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要趕緊重視基本問題的研究丨蘇小和

啟與示●原創首發

感知信仰的力量

鐫刻在希臘帕爾納索斯山阿波羅神廟

門楣上的箴言，「認識你自己」。

中國學者要趕緊重視基本問題的研究

文/蘇小和

最近，國內經濟學界出現了兩個有價值的聲音，其一是汪丁丁教授出版了他的新書，《行為社會科學基本問題》，其二是吳敬璉教授提出他的新觀點，要研究基本問題。

這或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思想局面的開始，一個優秀的學者，遲早要開始思考基本問題，只有這樣做，人們才能夠把思想帶入深刻之語境。

關於基本問題的研究，我關注這一點有一段時間了，並且主要是受到了汪丁丁教授的經濟學思想史講義的啟發。

如果以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為例，我們或許可以在基本問題的一般進路上展開必要的思考。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國哲學家、天文學家、星雲說的創立者之一、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唯心主義、德國古典美學的奠定者。他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後一位主要哲學家。

第一，什麼才是康德實踐理性層面的具有個人自治意義的最高職責。康德認為，這就是實踐的設准，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基準，對此，我稱之為關於人類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思考。

第二，如果說這種對基準命題的思考，是一種常態的分析模型的思考，那麼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所展開的道德哲學批判，就屬於道德哲學的變數的思考。一般意義上，基於常態的分析模型的思考，才能稱之為思想和學術。而基於變數的思考，多數大概都屬於道德審判，道德實踐。這一塊應該屬於公共表達和當下建設。

第三，長期以來我們或許過少地關注常態的分析模型的思考，這成為我們最稀缺的一部分，以至於我們對基本問題的關注，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尤其是經驗主義興起之後，這種對基本問題的思考，更是被學院派知識人看不起。事實上張五常就認為，他曾經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關注基本問題，但最後一無所獲。

第四，好的學者都具有穩定的分析基準，如果不贊同思想史的傳統，好學者一定會為自己的學術進路創造一個分析基準。比如凱恩斯就創建了「動物精神」，赫伯特·西蒙就創造了「有限理性」。總之要在這個問題上具有穩定性，否則思想就只能走向混沌，並且毫無體系。

第五，對基本命題的思考，成為一個優秀知識人最初和最終的課題，並為過程理性的知識湧現提供動力與方法。這需要就幾個向度的屬性進行不斷地懷疑與確認：

當我們展開了這樣一種關於基本問題的分析進路，我們就可以提出一個更加宏大的基本問題的命題：這個世界的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

要回到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清楚，為什麼人類是地球上惟一理性的動物，然後才能去思考，人類社會博弈與合作如何展開。如果沒有前者的追問，所謂博弈和合作，必然走向對人類的異化，人類由此進入叢林社會；如果沒有後者，人類會喪失應有的責任與過程，人類因此變成一群只知道吃喝拉撒的寄生蟲。

在理性範圍之內思考公共問題，就必須指出，共識就是一個壞詞。一個人，一個組織，沒有任何能力構建一個公共的觀念市場，恰恰相反，必須允許觀念層面的多樣性，惟有對多樣性的觀念秩序的絕對尊重，一種可能性的共鳴才會按照自發秩序的方式緩慢形成。

所謂傳統與習慣，其意義就在這裡。如果一個知識人一定要思考共識命題，惟一的思考對象，就是死亡。是的，在死亡面前，人類構成了絕對共識，即人人必有一死。

人的問題，人性論，人如何認識自己，正是這個世界的基本問題。可是要展開這個一切基本問題中最基本的問題，卻並非易事。

人的理解力（想像力），必須要建立在一種明確的終極目標之上，確保人的理性成為一種穩定的過程。如果沒有目標，人會失去好奇心。如果目標不明確，或者存在多樣性，人會彷徨，游移，虛無。如果目標太近，人會懶惰，並在中途停下來。如果目標太遠，人會痛苦，絕望。

人性竟然是如此不具有確定性，終極意義上，惟有靠那不可企及的目標在遠方伸出拯救之手。也就是說，人要認識自己，人要解決自己的基本問題，必須首先相信上帝，必須在信仰的層面建立上帝與人同在的觀念秩序。

康德哲學的意義，依然在於「人如何認識自己」。在這個古老的主題上，他不僅拓寬了視野，還建構了新方法。

他的綜合判斷表現為二律背反的認識論秩序，至今沒有幾個人理解。幾乎所有後學都在誤讀他，以至於後來有人弄出辨證法、矛盾、二元論這些爛大街的愚蠢概念。

他的觀念先於對象的偉大發現，其實比哥白尼革命更加革命，這才是真正指向了作為超驗秩序的上帝，為人類觀念史的構成找到了最終極的基準。

至於他在實踐理性判斷里基於人類的道德秩序預留給上帝的位置，不過是借用了斯密在利己和利他的二維坐標中加入了無偏差的旁觀者的新維度的思維方式，以至於人類的道德秩序從此擁有了一個穩定的分析模型和行為模型。

這是了不起的建構，在如何構建人類道德秩序的任務上，斯密和康德在做同一件事。至於中國以儒家為底色的道德哲學體系，屬於以文化單向度的善的教育課，它不成其為一種分析模型，不成其為一個均衡的一般秩序，所以孔門儒學的道德課，不能成為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只能依附在極權的裙帶上，幫助皇帝教育民眾。所謂帝王師的意義，既是一種認識論的短促，也是工具理性的短促。這才是所有儒生必須要巴結皇權的內在理路。

我想表達的是，康德和斯密，在思想史的意義上，首先屬於人的基本問題的大思想家，而並非是哲學思想家與經濟學思想家。如果一個學者認識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就只能成為工具理性的學者，他永遠不可能理解基本問題如何推動著人的思想與知識的拓展，永遠也不能真正認識自己。

謝謝康德。在我的眼裡，他是人類思想史上排名第一的思想家。我讀康德，今年是第四個年頭。以我的閱讀經驗，如果沒有基本問題的問題意識，如果不足夠理解基督信仰的傳統秩序，如果不理解中世紀的神學流變，如果不理解中世紀晚期唯理論的興起，如果不理解作為對唯理論的批判的經驗論的興起，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具有綜合批判的純粹理性的」康德，他的三大批判對於你而言，就是天書。

就我對國內研究康德文獻的了解，熊十力先生有想了解康德的願望，但他沒有開始。他的學生牟宗三、唐君毅花過大功夫研究康德，但一生沒入門。鄧曉芒老師只讀懂康德思想向下延伸的秩序，這與他缺乏明確的信仰，對聖經沒有深度研究有關。李秋零的問題在於拿康德解決中國問題，屬於西體中用。俞吾金寫了很多康德研究文章，沒有一篇入門。

這些優秀學者的問題就在於對基本問題的缺席與誤讀。所以，關於基本問題的研究如果沒有足夠的拓展，我們就不可能變成知識的發現者，永遠都只是一群知識的消費者。

【啟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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