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曉鷹：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再思考

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再思考

伍曉鷹

導語

本文據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CB）高級顧問、中國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伍曉鷹教授在第103期鴻儒論道論壇的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使各國工業化道路產生顯著差異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在工業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關制度，直接干預或間接影響資源配置，從而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經濟發展的過程（Maddison 1970）。然而，各國工業化道路各異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共同的經濟學規律或是內在邏輯一致的經濟學解釋。

2017年5月11日，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103期「鴻儒論道」論壇在上海舉行，論壇邀請到了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CB）高級顧問、中國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伍曉鷹教授來做演講，伍曉鷹教授用經濟學概念和其所揭示的一般規律，重新思考中國的百年工業化道路，理解國家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

落後可能會導致一個由政府推動的加速追趕先行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利用國家力量跳過一些技術發展上不必要的早期階段，政府對技術落後、國家安全和福利改善的考慮是政府干預的主要動機。對於大國而言，重工業發展的初始成本相對較小。同時，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潛在市場，也往往鼓勵大國的政府以國家計劃干預的方式，將資源優先配置給重工業部門，以加速對發達經濟體的追趕。國家和政權的安全也是國家實行積極干預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最終政府可以走多遠，還是要服從經濟和社會的成本收益原則。這就是說，經濟效率，或者進一步說是包含了效率，技術進步和創新在內的全要素生產率，應該是政府干預行為的最終制約因素，儘管生產率極少成為政府目標函數的一個重要變數。

中國工業化路徑依賴假說

伍曉鷹使用「趨勢基準法」，通過中印兩國的比較，特別是以印度為參照，探討了中國政府在1949年後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在資源動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對增長的影響。

圖一描繪了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在1950-2010年長達六十年這段時間內的演變軌跡（對數刻度）。在圖中，較深色的虛線分別表示這兩個國家各自在20世紀50年代的表現所估計的「假設性增長趨勢」（對數線性），同時以淺色實線分別表示它們在1950-2010年的實際增長動態。中國大部分時間的表現卻遠遠遜色於基於1950年代增長外推的趨勢線。相比之下，印度反而要穩定得多，且大體上遵循了由1950年代外推的趨勢線。

在近半個世紀的彎路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歷了極其劇烈的震蕩。遠超出負荷的高起點增長率，反覆出現的毀滅性震蕩，再有就是以更高速度返回高增長趨勢的能力（反映在該圖上就是，幾個相對短期趨勢線的速度越來越快於假設的長期趨勢線）。這不僅說明可能存在著強大的非市場力量在影響中國經濟的進程——最大限度地動員資源且能夠反覆以更快的增長率去克服衝擊所帶來的損失，而且說明中國1950年代所賴以增長的基礎可能被嚴重地低估了。

中國的百年工業增長曲線

伍曉鷹將主要工業產品或產品組通過投入產出表加權建立的1949－2009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和章長基的同樣根據主要工業產品建立的1912－1949年工業生產指數鏈接起來，嘗試構建了一個可以大致描述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工業生產指數。其結果驚人地顯示了1949年前後保持著歷史連續性，一如估計的指數所顯示的趨勢那樣，儘管頻繁的戰爭、政權的更替，以及政治運動導致了一些巨大的震蕩，可中國工業的基本增長路徑並沒有改變。

為什麼這個百年工業增長曲線給出的路徑，有一個近乎恆定不變的高趨勢增長率？伍曉鷹教授的解釋是，由於不存在市場或者不存在完整的市場，所以不存在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對基本生產要素的真實成本評價。當國家力量可以遠遠凌駕於市場原則時，那麼一個強勢政府所面臨的最終約束，很可能是資源約束而不是效率約束。

四

增長和效率

伍曉鷹使用了通常的增長核算方法和新建立的行業層面數據對中國工業經濟在1980－2010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TFP）進行了估計，他所估計的這三十年的TFP平均年增長率非常低，只有0.5%。他指出，TFP 增長和投資增長的表現並不一致。這表明投資效率經歷了劇烈的起伏變化。在改革之前，所有主要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無論是否針對經濟活動，都導致了嚴重的TFP負增長。2001年底中國加入了WTO。從此至全球經濟危機之前的六年時間裡，出現了可能是中國經濟史上最快的TFP增長。

歷史表明，中國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規劃和推動的。一方面是國家力量在推動工業化，另一方面是這個百年工業增長曲線近乎恆定不變的高趨勢增長率，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工業化進程基本上是受資源約束而不是受效率約束的。這就決定了這樣的工業化路徑是一條高增長路徑。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預或參與不但會導致長期資源錯配，還會扭曲經濟主體的激勵機制，從而也決定了這樣的工業化路徑又是一條低效率路徑。

要打破對這種高速－低效路徑的依賴，中國需要一場貨真價實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這是中國同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繞不過去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必須從工商活動中徹底撤出，成為真正的公共產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場制度，消除要素流動障礙，確保所有的外部生產成本得到支付，或者使外部性內部化。

本文來源：「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