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美國的國家認同及面臨的挑戰

06-28

　　作為一個缺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同時族群構成又異常多元複雜的國家，美國的國家認同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需要不斷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當北美英屬十三個殖民地人民謀求獨立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從族群和文化特性中尋找獨立的理由，而是把目光轉向啟蒙思想，把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這些遠比盎格魯－撒克遜族群和文化特性更具普遍意義的價值作為獨立的依據與新國家追求的目標，新獨立的美國被界定為一個致力於自由、平等和自治原則的國家。美國的建國者們實際上是用意識形態、而非族群特性來論證新國家存在的理由。正如著名學者西蒙·利普塞特所言，「在革命中誕生的美國是圍繞一種意識形態組織起來的國家」。這一意識形態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自由、平等、立憲主義、有限政府、私人企業制度、自治和法治。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稱之為「美國信念」（AmericanCreed）。

　　建國者留下的這一重要遺產隨著移民的大量湧入而有意得到了強化，以「美國信念」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越來越成為把來自不同地區、缺乏共享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的多元族群聯繫在一起的基礎。在當代諸大國中，美國的國家認同無疑是相當獨特的，與主要基於族群和文化共同性的國家不同，美國更加強調製度和意識形態認同。

　　早期美國革命所揭示的那些原則，是根植於殖民地長期以來依據英國的自治原則與習慣法而建立在制度和規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美國信念」是依附在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之上的。把十三州凝聚在一起的不僅是美國革命的原則，更是共享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大多數美國人的潛意識中，美國的國家特性被等同於盎格魯－撒克遜特性，是否認同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被視為是否認同於美國的標誌以及移民能否被歸化為美國人的前提。

　　在建國後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赴美的移民主要來自北歐和西歐。這些移民在種族特性和宗教信仰方面與原來的英裔美國人類似，並很快成功地同化於美國社會，美國人並沒有擔心美國的國家特性——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會遭遇挑戰。這一時期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來自南方的地方主義。南方蓄奴州雖然也分享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和「美國信念」，但是南部在自由、平等、自治的含義和範圍等方面與北方存在巨大的分歧。南北雙方圍繞奴隸制問題的紛爭實際上牽涉對美國國家特性的爭論：美國到底是一個獻身於普遍自由的國家還是一個只有白人才享有自由的國家。這場爭論引發了美國國家認同的第一次危機，南方各州對本州的忠誠超過了對聯邦的忠誠，對州的認同實際上超過了對聯邦的認同，這導致了眾所周知的內戰。美國實際上是用流血的方式解決威脅國家認同的州認同問題，代價不可謂不大。

　　內戰和重建結束後，大批「新移民」開始湧入美國。「新移民」主要來自東歐和南歐，在宗教、文化與族群特性等方面與英裔居民存在巨大的差異，並且聚居在相對獨立的區域，不認同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當時美國社會普遍認為新移民「沒有民族的法律、秩序和政府觀念」，因而對盎格魯－撒克遜特性（當時被等同於美國特性）構成嚴峻挑戰。當時美國社會採取的辦法是強制同化，即通過美國化運動引導移民放棄原來的語言、習俗和生活方式，轉而採用美國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這一時期，美國實際上是通過迫使移民遵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標準（Anglo-conformity）來瓦解新移民的族群忠誠，解決新移民帶來的國家認同的混亂。

　　主張對移民進行同化和推行美國化的人實際上把美國視為是一個遵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人組成的共同體。這些人被稱為本土主義者（nativist）。本土主義者並不否認美國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由理想基礎上的，但同時堅持認為，只有遵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人才擁有實踐這一理想所要求的道德和心智的特質。也就是說，普遍的自由理想如果脫離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是不存在的。本土主義國家認同觀的本質是把美國的國家身份視為一種族群和文化身份，以族裔身份和文化特徵來區別國民與非國民，相信移民除忠誠於「美國信念」外，還必須遵從盎格魯-薩克遜的文化和習俗，否則美國和諧的政治共同體就會處於危險之中。本土主義實際上為美利堅民族共同體設定了種族和宗教的標準，即美國人應該是白人和（或）基督徒。大體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儘管建國者的理想是把美國建立在普遍的自由主義原則而非共同的族群—文化傳統之上，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美國把國家特性等同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接受這一傳統是成為美國人的前提。

　　但是，1965年新移民法的通過、民權運動的興起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對本土主義者的國家認同觀構成巨大的衝擊。在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影響下，對移民進行強制同化的美國化運動被視為種族主義行為，移民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不僅不會受到歧視，反而被認為是多元美國社會活力的體現。美國的國家特性不再被等同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特性，成為美國人也不再需要遵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而只要宣誓效忠於美國憲法。美國的國家認同越來越依賴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共識，而不再是共同的文化。

　　近年來，隨著拉美移民的大量湧入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美國社會再次出現了關於國家認同的爭論。一些保守人士認為美國社會已經出現了第三次國家認同危機：一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和對族群特徵的強調使美國逐漸巴爾幹化，「美國信念」逐漸失去其歷史文化內核；二是拉美移民的急劇增加和拒絕同化使美國面臨拉美化的危險，美國日益分裂成操兩種語言（英語和西班牙語）和流行兩種文化（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拉美文化）的國家；三是精英人士越來越強調其世界主義的和跨國的身份，而淡化其國家身份。儘管保守人士對美國國家認同危機的警告不無危言聳聽的成分，但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化浪潮對美國國家認同構成巨大的衝擊卻也是不爭的事實。200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6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越來越弱，而24%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實際上已經出現巨大的分裂，共同的國家認同已經消失。如何重塑和加強國家認同是美國社會當前面臨的一項艱巨的任務。塞繆爾·亨廷頓為解決國家認同危機開出的藥方是重新發揚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這種本土主義的方法因為不和時宜而遭到猛烈的批評。其他一些精英人士提出的方案包括：開啟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全國對話，鞏固英語作為美國官方語言的地位，加強美國歷史的教學，對移民進行以美國民主原則為內容的公民教育，平衡個人權利和族群利益之間的緊張以及把種族和族群身份的表達限制在私人領域，等等。

　　有理由相信，美國社會能夠成功地應對這場挑戰，從而度過這場國家認同危機。歸根結底，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個人權利原則基礎上的國家，族群認同固然會構成對國家認同的挑戰，但不會從根本上瓦解建立在「美國信念」之上的國家共識。正如美國移民改革委員會報告中所言，「只要美國繼續強調個人權利而不是群體的權利，我們就不必擔心移民帶來的多樣性會導致族群不合和國家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