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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男子漢

尋找男子漢

也許不能不承認…這幾年「尋找男子漢」結果,多少有點讓人尷尬。上海人首先表現出一種無奈何,他們苦笑著對自已的男同胞進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電視臺的《海派丈夫變奏曲》,可以視為上海人「尋找男子漢」的答案:「男子漢哪裡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小張拿牛奶呀,老趙買醬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交,殘湯剩飯已歸已有,重活髒活一人幹,任打任罵不還手。」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們不是要找男子漢嗎?對不起,沒有!幸虧,就在上海的男人們灰溜溜垂頭喪氣的時候,上海的女人們卻對他們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憶公開坦言,對她的北方朋友大罵「提籃子買菜討價還價的小男人」不以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實在又很平凡的事。「須男人到虎穴龍潭搶救女人的機會似乎很少,生活越來越被渺小的瑣事充滿。」所以「男人的責任如將只扮演成一個雄壯的男子漢,讓負重的女人欣賞愛戴,那麼,男人則是正式墮落了」(《總是難忘》)。王安憶的話是值的深思的,這其實也是我們將要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男子漢?真正男子漢的特徵,絕不僅僅只是高大的身材,寬厚的肩膀,稜角分明的面容和渾厚的深沉的嗓音,或者滿不在乎,一擲千金的「派」。一個男人,如果僅有這些表面「陽剛」的東西,卻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給女人去負擔,那才真是銀樣鑞槍頭,中看不中用。何況上海的女人也碓實應該負一些責任,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實有一多半是上海女人設計和塑造的,而她們在進行這種設計和塑造時,有不少人又總是企圖按照小家碧玉的審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書上那種光潔溫柔、甜嗲香噴的男人為「大男孩」,那麼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繼續當他的「大男孩」。因為要嫁給這些「大男孩」的,畢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對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再說,上海的男人又是多麼的善解人意和會做家務,多麼的體貼溫柔和乖巧聽話啊!所有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嗎?

如果說,上海的男人在「尋找男子漢」的過程中,表現了一種「自嘲」和「無奈」,那麼,北方的男人們,便多少有點「做戲」和「造假」。的確,自古燕趙多悲歌,華北大平原上從來就不乏勇士,壯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漢」中,也有不少其實是「冒牌貨」。他們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倉健的不茍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說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要無賴」,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賣大力丸的那樣「練把式」,概括起來,無非粗、痞、狂、俗、侃、五個字。粗,包括外形的粗獷和言行的粗鄙。具體地說,就是「一米的個兒,滿臉絡腮鬍,牙縫裡夾著韭菜,胳肢窩火臭」,或者「剃著光頭或板寸,一身狂氣或匪氣一開口:操!」,為了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貼假胸毛的。痞,主要指一種大大咧咧,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以及故意褻瀆神聖,挑釁傳統的生活態度。他們甚至對自已的活法和事業也進行調侃和貶損,比方說,「玩深沉」、「玩瀟灑」、「玩電影」、「侃哲學」,「練一本辭典」等等…狂,就是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什麼出格的話都敢說,什麼冒險的事都敢幹。比方說,按照他們的邏輯,在某個豪華體面的場合故意不修邊幅,不是「掉價」,而是「扮份兒」;又比方說,放肆地嘲笑和要弄領導,在警察那裡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條漢子」。相反,膽小怕事的「屣貨」,不敢抗爭的「軟蛋」和優柔寡斷的「面瓜」,都被視為沒有「男人味」。俗,主要是要掃除「假正經」的「酸氣」,因此故意和「雅」作對。所以這個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漢的粗俗,是與大雅相對應的大俗,是一種「平民包裝的貴族派頭」。它不僅意味著可以罵粗話,更意味著用最通俗平常的詞彙說出並不簡單平庸的內容,既俗得可愛,又俗的高雅。當然,有此創造的天分不多,更多的只是跟著起鬨,不過滿嘴都是諸如「狂嘬」、「海聊」、「侃爺」、「傍家」之類的詞兒,或者也是跟著別人,在自已的圓領衫上印一行字:「我們是害蟲」。侃,包括「侃山」和「調侃」。老話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的府的狗腿子!一個不會侃的人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當作男子漢看待的。不會侃的「沒嘴葫蘆」有似於上海的「阿木林」。不過上海人精在心裡,北京人油在嘴上;連他們的談情說愛,也充滿「侃味」。關於這些,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中多有描寫,不妨參看。把粗、痞、狂、俗、侃當作男子漢的一種標志,雖然未免多少有點「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實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一類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徵。比方說武松人高馬大,史進一身花繡,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揚言「一對拳頭專打天下的窟窿」,「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當朝太尉來了也戮他幾個透明的窟窿」,是狂;開口閉口「酒家」,「這廝」、「撮鳥」、「打甚麼鳥緊」,是俗。不過他們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則多少有些「時代特徵」。因此,這種設計便多少有了試圖塑造「有中國特色」男子漢的意味儘管這種設未必成功,但較之一味崇拜高倉健,史泰龍、施瓦辛格和阿闌·德龍等洋影星而言,卻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為這畢竟是試圖從中國文化中尋找借鑒和原型,以便塑造咱們中國自已的男子漢形象。然而,這種設計卻又是大問題的。首先,所謂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國男子漢」的標淮類型,便值得商椎。江湖文化畢竟是一種亞文化、俗文化,它既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正宗,也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何況它自身也有許多不良傾向。以為原型,為基點,為榜樣,先就不妥。其次,即便這些英雄好漢果真就是中國古代男子漢的標淮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夠的文化底蘊,那麼,無論是學古英雄,還是學洋明星,學來學去,都只能學點皮毛。不是只學到了高倉健的不茍言笑,便是只學到了黑旋風的滿嘴髒話,或是把阿蘭.德龍的瀟灑幽默變成了要貧嘴,把浪子燕青的機智靈活變成了要滑頭。事實上,這類,新型男子漢對傳統男子漢的仿效是相當皮的,甚至連一些代表面的東西也帶有「作為」嫌疑,比如貼假胸毛之類…這又與他們「玩人生」的態度有關。結果,深沉變成了「玩深沉」,瀟灑變成了「玩瀟灑」,豪爽、剛強,俠義等等…也都不免帶有「玩」的性質。玩,就是遊戲,也就是「假的」,便何況還發明了痞和侃。原來就表皮的陽剛被痞氣一沖,還有多少呢?不茍言笑的硬派小生結果被發現原來是侃爺,又有幾分可信程度呢?與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對應,上海的男性則向著「紳士化」的方向發展。上海原本就有「紳士傳統」。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說:「上海的知識男性,或者有教養的上海人,無論是店員、工人、總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做事認真可靠,規則有序,具『紳士風度』。聲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的氣質的則華服革履,頭髮鋁亮,一絲不茍,派頭十足。」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隨著出國人員,留學人員、三資企業員工和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多,這一趨勢的勢頭將有增無減,就連北京也不能免俗。總有一天,雅皮士將取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嬉皮士,成為北京青年的新潮。那麼,未來北京的「紳士們」,會不會也變成上海那種買辦型、職員型甚至是小市民型的「貧血」的紳士呢?多半不會。上海的「紳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為底本的;而未來北京的「紳士」,卻將以北方的「紅臉大漢子」為底本。西方的紳士風度畢竟是在騎士精神和體育精神的基礎上產生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難免得其表而不得其裡,有其形而無其神。移植到北方的漢子身上,也許情況會要好一些吧!儘管俠客並不等騎士,武術也不等於體育,但畢竟總有某些相通或者類似之處。但是我們仍不認為北方漢子或江湖英雄的「紳士化」,就是重塑中國男子漢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並非張揚中國男性陽剛之氣的正途一樣。學習和借鑒是必要的。然而學習並不等於照搬,借鑒也並不等於取代。如果用貼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紳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樣不倫不類的「假洋鬼子」。在「尋找男子漢」和「重塑男子漢」的浪潮中,有一種現象並未引足夠的注意,這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全國。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俠小說不同舊武俠,其區別也是多方面的。但站本人立場上,我以為它們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無愛情,有愛情則無英雄」的舊格局,把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融在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俠小說的「經曲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與舊江湖武俠或舊才子佳人全然不同。無論男俠抑或女俠,差不多都是既俠義果敢,又溫柔多情;既武藝高強,又風流瀟灑的。正所謂「一個是溫柔美嬋娟,一個是翩翩美少年」,一個「拔長劍,跨神鵰,心繫佳人路迢迢」,一個「揮柔荑,斬情緣,玉潔冰心有誰憐」真不知傾倒了多少中國當代的讀者。無論這些新派武俠小說的作者其初衷如何,他們都是有意無意地為中國當代男子漢形的重塑,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至少是,他們都看出了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那三類男性形象不足:白面書生太柔弱,江湖好漢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虛偽。柔弱讓人氣悶,粗野讓人遺憾,虛偽則讓人憎惡,於是他們便以真情代其偽善,以剛勇壯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蠻野。一個男子,如果既真誠又剛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愛女人也被女人愛,難道不是最完美理想的男性形象?因此我常常懷疑,新派武俠小說成功原因之一,沒準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漢」的時代需求。當然這絕不是,中國未來的男子漢,或是中國理想的男子漢,就是郭靖、楊過、楚留香、謝曉峰一類的人物。茍如此也末免太滑稽了。但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也未嘗不能得到一點啟示,那就是:他們應是是剛柔兼濟,文武雙全,既有傳統美德又有現代風釆的新男性。事實上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的男性,並非果真就像小說,戲劇中描寫,表現的那樣或寡襄無用,或是冷酷無情,或虛偽無骨。比方說,歷史上的劉備,就未必那麼好哭;現實中的宋江,也未必那麼善跪。相反,像模像樣、可歌可泣、英氣勃勃、令人喜愛的傑出男性和風流人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尤其是宋以前更加如此。從先秦至盛唐,我們民族真可謂英雄輩出,他們或多才、或多藝、或多情、或多謀,或英武,或剛烈,或耿直,或俠義,或折衝樽俎,或揮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後,這樣的人物已日見稀少,既便有些鳳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連帶「老前輩們」在舞台上也越來越「不像樣子」。只要將宋以後小說,戲劇中的歷史人物和史書上的記載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徵妙。總之宋以前的中國男人,大體上還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後,對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簡直就每下愈況,作為其縮影的大觀園裡,不是賈政那樣的「僵屍」,就是賈赦那樣的「蛆蟲」,最好男人,也只不過是寶玉那樣的玉性化哥兒。

這裡面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但重要的是原因之一,則是封建禮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勢化。封建禮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階級的壓迫和性別的壓迫。階級的壓迫使男人不再陽剛,性別的壓迫則使女人災難深重。於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斷地吃敗仗、撒防、割地、賠款、送禮、求和、南遷和拿女人做犧牲品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清末,就在鴉片戰爭中達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從宋元到明清,則是貞節觀念越來越被推向極,自主權越來越喪失殆盡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民初,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要之宋以後的男人已不大能壓迫別的男人,便只好去壓迫自已的女人。結果他們並未因此而更象男人,反倒在文藝作品中成了躲藏於女人羽翼之下的窩囊廢。作為宋史演義的《楊門女將》便是最典型的列子。顯然要重塑中國的男子漢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撥亂反正的任務,關鍵是如何塑造新中國人。這當然又是一個太大的話題,只好以後再說。更何況在這裡,還有一系列作為前提的問題需要討論,其中就包括女性問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麼男人也很難會像男人的。更何況,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養出來的。那麼,中國的女人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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