英語。儘管李光耀聲稱「華語運動」的使命「是通過華語來保存和傳播（中華）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加強華族新加坡人的認同」，但他同時也強調，如果認為這項運動「是要用華語來取代英語」，那絕對是一種誤解：「英語是我們謀求生存、溫飽、發展的語言，我們不會放棄英語而以華語取代它。」「只要英文繼續是新加坡學校的第一語文，無論新加坡人說多少華語，英語永遠比華語更重要。我們的小學教學70%的時間用英語，中學教學80%的時間用英語，大學教學100%用英語，這是不會變的。」⑩事實上，新加坡的華語教學，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語、文分離」，拼音的學習高度優先於漢字的書寫，很多華人口語流利，但書寫能力嚴重不足。在一些中國「漢語教育學者」眼中，這是新加坡華語教學的一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恰是新加坡當局的政策引導的直接結果。儘管李光耀晚年對新加坡講華語家庭越來越少感到憂慮，但總體而言，其消滅方言、扶植華語、但又不妨害英語作為第一語文地位的政策，可以說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圖：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方言可以保護，但不應推廣，更不應進學校戕害兒童大陸推行「壯文教育」失敗，李光耀推廣「華語教育」成功，背後的邏輯是一致的。壯族的「壯語」，相對於第一語文普通話，可以說是一種方言；新加坡的「華語」與馬來語、泰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但相對於同為官方語言的第一語文英語，也仍可以說是一種「方言」（並非華人外的其他族群的通用語言）。新加坡在六十年代選擇以英語為第一語文，主要原因之一，乃是當時的「華語政治/經濟圈」過於逼仄；為生存計，新加坡必須融入「英語政治/經濟圈」（英語能消融國內族群矛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11）1998-2000年的調查，顯示廣西地區絕大部分的壯族，仍希望中小學教育最好使用「普通話」，也與「壯語經濟圈」規模有限有關；為生存計，最好的選擇是融入「漢語經濟圈」。李光耀消滅新加坡的福建話、廣東話、潮州話，代之以新的來自中國北方的「華語」，相當於在新加坡創造了一種新的「統一方言」。新「方言」消除了新加坡華人內部溝通中的許多隔閡，故能成功普及。但對廣闊的「英語政治/經濟圈」而言，這種「方言」意義並不大，故新加坡政府亦只將推廣的重點落在口語訓練，對文字書寫則不予重視。大陸創造並努力推行「壯文」，則恰顛倒了重點——「壯語」作為一種「統一方言」（尚有南北之分）已足可支持內部交流，而學習「壯文」對融入「漢語經濟圈」並無意義——最終落得僅剩2.35%的壯族人懂得「壯文」，實是情理中的事情。1980年，新加坡講華語的家庭只有26%，到1988年，這個數據達到了69%。這樣的增幅，除了當局的推廣之外，顯然也與「漢語經濟圈」的崛起有關——李光耀明言：「直到中國經濟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證明通曉華語是有經濟價值的，他們才知道學習華語的重要性」。進入90年代，新加坡以華語為主要用語的家庭數量開始驟減，1998年只有56%，到2009年只剩下40%。相反，以英語為主要家庭語言的比例，則從1990年的26%上升到了2010年的60%。面對這種時代變遷引致的升降變化，即便是李光耀，也已承認自己無能為力。（12）綜上，簡言之：1、「保護方言」最好的辦法，是將它們記錄下來，存入博物館。2、不要去「推廣方言」。方言之所以成為方言，正在於其競爭力不如主流語言。面對強勢的「漢語經濟圈」，一千餘萬人使用的「壯語」尚且無法實現文字的普及；面對強勢的「英語政治/經濟/文化圈」，七成以上人口系華人的新加坡，尚且無法讓多數家庭採用「華語」為家庭主要交流語言，更遑論其他只在本縣、本鎮、本鄉流傳的更弱勢的方言。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方言」如粵語，亦毋需推廣，自會形成自己獨特的區域文化，成為區域內的主流語言。3、方言進學校，滿足的只是上一代人的「鄉愁」，對孩子而言乃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戕害。無論課堂之上，還是課堂之下，都不應該成為方言的存身之所，學校需要維持一種好的語言環境，以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普通話和英語。2009年，新加坡學術界曾發聲，要求讓年輕孩童學習方言，允許方言進入學校，以保存語言的多元化。當局明確回應：「儘管一些有語言天分的人可以掌握多種語言，但新加坡超過50年推行雙語教育政策的經驗，卻顯示大多數新加坡人很難同時應付華文和英文這兩個語系不同的語言，這是政府不鼓勵新加坡人再使用方言的原因。……任何一個新加坡機構或是南大[南洋理工大學]提倡學習方言，必然會損害新加坡人對華文和英文的學習，這是愚蠢的建議。」（12）

圖：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案要求將方言納入學校教育注釋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和政務院批複》（一九五四年五月），收錄於《民族政策文件彙編 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58，P100-103。②周慶生，《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P295-298。③《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關於少數民族語文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55年10月14日，收錄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第22冊》，中央檔案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3，P62。④《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規範化信息化報告》，民族出版社，2011，P48。⑤同上，P49-50。⑥陳海倫、李連進/主編，《廣西語言文字使用問題調查與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2005，P23。⑦⑧⑨⑩《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譯林出版社，2013，P115-150。（11）周進，《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發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P113-115。（12）《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譯林出版社，2013，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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