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鋼鐵之父」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岩，又號壺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卒謚文襄。清代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鋼鐵冶煉業是張之洞興辦近代企業的重點，他傾盡心力創辦了漢陽鐵廠，為我國重型工業首開先河。因此，被後人尊稱為「中國鋼鐵之父」。毛澤東後來評價說：辦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憂國難，「清流」轉「洋務」

張之洞出生於官宦之家，其父張瑛是貴州省興義府知府。《清史稿》記載，張之洞從小就很有才智，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和獨特個性。他9歲即熟讀四書五經，13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第一名（解元），26歲中會試第三名（探花）。在他早期的從政道路上，由於學識過人，遇事敢言，屢屢有驚人之舉，被視為一股清新不俗的政治力量。

張之洞所處的時代，恰逢西力東侵、國難深重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國門洞開後列強的欺侮與掠奪，張之洞認識到只有通過學習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奮發圖強，才能夠真正改變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由「清流」一派轉而成為洋務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

開鐵禁，籌設煉鐵廠

與同時代的封建官僚相比，張之洞很早就預見到了鋼鐵工業對強國富民的意義，並以此為自己的多年夙願。當他還是山西巡撫時，就有過在當地開礦山、辦鋼鐵廠的想法。調任兩廣總督後，看到洋鐵大量進口，白銀外流，就在廣東興辦了一些官辦小型企業。這些小鐵廠用土法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低劣，根本無法與洋鐵競爭。有鑒於此，他委託駐英公使購買了冶煉機爐，準備在廣州城外的鳳凰崗建設新式煉鐵廠。在1889年9月20日呈交朝廷的《籌設煉鐵廠折》中，他向光緒皇帝慷慨陳述了設廠的理由：「今日自強之端，首在開闢利源，杜絕外耗，舉凡武備所資槍炮、軍械、輪船、炮台、火車、電線等項，以及民間日用、農工作之所需，無一不取決於鐵。」

為配合籌建煉鐵廠，張之洞還在當地開辦了礦務局，制定了《礦務條例》，開放了「鐵禁」，鼓勵民間投資開礦。在他的支持下，佛山鐵礦開始開採。

調湖廣，創立鐵政局

廣州設廠初成定局，張之洞卻在此時被朝廷調任湖廣總督，督辦盧溝橋到漢口的鐵路南段。此時張之洞聘請的勘查鐵礦的外籍礦師已到達廣東勘礦，在英國購置的機爐也已裝箱待運。新任兩廣總督李翰章對辦鐵廠毫無興趣，以廣東鐵礦資源不足、財政困難等原因建議將鐵廠移地另辦。而張之洞也不願意他苦心策劃的鐵廠項目假手他人，於是，在他就任湖廣總督後僅一個月的時間裡，就促成清廷將鐵廠移建湖北，由戶部撥款200萬兩庫平銀（清代虛銀的一種，為政府徵收賦稅和國庫其它收支活動中稱量銀兩的標準）作為建廠費用。

1890年6月3日，張之洞正式在武昌三佛閣設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自己最信賴的洋務幹將蔡錫勇為總辦，負責鐵廠的購機、設廠、採鐵、開煤等工作。

排眾議，廠址定漢陽

關於漢陽鐵廠廠址的選擇，在當時已眾說紛紜。按照西洋慣例，大型鋼鐵企業選址，或者接近產煤地，或者接近產鐵地，以最大限度地節約成本、獲取利潤；李鴻章建議近煤礦設廠；盛宣懷建議設廠於大冶黃石港東首，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鐵礦；比利時礦師白乃富主張把廠址設在武昌城；蔡錫勇和英國人亨利·賀伯生傾向於在武昌府和黃石港之間另覓高地。

1890年，張之洞先後組織了15批30人次到湖北、湖南、陝西、四川等地查勘礦產，並多次派人對武昌府、黃岡縣沿長江南北百餘里的地方進行廠址勘察。對於廠址，張之洞除了考慮運輸、原料等經濟成本，更多的是從鐵廠建設「歲靡巨款，易動浮言」、「司員虛浮、匠役懶惰，為中國向有之積習」、「通達洋務的人才難得」等方面算政治賬。他決心把來之不易、並寄予厚望的鐵廠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地下，方便「時常親往督察」。

由於張之洞的堅持，總理海事事務衙門同意以漢陽為廠址興建鐵廠。1894年，漢陽鐵廠投產出鐵。張之洞十分欣喜，不但參加了開工典禮，而且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每天都親往視察。

後來，果然有同僚向朝廷參奏張之洞「辜恩負職」，說他「自移督湖廣以來，議辦煉鐵，並開煤鐵各礦，乞留巨款，親信人言，浪擲正供」。清政府責成兩江總督劉坤一進行徹查，結果發現參奏不實。張之洞因「繫懷時局，力任其難」「謀國公忠，勵精圖治」更加受到清廷的信任與倚重。

選賢能，官辦改商辦

早期的漢陽鐵廠是不折不扣的官辦企業，這其實是張之洞情非得已的選擇。早在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他就表示「大率中國創辦大事，必須官倡民辦，始克有成。」初步表露了「政府倡導扶持，民間投資運營」的辦洋務思想。但鋼鐵工業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張之洞的想像。漢陽鐵廠的創辦共花費了580萬兩白銀，是清政府所辦各類工業中耗資最多的一個企業。為籌措這些經費，耗費了張之洞很多心血。他在給皇帝的奏摺中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跡：「臣力小任重，時切悚惶。加以督工籌款，事事艱難，夙夜焦急，不可名狀。惟以此事為自強大計所關，既奉諭旨飭辦，不敢不身任其難，惟有竭其愚誠，殫其綿力」。

漢陽鐵廠投產後，因缺煤缺焦，經營一度十分困難。恰逢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戰敗，清政府要負擔2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款，張之洞再也無力從朝廷籌措專款以解決鐵廠的困境。

1896年，張之洞奏請朝廷，將漢陽鐵廠招商承辦。環顧宇內，他覺得最有能力將漢陽鐵廠辦好的人非盛宣懷莫屬。這年5月24日，張之洞正式將漢陽鐵廠交給盛宣懷，但行政人事權仍由他親自掌管。漢陽鐵廠進入了官督商辦的新階段。

除漢陽鐵廠外，張之洞還創辦了尊經書院（四川大學前身）、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湖北工藝學堂（武漢科技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東南大學前身）、湖北槍炮廠（漢陽兵工廠）等許多有影響的新式學堂和實業。晚年，張之洞升任禮仁閣學士，授軍機大臣，入閣拜相，達到了權力頂峰。他根據洋務派長期的實踐活動和「戊戌變法」失敗的經驗教訓，寫出了著名的《勸學篇》。1909年，張之洞在北京逝世。1938年漢陽鐵廠西遷重慶後，鋼鐵廠遷建委員會（後發展演變為今日重鋼）為紀念張之洞對於漢陽鐵廠及中國鋼鐵工業的創建之功，將總部命名為「香濤院」，並將會刊定名為《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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