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說金融史23—尋求中國皇帝的特許權

尋求中國皇帝的「特許權」——畫說金融史(23)2013年10月15日 11:37 來源於 財新網 馬嘎爾尼沒有得到任何期盼中的特許。這個結果不僅取決於乾隆皇帝與大清朝廷,也取決於當代的消費者  【坐而論道】(財新專欄作家 李弘)1656年9月2日凌晨,四更剛過,北京紫禁城迎來一隊不尋常的西方訪客。宮廷衛兵手提的燈籠在仍是暗夜的宮院里幽靜地搖曳,引領著他們魚貫通過午門和長長的甬道,再通過端門,又是長長的甬道,然後跨過太和門,繞到乾清宮前的院子里。在這裡,當東方顯出魚肚白,他們將接受一個17歲的年輕皇帝的接見。

  

  圖1:皇帝已經聽說有一隊商團來京拜訪,並派員到通州迎接他們。隨團而來的有一位專司記事與繪畫的小職員叫約翰?紐霍夫,他用誇張的九十度鞠躬描繪了大清官員與這些商人的見面。

  紫禁城對這些頭髮捲曲蓬亂金髮碧眼的西方人已是見怪不怪。從1601年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在此得到萬曆皇帝的接見,這裡曾長年進出外國人。湯若望,一位來自德國的傳教士,1630年接替鄧玉函在大明曆局供職,先後在宮中向崇禎皇帝進獻各種天文儀器,還參與編撰了《崇禎》曆書。滿族人入主紫禁城,湯若望被任命為大清第一任欽天監,他和小皇帝順治建立起情同父子的信任關係。還有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傳教士曾跨過太和門,儘管他們始終未能勸服皇帝皈依天主。

  圖2:紐豪夫創作的紫禁宮內部地圖,完全不準確,但記錄了他經過的地方。在圖中部的那個院子里,商團相遇了其他訪客,有西藏喇嘛、蒙古王公與印度莫卧兒皇帝的使臣,還看到守護在宮中的幾頭大象(注意第一道門的左右兩邊)。

  在這個涼爽的初秋清晨,耐心地在乾清宮門前等待天亮的這隊西方人不是傳教士。他們沒有帶來任何珍奇異物,也不希冀留在皇上身邊提供服務。他們從南洋的巴塔維亞來,花了一年時間千里迢迢從廣州走到京城,為的是一個謙卑的目的:希望順治皇帝能給荷蘭公民一個特許,在南方沿岸做中國人的進口生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中國出口生意做得風聲水起,但中國人不買外面泊來的東西。荷蘭人也比不上葡萄牙人,沒有一個像澳門的地方在南海落腳。這是西方人第一次訴諸北京的皇朝,以拜訪的方式尋求商業利益。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類似的拜訪一共發生過三次。後面兩次的記錄都是英國人留下的。

  圖3:中國人當時對世界的理解就像這張地圖,大清國佔據了中心一大片土地,四邊圍著海,海里和海外的陸地上是其他國家,最外邊還是海。

  皇帝的大臣從未聽說有一個叫作「荷蘭」 的國家,這些來客對自己國家的解釋令人狐疑:荷蘭沒有國王也沒有大臣,只有市民與商人。他們為之請求商業利益的機構也很難理解,是所謂聯合出資從事貿易的「公司」。在清官聽起來,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們可能和倭寇一樣,就是一群海盜。這樣的猜測一點不奇怪,十七世紀的荷蘭是一個領導潮流的新國家。加拿大歷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後給出了解釋:「只有像荷蘭共和國這樣與眾不同的聯邦國家,才能夠想到建立聯邦式的公司結構。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實力與靈活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在國際競爭中享有巨大優勢,主導了面向亞洲的海上貿易"。

  圖4:在荷蘭商團來到紫禁城前一年,即1655年,在阿姆斯蒂河盡頭的大壩廣場上,完工了雄偉壯觀的市政「議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這是現代史上第一座不是為皇家而是為市民修建的偉大建築(但從拿破崙時代起它又改變成皇宮)。荷蘭是由七個城市聯合組成的共和國,最高權利屬於富豪商人選舉出來的 「攝政管治委員會」。

  由於沒有皇權或國權意識作祟,這些商人們接受了中國人的禮節,跪在那裡接受了順治皇帝15分鐘的賜見。但這是一次完全詞不達意的見面,順治皇帝其實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後來由大臣們傳出話來,允許荷蘭人今後每8年到中國港口停泊一次,可帶四船交易的貨物,並將貢品進獻給北京宮廷。很難想像,曾在中國購買了巨額瓷器絲綢茶葉的荷蘭人,用了什麼樣的努力,保持了他們與中國百年貿易的支付平衡。除了白銀貨幣,另一種商品也進入了荷蘭人向中國出口的單子:煙草。

  圖5:荷蘭人被要求跪在大殿外11塊方磚的地方。前面還有一個清兵手持長鞭,叭叭抽地,以示威嚴。

  正是為了平衡貿易的不平衡,北京在130多年後迎來了另一陣勢浩大的 說客使團。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破產,被攝政政府接管。世界新崛起的貿易強國是英國,正如我們已經描述過的,1790年的英國已具有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徵並日益強大。現在它要說服東方帝國接受它的現代理念與實踐。由馬嘎爾尼勛爵率領的英國使團到達北京的時間是1793年,同年8月在熱河他們見到了兩年後就要成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回顧這一團英國人的來訪,我們要注意兩個特點。第一,這是一個政府派出的代表團,第二,它首要的目的是來傳播理念。

  作為一個政府團,英國人在中國大出風頭。和現代中國的交往,他們落在了其他歐洲人的後面。由於在都鐸王朝英國已脫離了羅馬教皇的控制,英國人從未參與早期到中國來的傳教活動。他們通過英東印度公司做轉口貿易,每年乘季風來到廣州的是印度的商船,與廣東十三行打交道的是一些利來利往的商人。

  但是,與前次荷蘭人冒失的嘗試不同,馬嘎爾尼勛爵是由英王喬治三世委任的訪華正使,帶來的是英王給乾隆皇帝的親筆信。過去皇上也見到葡萄牙等國派來的特使,但從未見到過上百人幾十條駁船列隊而來的歐洲使團,並帶來了如此之多的 「貢品」,在圓明園裡擺滿了一大殿。正因為這是第一次,惹出了馬嘎爾尼出使由頭、覲見禮節等一系列麻煩,暴露了以天下為一統的大清朝廷與現代國家在政府交往上遵循著不同的常識。

  圖6:在隨團畫家亞歷山大創作的這張圖中,馬嘎爾尼勛爵和使團成員站在右下角,他們的穿戴舉止明顯與清官大員不同。

  這樣一個代表團肩負一個重任,它的目的是得到中國人對國際貿易理念和踐行這一理念的英國人的認同。隨團書記員斯當東所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對此開宗明義: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一個商業國家,商人是社會中最富裕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與活動隨時受到政府的極大注意,並在許多方面影響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國派遣一個使節團到中國訪問,自然是為了它的商業目的。」

  與在印度的策略不同,英國不敢覬覦大清的領土,雖然在朝廷的其他歐洲人曾告誡乾隆皇帝英國人侵略成性。1793年它正處於與拿破崙法國戰爭的前夕,英國人也沒有軍事實力來和乾隆皇帝叫板。同時,英國國內的財政金融制度都尚未成熟,財力不足,他們對大清的國力心懷敬畏。所以,他們把使團來訪的目的鎖定在促進通商貿易。

  此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已有十幾年,英國人誠心誠意相信貿易對增強國家實力刺激財富積累有好處,這是激勵他們在全世界拓展市場的基本理念。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問題是皇帝與官員並不了解英國人的道德優點,自然也不願同他們有貿易來往。英國人天真地認為,「假如有一些英國人以一種高貴的身份常住在北京,以他們謹慎言行和彬彬有禮的儀錶爭得上流社會的尊敬和下層社會的佩服,那麼就有助於解除中國方面對英國的誤會,為兩國之間良好交往奠定基礎」。英國喬治三世給乾隆皇帝的信中,宣揚了英國人對幸福、智慧和道德的虔誠追求,以及與落後地方交流技術與生活福利知識的孜孜努力。

  把道德理念先放在一邊,我們要講英國人的想法離這兩個國家已經分流的經濟現實相差太遠了。

  對英國來說, 十八世紀末它正在走向「世界工廠」, 國際貿易已佔據經濟產出絕大比重。貿易所收取的稅款,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僅中國的茶葉進口一項,據稱就貢獻了英國稅收的10%。國際貿易的結算支付、信用借貸、保險經紀,成就了倫敦金融業全球中心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英國的統治階層,上下議會的議員,越來越多出身於貿易商、金融家與工業家,他們將自己的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聯成一體。

  反觀乾隆末年的中國,國際貿易占經濟活動的比重仍然很小。正如乾隆所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道有無」。朝廷允許向外國人出口是對他們的一種撫恤,因為他們央求購買中國的商品,這表現出中國傳統道德理念中的仁義。實際上,從事貿易代理已經使一部分人富有起來,凡與貿易有瓜葛的官員都獲利非淺。但是,這是一個小集團的利益,經濟上的好處遠不如保持天朝架構穩定不變的政治來得重要。

  圖7:三億人口的市場對英國具有巨大吸引力。斯當東一路觀察盤算著向中國出口的機會:中國皇帝喜歡英國的鐘錶,加了彈簧防震的馬車,而老百姓喜歡五金製品和風箱。英國的羊毛製品在廣東沒有市場,但賣到京城以北的地方一定會受歡迎。

  毫不奇怪,馬嘎爾尼沒有得到任何期盼中的特許。這個結果不僅取決於乾隆皇帝與大清朝廷,也取決於當代的消費者:大清的臣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沒有西方的消費觀念,不追求洋品牌,更不懂得借貸消費。 另一方面,英國也沒有生產出什麼讓中國人非買不可的東西。

  斯當東的書中顯示,英國人看懂了這些差距,他們最後的希望,是皇帝能夠特許在北京留下英國使節,傳播國際貿易理念,管理和外國通商這件事。他們希望和大一統帝國的最高權力打交道,而不是在廣東僅與「十三行」糾纏。

  然而英國人這個希望還是不現實。乾隆皇帝見面一個月後,和坤和中堂親自跑來和馬嘎爾尼說使團可以離開中國了,他順便帶來了乾隆皇帝給英王的復函。馬嘎爾尼感到自己關於貿易利益的那一套理論還沒有時間展開討論呢,因此還想滯留幾個月。和中堂委婉卻堅定地表示,這裡已經沒有你們的事了。入冬北京的天氣太冷,與你們洋人的體質不合。將來交了霜降,天氣突然要冷得緊呢。

  在1794年十月初起乍涼的秋風中,馬嘎爾尼勛爵率領著他的使團,悻悻然走出了北京東城門。英國人並沒有因為一次出使不利而氣餒,在戰勝了拿破崙法國的第二年,即1816年,英王又派出了阿美士德勛爵率領的使團再次到北京,希望謁見嘉慶皇帝。他們的命運比第一個使團更不濟,嘉慶皇帝借禮節問題為由拒絕與勛爵見面。和中堂當年的告誡確實另有所指,北京的天氣對英國人來說越來越冷得緊呢。

  圖8:對這次暗淡無光的出使,本來沒有什麼好提的。不過幾年前的一天我在大英圖書館,偶然發現了阿美士德勛爵帶給嘉慶皇帝的這張國書。它有46英寸電視那麼大,周圍精心手描了花邊。在退還這張國書時, 阿美士德潦潦草草地在一個信封上寫了幾個字:「這是攝政王給中國的皇帝的原信。我沒有機會遞交」。從此,中英上層通過外交渠道的溝通,就像這封國書,被鎖進圖書館的抽屜里。

  馬嘎爾尼率領使團訪華一事,在過去的200年中從未被中外史學界當作一個大事件,就是提到也一筆帶過。阿美士德無功而返的經歷更是不值一提。20世紀90年代我收藏亞力山大隨團創作的版畫時,記錄這些出訪的參考書籍屈指可數。

  然而時來運轉。在過去的幾年中,這件事突然顯示出極為重要的歷史寓意,那張想像出來的馬嘎爾尼拜乾隆的畫也被廣泛重刊(見2013年4月的The Econimist 中的文章)。從中解讀的言外之意似乎是東西方的關係又轉回到了從前。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又來到中國 「拜見」尋找著什麼,其中肯定包含了國際貿易特別是擴大進口的「特許」。而對於中國而言,它今日似乎又站在一個新的河道分流處,內在與外在的力量相互撞擊,刺激著它的選擇。摩根士丹利亞洲董事長斯蒂芬?羅奇不久前寫到「歷史告誡我們,永遠不要說決不會怎樣」。這才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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