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說 | 李山：《論語》中的生活哲學

李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直面人生的「戾氣」　　儒家學說，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重要思想，其中「修身」關乎一個人的德行，是一個不斷磨鍊、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直面自己的「人生戾氣」，學會陶冶情操、調養身心非常重要。　　何謂戾氣？戾氣原是中醫名詞，「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後引申為凶暴的情緒，一種極端的個人心理或社會風氣。其實，戾氣發作之人未必是壞人，只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事後往往追悔莫及。如何消除戾氣、控制情緒？讀些儒家經典非常有用。　　《論語·顏淵》中有如下對話：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老師三個問題：崇德、修慝和辨惑。「崇德」關乎德行提升，「修慝」是杜絕自身的姦邪現象，「辨惑」則是如何消除人生之大惑。　　如何消除人生之「惑」？孔子的回答是控制自己，不讓「一朝之忿」爆發。成年人，一朝之忿，掐監入獄。他受到了懲罰，他的親人可能比他更加難過。孔子說「一朝之忿」是「惑」，就在於這樣的人不考慮後果，只是一味任情發作，害己害人。　　此外，在《論語·顏淵》中還有這樣一段對話，也是關於人生之「惑」：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這段對答涉及崇德、辨惑兩項。有關「辨惑」回答所指的情況，比「一朝之忿」的戾氣發作和緩一些，性質則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這樣的「惑」常體現於那些讀過書、有身份的人身上——喜歡一個人，就想讓他活，厭惡一個人，就恨不得他馬上死，這也是「情緒做主」。　　古人講修身的目的是成賢成聖，即使不想成為聖賢，也應該在人品上成為君子。《論語》開篇「學而時習之」之後，馬上就是「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慍」即不惱怒，與教導樊遲不要「一朝之忿」是相似的意思，只是輕重有別而已。　　子貢曾問孔子修身的途徑，進而聯想到《詩經》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古人治石器、玉器，必須反覆地切磋琢磨，既需謹慎又需堅持。子貢理解了改造自身脾氣秉性方面的艱辛，所以孔子高興地回答：「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要想自控，就要對脾氣秉性進行一番切磋琢磨的功夫，從而修鍊出自己的品格。《荀子·榮辱》對此有更警策的說法：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強，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狗彘之勇」是「豬狗之勇」，這種動物之「勇」是為爭一點利益而不顧死活。現實中，這樣的「豬狗之勇」便是戾氣發作。從小處而言，不利於個人的修身養性，也會使發作之人付出代價；從大處而言，則會導致人心惶惶，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便是戾氣之害，荀子將戾氣說得如此難聽，也正是想以此警醒人們吧！探尋「恕」的力量　　人與人交往，每每有不如意之事，這種「不如意」，經常會轉化為心中的雜念、怨念，如果再鼓噪、壯大起來，便會成為惱恨，玷污一個人的心靈。因此，儒家講「修身」之前，先要講「正心」，而孔子的「正心」之道便是「忠恕」。　　應該如何理解「忠恕」？《論語》是這樣記載的：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曾子看來，孔子貫徹終身的做法就是「忠恕」。簡單地說，「忠」是忠誠、誠信，「恕」是理解他人、原諒他人。「忠」比較好理解，「恕」的內涵就很豐富了。　　《論語》記載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回答與曾子的理解類似，他認為自己終身奉行的就是「恕」，是自己不願意的事情，絕不強加給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關於「仁」的表述。由此可知，「恕」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在為人處事層面體現了「仁」的精神。　　在歷史中可以找到許多「恕」的典範，比如「管鮑之交」的故事——管仲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錢時管仲拿得更多，鮑叔牙不以為意，理解管仲的行為是由於貧困；管仲替鮑叔牙做事，每件事都不成功，鮑叔牙雖然狼狽卻不往心裡去，將事情歸咎於管仲運氣不佳；管仲從軍打仗，屢戰屢敗，鮑叔牙卻不指責管仲怯懦，認為管仲要贍養老母，不敢戰死沙場。最終，管仲成為一代名相，鮑叔牙也因此名揚天下。管仲由衷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司馬遷也感慨：「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鮑叔牙與管仲的故事，正可以用來解釋孔子的「恕」道。　　 「恕」還與人生幸福與否密切相關。遇到不如意之事，是一味向不好的方向揣測，還是替對方著想，努力站在對方角度思考？不同的心理會導致不同的人生哲學，前者只能將人的內心引向偏狹、積怨，後者則是「恕」道。有時，原諒對方就是原諒自己，讓自己的視野和心胸更加開闊。古人所說「德福一致」便是此理——有一份寬容之德，就能兌現一份內心的平和。　　 「恕」並非無原則迴避，也並非怯懦、軟弱，而是內心強大的表現。他人一些可有可無的過錯，便惹得自己激憤不已，那麼遇到更糟糕的情況，又當如何？如果內心不夠強大，就難免在困境中迷茫、頹廢、陷落，也難免在錙銖必較、睚眥必報之中迷失自我。強大的內心，應該可以涵容一切、轉化一切，而不使內心淤積鬱結。這不僅關乎個人幸福，更是與人相處的關鍵。　　古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未免言過其實。但是，以寬容體諒之心對待他人，探尋「恕」的力量，一定是有益於正心修身之道的。「中庸」之道是什麼　　「中庸」是儒家學說的重要思想，《論語·雍也》第一次提出「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外，《論語》「過猶不及」「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無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言論，都可視為對「中庸」的闡發。此後，子思作《中庸》一文，將孔子的「中庸」之道進一步拓展，將「中庸」上升至「天命人性」的同時，也內化為修養身心、錘鍊品格的問題。　　 「中庸」不能理解為「平庸」「庸常」，而應該是「中道」「中和」，通俗地說，就是找到為人處事的「平衡點」。《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即合乎時宜，能夠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適當的行動。「時中」很重要，孟子將「聖人」分為「聖之清者」「聖之和者」「聖之任者」「聖之時者」，認為只有「聖之時者」才是聖中之聖，這樣的聖人其實就是能夠「時中」之人。　　《中庸》強調：「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是上天賜予人類的人性，是高於原始動物性的那一部分。因此，「中庸」之道便是循著人類的「高貴之性」前進。循著「人性」前行，首先遇到的難題和困境，便是內心情緒。平衡自己的情緒，做好自己情緒的主人，這是人生的大學問。《中庸》這樣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性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就是因為人類擁有喜怒哀樂等豐富的情感。「未發」是說這些情感先天便有，「未發」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發而皆中節」。「中節」是均衡和諧，讓各種情緒有節制發作，這便需要「致中和」的功夫，要磨鍊意志，加強自我管控能力。　　修鍊這種功夫並不簡單。一個人想在紛紜複雜、矛盾交錯的人生世界前行，要先平衡自己的內心世界，要做到心無雜念、靜如止水，這正是儒家「心性」之學所研究的。豐富的情感既是人類高貴之處，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動物沒有如此豐富的情緒，按照本能生存即可，也就無所謂犯錯與否。人則不然，情感與情緒變化既是做人做事的動力，也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致中和」可謂關乎生活的一切。　　《中庸》講述了不少關於堯、舜、文王、武王、周公的故事，順著「天命之謂性」的中道而行，必然落實到現實層面的人生事業，這正反映了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與「內聖外王」的思想。《中庸》還提出「誠明」等概念，具體闡釋如何修身，主張由人的內心世界出發，最終承接「天道」。　　從「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開始，《中庸》的話題轉為「天人合德」，這是亦宗教亦哲學的命題。上天四季變化，周而復始，寒來暑往，雲行雨施，從無差錯。人也應該如此，從「率性之謂道」開始，不斷努力，不斷升華自己的境界，最後像天地日月那樣，無私無偏，包容負載，這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當然，儒家也知道，在「天人合德」這件事上，即便如堯舜般偉大，也無法十全十美。然而，這是儒家的一個基本價值方向，也是做人應該不斷追求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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