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改變中美關係格局//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的十點看法——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講演

2006年 04月 18日 10:26 深圳新聞網從胡錦濤訪美看中美關係之一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訪問美國，定於本月20日抵達華盛頓會晤布希總統。這是胡錦濤全面執掌中國黨政軍領導權力以來的第一次訪美，也是中美關係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時刻的一次中美首腦會晤。胡布會晤的議題，包括兩國的經貿關係、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能源合作，以及在反恐、朝鮮核危機、伊朗核擴散、地區與全球戰略方面進行合作的問題。美方關切中國的發展方向、軍力增長、全球外交以及對台政策。中方將重申保持中美關係穩定與加強合作的願望，解釋貿易與匯率政策，要求美國遏制台獨勢力，特別是向美方表明要致力於構建和諧世界的政策。儘管有關中美關係戰略定位的問題一時難有共識，但推進中美兩國全面合作則是雙方的共同目標。胡布會晤難有重大突破胡錦濤在華盛頓的一天訪問日程已經排滿。他將在20日上午出席白宮歡迎儀式並與布希會談，然後參加白宮午宴。下午與美國國會領袖和各界人士會晤，晚上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等團體舉辦的晚宴上演講。雖然美國務卿賴斯表示，將「有一個長長的清單列滿需要同中國商討的重要議題」，但胡布會晤大致不會超過兩個小時，不可能對上述這麼多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更不會有重大突破。他們將會相互溝通增進了解，各自針對最重要的議題闡明政策意向，然後把需要謀求解決的具體問題留待雙方高級官員進行後續討論和處理。對於中美首腦會晤要討論的具體問題，中外媒體與學者將有眾多報道和議論。本文無意重複，只想從大格局來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政治經濟、國際背景和未來走向，進行三方面的分析：一是中國崛起改變了中美關係格局，二是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在於不確定性，三是雙方利益趨同，需要謀求雙贏以避免零和的關係發展。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以前，美國朝野對胡錦濤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當時有幾位卸任美國高官與中國通學者，包括前助理國務卿洛德、前國防部副部長佩雷與哈佛教授傅高義等人前往北京與胡錦濤會見。他們獲得的印象是，這位後起之秀的中國新領導，對中國國情了如指掌，思想縝密，言談謹慎，風格沉穩，未可限量。但對美國與外部世界來說，「Who is Hu?」他將把中國引向何處？仍然是一個謎。而今天，出入白宮，站在布希和美國公眾面前的胡錦濤，已是一位大權在握揮灑自如，對內對外能夠剛柔相濟恩威並施，闊步世界舞台令人刮目相看，可說是當之無愧的大國領導人了。進入21世紀以來，也就是胡錦濤逐步登上中國權力頂峰以來，中美關係的態勢大體上可以說是發生了四個重要的變化。第一是中國國力明顯增強。由於連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成為全球之冠。亞洲金融風暴來勢兇猛，中國經濟依然十分堅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商品行銷全球之路更為寬廣，今年將超越美國而成世界最大的工業製造品出口國。中美關係今非昔比當今世界的大買主也要數中國。去年世界石油銷售量增長的三分之二，皆因中國大量採購。中國總理溫家寶幾個月前訪問歐洲，簽訂了購買150架空中巴士飛機的協議。這次胡錦濤訪美，北京又甩出150億美元巨款購買80架巨型波音飛機、電子與醫療產品以及大量農產品。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有這麼大的胃口和這麼大的支付能力？一個世紀以前，人們說大英帝國打個噴嚏就會讓全世界感冒。現在世界上哪家公司要想生財有道，就得將眼睛盯住中國市場。中國用不著參加西方八國首腦會議或七國財長會議，但誰都會感覺到它的身影的存在。第二是中國手裡的牌更多了。天安門事件與蘇聯垮台之後，美國有兩張制約中國的牌，政治上大講人權，經濟上舉起最惠國待遇（MFN）的大棒。每年5月下旬，只要美國議員老爺們一念最惠國待遇這個緊箍咒，國務院就要緊急商討對策。因為中國的外匯收入主要依靠紡織品與機電產品出口，為了增加美國配額就須想方設法到中美洲小國去購買他們對美紡織品的出口配額。可是現在，中美關係已是今非昔比。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按照美方估計，已經高達2000億美元。美國國會對中國已經從「政治挂帥」轉為「經濟挂帥」，兩名議員力圖以懲罰性關稅議案來迫使中國人民幣升值。但他們到中國走了一趟之後「大開眼界」，原來實際情況並非如他們所想像那麼簡單。正如《紐約時報》所說：「貿易是雙向的，制裁也是如此。」美國的懲罰性關稅，只會「傷害那些依靠中國廉價進口貨的美國窮人」。中國現在手裡握有幾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等於借錢給美國填補財政與貿易赤字。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將中美之間這種相互需要又相互牽制的財經關係，稱為誰也離不了誰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國睦鄰外交取得成果如果人民幣不與美元掛鉤，中美髮生貿易戰，中國大量拋售美元，就會使美元失去穩定，美國利率大幅提升，甚至造成美國經濟衰退。中美兩國在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經形成一種枯榮相連的共生結構。北京如今有更多的牌來對付美國，美國想以單方面的壓力迫使中國就範已經不可能了。第三是中美兩國的國際處境已經有所改變。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無與匹敵的唯一超級大國，中國則正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強國。兩者國力不同，國際處境也不同。美國為了保持世界強權地位，攤子鋪得大，包袱背得重，浩大軍費與財政揮霍，已使每個美國公民平均分攤到3萬美元的國債。據美國國會財政預算辦公室估計，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每天要耗費2億美元。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更估計伊戰的最終總開支可能高達一兩萬億美元，其中5000億美元用於攻打和佔領伊拉克，3000億美元撫恤死者與治療1萬多名傷員。由於布希政府強行實施單邊主義外交和先發制人軍事政策，環顧世界，除英日兩國甘願充當美國鐵杆朋友之外，其他國家都不想追隨美國。連北約盟國、北鄰加拿大與南鄰墨西哥也對美國三心兩意，更不用說美國後院的委內瑞拉與秘魯總是跟老美對著幹了。中國由於奉行睦鄰外交與「三和世界」政策，不但在亞洲深得人心，而且在中亞、西亞、歐洲、非洲以及南美廣結善緣，與大中小國家平等相待，互相支持，在友好合作中擴大影響。在和平與穩定、發展與合作成為共同目標的國際社會裡，美國有如逆水行舟困難重重，中國全球外交之舟則是和風惠暢順流航行，兩者處境大不相同。第四是中美關係本身也發生了變化。首先是關係所涉及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以及台灣問題，擴展到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要問題。無論是朝鮮半島核危機、伊朗要求發展核能力、中東和平進程、中俄關係與中日關係、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北約東擴與南美局勢、能源危機、生態環境、防治流行疾病，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改組，無不成為中美兩國需要討論與協調的話題。中美關係漸趨成熟隨著中美關係涉及範圍的擴大，中美關係的成熟程度也在不斷增加。近年來，中美兩國建立了戰略對話與高層互訪的機制，通過雙方之間的坦誠對話與相互協調，使兩國的全面合作有所推進，矛盾分歧得到冷靜處理。出於共同的利益，中美兩國對台獨勢力進行聯手遏制的協調現象，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美副國務卿佐利克所說：「我們未必自始至終實行相同的政策，但是我們仍能互相配合，尋求相同的政策目標。」中美關係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原因是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美國不能再以過去的眼光與政策來對待中國。回想上個世紀80年代中，尼遜再次訪問中國到北京外貿學院演講，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即使沒有蘇聯的因素，中美關係到了下個世紀仍然十分重要。當時陪同在座的中國外長吳學謙覺得這話有點意思，便向鄧小平作了彙報。沒想到鄧毫無反應，卻吐出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到了21世紀，中國就強大了。」這並不等於中國不再需要和美國合作，而是意味著中美關係的格局將會不一樣了。雖然中國已比過去強盛得多，現在還不夠強大，但是中美關係格局的日益變化，卻正明顯應驗了鄧小平生前的期盼和預言。(陳有為)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關係作者：丁松泉 發表日期：2006-06-10 文章來源： 跟貼0條 我要點評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急劇上升。特別是進入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軟著陸」的成功，中國經濟呈現較為強勁的發展態勢，加之政治的穩定和軍事力量的增強，中國開始以一個新興大國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備受關注。中國的崛起，必然引起本地區國際政治生態的變化，對主宰本地區的傳統力量構成挑戰，因而必然招致傳統力量的不同反應。美國作為冷戰後世界的惟一超強，正躊躇滿志地強化其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它不允許任何新興的國家對其全球主宰地位構成挑戰，或者削弱這種領袖地位；也不允許新興的地區性強國的崛起對其在本地區的領導地位有所削弱，或使其影響力下降。中國的崛起便對美國的亞太戰略構成了一定的挑戰，引起了美國的焦慮與不安，美國的對華政策便從冷戰時的戰略合作轉向如何應對一個新崛起的地區性大國，如何有效牽制中國力量的發展與擴張，以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遏制還是接觸？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崛起是美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戰略問題。美國方面注意到，「在過去20年間，沒有哪個國家（更不用說一個大國「像中國那樣獲得了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中國似乎在一心一意縮小其軍事能力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軍事能力在技術上的主要差距」。因此，「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重新崛起不言而喻是東北亞的一個戰略問題」①根據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新興大國具有潛在的擴張的誘惑，具有危險性。馬丁?懷特認為「大國擴張是天性。大國成員的力量通過文化、經濟和政治進行輻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礙，這些傾向都可以歸結為領土擴張」。吉爾平認為，「當一個國家具備了對於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那就是說，如果國際體系中的均勢對其有利時，該國家將試圖改變國際體系。」在現實主義者看來，「當國家變得富有和強大的時候，它們不僅尋求與其能力相稱的、更大的、世界範圍的政治影響（對於領土、其他國家行為和世界經濟的控制），而且更能擴張它們的利益，如果必要，進行大規模的爭霸戰爭來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現有的秩序。簡單來講，一個國家變得越強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也更願意並有能力為推進其利益而戰。」（2）在這種理論主導下，美國的學者和智囊們普遍將中國的崛起看作是一種挑戰和危險。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新的大國的崛起通常會造成極度的不穩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將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絀。」（3）他說，「中國的霸權將減少東亞的不穩定性和衝突。它也會削弱美國和西方在那裡的影響，迫使美國接受它在歷史上曾經試圖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個關鍵地區由另一個大國所主宰。」（4）在他看來，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以及恢復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國家要麼「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麼「用均勢來平衡」和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5）羅伯特?薩特和詹姆斯?普里斯特認為：「在許多美國人看來，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它被極權的政治領導人所統治，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隨著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日漸高漲，在下列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都對美國提出的嚴峻的挑戰：如何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的擴散、支持以市場為基礎的良性運作的國際經濟體系、促進人權和環境保護、確保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6）他們反對僅對中國實施接觸政策，認為對付這些挑戰，美國不可能達成「大的妥協」。主張將外交和威懾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一方面，「為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外交是執行對外政策的首要工具。無論是保護南中國海的自由通行、明確反對用武力威脅台灣、處理不擴散問題，或是維護美國的其它利益，這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用威攝的力量增強外交手段的影響，也是必不可少的。1996年3月美國在台海危機中向台灣附近派遣兩個航母編隊，表明中國和台灣用和平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符合美國的長久利益，這就是外交和威懾的有力結合。威懾必須是美對華戰略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7）理查德?費舍爾主張維持美國在亞洲的威懾，「確保亞洲的力量對比不向有利於中國的方面變化。」（8）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在21世紀初可能面臨的最危險的場景是中國成為東北亞潛在的霸主。當然，中國達致這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經濟能否繼續快速邁向現代化。如果那種情況真的發生了，中國不僅會成為尖端科技的主要製造者，還會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國，它幾乎肯定會利用其財富建造強大的軍事機器。而且，基於合理的戰略原因，它一定會追求地區霸權，正像美國在19世紀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樣。如果中國的相對實力有實質的增長，可以預料，它會試圖主宰日本和韓國，像其他地區霸主那樣，通過加強軍事力量取得對其他國家的主宰，其他國家卻不敢對它進行挑戰。還可以預料，它將針對美國拋出自己版本的門羅主義，正像美國曾經向遠方的列強所昭示不得干涉西半球事務那樣，中國將表明美國在亞洲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他認為，如果整個中國變成了巨大的香港，美國就難以阻止中國成為可怕的超級大國。他批評柯林頓政府與中國接觸的政策，而沒有採取遏制政策。他批評自由派的信念，他們認為，建設性接觸可以期望中國走向民主和繁榮，並成為安於現狀的國家。美國應當讓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享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變得富有，最終滿足於它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他認為這是誤入歧途。一個富裕的中國不會安於現狀，它會具有侵略性，註定要獲取地區霸權，這不是因為富有的中國有不良動機，而是因為對任何國家來說，將自身生存權益最大化的最佳辦法就是主宰地區事務。雖然成為東北亞地區的霸主肯定符合中國的利益，但讓這種狀況發生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說：「中國還遠沒有足夠的潛力追逐地區霸權地位，因此，對美國來說，扭轉政策方向，盡一切力量減慢中國的崛起，為時未晚。」（9）這種公然主張阻止另一個國家正常發展與崛起的論調，與一個文明國家的道德水準不相稱，但這卻是現實。柯林頓政府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在1995年7月聲言：「美國希望改善對華關係，然而兩國變為長期敵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國也許不得不同其他西方國家一道，轉而採取一項遏制政策。」（10）更為引人注目和更有影響的是伯恩斯坦和芒羅所拋出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在該書中，作者認為，中國即將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且它正在朝著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大國的方向邁進。中國是一個未得到滿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國，它的目標是支配亞洲。中國日益增強的、同該國的雄心及仇外衝動相聯繫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減少它的侵略性。作者的論點是：「過去十年來，中國為自己確定了與美國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首要大國，減少美國的影響，防止日美兩國建立某種「遏制中國」陣線，並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南中國海和東海，以便控制該地區重要的海運線。中國的目標是取得某種霸權。」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久即將變成全球第二大強國的中國將隨著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發生變化而成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敵人。」（11）作者認為中美之間共同利益或共同價值觀少之而少，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衝突將是中美關係最有可能呈現的狀況。（12）作者得出的結論自然便是「對付中國」。有些論者基調有所不同。艾什頓?卡特和威廉姆?佩里雖然認為「中國崛起為一個區域和世界大國是冷戰後時代國際安全領域內最重大的事態之一」，中國的崛起，與其他太平洋大國，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發生了並將繼續發生利害衝突。但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安全構成特別的威脅，但同時也提供了大量的機會。美國需要從預防性防禦政策的角度處理美中關係，促其為加強亞太地區的穩定發揮作用，而不是演變為軍事衝突。」他們認為，中國的未來存在可塑性，存在著通過接觸影響中國的潛在可能，因此應與中國接觸。他們倡導預防性防禦，其目標是「爭取中國在21世紀成為美國的安全夥伴，而不是敵手。」（13）他們的最主要的依據是美國和西方世界沒有採取預防性措施，阻止納粹帝國的崛起：「由於美國事先既未能阻止一個危險對手的崛起，事後又未能制止它的侵略，結果為了打敗德國被迫二度參戰。」（14）布熱津斯基對中國崛起的看法相對較為冷靜和低調。他認為，即使到2020年，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國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競爭力，但中國正在成為在東亞佔有優勢的地區大國。他認為，「組織一個旨在遏制中國上升為全球性大國的聯盟會產生消極的後果。那樣做只會確保一個在地區內有影響的中國變得敵對」，「正因為中國事實上不可能很快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也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實行地區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國作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來對待才可取。」（15）他主張在某些問題上採取審慎的讓步政策，在另一些問題上（對中國的行動）划出準確界限的政策，既不綏靖，也不採取阻攔大中華出現的改革。他主張吸收中國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在台灣問題上，他認為，一個分離的台灣本身對美國來說並無任何特殊利益，美國官方應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既反對中國用武力威迫台灣統一，但也應明確表示，「如果台灣人試圖改變早已確定和有意含糊對待的關係，將使美國對台態度受到有害的影響」。他進而主張，「如果中國確實繁榮發達起來而且實現了民主化的話，如果中國收復香港之後沒有出現在公民權利方面的倒退的話，那麼，美國鼓勵海峽兩岸就最後統一的條件進行認真的對話，……將促進美國和大中華之間實現更加廣泛的戰略妥協」。（16）美國也有一些人與中國進行廣泛的接觸。美國人大會會長丹尼爾?夏普認為「在歷史上，一個新的全球性大國崛起時，往往伴隨而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而且還有不穩定因素和戰爭的威脅。如果中國變成了敵手，而不是國際制度中一位負責任的成員，美國就會發現，要解決各種全球性、地區性和雙邊性問題將會越來越難，解決因冷戰而推遲出現的國內的緊迫問題將會越來越難，它還可能發現自己處於一場破壞性的新冷戰之中，不過這次的對手是中國。一個極為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種方式使中國在不發生戰爭或出現不穩定局面的情況下承擔起新角色，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這是成功的關鍵。」（17）接觸派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著共同的利益，美國在一些問題上需要與中國共同來處理，如朝鮮半島問題，不擴散問題等。他們還希望通過接觸，將中國納入全球體系之內，逐步成為一個維護現狀的國家，負責任的國家，融入國際社會，甚至中國走向民主化。但由於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思想佔有絕對優勢，中美之間存在著分歧和利益上的衝突，特別是存在著一些棘手的現實問題，如台灣、人權等問題，接觸論者的聲音很弱，批評接觸者眾。而對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一個與美國有著不同體制、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中國的崛起，美國方面存在著疑慮和不安，並因此較多地主張對中國進行遏制，即使有些主張接觸者，也往往仍握著遏制的大棒。中國按目前方式崛起，畢竟與美國利益有衝突，美國不希望中國崛起在東亞，削弱美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挑戰它的霸權地位，甚至挑戰和損害它在東亞的利益。特別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上，美國有著現實的焦慮，中國為了遏止台獨勢力，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1996年甚至出現了對台灣的軍事施壓。由於台獨勢力不斷滋長，台灣海峽出現緊張局勢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中國實現統一的要求與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實現統一之間存在著利害衝突。二、冷戰後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冷戰時期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建立在對蘇聯遏制的基礎之上。美國認為，「對美國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威脅是蘇聯所提出的全球性挑戰。」「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信仰及目標方面的基本差異，導致了美國與蘇聯之間一種基本對立的關係。」「蘇聯為了實行其擴張主義政策，鞏固它的中央極權統治的國內政治體制並且動員和運用這一體制來支持它的國際目標。在國際上，蘇聯繼續支持那些進行所謂民族解放戰爭的集團；繼續以提供武器和軍事訓練來支持國際恐怖主義集團；繼續加劇並利用地區的不穩定並且繼續在阿富汗從事一場侵略性的非法戰爭。在全世界的無數其他地方，蘇聯顧問和作戰部隊還從事各種違反國際協議的活動。蘇聯已空前地加強軍力，這形成了對美國和我們盟國的持續的威脅。」（18）因此，「美國肩負著促進恢復世界經濟秩序和阻止蘇聯特殊招牌的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擴張的雙重擔子。」在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和主要威脅的情況下，中國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得以突系顯出來。「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及其同時進行的基本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是其引人注目的歷史中另一個偉大成就。美國尋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在任何聯盟之外的、不存在任何一國是另一國政治或戰略牌幻想的緊密、友好與合作關係。」（19）冷戰的結束使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發生重大變化，中國不再是美國對付最大敵人所需要的聯合力量，相反，由於蘇聯的消亡、俄羅斯的脆弱以及它向西方靠攏，由於中國的崛起並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國將中國視作未來的競爭對手。冷戰的結束給美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確定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地位，美國的全球戰略便是確保它因冷戰勝利而取得的全球霸權或領導地位，並阻止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任何國家挑戰美國的這種地位。美國前總統布希在冷戰結束後，躊躇滿志地聲稱：「我們的目標是，利用冷戰結束這個前所未有的機遇，努力為這這個新世界建立一種新秩序，各國政府要對內實行民主、寬容和經濟自由的政策，對外則承諾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可避免的爭端，不威脅或使用武力」。（20）他說，「如果一種同我們的價值觀念一致、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世界新秩序出現的話，我們必須參與其中。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起領導作用。」他說，「領導地位有多種表現形式。它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外交的；也可以是經濟的，也可以是軍事的；可以是道德方面的，也可以是精神領域的。領導地位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種形式，也可以是幾種形式的組合。」（21）也就是說，美國要建立一種由它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軍事和價值觀念上全方位的領導地位。他聲稱，為了確保這種地位，美國可以使用武力，他說：「真正的領導地位要求具有使用武力的意願。而且武力可以作為一種外交手段的有益後盾和補充，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替代方案。」（22）布熱津斯基對美國的戰略說得很直率：「在歐亞大陸上不出現能夠統治歐亞大陸從而也能夠對美國進行挑戰的挑戰者，也是絕對必要的。」（23）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在安全領域，要防止在美國的外出現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比其強大的地區和國家，以免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全球霸權地位，維護其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經濟上，調動和開發全世界的資源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繼續保持美國的領導和領先地位。在意識形態等領域，推銷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和西方價值觀，推動全球按照美國的標準，建立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新秩序。在這種全球戰略中，美國的重點有兩個：一是歐洲；二是亞太。在亞太，雖然柯林頓執政時期對美日同盟的強調和重視稍有變化，但總的戰略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以美國與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的同盟關係為鎖鏈，繼續削弱俄羅斯在亞太的影響力和防止其力量的上升；通過接觸與遏制並用、遏製為主的手段，遏制中國的崛起，不使中國成為在亞太對美利益構成挑戰的挑戰者；防止朝鮮對地區安全的挑釁。與此同時，美國也試圖在亞洲推銷其價值觀和西方民主模式。在此背景下，冷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和如何防止中國對美國在亞太的地位、利益和安全構成挑戰。冷戰以來的美國幾屆總統雖然在具體對華政策的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區別，但其根本性戰略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在老布希時期，美國除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外，還借海灣戰爭勝利之餘威，對中國不斷進行施壓。在柯林頓總統執政初期，美國仍繼續利用人權、最惠國待遇、台灣問題等對中國進行施壓，特別是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時，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附近，干涉中國內政，向中國示威。柯林頓政府後期在對華政策上有所調整。柯林頓宣布放棄把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政策，1997年又與中國提出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999年11月，中美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自此柯林頓的對華政策比較側重於接觸。美國希望通過接觸（並繼續保持遏制）的政策，使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之中，將中國「規制」到美國設定的全球秩序、規則和軌道上來。但柯林頓的接觸政策一直受到強硬派的批評，同時，美國也發現，接觸政策雖然在某些領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以及對台政策等方面難以改變。小喬治?布希在競選時聲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聲稱美國將保衛台灣等。在小布希上台後的一段時間裡，美國強化了美日同盟關係，改變了柯林頓時期重華輕日的政策傾向；在台灣問題上，不再使用柯林頓的「三不」承諾，售台新武器，對華政策呈現咄咄逼人的態勢，加強了對華的壓制和遏制，直至中美軍機相撞事件發生，中美關係的緊張狀態達到了新的高度。「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暫時地緩和了中美關係，中美在反恐怖主義問題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隨後，在APEC上海會議上，江澤民與布希進行了會晤。但在反恐問題上，雙方的合作有一定限度，中國希望打擊「東突」，美國顯然有另一套標準。相比之下，俄國總統採取了更大膽的舉動，對美國反恐予以全力支持，因而美俄關係更加密切，美中關係雖有改善但比較有限。在反恐戰爭中，日本藉機派出自衛隊和艦船到印度洋，支持美國打擊塔利班的戰爭，突破了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在反恐戰中，美英、美日、美俄關係較為密切，中國事實上處在了戰略的邊緣。布希政府對華政策仍保持較為強硬的姿態。200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布希訪華，不管是刻意安排還是巧合，上海公報發表30周年之際訪華，給布希的北京之行增添了良好的氣氛。在此之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發表了向台灣表達善意的講話，歡迎廣大民進黨人士訪問大陸。中國還對江澤民專機被安裝竊聽器事件保持異常的冷靜與剋制。但此次訪華沒有突破性進展，只是氣氛有改善並確定江澤民、胡錦濤訪美。中美關係預計可以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但布希在華期間刻意淡化一個中國政策卻特彆強調與台灣關係法。在中國強調與台灣關係法，對台灣鼓舞有加，對大陸來說很失望，台灣問題還得從長計議，應作好各種準備。可以預料，美國布希政策仍會在人權、不擴散、宗教等問題上對中國保持較大壓力，在經濟上，將會特別關注中國遵守WTO規則方面的情況，可能會給中美關係增添不少麻煩。在台灣問題上，特別是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問題上，布希政府面臨國會的壓力，有可能做出有損中美關係的舉動。三、中國對美政策應循之道鑒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新興大國與一個老牌霸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中國與美國雖然有相當多的共同利益，但雙方本源性衝突因素與矛盾是始終存在的，中國始終要面對美國的遏制甚至圍堵的問題。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必須有應對長期局勢變化的大戰略。而在中國實力有限，羽毛未豐的情況下，中國的戰略應是積極主動地努力與美國和平相處，力避與美國發生大的衝突，一心一意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確保中國能在一定的時期里真正崛起。據有關部門預測，到2020年，中國GDP的總量水平將有可能居於世界前三位，或者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或2030年，中國有望跨越下中等收入國家，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這時中國將建成寬裕行小康社會。（24）不同的評估部門對中國GDP規模及未來水平的估算有較大的差異，比較客觀地分析，鑒於中國經濟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的GDP要在2050年前趕超美國的可能性並不大。也就是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仍將是世界超強國家，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將維持較長的時間。就現實情況看，冷戰後的美國，已經成為一個超羅馬帝國。它的觸鬚可以伸向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它在全球各地駐紮軍隊，以其無可匹敵的強權確保它有能力向全世界推銷它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尤其是價值觀。羅伯特。基歐漢認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霸權，是指一個國家必須能夠自由使用關鍵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資本來源，維持龐大的進口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25）以此對照，美國已成為典型的霸權國家。除此以外，美國在世界上有諸多的盟友，它們在對付它們之外的挑戰者方面有共同利益，便於協調行動。美國還有諸多約瑟夫。奈所稱的「軟實力」（softpower），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英語、美元和國際組織與國際規則都顯示出美國的優勢。相比之下，中國在2050年前不可能趕上美國，中國沒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另一方面，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也比較惡劣，像俾斯麥時期德國崛起的處境一樣，周邊國家都不希望並試圖阻止它的崛起。中國近些年的快速發展已經招致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日本、印度等周邊國家對中國抱警戒甚至恐懼、敵對的心態，因此，中國在國際上也無法尋求有力的聯盟力量。中國經濟仍很脆弱，中國國內還面臨體制轉軌的問題，特別是還存在著棘手的台灣問題的困擾。因此，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將不可能對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全球及東亞利益構成真正的挑戰。對中國來說，作為正在崛起而尚未完成復興大業的新興國家，中國需要吸取拿破崙帝國、一戰前德國、希特勒德國、日本帝國、以及蘇聯的教訓，不應急於改變現狀，急於挑戰老牌的霸權國家，以避免遭到強有力的遏制甚至摧毀。中國經濟在加入WTO後有很多困難，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爭取到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與美國有著廣泛的經貿關係，雙方在經濟和全球其他問題上有著許多的共同利益。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將對中國的崛起有利。如果由於台灣方面的原因使軍事行動不可避免，也要通過外交和軍事威懾的共同努力將其推遲到走出瓶頸、經濟和社會發展走上強勁和健康之路的時候。從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被外戰、內戰、內亂所纏繞，沒有足夠長的時間也沒有有利的環境進行持續的、大規模的、高效率的經濟建設。不管我們怎樣滿懷豪情，慷慨激昂，160多年過去了，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國與美國等國家相比仍是弱者，所以才有我們今天在外交上、在台灣問題上的被動局面。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的戰略錯誤而使我們的後人繼續處在我們今天的位置。有人統計，中國近代以來平均每15年就有一場戰爭，這種狀況必須努力避免出現。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持續的經濟發展，國力大為改觀，如果再爭取到二十或三十年的和平與發展，今天困擾我們的經濟、社會、外交等問題可能已經得到基本或初步的解決，屆時我們可以更有餘力去解決統一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在此情況下，宜學會與美國相處。在現階段需要尊重美國的全球地位和全球利益。中國本著韜光養晦的戰略，不試圖挑戰美國，不急於突破美國主導的現有秩序，應致力於維護中美友好關係，以消除美國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意圖改變現狀的焦慮，減少遏制論者的借口和影響力。在反恐、不擴散、朝鮮半島等問題上，給美國適當的支持與合作。在台灣問題上，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以「台灣不獨，大陸不武」為基調，實施陽光政策，釋放善意，緩和氣氛，以使美國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維持現狀」的政策為我所用。中國應力爭通過加強西岸經貿交流和兩岸良性互動，待中國有足夠強大的實力或兩岸關係更緊密時，再伺機解決台灣問題。在周邊包括南海等問題上，宜保持維持現狀的基調，並可考慮宜示台灣海峽與南海的航行自由，以消除其他國家對中國統一的疑慮。事實上，「維持現狀」不僅為美國所喜歡，也對中國有利。與台灣問題上，維持現狀，台灣就無法宣布獨立，美國也不會改變一個中國政策。在東亞地區維持現狀，中國可以減少與周圍國家的矛盾與衝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領域對中國更有利，外國資本將繼續不斷流入中國，中國的對外貿易將進一步擴大，貿易將繼續保持順差。在加入WTO可能對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等方面帶來衝擊情況下，維持現狀可以使中國集中精力應付國內事務。因此，現有的國際秩序，或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總體上來說，對中國利大於弊，中國應努力融入國際秩序，不試圖改變現行秩序，充足於維持現狀，這將有利於美國找到共同的利益，和好相處。在現階段，中國應遵守加入WTO所作的承諾，以營造對自己有利的經濟環境。在軍事上，繼續加強實力，但保持低調。總之，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宜立足維持現狀，加強與美國合作，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就中美關係而言，有很多合作的空間，合作的資源不會耗盡，相反，如果爭取到雙方理性的對待，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合作的空間會更大，從而使兩國關係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羅伯特。基歐漢認為，霸權國家治下的非霸權國家，經濟增長也可能快於霸權國家。（26）就目前情況看，中國可以利用「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爭取搭乘便車，加快發展。因此，中國的戰略，始終應該是韜光養晦，維持現狀，默默耕耘，加快發展，盡一切可能減少與美國的摩擦與衝突，必要時也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內忍辱負重，以贏得對自身發展更有利的環境，實現民族復興的長遠目標。而當中國真正崛起時，美國和國際社會也會尊重現實，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利益。（1）〔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著，《美國與亞洲——美國新戰略和兵力態勢》，新華出版社2001版，第88頁。（2）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羅伯特?羅斯主編：《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3）（4）（5）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65、242頁（6）（7）（8）吉姆?赫爾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編：《外交與威懾：美國對華戰略》，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03頁（9）JohnJ.Mearsheimer，「ThefutureoftheAmericanPacifier」，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1。（10）轉引自王緝思主編：〈〈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頁。（11）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12）同上書，第17頁。（13）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14）同上書，第9-10頁。（15）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頁。（16）同上書，第247頁。（17）埃茲拉?沃格爾（傅高義）主編：《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美中關係》新華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2頁。（18）梅孜編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彙編〉〉，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19）同上書，第22—23頁。（20）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義》，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頁。（21）同上書，第216頁。（22）同上書，第217頁。（23）茲比紐格?布熱津斯基：《大棋局》，「引言」。（24）鳳凰網2002年7月3日（25）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26）同上書，第52頁。原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的十點看法——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講演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來源：新華網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不久前應邀訪美期間，曾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中美關係兩大主題發表了講演，講演的詳細摘要如下：這兩年，美國政界和各大思想庫的專家以及媒體，就中國的和平崛起會不會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為加深了解，擴大共識，增信釋疑，推動中美關係向著更加積極、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就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談十點看法：第一點， 過去二十多年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和平崛起對美國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發展道路。中國和平崛起意味著這既是一條國家發展道路又是一個國家發展目標。所謂發展道路，就是要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在同國際社會實現互利共贏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謂發展目標，就是要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使中國擺脫不發達狀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就是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而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改變國際秩序、國際格局；我們說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發展的難題，不給別人製造麻煩。2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中國的這條和平崛起發展道路是能夠走得通的。在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中國的實力不斷壯大，美國也仍然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二者實現了同步發展，互利雙贏；中美關係也已從過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變為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第二點， 隨著中美關係的深入發展，美國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最近，美國一些很有影響的媒體，發表了不少對中國和平崛起客觀、正面的評價或報道。美國國會關於積極推動中美關係的呼聲開始多了起來，布希總統最近有關中國問題的答問，基調相當積極。他強調，中國的崛起是「神奇的故事」；強調中國是「巨大市場」、「經濟機遇」和「安全夥伴」；強調美中關係的「複雜性」，力避簡單化。所有這些都表明，美國朝野和社會各界，已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正視並積極思考如何同和平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第三點， 中國領導層對於和平崛起進程中已經遇到的和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十分清醒。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絕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既面臨「黃金髮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其中，帶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戰」：一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二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三是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沿海與內地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公平與效益的矛盾問題、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問題、改革與穩定的關係問題，等等。這「三大挑戰」如果不能有效解決，不僅你們的擔憂不能解除，中國的和平崛起也將非常困難。第四點，至關重要的是，中國已經開始應對這「三大挑戰」的「三大戰略」。一是超越舊式工業化道路，推進新型工業化。二是超越近代以來後興大國傳統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冷戰思維，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三是超越不合時宜的社會治理模式，繼續致力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三大戰略，歸結起來，就是在堅持對外和平與對內和諧及其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基礎上，引導13億至15億中國人，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贏中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一些，對人類的貢獻大一些。第五點， 這「三大戰略」以及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這叫做「中國特色」，這就叫做中國對內對外方針的相統一。就是說，我們把對外強調的和平崛起同對內的社會變革、社會改造聯繫在一起，著眼於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和諧社會。一是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社會；二是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社會；三是中國特色的學習型社會；四是中國特色的地區協調發展社會。第六點， 概括起來，中國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國夢」，而絕不是別的什麼夢。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們就做不起「美國夢」；在人口流動上，我們也不會做「歐洲夢」；在增強綜合國力上，我們也不想做「蘇聯夢」。第七點， 中國走和平崛起發展道路，所追求的絕不是成為一個爭霸世界的軍事大國，而是要建成一個市場大國、文明大國、在國際社會起建設性作用的負責任的大國。以市場大國來說，20年前，中國被稱為「最大的潛在市場」，而今天，中國龐大的市場能量已開始顯現，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貿易增長和GDP增長作出了積極貢獻。以文明大國來說，中國的崛起就是要使中華民族的素質得到歷史性的提高，使中華民族的文明得到偉大復興。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所說，「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會給任何國家造成威脅，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點燃人類文明之光！」我們毫不動搖地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就是要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不稱霸、不爭霸、不當頭、也不當附庸」，在國際事務中充分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負責任大國。第八點， 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面對中國這樣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普羅迪先生最近在中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說過，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不需要計量經濟學的預測家們來預測哪一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或第二工業產品製造國，或者哪一年會成為世界第一或第二出口國。我們真正想要了解的是，中國將採用哪些價值觀。美國人要搞清楚中國的和平崛起會不會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首先應當了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領導層的新理念。關於這個問題，我要鄭重提請各位高度重視以下五個關鍵點：一是鄧小平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年，把「中國現在不稱霸，即使將來強大起來了也不能稱霸，要以此來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作為政治交代；他還一再強調，中國要堅定不移地長期實行全面改革開放，堅持這條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二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相承，並更加強調了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中國要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強調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中國要積極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時又要使中華文明同人類文明交相輝映。三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奉行「對外和平、對內和諧」、同時謀求對台和解的核心理念，這對中國的內政外交已經、正在並將繼續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四是中國要在21世紀中葉實現和平崛起，我們只能集中力量干好這件事，根本沒有精力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威脅任何人。五是中國是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主張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烈的手段來建設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如果看不到中國領導層的這些順應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會對中國在21世紀的根本走向發生嚴重的戰略誤判，其結果將會犯歷史性錯誤。第九點， 只要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就會發現中美之間發展各方面交流與合作的內在機遇很多，中美關係的前景很光明。不要把中美關係看成「外力推動型」，似乎冷戰時期爭霸世界的「北極熊」和策動「9·11」的本·拉丹，才是中美關係的「粘合劑」，似乎一旦那個「北極熊」消失了，恐怖主義威脅基本擺平了，中美關係就又要出問題了。有人說，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搞鷹派外交、持久冷戰和損人利己。這是在用老眼光和舊理論看問題。布熱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談論中國和平崛起時說，「當理論被證明不符合現實的時候，理論就應該修正。」曾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過的理查德·哈斯說：「中國只向世界輸出電腦，而沒有輸出革命，也沒有輸出意識形態。」這些清醒的聲音值得肯定。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美關係都具有相當廣闊的「同步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中美關係的第一個機遇，來自全球化時代兩國利益的深度捆綁和互有所求。中美雙方形成了輕易拆解不開的利益共同體和利害共同體。如果美方能夠本著「非政治化」的原則來處理兩國經貿問題，中美經貿關係必然會贏來又一次大發展，而絕不會是又一次大倒退。中美關係的第二個機遇來自隨著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所帶來的「大國合作」的新安全觀。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我們共同的主要威脅和兇惡敵人。我們完全有條件在戰略安全領域進一步展開深度合作。關鍵是建立戰略互信。中美關係的第三個機遇來自兩國重視處理地區熱點問題和維護國際秩序的共同努力。亞太地區是中美共同發展的舞台。中美既面臨清除冷戰遺產的歷史任務，又面對避免熱戰發生的現實挑戰。中美兩個大國如果能從這樣的大視野看問題，就有可能排除「中國在搞亞洲版門羅主義排擠美國利益」這樣的思想干擾，務實地攜手解決現實衝突、思考未來布局，在兼顧各自利益的基礎上謀求共生、共處、共同發展與共同和平。至於在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共同推動國際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兩國更加義不容辭和責無旁貸。我們應當以開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國際經濟、金融、政治、安全機制。中美關係的第四大機遇來自中美兩大文明的共存與交匯。全球化時代不是「文明衝突」的時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時代、文明和諧的時代。現在，中美在文化資源和文化產業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已成為中國文化市場興起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美國來說，深入了解中國文化也日益成為兩國和諧相處的重要基礎。第十點， 我還想強調，機遇不是等來的，而是共同創造出來的。前不久，一位美國前政要說，中美兩國如果加強合作，21世紀將是非常美好的世紀，反之，中美關係如果發生倒退，21世紀對兩國和世界來說將是非常糟糕的世紀。美國在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和如何發展中美關係上，要實現「三個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的冷戰思維，因為用這種思維看問題，很容易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發生戰略誤判；二是要超越以價值觀劃線的「文化優越論」，因為當代世界已是多種文明長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蕩的新時代；三是要超越後起大國必然挑戰現存霸權的傳統理論，因為它解釋不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國的崛起是維護世界和平堅定力量的新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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