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與新加坡發展模式（下）

4．家族本位的倫理取向

在傳統農業社會裡，「家」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和社會組織形式，是「國」賴以存在的基礎，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隨著新加坡工業化的迅速發展，改變了原有的濟結構和社會關係，家庭的作用和功能日益下降，個人地位上升，這便意味著東方傳統的社會基礎和最重要的「孝道」遭遇了挑戰。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重建儒家倫理，新加坡政府從「培養家庭核心價值觀」做起，採取了一系列穩固家庭的措施。1995年3月，國會制定了「贍養父母法」，還通過減免贍養人個人所得稅、優先分配住房等辦法鼓勵三代同堂。

強調家庭的重要性，是因為家庭倫理對於維護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秩序起著基礎的作用。李光耀深諳其中的道理，他說，「如果孝道不受重視，生存體系就會變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因此變得粗野」[21]。這樣的致思路向與傳統儒家「百善孝為先」的原則是一致的——儒家正是從最基礎的家族倫理「孝、弟」，引申出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倫理，並確定了「父子有愛、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進入工業社會後，這些前資本主義家族制社會的思維方式和倫理規範，又通過新威權政治的強化帶入了現代生活。所不同的是，先前家族制的範圍和對象發生了新的變化，家的概念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其他群體如公司、企業、社群等，而家族倫理「孝、弟」也衍化成具有更加廣泛意義的社會公共道德。《儒家倫理》教材著重宣講「忠孝仁愛禮儀廉恥」「八德目」，即是想以此作為新加坡處理各種社會關係的行為準則。

5．克勤克儉的生活態度

在探討東亞經濟起飛與文化因素的關係的各項研究中，人們幾乎都不會忽略這一地區居民身上所反映的一種突出的人文特徵，如勤奮、節儉、克己等，並且認為這是儒家倫理中處於核心地位的美德，它們對於推動東亞經濟的發展具有正面和積極的意義。[22]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社區發展部（今新聞藝術部）口述歷史館制訂了一個新加坡商業先驅人物的口述計劃，其中採訪了51位華商，請他們談從貧到富的成功經歷和對新加坡經濟、社會和教育的貢獻。這些被採訪者幾乎都談到儒家勤奮、節儉、自製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原因，並且認為這些價值觀來源於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如他們說：「歷史告訴我們一些中國古代名人如何成功的故事。倫理教我們怎樣做人，怎樣待人、與人打交道。我對此留下了極深的印象。」[23]

為了證明這樣一些生活倫理和價值觀不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發揮了作用，一些西方學者還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通過擬定代表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諸項指標，對世界幾十個國家進行了廣泛調查，獲取了大量的實證材料。最有代表性的是郝福特（Geet Hofstede）1980年發表的《文化的影響——國際間工作價值觀的差異》和米高邦(Michael Bond)1987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關聯》。他們的研究表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均屬於「儒家工作動力」（包括節儉、毅力、穩重等）強、經濟增長快的國家；反之，「儒家工作動力」較弱的國家，經濟增長亦較慢。[24]

三、如何看待儒家傳統在新加坡現代化中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到傳統文化在新加坡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影響，這使人們在考察新加坡經濟發展時，不可能迴避或者輕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本文認為，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經濟發展中的確發揮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就像在日本、韓國等國一樣，給這一地區的現代化打上了鮮明的民族文化印記，使它與以往任何形式的現代化區別開來。從這一點上看，對儒學的作用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作用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它必須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在舊制度解體、儒學自身發生轉化和更新的前提下，才能發揮正面效應。忽視前者，固然無法說明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難逃歐洲中心主義之窠臼；而看不到後者，則是取消主義觀點，否定了「儒家資本主義」中「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定性，因而無法回答：為什麼曾經阻礙資本主義的儒家文化，今天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動力。

所以，就儒學談儒學、就傳統談傳統的作用的作法是簡單不可取的，只有將新加坡乃至東亞現代化放在新的國際背景下，放在歷史成為世界史的全球化條件下考察，才能合理說明傳統文化資源在後發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東亞資本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的後發性（或外發性）而非內源性。由於前者的發生是由外部資本而非自身的社會變革引起的，這就決定了它的工業化只能在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下展開，這一特點使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必然深深打上本地區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烙印。從這一意義上說，不是儒學推動了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資本主義在東亞的擴張迫使儒學作出反應。當然，儒學的最初反應是失敗的，直接表現是這一地區民族國家紛紛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代表東方君主專制的「政治儒學」壽終正寢。但是，作為民族文化更具穩定性和深厚基礎的「生活儒學（倫理）」、以及以儒學為代表的其他文化資源和傳統，卻以更為潛隱的方式存留下來，它們不僅沒有因政治儒學的終結而消亡，反而由於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包容性，激活了儒學自身的實用理性機制，使它成為了資本主義在東亞運行的合作夥伴。因而今天的所謂「儒家資本主義」，毋寧說是「挑戰—反應」的又一種形式。上述新加坡發展模式所表現的種種儒家文化特色，從表面上看是這種新型現代化區別於以往現代化的本質特徵，但是深入地看，卻是資本主義在這一地區藉以實現自己的歷史形式；換句話說，此時的儒家傳統業已從前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中脫胎出來，成為了資本主義在東亞發展的助力和平台。[25]

1．集權主義政治與政府主導型經濟

由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影響政治層面主要是國家集權主義。但是如仔細觀察分析，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東亞國家的職能和角色已發生了根本轉換，即由原來的維護地主經濟轉變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最高組織者、所有者，從而形成了區別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的國家或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企業主，它擁有全國大部分的土地，直接經營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企業，並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干預。有人描寫說：「新加坡迄今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其說是自由市場調節的結果，不如說是伸得長長的國家干預的手捏成的。」[26]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也一再肯定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是出色的宏觀經濟管理的結果。[27]

宏觀經濟管理是國家主導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它是指國家運用超經濟手段對經濟及社會發展實行干預，包括由國家制定維護主權與獨立的工業化計劃、出台並實施各項具體的經濟政策、調節社會分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整合等。它的積極作用主要在於：一、減輕生產無政府狀態對國民經濟的破壞性，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二、有助於選擇和保障發展戰略的落實及經濟的快速增長；三、加強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繫，保證與經濟同步的各項文化事業和社會關係的協調發展。這裡除了與市場有關的經濟行為之外，國家還對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社會精神層面的狀態負有指導使命。如新加坡頗為有名的「儒家倫理運動」和建立「優雅社會」的計劃等，就是由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事實也證明，宏觀經濟調控不僅有利於調動國內資源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還能保持經濟發展中較高程度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凝聚力，這是自由放任政策所不能比擬的有利的社會政治條件，也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實現經濟騰飛和趕超戰略的制度保障。因此不難看出，新威權主義政治發揮的這種政府職能，已與歷史上的集權國家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它實際成為了資本主義在後發國家的忠實保護者。這正如有人指出的：「新加坡政府除擔負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所指定的政府傳統任務外，還擔當了目標人、生產者、調節人和財政代理人。」[28]

2.家族主義與現代企業管理

儒家傳統在現時經濟層面的直接影響，最主要的表現是形成家族式企業管理方式，這是東亞地區基於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由家庭而企業、由企業而社會，是現實生活教給人們的辯證法。如新加坡的華人企業家，大多是依靠根深蒂固的家族主義觀念和組織方式開始他們的發家致富生涯的。他們最初的勞動力資源主要來自家族，家庭成員是企業的核心管理層，旁系親屬形成其外沿；當企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到家族以外後，他們便通過把社會關係「家庭化」的方式來管理企業和公司，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位被採訪的華人企業家這樣描述他與企業員工的關係：「我們像一個大家庭，相互之間有親密的感情……我像一個兄長，不存在階級差別。」[29]

管理的核心原則在於和諧，家族式的企業管理方式由於在淡化勞資關係、增強企業凝聚力方面具有獨到優勢，因而較之以個體為中心的單純僱傭模式有著更大的張力和「人和」效應，這是新加坡工業化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動能。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這種與企業同甘共苦、共存共榮的集團主義精神，新加坡據以立國的外向型經濟戰略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李光耀曾不無自豪地說：「我們能夠造成這種團隊精神（team spirit），有了這種精神，個人就會為集體奉獻最好的東西。」[30]當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日益社會化和國際化，家族企業和家族式的經營管理方式，必然會被更加科學化合理化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所取代，但是，在新加坡乃至整個東亞，這種基於家庭倫理建立社會關係的思維方式已經內化成一種企業精神甚或民族精神，自覺不自覺地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打上自己的烙印。

3.儒家價值觀與經濟增長

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實際上是一套關於生活和工作的價值準則，如前面提及的勤奮、克己、節儉等。它們雖然是古老東方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普遍發展的前提下，不僅沒有妨礙經濟的運行，反而演變成一種配合經濟增長的有利的人文條件。郝福特與米高邦關於儒家價值觀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調查明確表明，儒家價值觀具有金錢價值。[31]價值觀念影響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上，如他們是如何適應經濟組織的，他們對於經濟生活的興趣以及處理財富的方法等。如果從這幾方面考察，儒家價值觀所提供的正是早期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行為方式，這正像韋伯從新教倫理的禁慾苦行中發現了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樣。

儒家倫理適應經濟組織的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那就是形成了由家族式企業管理推廣開的集團主義社會組織形式和凝聚力極強的團隊精神，它在新加坡經濟起飛中無疑起到了不容小視的作用。對於經濟生活的興趣則表現為渴望發家致富的資本創業者所具有的強烈的職業進取心，以及由此煥發的忘我的工作熱情和勤奮好學的求知慾望。在對新加坡成功企業家的採訪中，幾乎都談到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願望，是一種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32]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對教育的重視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聯合國統計數字顯示，這裡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人文發展指標（以成人識字率為基本指數）遠遠高於經濟發展指標。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就會增加9%，三年教育能使GDP提高27%。[33]因為教育加快了技術的運用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加快了科學知識的傳播普及，這對於落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尤為重要。新加坡領導人在談到新加坡成功的經驗時，就多次強調了教育的至關重要性。

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這一地區的勞動者對待財富的態度也表現出特點。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積累率要遠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其原因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居民長期形成的節儉習慣，使得他們的個人儲蓄率特別高，從而形成了不同於歐美消費型社會的積累型社會。新加坡高投資率、高儲蓄率帶來高增長率的成功經驗背後，確乎隱含了儒家文化的內在動因。

總之，以上分析意在表明，文化對經濟的作用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之下，通過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以及與之配套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心理體現出來，脫離了特定歷史條件和社會需要的抽象的文化，從來不具有現實的理論價值。因此，與其說是儒家文化為新加坡乃至東亞的現代化提供了精神動力，不如說是現代性的市場經濟和社會制度選擇、塑造了新的儒家形象和儒學傳統，為從儒學中分離出具有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創造了條件。例如，歷史上的集權主義是君主專制的工具和地主經濟的維護者，而今天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治，則成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實現經濟騰飛的有力手段；尤其在二戰後新的國際競爭格局和國際資本的重圍下，一個統一強大的政府機制顯示出了其宏觀調控上的巨大優勢。又如家族主義傳統，如果是在舊的宗法制度下，它的家長製作風、對君主的絕對效忠和任人唯親等痼疾會惡性膨脹，造成政治和社會的腐敗，但在現代新加坡的法制體制下，這些就會被相應遏制，而它所強調的尊老愛幼、群體和諧的倫理原則則會受到重視……由此可見，由傳統儒學到現代新儒學的轉換，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社會實踐和歷史選擇的過程；只有被選擇的儒學才是在新加坡乃至整個東亞現代化中發揮作用、並參與形成「新加坡（或東亞）模式」的活的儒學傳統。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注釋：

[21]《1982年華人新春的獻詞》，《南洋商報》1982年1月24日。

[22]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業精神》，《知識分子》1986年冬季號。

[23]見陳國賁等：《儒家價值觀、移民海外與華僑企業精神》，《儒學與現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4]參考李焯然等：《儒家思想與東亞經濟發展—新加坡各案探討》，《儒學與現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5]美國專門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傅高義在《躍升中的四小龍》一書中，提出了「有利於工業的新儒家」的觀點，值得重視。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09頁。

[26]林琳達：《新加坡的成功：自由市場經濟的神話》，《亞洲概覽》1983年第6期（英文版）。

[27]世界銀行：《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第4頁。

[28]歐進福：《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國外社會科學情報》1978年第8期。

[29]王聲邦：《口述歷史錄音訪談文稿》，新加坡口述歷史館1982年，第139頁。

[30]《海峽時報》，1976年12月22日。

[31]Michael Bond and Geert Hofstede,「The Cash Value of Confucian Values」,參見李焯然等：《儒家思想與東亞經濟發展——新加坡個案探討》。

[32]《口述歷史錄音訪談文稿》，新加坡口述歷史館1982年。

[33]參見羅榮渠主編：《東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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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哲學研究》2002年第6期，「人文茶座」經作者授權發布，欲轉載請註明「人文茶座」微信號：renwenchazuo。本期為「人文茶座」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