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詩人才華如何被世界發現

當毛澤東還只是一個在黃土地上奮圖生存的革命家時，美國的史沫特萊在延安的窯洞里採訪了他。這位女記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詩人。」

還是在延安的窯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國女記者採訪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澤東不僅熟悉古代詩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毛澤東的詩具有古代詩人的偉大品質。」

那時候，毛澤東詩詞還遠遠沒有像今天的人們看到的這樣豐富，傳播的範圍也遠遠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廣泛。可來自另一種文化傳統的藍眼睛，為什麼一下子看出毛澤東是一個詩人呢？

她們憑的是女性的直覺和敏感？

或許不全是這樣。

詩人固然要寫詩，但寫詩的並不一定是詩人。

詩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裡面，但詩人的本色和氣質，才華和情感，卻總要在他的行為作風乃至他的事業追求里吐納聲光。

毛澤東顯然不屬於那種只能寫詩的純粹詩人。

作為詩人，毛澤東有著異乎常人的自信。

還是在陝北峰巒起伏的黃土高原上，他便舉起套著灰色棉襖袖子的右手，指著自己對一個來訪的美國人說了這樣一句——

「誰說我們這裡沒有創造性的詩人？這裡就有一個」。

從那個時候往前大約四十多年，這位創造性的詩人來到世上的第一聲啼哭，和常人沒有兩樣。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鄉村夥伴們一道去放牛割豬草，或者嬉水上學堂。

不同的是，在這個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時候，綠陰掩映的故鄉韶山峰半腰，卻長出一片佔地25畝的詩詞碑林，上面用花崗岩精心雕刻著他的詩作。

一條蜿蜒小道伸進這灌木叢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時候經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時的鄉村少年毛澤東，絕不會想到，這裡將會長出自己的詩林。

父親的本意，是要把毛澤東培養成一個像自己一樣富裕的農民或精明的糧商。於是，在毛澤東17歲那年，父親決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學徒。

或許是意識到已經身處人生的岔路口，毛澤東動用了各種方式，說服父親改變了主意，答應他外出求學。

歷史不會求證於假設，但歷史常常可以去假設。

如果沒有在人生岔路口的這一堅定選擇，以後的驚天動地和千古傳奇，也許絕不可能成就。

由於毛澤東從小就不愛錢，在芸芸眾生中，他可能是一個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會去做別的，

但大概不會是後來的政治家毛澤東，也不會是後來的詩人毛澤東。

這一人生轉折的意義，在毛澤東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經意間向傳統的農民生活作了一次詩人方式的告別。

1910年，外出求學的毛澤東，臨行前改寫了一個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寫的言志詩，夾在了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離開韶山沖的毛澤東，到了長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廣州。到了武漢。到了瑞金。到了遵義。到了延安。

他腳步匆匆，四處尋覓。

匆匆地行走，意味著任重道遠。

肩負使命的人，總不免五味遍嘗。

一路前行的毛澤東，終於走出個別樣的人生風色，走出了遼闊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學生。在湘江的波濤中舒展長臂擁抱五四大潮，成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為了一個革命家、宣傳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稱為「農民運動的王」，把泥腿子們引向開闊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為了一個開創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條新路，站在遙望東方看得見曙光的山頭，點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為了一個用兵如神的軍事家。屢屢打破敵人的「圍剿」，在遠行的紅軍將士們瀕臨絕境的時候，他撥正航向，硬是讓歷史拐了一個大彎。

他還成為了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在陝北高原的黃土窯洞里，他開始更為艱苦的富有創見的思想進軍，使為理想而奮鬥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禮。

在這期間，他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刊媒體上面，出現在各種各樣的通電和文件當中，甚至也出現在反對他和他的事業的敵人的通緝令上。

毛澤東成了這樣一個人：革命者說他是領袖，敵人說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業的朋友也會開玩笑說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沒有人說他是詩人。

直到1937 年，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長期在山溝里，在馬背上轉戰的「匪首」毛澤東，竟然還會寫詩。

人們更驚訝的是，把多種角色集於一身，才是毛澤東最為顯著的詩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澤東這樣一個最高意義上的創造性詩人。

正是毛澤東那不平凡的經歷，造就了別具一格的詩風，使典雅高古的舊體詩詞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風雲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個叫艾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讓整個世界都知道了毛澤東不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還是一位詩人。

1936年7月，為了探尋被國民黨政府渲染為烏合之眾的造反者們得以生存的秘密，23歲的斯諾來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領導的陝北保安。他是第一個深入蘇區進行採訪的西方記者。

面對外國記者，毛澤東也曾猶豫、繞彎甚至迴避對自己的介紹。但他還是下定決心對自己介紹一番，或許他意識到，可以通過斯諾這條渠道，放出一隻懸掛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理想」的氣球，以改變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馬燈下，斯諾和毛澤東陸續談了十幾個晚上。一向不大喜歡談論自己的毛澤東，向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開了心扉，談了中國共產黨的理想，談了自己的經歷。

順便，也談起了詩詞。

斯諾在他的新聞報道里說，毛澤東「向我介紹了長徵到西北的情形，並且寫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詩給我」。

毛澤東當時寫給斯諾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長征》。

這首詩最早公開見諸文字，是在1937年４月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書中。這本書的總編譯王福時，當時還是一位青年學生。他後來回憶說，《七律.長征》是斯諾提供給他的。

一個月後，王福時陪同美國的尼姆.韋爾斯訪問延安。他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

這樣，毛澤東第一次讀到了用鉛字印出來的自己的詩作。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諾用英文寫的《紅星照耀中國》。斯諾在書里把這首《七律.長征》作為第五章的結束語。他說：「我用毛澤東主席——一個既善於領導征戰又善於寫詩的叛逆者——寫的一首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舊體詩作為結尾。」

於是，不僅在中國，在西方世界，人們也知道了毛澤東是一個會寫詩的紅色領袖。

真正讓世人領略毛澤東風騷獨步的事件，發生在1945年的重慶。

那年，毛澤東在抗戰勝利之初赴重慶談判，不經意間把他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透露出來，結果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時在重慶的美國記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評述了這件事。

她說：毛澤東寫的這首詩，「震驚了中國首都文壇，那些文化人以為他是一個從西北來的土宣傳家，而看到的卻是一個在哲學和文學方面都遠遠超過他們的人」。

歷史，不強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詩人的才華，可是，歷史更欽佩一位偉人具有創造風騷的手筆。

毛澤東創造風騷的手筆，不僅震動了重慶的文壇，更震動了十分敏感的政壇。

一樁筆墨韻事，陡然間轉化成了政治鬥爭。

重慶的一些報刊，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謾罵式的和詞。一首署名「雷鳴」的和詞，說得是那樣的透徹：「草莽英雄，林澤豪傑，巧飾文詞蟲貝雕！休誇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謾罵歸謾罵，敏感的國民黨宣傳部門十分清楚，一首《沁園春.雪》，使毛澤東及其主張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幾多分量。

他們私下組織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試圖寫出一首超過《沁園春.雪》的詞，然後以國民黨領袖人物的名義發表。可策劃半天，最終是拿不出來像樣之作，只得悻然罷手。

已經回到延安的毛澤東，看到重慶報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說了一句：「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

詩人，只是毛澤東諸多身份中並不那麼重要的一種。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識，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本文摘自陳晉著《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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