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逝世三十周年 | 人格上不輕易懷疑別人，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06-27

本文來源：群學書院

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極具傳奇色彩的一代學人，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獨特參與者與見證人。他講論中西文化，開創「新儒學」；他致力鄉村建設，開展改造農村的實踐；他發起民主同盟，力促國共聯合抗敵、和平建國；他敢於為民請命，犯顏進諫，向毛主席討要「雅量」；他面對批鬥不改初衷，放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他說自己一生不斷追求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人生問題，人活著為了什麼？二是中國問題，也就是中國究竟向何處去。

他是梁漱溟，狷介狂放，傲骨擔當。

今天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謹以此文，紀念這位「中國最後一位儒家」。

紀念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人格上不輕易懷疑別人

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1988年春末夏初，梁漱溟先生的生命漸漸走向終點。

5月份，他對來訪的台灣《遠見》雜誌記者尹萍說，我對中國文化未來的期望，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這句話，約略可以視作他的文化遺言。

6月23日上午，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繼而心率驟快。醫生在病榻邊詢問，他用微弱的聲音回答：我很累，我要休息。言罷瞑目，溘然長逝。

這一年，梁漱溟95歲。哲學家張岱年說，梁先生的死，讓我想到了兩句話：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

半個月以後，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舉行，靈堂入口大門兩側，懸掛的是孫子梁欽寧擬就的輓聯：

百年滄桑救國救民

千秋功罪後人評說

橫批是：中國脊樑

工作人員上前阻止，被和祖父一樣固執的欽寧拒絕了。第二天一早，《人民日報》刊發了消息，標題是《一代宗師，誨人不倦；一生磊落，寧折不彎》。

大約半年多以前，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祝賀梁漱溟從事教學科研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多數致辭嘉賓都坐著發言，唯有年紀最大的梁漱溟，堅持全程拄杖站立，主持人三次請他就坐，被老頭堅決拒絕。

會議上，有晚輩問起他對近幾十年里所受苦難的感想，梁漱溟說了八個字：行雲流水，不足掛齒。停了停，他補充道：文化大革命里，我所有的字畫圖書都被燒掉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沒有什麼，我的思想是銷毀不了的。

整整七十年前，25歲的梁漱溟，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變故：父親梁濟去世。

那是1918年11月7日，年過花甲的前清小吏梁濟收拾好紙筆，準備去親家彭仲翼家小住，臨行前，他問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

兒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說完，就離開了家。

三天之後的清晨，殘風曉月，凄清寧靜，梁濟穿戴整齊在積水潭投湖自盡。這是一場精心準備好的死亡，他在留給人世間的最後一篇文字《敬告世人書》中說：

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欲使國成為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為良好之人，此鄙人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這位真正的儒者，所求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心安，而是社會良知的覺醒，他以一己之性命，拚死保全風雲亂世的一縷世道人心。

父親的死對也想過自殺的兒子是一個巨大的刺激。當時，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最年輕的教師，他開始從求佛避世的心態中跳脫出來，決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多年以後，他回憶起與父親梁濟最後的那次談話，感慨頗深：

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自從先父見背之日起，因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事實上不容許我放鬆社會問題，非替社會問題拚命到底不可。

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這位父親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後總要有人去承擔，這位兒子選擇了承擔。」

梁漱溟自己說：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當由後人評說。為人處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獨立思考，表裡如一。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他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

民國初年，梁漱溟好幾次報考北大，卻始終名落孫山，他一生的最高學歷，就是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不久以後，1917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讀到了在《東方雜誌》連載的長文《究元決疑論》，遂邀請作者梁漱溟去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任教。

沒想到，這個只有專科學歷的24歲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對蔡元培校長說：

我不到大學則已，如果要到大學去做學術方面的事，就不能隨便做個教師便了，一定要對儒、釋兩家的學術，至少負一個講明的責任。請問蔡先生，對孔子持什麼態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說：我們也不反對孔子。

梁漱溟正色說：我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這次來北大，唯一的意志和願望，就是為孔子和釋迦說個明白，出一口氣！

當時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年輕的梁漱溟與新文化的旗手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朝夕相處，無時無刻不感到巨大的心理壓力，卻從不肯盲從所謂「時代潮流」，他說：

天下人自己都會找對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則得，不對也好，總會對的。

1920年秋天，梁漱溟開始在北大演講「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人類文明三種文化類型：印度文化、中國文化、西洋文化。中國、印度都過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將完成第一期文化。然而一旦時移世易，人類必將有西洋態度轉變為中國態度，「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儘管還不到30歲，梁漱溟就開始以天下為己任，他說：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有一次，他在北京街頭閑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白髮老翁，腳步蹣跚，而坐車的男子卻拚命催促，老人腳下打滑摔倒，鮮血滿襟，梁漱溟當街便流出淚來，從此終身不再坐人力車。

幾年以後，兩個兒子相繼出生，梁漱溟給他們取名「培寬」「培恕」，寬恕之道，正是儒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在北大待了七年後，梁漱溟一方面因不滿北大隻重知識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當個閉門做學問的聖人，於是1924年辭掉了北大教職，先後在河南、山東等地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在他看來，鄉村建設，才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個新方向。

那幾年，他長期在山東鄒平農村生活，只有過年才回家住幾天。在過年期間也絕不看戲，他說自己體會了農村的種種苦楚，看一場戲就要花去幾塊錢，實在是一種罪惡。

梁漱溟特別佩服對於同樣身體力行進行鄉村建設的先驅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

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來是留美的，中國從前的都叫做留洋學生，都是穿西裝，穿革履。他也穿西裝也穿革履，都脫了，穿中國農民的衣裳，穿草鞋，創辦曉庄師範。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領著一班學生，自己蓋房子，了不起，那個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學生中沒有看見那樣的人！

終其一生，梁漱溟都囑咐自己的二兒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學生。

在山東鄉下，他仿照宋明講學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眾人，或默坐，或清談，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這樣的集會稱為「朝會」。梁漱溟在朝會上的發言，後來被弟子們輯為《朝話》。梁漱溟總對學生們說：

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

抗戰爆發，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棄鄉村建設事業，前往後方。在桂林七星岩，學者袁鴻壽請他吃素席，日寇的飛機突然盤旋而至，袁鴻壽大驚失色，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避難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問：先生不害怕嗎？他說：

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

後來，他給兒子寫信說道：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

直到晚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對於生死，梁漱溟一向穩若泰山，任其自然。樂知天命，仁者不憂，這是恂恂儒者的精神本色。

梁漱溟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他說自己「不是一個學者」，在他心目中「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對前來採訪的美國學者艾愷說：

我的生活，固然做過記者了，教過書了，做過教員了，可是實際上比較重要的是做社會運動，參與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蔣介石兩大黨我都有關係嗎？馬歇爾在中國的時候，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極力想給兩黨找出一個妥協和平來。我也是搞這個東西，所以我實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動、社會活動，搞鄉村建設是社會活動，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為國內的黨派的團結抗日。因為我去了游擊區一次，在游擊區看見兩黨的軍隊，我就很怕引起內戰，引起內戰就妨礙了抗日，抗日期間不可以有內戰啊，所以我就先搞「統一建國同志會」，後來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誤以為我是想搞一個自己的黨派，其實不對。我不認為中國需要兩大黨之外，還要一個第三個黨派，我沒有這個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個黨派，是什麼呢？是想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能夠團結抗敵就好了，能夠合作建國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個什麼黨派。

抗戰中梁漱溟在重慶辦學，常有批評政府的言論，沈醉帶特務闖進學校去查辦他。梁漱溟正氣凜然，針鋒相對：「我這是小罵，對你們，對抗日有好處，如果你們仍不改悔，我今後還要大罵。」

1946年，李公朴、聞一多相繼被殺，梁漱溟發表了義正嚴辭的譴責，他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梁漱溟踐履篤實，冒著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終將反動政府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梁漱溟與毛澤東有很深的來往。1918年，在毛澤東嶽父楊昌濟家中，兩位同齡人就已相識。二十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八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1950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晚餐，還專門囑咐廚師：「梁漱溟先生在，我們今天統統吃素。」

在梁漱溟心中，毛澤東是開天闢地的偉人，他說：

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並且他沒有什麼憑藉，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麼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會議上，梁漱溟還是為了自己堅持的觀點，當面頂撞的毛澤東，進而引起巨大風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邀發言，重點是談農民問題，他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發毛澤東極大的不滿。

特別是梁漱溟在發言中引用某人所說「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話，讓毛澤東火冒三丈，在會上將梁漱溟臭罵一通，說：「蔣介石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

梁漱溟不服氣，登台發言，多次爭辯，在巨大的壓力下，卻依舊「態度安定從容」。

直到晚年，在親友的勸說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問下，他對當年自己的「氣盛」做了檢討，他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

1986年，毛澤東去世十周年，有人問梁漱溟感想，他說：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十年浩劫，國家板蕩，文化之劫，百倍秦火。

梁漱溟被被趕出居室，住在簡陋的小屋內，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也被抄沒——這本書被梁漱溟視為人生最後的至寶，1955年初夏，他與兒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園，說起即將動手寫的這部書稿，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他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人心與人生》的寫作，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1972年底，舉國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參加政協小組學習，他發言說，我只批林，不批孔，因為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

後來，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梁漱溟曾經談及此事，他說：

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裡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

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半年小組批判，兩個月大會批判。他每會必到，泰然處之。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他不理解趨時媚上的郭沫若，作詩諷刺說：

淡抹濃妝務入時，兩朝恩遇鬢垂絲。

曾經招對趨前席，又見謳歌和口詞。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詩。

民間疾苦分明在，辜負先生筆一枝。

1985年，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九十壽辰家宴，邀請老學長梁漱溟參加，梁漱溟推說天冷而拒絕。幾天以後，馮友蘭卻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簡訊，其大意是「北大舊人現惟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來參加壽宴。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

馮友蘭先生卻說：「這樣直言，很難得的。」

梁漱溟去世後，馮友蘭不顧年高體衰，親自撰寫文章悼念：《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梁漱溟的傳記作者，美國學者艾愷說：

梁漱溟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只有他和少數幾個人才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

而梁漱溟生平所見最後一位客人，台灣學者韋政通則說：

梁漱溟的逝世，成為充滿「憂患意識」的儒者在歷史上的休止符，向他那樣能身體力行，為儒家精神做見證的人物，今後可能很難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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