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1）

十九世紀末葉興起的戊戌變法運動，是近代中國人民為爭取祖國獨立富強所進行的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具有鮮明的愛國性和進步性。那麼光緒皇帝在這個運動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起著怎樣的作用？多年來，接觸的通常之說，即謂光緒和以他為首的帝黨官僚，為了「擺脫後黨之束縛」，「提高皇權」，「企圖利用改良派」來「鞏固個人之地位」。按此說來，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光緒與資產階級改良派之間，似乎完全是一種利用和被利用的關係。在林彪、「四人幫」陰謀篡權之時，戚本禹在拋出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又蠻橫地斷定光緒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不惜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來恢復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進而把光緒打成「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在他看來，好象光緒比慈禧還罪惡滔天。當然戚本禹的喧囂，是另當別論的了。本文試就光緒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作一粗淺的探索和評議，就正於史學界同志。一統治階級內部派系鬥爭的激化，歷來都不是孤立的歷史現象。在戊戌變法運動以前，光緒與慈禧之間的矛盾早已產生。但是多年來，光緒並未公開與慈禧爭權，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也未達到公開對立的尖銳程度。只是到了甲午中日戰後，清政府一敗塗地，割地賠款，倍受欺侮。隨後，帝國主義列強又進而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古老的祖國驟然面臨亡國大禍，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繼台灣愛國同胞的英勇抗戰，各地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也在加緊醞釀。這時，資產階級（主要是它的上層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社會上積極宣傳、組織變法圖強，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機，並迅速形成了一個激蕩全國的時代潮流。如何對待國家與民族的危機，在清王朝統治集團當中，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抱定「吾寧贈之於朋友，而必不使奴隸分其潤」(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賣國宗旨，公然宣揚「中外一家」(光緒朝《東華續錄》卷一四八，十六頁。)。洋務派官僚也無恥地懷著「雖分割（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引者注）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為小朝廷之大臣」(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奴才心理。所以，頑固派和洋務派，都無視國家與民族的危難，甘心賣國求榮。在甲午中日戰後，如後黨官僚榮祿，在感到他們的統治地位動搖，也曾主張「參酌中外兵制，設武備特科」(光緒朝《東華續錄》，卷一四一，十九頁。)，建議推行所謂的「新政」。實際上這只是「洋務」老調的重彈，為強化其統治機器罷了。至於陳腐的封建制度，在他們看來那是「祖宗之法不能變」(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二一二頁。)，力拖時代前進的車輪。與此同時，光緒卻有著與此不同的表現。在蘇繼祖的《清廷戊戌朝變記》中記載，「自甲午、乙未（即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引者注）兵敗地割，求和償款，皇上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以下簡稱《叢刊》）（一）三三○頁。)在戊戌老人張元濟的《戊戌政變的回憶》中也說，當時的光緒也感覺到，中國「一切落後，什麼事也趕不上外國，怎麼好和人家辦交涉呢？」(《叢刊》（四）三二四頁。)1898年末，繼德國侵佔膠州灣之後，偽善的沙俄也撕破面紗，公然出兵霸佔了我國旅順大連灣。此時，光緒亦「深恨（李）鴻章以聯俄誤國。」(《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並「面責」力主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進行引狼入室罪惡活動的恭親王奕□和李鴻章，「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不獨不能阻人之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即《中俄密約》——引者注）之謂何？」奕□、李鴻章竟恬不知恥地說，「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對此甘願出賣祖國錦繡江山的無恥行徑，光緒皇帝「大怒」；慈禧居然「變色」斥責光緒「此何時，汝乃欲戰耶？」(《康南海自編年譜》，《叢刊》（四），一四一頁。)事實表明，光緒對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侵略罪行是極為憤慨的。慈禧和以她為首的後黨與洋務派大官僚一樣，都是賣國求榮的投降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據有的材料記述「廿三年（即1897年）冬，德人佔據膠州，上（即光緒皇帝）益憂懼，至今（1898年）春，乃謂慶王（即奕□）曰：『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叢刊》（一）三三一頁。)至此，光緒才公開向慈禧爭權，帝、後兩黨的矛盾日趨激化。誠然，他說的「亡國」，包含著憂慮人民群眾起義推翻清王朝的心理。但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並從他的思想趨向來看，應當說，光緒主要是憂慮中國有被帝國主義吞沒之危。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對他們統治下的國家前途產生憂慮，與那些無視國家與民族存亡的庸官、賣國賊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並且為了不作「亡國之君」而向甘心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的慈禧爭權，怎能完全視為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之爭！恰恰是由於光緒產生了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感，在社會上要求變法圖強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推動下，經過康有為等人的鼓動，光緒的思想又進一步發生著變化。如，當他看到康有為進呈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介紹外國革新的書籍後，產生了「博覽西書」的興趣。此後，他在一面催促康有為繼續進呈介紹外國情況的書刊之外，一面又「大購西人政書覽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從而開闊了眼界，認識到「西人皆日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日為無用之學。」(《上□》，《叢刊》（二）二五頁。)尤其是德、俄先後強佔我國膠州、旅大的事件，使光緒的思想受到震動。他在「怒甚」之下，毅然地意識到，原來終日攻讀的歷代經理之書「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決變政。」(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綜上考察可以認為，在甲午戰後，國家面臨危機之秋，光緒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漸在封建主義思想營壘中發生了搖動，對他們統治人民的「祖宗之法」產生了一定的懷疑，也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圖探索新的統治妙方——學習外國，「發憤為雄」，對他們統治下的中國進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個新趨向。筆者認為，這是光緒皇帝所以支持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變法維新的主要的內在因素。同時也是帝、後兩黨在此期間矛盾激化的原因所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