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啟蒙的批判與對於啟蒙的批判——關於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主題

06-28

　　臨近世紀之交，古老的中國充斥著一片浮躁的氣氛。面對未來的世紀，人們大多沉浸在一種自欺欺人的光明行、安樂頌以及種種人為編織的美好的前景之中。某些學人更是自覺地充當著報喜不報憂的喜鵲的角色，甚至充當著盲目樂觀的麻雀的角色。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之類的說法也日益甚囂塵上。善於"遺忘"的中國人，又一次上演著一幕皆大歡喜的"大團圓"喜劇。類似於１９７６年的與世紀醜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告別，類似於中國的法西斯衝鋒隊員--紅衛兵們的毫無羞恥之心地跨入新時代，甚至也類似於當年的回城知青們的竟然毫無懺悔之意地自比為美國的越戰老兵。在向２０世紀告別之際，人們仍舊以為，"惡夢醒來是早晨"，只要"團結一致向前看"，２０世紀的種種錯誤、種種悲劇，就可以一筆勾銷，２１世紀的種種成就、種種勝利，就可以唾手而得。因此，到處都是一篇篇迫不急待然而卻又內容極為空洞的迎接新世紀的賀詞。至於少數有識之士的大聲疾呼，卻反而被人們不屑一顧地束之高閣，甚至嗤之以鼻。

　　然而，我不能不說，臨近世紀之交，我們所亟待去作的，畢竟不是發表賀詞，而是--進行深刻的反省。必須承認，２０世紀的中國，在文化建設上所取得的成績並不驕人，甚至應該說，並不盡成功。經過了整整一百年的艱苦卓絕的奮鬥，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中包括橫跨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與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你死我活的對峙，包括數十年的充盈著鐵與火的戰爭、數十年的流淌著血與淚的運動，包括幾十萬優秀知識分子的被打為右派，包括可以被列為２０世紀世界之最的"文革"……可是，在與２０世紀告別的時候，我們究竟可以拿出什麼樣的成就奉獻給當代世界？我們有沒有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學、我們有沒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大師？我們有沒有世界一流的文學大師？我們有沒有世界一流的傳世之作？我們有沒有世界一流的電台、電視台、報紙、出版社……假如沒有，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這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實在是愧對２０世紀，這是否還意味著，我們這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很有可能會以曾經為世界奉獻了大革文化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上個世紀之交則為世界奉獻了大量的白銀）而被列入人類的２０世紀文化史，並且聞名於人類的２１世紀？也意味著在２０世紀的世界，中國竟然只是一個文化上的侏儒？

　　儘管這樣說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也多少是有些出自恨鐵不成鋼的情緒化心態，然而，歷經風雨而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卻並沒能取得預想的成就，這，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回眸中華民族的百年歷程，從上一個世紀之交的"門戶開放"到這一個世紀之交的"改革開放"，或者是由於自身衰老腐朽，弱不禁風，在西方列強的炮火下被迫開門揖盜，或者是由於自身體弱多病，主動尋醫問葯，"別求新聲於異邦"。然而，建設現代化的政治強國、經濟強國、文化強國，卻始終是其中貫徹始終的世紀追求。遺憾的是，自世紀之初，文化建設的問題就根本沒有得以展開。變法與宗法、維新與守舊、革命與改良、問題與主義、君憲與共和、科學與民主、啟蒙與救亡……種種矛盾彼此糾纏交錯，而五四精神則可以視為對於這一切的根本解決。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五四精神的主題詞中看到。這就是：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個性解放。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道路、任務、前途，也藉此而得到規定。不難看出，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之成功在於此，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之失敗也在於此。

　　簡而言之，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之失敗，在於缺乏"思想啟蒙"這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所謂思想啟蒙是指文明的教化。綜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從愚昧、野蠻、迷信、恐懼中解放出來，應該說，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環節。它意味著：從"自然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從"人的依賴關係"逐漸轉向"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個人獨立性"。具體來說，從社會的角度，是從"群體本位社會"到"個體本位社會"，從人類文明的角度看，是從前資本主義文明模式到資本主義文明模式。而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則是對於人的獨立性，對於商品意識、科學意識、民主意識的強調，是從禁欲主義到世俗主義、從愚昧主義到理性主義、從專制主義到民主主義。其中，理性的覺醒，則是關鍵中的關鍵。正是在此意義上，康德才把思想啟蒙概括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中國卻並非如此。中國的思想啟蒙並非以商品經濟為基礎，而是直接從政治上加以認同。因此，不論是思想啟蒙的實質，還是思想啟蒙的前提、思想啟蒙的結果都完全不同。這樣，每每以文化革命始，但卻以政治革命終，把文化問題當做政治問題來解決，就成為２０世紀中國的必然歸宿。文化的陽關道因此而被轉換為政治的獨木橋，精神問題也因此而被歸結為政治問題。思想啟蒙這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因此而令人痛心地被遺失了（這一點，事實上在近代改良主義者那裡就已經發現，所以章太炎才會感嘆："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

　　更為嚴重的是，當上個世紀之交的中國接觸及西方的思想啟蒙運動之時，正是西方的啟蒙時期結束，以及思想啟蒙從寧馨兒轉而成為狼外婆之時（實際上，所謂"９３年恐怖"就已經意味著啟蒙邏輯的逆轉）。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缺憾，例如異化、物化，也已經開始逐步地顯現出來。於是，以東方的道德理想主義、審美主義批判西方發達國家的物慾橫流，把反帝與反對高度發展的西方文明（同時，又把反封建與反對自己民族的文明歷史）混同起來，就成為２０世紀中國的某種選擇。結果，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提醒的極權主義與審美主義的聯姻，在２０世紀的中國就以綿延幾十年為害甚為慘烈的"極左"的方式表現了出來。毛澤東曾經對外賓說，斯大林式的專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之所以如此，關鍵正在於啟蒙與未曾啟蒙的區別。與此相同，在同樣沒有經過啟蒙的洗禮的德國，作為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反啟蒙、反現代性的審美主義思潮造成的深重的災難也正說明啟蒙的不可或缺。不幸的是，中國此後的歷程也如此。由於科學精神、民主精神、自由觀念在中國根本沒有紮根，科學成了現代迷信，民主成為"大鳴大放"，自由成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最終出現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與科學、民主、自由無關，而完全是踐踏科學、民主、自由的結果。因此，我們並沒有從舊的愚昧走向新的文明，而是從舊的愚昧又走向了新的愚昧。對此，除了仍舊有待我們藉助"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去認真予以反省之外，實在也別無良方。

　　那麼，２０世紀的中國究竟應何去何從？在我看來，關鍵是要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化主題。事實上，２０世紀的中國，同時面臨著從前現代化到現代化和從現代化到後現代化這樣兩個截然相反的主題。所謂從前現代化到現代化的問題，包括市場經濟、現代科技、工業化以及人的尊嚴、民主、自由，等等，意在改變傳統的人身依附，使個人獲得前所未有的獨立；而所謂從現代化到後現代化的問題，則包括全球問題、人的物化問題。具體來看，它包括，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異化：這主要體現為自然中的"人化"與全球問題的矛盾。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異化：這主要體現為社會中的"人化"與"物化"的矛盾，例如社會對人的發展的扭曲，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等等。在這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異化為金錢的關係。最後是人與自我之間關係的異化：它意味著自我的失落。顯而易見，面對從前現代化到現代化和從現代化到後現代化這樣的雙重難題，正是後發的現代化國家所無可逃避的命運。我們固然不能把未存在的思想啟蒙宣布為已經過時的或者根本不應存在的，但也不能因為反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以道德理想主義、審美主義批判發達國家的物慾橫流這一缺憾，就無視當代西方後現代主義已經早已開始的對於現代性的嚴厲批判。前啟蒙所導致的愚昧、專制需要批判，啟蒙所導致的物化、異化也需要批判。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沒有經過美學批判的後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在精神領域，我們必須維護那已經被"現代性的酸"所逐漸蝕解了的人文理性、價值理性，另一方面，在社會領域，我們卻要充分地發展造就了現代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總之，啟蒙的批判與對於啟蒙的批判，這，應該就是２０世紀中國的文化主題（所謂歷時問題的共時解決）。

　　然而，反抗現代性卻必須是現代性充分展開的結果，啟蒙的批判也必須以啟蒙的實現為前提。這又如何可能？總結百年來的經驗與教訓，我認為，關鍵是要回到文化發展的唯一坦途：中庸之道。人類文化的歷史從來都是折衷的，都是奉行一種節約化的進化方式。無數思想家所竭力提倡的"允執其中"、"和而不同"、"尋求中道和選擇中間"（亞里斯多德）、"必要的張力"（庫恩），都是對此的提示與總結。具體來說，這裡的"中庸"與中國古代的扼殺極端的"中庸"不同，它意味著以同時保持兩極之間的張力並使它們互相彌補、促進的方式來發展人類文化（這意味著，發揮這兩極之間衝突所造成的正功能，而避免這兩極之間衝突所造成的負功能）。而不論是啟蒙的批判抑或對於啟蒙的批判，我們過去的失誤都在於：不承認不同價值之間的不可相互通約或替代，因而簡單地採取了"你死我活"這樣一種消除價值多元性的作法，所發揮的，也恰恰是兩極之間衝突所造成的負功能。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將一種價值還原、歸併、替換為另外一種價值。對於多元價值，我們固然可以消除它們之間的矛盾、失衡，但是卻無法消除他們彼此矛盾共存這一事實本身。這樣，正確的選擇只能是：整合。例如，通過具體內容的整合，讓它們在內容上不相矛盾；通過適用範圍的整合，讓它們在範圍上不相衝突；通過相對強度的整合，讓它們在功能上不相抵觸。總之，令其不再相互排斥、抵觸，而是彼此互補、兼融，等等。啟蒙的批判與對於啟蒙的批判也是如此，本雅明曾提示說：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了我們。在此我們也可以說，只是因為有了啟蒙的批判的出現，我們才能真正地面對對於啟蒙的批判，同樣，只是因為有了對於啟蒙的批判的出現，我們才能真正地面對啟蒙的批判。因此，啟蒙的批判與對於啟蒙的批判，在新世紀的和諧共存，對於置身於世紀之交的我們來說，應該說，就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