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中國政改要及時，否則將動蕩

隨著社會變革越來越快，的確要進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意味著社會變革的速度也會很快，如果不能及時改革政治體制，就很難適應需求。現在許多西方國家，政府也是落後於時代的。

2005年，《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作者，法國人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討論中國崛起的原因時認為中國獨特的歷史是要素之一。但他又說：「我們不用去翻閱那些久遠的資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僅看它最近的經歷就足夠了。」

所謂「最近的經歷」是以1978年為起點，他將這一年看作是中國進入起飛跑道的開始。

又過了5年，抱有認真研究態度的國外專家已經不滿足於僅僅看「最近的經歷」了，他們的學術「野心」甚至比中國本土的學者更大。

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一舉將對中國模式的觀察推到了2000多年前，起碼明確地推到了孔子那裡。

這部書於2009年6月首先在英國出版，同年11月在美國出版，在中國的出版時間則是2010年1月。在歐美書市，這本書躋身非小說類書籍暢銷前十名；在西方社會，評論此書或議論此書觀點的各種網站網頁超過1000萬。

馬丁·雅克何許人？他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IDED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同時也是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訪問學者。他還有豐富的新聞從業經歷，做過《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和《新政治家》的專欄作者以及《獨立報》副總編輯。

近日，馬丁來到中國。年屆60的他身材不高，鋥亮的光頭和身上的衣著打理得一絲不苟。

馬丁喜歡中國文化，據探訪過他位於倫敦的家的《參考消息》記者描述，在他家客廳里放著一個中藥鋪里常見的暗紅色柜子，一個個小抽屜上用毛筆寫著「甘草」、「茯苓」等字樣，柜子上立著一尊一尺多高的兵馬俑仿製品。此外，他家裡還收藏著葫蘆絲、二胡等物件。

在馬丁眼裡，中國的歷史並未被割裂，而是一脈相承。「與其說1949年後的共產黨政體是中國歷史準則的某種異類，不如認為在很多方面，該政體依然沒有脫離國家傳統，這種跡象自鄧小平時代以後更為明顯。」

馬丁的論述方式為中國模式的討論提供了另一種視角。

「國家」的秘密

馬丁·雅克強調必須從文明國家而不是普通民族國家的角度來分析中國。

他認為中華文明的延續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國家和教育。不管是過去還是共產黨執政後，國家均被視為中華文明的象徵和守護者，並被附以巨大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他分析說，在中國，其實曾經正式存在且真正重要的「機構」也就兩個，一公一私。「公」是指政府，「私」是指家庭。無論是孔子時代還是當今中國，政府都不允許不同利益的存在。「當然，現實當中不同利益的確存在，只不過這些利益在政治上並不被認可，並且也不急於被認可。這些利益活躍於人們的視野之外，以個人行為的方式遊說政府，並謀求對個人而不是對整個階層或團體的支持。」如此一來，在中國也就始終無法形成一個市民社會。

抓住了「國家」的秘密，在馬丁看來也就抓住了中國模式的核心。「這可以歸結為中國古老傳統的一部分，國家在經濟中通常發揮關鍵性的作用，被廣大人民當作社會的保護神和化身。雖然中國已經推行市場改革，但各級政府在經濟中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馬丁說，次貸危機中盎格魯—美國模式的崩潰，將使中國模式適用於更多國家。他相信高盛公司的預測，即到2027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巨大的人口規模和超高的經濟增長率相結合，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經驗：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正在改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而且還會把它帶入一個陌生的未來。正因為這種轉變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人們談論現代經濟歷史甚至會使用『中國前』和『中國後』(和『公元前』、『公元後』類比)這類術語。」他這樣寫道。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馬丁一再強調，這部書的書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它指的是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不過，他又說，從長期來看，他非常確信中國的崛起將會改變國際體系。儘管中國將不會實行擴張主義軍事政策—— 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先例，但是隨著中國獲得全球性主導地位而越來越自信，中國人思想中那種有上千年歷史的優越感又會越來越明顯。

中國沒有越來越像美國，而是越來越不像美國了

在馬丁眼中，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改變還有更深刻的方面—— 它將改變西方人對全球化乃至現代性的看法。

20世紀90年代時，中國成為美國鼓吹全球化的關鍵因素。美國認為，全球化是一個西方化的過程，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勝利，而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將越來越像美國。這一鼓吹中包括很多設想，從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的勝利，到對西方式民主的普遍性和絕對實用性的信任。

現實並非如此，中國沒有越來越像美國，而是越來越不像美國了。

馬丁說，次貸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宣稱要對金融部門展開大拯救，這標誌著被稱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資本主義「名片」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徹底傾覆。

他做出結論，中國對世界的主要政治影響將會是：儒家傳統文化、西式民主傳統的欠缺、政府的中心地位，以及任何可能出現的民間團體的相對弱勢，「中國更加民主之後，也會和西方模式千差萬別。」

由此，馬丁認為，中國的崛起顛覆了一直以來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元現代性模式，而使得現代性展現出多元面貌。這或許將改變許多國家的現代化選擇，「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對西方式民主理念的迴避，這一做法對於非洲各國政府來說顯然很有吸引力。」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DNA

《瞭望東方周刊》：你的書對中國現狀和未來非常樂觀，這種樂觀的根據在哪裡？

馬丁：也不能稱之為樂觀吧。我是一個觀察者，一個外國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劣勢，但也是一種優勢。我的觀點是建立在長期的、客觀基礎上的一種觀察，一個很強大的趨勢讓我得到這個結論。

首先第一點，中國在過去30年里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這不光給我們很多經濟上的啟示，也有文化上的；另外，不光是中國，其他發展中國家，像印度和巴西在這個時期也在高速增長，這些發展中國家今後會重新塑造世界體系和結構；第三點，中國有非常強大而獨特的文化和歷史特徵。為什麼這樣一個國家不可以實現一種強大的發展呢？

我不認為中國未來就一定不會發生危機，很有可能發生，但過去30年中國社會沒有發生大的危機就已經很令人驚訝了。就算將來有危機發生，我也不認為是中國的一個終結。時代把它推到了這樣的位置，就長期來看，中國一定會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現代化國家，在世界上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我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但是在本世紀之內肯定會實現。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有信心，認為這種文明模式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實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早就有了，從伏爾泰開始，但這也被批評為是對中國的一種浪漫主義敘事。你怎麼看待這種批評？

馬丁：我不屬於歐洲的這些學派，我認為中國文化很明顯存在一些問題。中國文化一直是和諧傳承的這種想法並不正確，相反，過去200多年來，中國文化一直面臨危機。最重要的一點，過去儒家文化沒能讓中國正確面對歐洲的崛起，也沒能夠給中國帶來現代化。

中國文化處於很深的危機當中，社會中充滿太多矛盾，普遍有一種迷失感。但是，我認為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根基，很強大，對中國人一直有很深入的影響。

儒家思想兩千多年來已經根植於中國人的思維，自然而然無意識地影響到人們對於權利、家庭、歷史、國家和社會的種種關係的認識，影響到人們的價值觀和態度。這是沒有東西可以破壞的，可以稱之為國家文化的DNA。

單純提儒家文化復興沒有意義

《瞭望東方周刊》：近些年來，中國確實有一股儒學復興的風氣，或者也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你認為這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嗎？

馬丁：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是把1949年，尤其是鄧小平改革之後的這段歷史，跟長遠的中國歷史的延續性相連接。

部分原因是，現在流行一種非常現實的意識形態，政府希望找到一種方式，能夠從文化和意識形態上來表述當代社會。一旦把現代社會和過去聯繫起來，儒家思想在其中就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我覺得儒學復興有意義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現在對儒家思想的支持就好像是從盒子里把一件文物古董拿出來擺上檯面，完全忽略它曾經經歷過危機，曾經有過種種失敗。所以，我不太同意儒家文化復興的說法，現在需要思考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把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儒家思想的變化聯繫起來，建立起一個正確的關係—— 包括儒家文化曾經的成功、失敗，包括毛澤東的改革，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需要聯繫起來看，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類似問題在歐洲引入現代性的時候出現過，但是歐洲的過程很長，幾個世紀，而中國把所有國家經歷的過程縮短了，而文化的變革和思考是需要比較長時間的。

中國一個「80後」，在成長過程中接觸了儒家思想，也接觸了改革開放後種種西方思想的影響，他們怎麼把這些影響融合起來？中國發展太快，如果能夠把剛才提到的這些因素像星星一樣，一個一個鏈接起來串成一個整體，就很好。只單純提儒家文化的復興，對他們這代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早縫一針比最後多縫九針要好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政府是中國模式的核心一環，現在中國輿論界一個很強大聲音是呼籲中國要更快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決政府權力過大的問題，你對此有何看法？

馬丁：隨著社會變革越來越快，我們的確要進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意味著社會變革的速度也會很快，如果不能及時改革政治體制，就很難適應需求。現在許多西方國家，政府也是落後於時代的。

一旦這樣，可能造成社會動蕩，到時候處理起來就會更加困難。西方有句諺語，「早縫一針比最後多縫九針要好」，政治體系也是如此。

我對於中國的這種爭論了解不多。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我當時也很支持他的方案，但後來看他的改革是錯的，在很短的時間內想要做太多的事情。

1978年鄧小平提出的方案就很好，先快速進行經濟改革，再在有限的範圍內來進行政治上的體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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