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吉斯二零零五：貧賤者的怒火

吉爾吉斯二零零五：貧賤者的怒火

來自專欄李星國內國際評論

吉爾吉斯二零零五：貧賤者的怒火

　　2005年2月27日，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舉行國會大選。稍後，官方「中選委」宣布親總統力量贏得絕對多數席位，反對派僅獲（75個議席的）7個；南部重鎮奧什（全國第二大城市）大量群眾立即上街，指責政府舞弊，與特種警察發生多日激烈對抗。據當地左翼分子的互聯網報道，為達到預設目標（把阿卡耶夫總統家族的大群親友塞進國會）[1]，當局使盡渾身解數（控制傳媒輿論；經濟窒息反對派；賄賂與恐嚇選民；乾脆取消部分對手的競選資格[2]），並在反對派實力較強的十多個選區篡改投票結果。這套半公開手法早非秘密，連阿總統的莫斯科盟友也嘆息「我們毫不懷疑（吉國）選舉中存在許多違法現象」[3]（俄上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米·馬爾吉洛夫）。

　　3月13日中選委重申上述結果「有效」，南部亂勢更甚；3月18日奧什政權易手，示威者召集的「庫魯勒台」大會[4]任命了新的地區官員；3月20日示威者佔領南部另一中心賈拉拉巴德，並組建武裝「人民義勇隊」。3月22日，數千外省示威者有組織地進入首都比什凱克，次日市內發生大規模反政府集會；3月24日，一萬多用草叉、獵槍、鐵棒武裝起來的人群遊行並攻佔中央政府所在地，市內陷入無政府狀態。

　　過去十幾年裡，美歐對吉政權一向恩寵有加，對後者演出的多場民主猴戲笑而不語，這次卻力挺反對派。「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扳著臉裁判「選舉的組織存在嚴重缺陷」[5]，華盛頓亦高聲附和[6]。為了在新一輪列強大攤牌中佔據有利位置，美國統治階級開始對系列邊緣資本主義國家（從喬治亞到黎巴嫩）實施「治理整頓」，重組土著領導層及其對外政策。正如某位藉機掌權的土著精英所說，「（多個國家）持續進行著地緣政治革命……柏林牆倒塌後一度形成的（力量對比）新均衡，已被打破」[7]（喬治亞總統米·薩阿卡什維里）。

　　既然上頭擺明了卸磨殺驢，國內軍警又癱瘓消極，總統家族見勢不妙匆匆開溜。3月25日，國會任命反對派領袖巴基耶夫為代總統[8]。一個長達十五年的穩定政權——阿家小王朝，兒戲般覆滅了。

　　與政客大亨們全程掌控、精細操作的烏克蘭事變相比，吉國政權更迭帶有群眾暴動的濃烈味道——在南部，示威者打開監獄釋放囚犯，到處衝擊焚毀公安機關並奪取槍支；在首都，三二四遊行打亂了高層談判的步驟，成為壓垮舊當局的最後一根草，更觸發了對全市商業區數晝夜的搶劫和縱火。二月底，反對派領袖洛·奧通巴耶娃（現任新外長）尚有心情威脅當局「人民抗議的浪潮必然席捲全國」[9]，但事態讓前者很快目瞪口呆；儘管西方忙不迭提示「不訴諸暴力，根本就不應該有暴力」[10]（美國國務卿賴斯），而自封的民主鬥士們「想方設法制止暴行」[11]（奧通巴耶娃），仍未能預防「失去控制和毀滅性的無政府浪潮席捲首都與許多其它地區」[12]並感到張皇失措——「用這種方式上台，我寧願老天阻止它發生」[13]（巴基耶夫）。

　　三月暴動的多數參加者「根本不是反對派積極分子」[14]（奧通巴耶娃），而以社會底層的失業青年和雜工為主；他們對乖乖充當國際列強地緣戰略過河卒的精英盤算沒啥興趣，而急於發泄復仇的怒火。這怒火來自赤貧絕望的生存狀態，來自國家機器「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腐敗」[15]（作家欽吉斯·艾特馬托夫），來自富豪權貴們無日無之的踐踏，來自資本主義復辟與隨後十五年市場浩劫。2005年3月比什凱克夜空下的烈焰，堪稱當代中亞爆發的首次（儘管相當盲目）貧民大起義。

　　三月暴動後，整個社會從上至下均被攪動起來。列強（包括中華資本）的在吉戰略布局；階級矛盾、地域矛盾與部族矛盾的糾纏；反對派執政後對前朝的經濟清算與權力內鬥，都讓當地進入多事季節。底層的潛在動向，讓國內外有產者格外不安；為保護老闆們的財產和自由，資產階級政府隨時準備鎮壓街頭運動——反對派頭目庫洛夫（原副總統、現任武裝力量總負責人[16]）通俗易懂地威脅大眾知趣一點（「對國家的控制和管理必須（限制）在精英層進行，（任由）普通老百姓支配政權是不行的」[17]），如有必要，國家機器會「採用更激烈的措施恢復秩序」[18]，庫將軍冷冷地保證道。與此同時，作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改革的擁護者」[19]（庫洛夫），新政權詛咒發誓保持舊有社會經濟路線（從私有化到引入外資）的承繼性。也就是說，民眾的苦難仍要延續下去。　　

資本主義市場改革：灑向人間都是怨

　　蘇聯解體的前夜，著名物理學家兼民主派風雲人物阿·阿卡耶夫當選吉爾吉斯總統；那些紛亂而心氣激昂的日子裡，千百萬人深信兩把金鑰匙——「票箱」和「市場」——會幫他們開啟新世界的自由之門。

　　上任伊始，阿先生引進自己的眾多學生和同事作為基本班底（「阿家幫」）。事實證明，年輕的自由主義講師與研究生們遠無蘇共官僚的職業水準，卻比後者貪婪和放縱一千倍。資本與權力結盟的暴政迅速形成——既全身披掛代議制和政治自由的必備符號[20]，同時以行政資源確保「阿家幫」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國家機器則成為總統家族的主要經商助手。

　　時至今日，眾多高級官員異口同聲地指出「國內工商界由阿卡耶夫家族及其幫凶一手控制」[21]（原建設部長米·阿貝洛夫）——總統的女婿和兒子直接間接掌握著全國金融（數家銀行和投資公司）、能源（燃料進口和供應）、交通（含航空業）、通訊（國內最大行動電話公司BiTe）、煙草進口和釀酒業（兩大主要釀酒廠）的主要生意，近年又進軍傳媒領域（有線電視台和報紙）。太子們不輕視建材、食品和中國服裝集散市場的小錢，又把國家訂貨的大買賣攥在手裡——僅舉冬季煤炭供應為例，太子公司壟斷了相關商品的進口許可，過過手轉賣給國家，坐收數百萬美元紅利；許多年裡，類似訂單如換季般準點到來。

　　總統夫人也沒閑著；這邊廂她老公做嚴肅狀要求「採取最堅決措施落實反腐敗戰略」[22]，那邊賢內助打著慈善基金的旗號發展了一整條賣官斂財的人事生產線，後果可想而知。難怪原總理巴基耶夫苦笑說他主政時「多數同僚（副總理與部長們）都是公開的腐敗分子，（與他們）討論反腐敗等同與虎謀皮」[23]。

　　小朝廷烏煙瘴氣，西方師傅笑得合不攏嘴——身為國際金融機構的好學生，吉爾吉斯「各項改革指標平均在獨聯體國家中居第一位，且投資環境良好並不斷改善」[24]（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並在1996年成為加入世貿組織的首位獨聯體成員。隨著市場改革的不斷推進，1990-1996年間吉工業產量下降兩倍多，70%工廠停、減產；在農村（尤其是南部），原本發達的畜牧業一落千丈[25]。1991年吉國工農業比重為34%∶33%，2003年相應比例變為18.1%∶35.2%；非工業化的深刻進程已達不可逆轉的地步，只好出賣資源混口飯吃——近年的工業復甦主要依靠金礦業（產值占工業總值41%）和電力出口[26]。

　　民族工業崩潰；進口商集團乘機坐大；國際金融組織的明暗影響[27]，阿卡耶夫「家族生意高於一切」的治國方針，都使吉國徹底淪為中亞依附資本主義的排頭兵；在諸多領域，它充當著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理念」的練拳沙袋。就稅制改革而言，入世前政府已推出10%的統一進口稅（個別年份低達3%或4%），這兩年被迫有所調整[28]；私有化方面，IMF指示「清倉無底線！」，小朝廷照辦如儀——除不少破爛企業乏人問津外，電信、天然氣、熱能、航空、配電等命脈部門均先後擺上肉案，教科文衛領域亦在劫難逃[29]。與此相應，外資比重穩步增長，從礦山到零售處處滲透，漸成國民經濟的獨立一極（截止2003年9月，外國直接投資累計約13億美元）[30]。

　　老百姓是市場改革所有社會代價的頭號買單者。截止九十年代末期，吉國兩極分化已登峰造極——10%最富人口掌握了44%的國民收入，比10%最窮人口的總收入高10倍。工業最糟的1997年，人均退休金、社會補助金和失業救濟金分別占官方最低生存開支標準（約合十美元/月）的61,8%、14,6%和20,2%。經過幾年復甦後，2004年吉人均收入也僅有37美元/月左右。外資企業里，產業工人一般能拿到130美元/月，通訊、交通業職工只有90美元/月好賺；收入最高的服務業（酒店），月入也不過150美元上下[31]。

　　工錢和社會福利雖少得可憐，剋扣、拖欠等現象卻多得要命[32]；更多的人連被拖欠的機會也無——壓根兒沒工可做（另一方面，童工現象死灰復燃）。九十年代首都居民幾乎家家有人下崗；農村就業形勢更加險惡。據吉官方資料，1998年全國農村失業率達56%（婦女達59%），16-29年齡段的青年失業率達43%；長期失業者從1994年的5%猛增至1996年的17%[33]。在新自由主義「國家福利義務最小化」方針指導下，社保本身亦呈分崩離析之勢——退休金改革導致大批城鄉居民老無所養；雖說全國正式登記失業人數不過五萬八千人，享有失業補助的幸運者卻不到四千[34]，最低生活保障形同虛設。無數青年出國找活路，五百萬人口中六十到八十萬人長年在海外（俄國、哈薩克）打黑工糊口，以僑匯支撐著國內有限的大眾消費市場[35]。

　　數年前，吉部分上層終於扭捏招認所謂「既能極大減輕預算壓力，又可讓工業走出危機」[36]的市場化與私有化綱領（外貿和工業部長謝·瑞耶拜科夫），已徹底破產（「企業產權的轉移並未帶來期望的效果」[37]）。遲來的悔悟並無大用，吉國已成世界市場的有機部分，必須認可國際分工體系內的刷盤子身份；「阿家幫」寡頭政權得過且過，依賴更多出賣資源和引進外資苟延殘喘，直到讓大老闆飛腿踢開。　

共產黨與伊斯蘭運動

　　三月暴動雖狂亂短暫，卻讓慣於俯視愚民賤民（剎那間化身為暴民和刁民）的「成功人士」們有點歇斯底里——「國家在毀滅！」[38]（下野總統夫人阿卡耶娃）。儘管當地幾乎不存在戰鬥性群眾運動，而近十年工人鬥爭始終七零八落，世界各地的統治者仍打了個冷戰。互掐甚歡的競爭對頭稍停片刻，異口同聲地表示「唯一的道路是政治對話」[39]（美國國務卿賴斯），然而「與政治家可以妥協，跟流氓無賴決不能妥協！」[40]（俄上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馬爾吉洛夫）。俄外交部強調必須「使事態發展平穩進行，不給極端分子以可乘之機破壞共和國國體的民主基礎」[41]，歐盟趕緊幫腔：「權力真空可能讓某些勢力乘機用來破壞穩定」[42]（歐盟駐吉代表馬·繆勒）；中華資產階級低聲但堅定地表態「希望社會迅速恢復法治和秩序」[43]，較爽快的西方政客則指示新政府加強資產階級專政，從速「建立（徹底）從屬中央政權的安全機關」[44]（OSCE輪值主席魯佩里）。

　　大老闆的憂慮，建築在對吉爾吉斯資產階級國家虛弱現狀的清醒理解之上；執政的親西方反對派頭重腳輕根基甚弱，根本經不起街頭運動的衝擊。但由於革命工人運動與無產階級政治綱領的缺席，由於復辟後捲土重來的部族勢力深深禁錮著多數大眾的思想與生活，這場貧民起義並無向上發展的勢頭與可能。

　　老蘇共殘餘先後成立的兩個「共產黨」（PKK和KPK[45]），與它們的獨聯體兄弟一樣，只是政治慣性的產物，毫無活力和實在的階級基礎。就綱領而言，除了「實現社會公正、人道主義、自由平等」的空話，就是「保護和確認吉國家主權；保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互惠平等合作」等資產階級意識灌輸；「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許諾，使吉共視「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工商界、失業者和退休人員」[46]為本黨社會基礎，並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而歡呼。

　　與俄共、烏共或喬治亞共產黨一樣，吉共（PKK）用蘇式政治術語（「忠於馬列主義理想」[47]）和懷舊口號（「在自願基礎上重建蘇聯」[48]）控制部分群眾；現實政治生活中PKK與總統家族勾肩搭背，再三示意本黨「有責任找到（與執政當局的）共同點，而政府應努力與所有黨派精誠合作」[49]（黨主席阿·馬薩立耶夫[50]），扮演著小罵大幫忙的角色。對外政策上，在政治皮條客俄共的引薦下，PKK視俄國資本為主要傍家，宣傳「鞏固對俄合作有助於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工業」（馬薩立耶夫2003年五一集會講話），歡迎俄軍進駐。近年來，吉共乾脆甩掉社會主義遮羞布，承認所主張的俄吉聯盟「不等於（原來的工人國家）蘇聯，而是新現實（基礎上）的經濟-軍事聯合體」[51]（PKK副主席尼·拜依洛[52]）。

　　為「阿家幫」與俄資賣力之餘，吉共領導層也見縫插針地撈些美元外快。去年9月，巴基耶夫為首的反對派與吉共達成選舉合作協議，並贊助後者部分開支。

　　復辟後的十多年裡，吉共（與俄共相仿）曾得到廣泛支持；出於某些歷史原因，南部貧苦穆斯林更對「列寧黨」抱有很大期望[53]。隨著黨官僚政治賣淫的不斷曝光，形勢逐步逆轉。2000年國會選舉時，PKK得票近70萬張（得票率27%），五年後它的支持率下降了三分之二[54]，南部青年和貧民更紛紛轉向穆斯林原教旨運動——國際性地下組織「伊斯蘭解放黨」（Hiz-ut-Tarir）[55]。與老年痴呆和賣身狂的混合物——共產黨不同，伊斯蘭解放黨組織嚴密宣傳有方，既有海灣石油資本的幕後支持，又培養了文武兼備的幹部隊伍（失業青年為主），隨時準備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成為資產階級分化、鎮壓中亞工農的戰略預備隊[56]。

海外ＮＧＯ支持主流反對派——幫餓鬼趕飽鬼下台

　雪崩樣財富積累和民眾無止境的逆來順受，使後蘇時代權貴階層放大和集中了有產階級某些最本質的精神產物（等級炫耀、金錢崇拜和絕對的實用主義）。兩年前，烏克蘭總統的女兒曾向輿論公開叫板「我為丈夫（鉅賈維·平丘克，身家23億歐元——注）自豪，因為他是全國最強有力、（執政）系統內最吃得開的實業家」[57]。

　　在吉爾吉斯，許多民間老闆「並非不想（與總統家族）妥協，可他們扒皮扒得太狠」[58]（銀行家沙·穆爾塔扎立耶夫），已逾越了前者能忍受的極限。拿本次選舉來說，為得到足夠席位，「阿家幫」喝令許多在任議員（多數是大資本家）「滾開」；反對派當時便斷定「那些『財主』議員雖慣於向總統家族低頭，卻未必甘心拱手讓出政治特權」[59]（奧通巴耶娃）。阿家的橫行無忌使有產階級內部衝突不可避免，眾多原執政集團成員先後轉向反對派，並得到了美歐的肯定[60]。

　　與中國資產階級傳媒的主流報導相反，美國對吉選舉的介入相當公開、深入和肆無忌憚[61]。首先，吉反對派以眾多西方非政府組織（ＮＧＯ）的財政、輿論和專家支持[62]為後盾，用某反對派幹部的話說，「無外援一切都談不上」[63]（吉非政府組織「擁護民主與公民社會聯盟」主席艾·拜薩洛夫）。去年烏克蘭事變中，美英德ＮＧＯ大顯身手[64]；在吉爾吉斯，美英、荷蘭和挪威的類似機構深入各地開辦分部，為反阿力量撐腰[65]。美官方資助的「自由歐洲電台」（RFE/RL）在吉分部（AZATTYK）充當了反對派基本電子傳媒陣地；美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and Labor)更直接在吉興辦印刷廠，專門出版反對派報刊和小冊子[66]，與一心打壓對手聲音的當局頻繁衝突[67]。

　　從工農大眾的角度出發，上述ＮＧＯ的活動到底在為哪個階級服務呢？問題的答案顯然與後者的洋身份無關，甚至也不在於是否反對舊寡頭統治，而取決於（通過反對派表達的）具體社會-經濟主張。上台前後，主流反對派用自身言行多次證明，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政策也好，國際依附路線也罷，他們（以及貌似中立的ＮＧＯ贊助者）與「阿家幫」並無多少分歧，區別只在於對外依附的側重點以及「輪流坐莊」後對阿氏資產的再分配。

　　反對派競選綱領里冗長空洞的套話（「全體民主、愛國和建設性反對派力量聯合起來，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讓國家從深刻的退化危機中擺脫出來，走上發展和爭取實際人民幸福的道路」[68]）一文不值；秩序、財產、投資、防止無產者作亂才是國內外有產階級關注的焦點。正如反對派上層承認的那樣，他們執政後「最關心保持穩定和防止大規模騷亂，只有保障秩序、公民安全以及國內外人士的生意財產，對我們才最有利」[69]（拜薩洛夫）。新官上任，頭頭們已急急通告「無論出現何種變化，（吉政府）將繼續忠於國際義務、以及市場與民主改革的原則」[70]（外長奧通巴耶娃與歐盟代表團的談話），而「前政府簽署的所有國際條約和政府間協議，均會受到執行和遵守」[71]（代總統巴基耶夫）。就暴動給內外有產者造成的虧空，當局拍胸脯承諾一肩扛起——「任何國家當局都有責任對投資者的損失進行補償」[72]（庫洛夫）。

　　尊重國際資產階級的在吉勢力範圍，為新貴們以權換錢提供了政治前提；上任不足兩個月，政府內鬨搶「阿家幫」產業（首先是旅遊資源[73]、中國商品轉口[74]和通訊業）的混戰已打得飛沙走石。為穩定人心，新總統向紅了眼的戰友們交底——「位子總歸找得到，不會有誰兩手空空……吉爾吉斯很小，但政權機構龐大，我不會改變（這種狀況）」[75]，一副坐地分贓的流氓嘴臉。

　　吉爾吉斯土著精英們忙於啄食雞零狗碎的實惠，逐鹿中亞的大小列強則各有打算——或廢掉弱小的合作夥伴，而選擇更聽話的跟班（如美國）；或與貪婪無度聲名狼籍的「老夥計」拉開距離，積極拉攏取代的新血（如俄國）；或躲在更強者的影子下低調滲透（如法德、土爾其與日本）；或待機而動，默默拓展陣地（如中國、伊朗、印度）。

列強利益戰與中華資本的「西域攻略」

　　21世紀初的中華資本總體發展仍嚴重失衡，但它（及其自強派學界）已意識到「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利益，我們對於國際資源和市場的需求，也是我們的『核心利益』，甚至是首要的『核心利益』」[76]，嘗試著建立周邊勢力範圍。在中亞方向，它牽頭成立SCO作為進入的楔子，營建自由貿易區「在互利基礎上最大效益地利用區域資源，為貿易投資創造有利條件，以逐步實現貨物、資本、服務和技術的自由流動」[77]。

　　鑒於「資源的稀缺是當今世界的最基本矛盾」[78]（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木），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北京決心讓中亞成為本國工業的一個主要能源供給基地。中國國家石油資本躍進西域積極收購[79]，尋求控制油氣勘探、開發和運輸權，取得了部分進展（比如中哈石油管線建設）[80]，但也相當程度上觸痛了俄、美能源資本的利益[81]。對冒犯領地的異鄉客，視獨聯體為禁臠的俄羅斯資產階級向來缺少耐心，時不時發出一旦「俄國在世界重要地區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尊重」[82]（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就用大炮來「爭取尊重」之類的軍事威嚇；喜唱「理念」高調的美國，乾脆編織了一張武力控制中亞的基地網[83]，默默地為列強間或早或晚的軍事衝撞作準備。

　　當然，超級巨頭們都沒有忽視吉爾吉斯。莫斯科鼓勵本國私人大資本「更積極地參與（吉）經濟生活，因為這符合俄羅斯利益」[84]（普京），而國家資本已啟動了多個巨型能源項目與企業收購計劃[85]，並暗有所指地自誇俄軍在吉基地「不僅是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也為俄吉經濟合作創造優良條件」[86]；美國同樣在吉駐軍，更操縱國際金融機構影響吉政局變動。

　　雖說目前中國在吉商業投資較少[87]，但花費的大筆政治投入已見成效（北京對中亞援助額只及日本同類支出的25%[88]，卻大多用于吉爾吉斯[89]）——不僅打通西進交通線（中吉烏鐵路建設）有望，也替民族資本（如華為集團）長久佔領市場奠定了基礎。

中華資本剛剛踏上前途未卜的擴張之旅，它既要面對老牌帝國主義的暗中圍堵和公開挑戰，後方也並不安寧——國內各個資產階級派系整合與權力分配的難題尚未解決，尖銳的勞資矛盾有待緩和；外資對民族市場的侵蝕更得小心招架；但恰恰因為中國資本主義遭遇著深重危機，便更需要奪取新的市場和資源，削弱競爭對手，轉嫁國內階級衝突。換言之，需要旨在確立地區強權的海外征服。　　

下一次的烈火——有產階級的噩夢

　就三月起義的性質和前景問題，獨聯體左翼圈子內討論甚是熱烈；部分人強調「搶劫和縱火無論如何談不上革命行動」，也有人覺得當地工人並未作為獨立力量扮演任何角色，所以暴動意義不大。

　　暴動期間，首都水泥廠的職工曾躲進俄軍基地尋求保護；這一舉動告訴我們，吉爾吉斯無產者普遍的委靡惶恐、無自信與非組織化到了何等地步。吃人的市場改革與私有化、長期失業和赤貧，抑或國家勞動法規的改惡與僱主敲骨吸髓式剝削[95]，似乎沒任何打擊能讓吉工人階級作出反應。難怪帝國主義派來「做群眾工作」的某些官員覺得「群眾運動」純屬牽線風箏，收發均在掌握之中——「假設這些（國際援助）不曾存在，總統家族還會繼續掌權，老百姓很可能仍一如既往地消極」[96]（「國際民主研究所」在吉負責人JEFFREY·LILLEY）。

　　作為剝削社會的被統治階級，勞苦人民（包括產業工人和職員階層）身上不可避免地帶有諸多愚昧、狹隘的偏見，並在鬥爭中以不同方式流露出來；越缺少反抗經驗和傳統，自我組織程度越低下，偏見的作用越大。一般無產者對解放前途的悲觀，常表現為極端破壞性（我過不好你也甭活）；痛恨上層與自身貧乏生存的交錯影響，使許多階級戰士在初步推翻資本統治的同時，易陷入舊世界「上流生活方式」的誘惑；最底層的赤貧者往往也是某些社會惡習不可救藥的沾染者。1917年十月革命既有彼得堡工人代表會的莊嚴正劇，也攙雜著貧民窟酒鬼的狂歡[97]；紅軍的核心骨幹——無私無畏的革命水兵們時常需要制止舊同事的打砸搶。

但無產階級鬥爭並非試管里的蒸餾水，而沾有許多血和骯髒的東西；它時常從某些貌似荒誕的現象和動作里傳達社會深處的變遷信息。貧民的京畿大劫掠固然極其盲目，卻是被逼到牆角的百姓最合理的社會反應；「造反有理！」的語錄用來概括三月暴動，再貼切不過。

　　鑒於中亞工人在數個俄國工業中心驚人的集中程度，吉爾吉斯無產階級的組織與鬥爭中心很可能從海外發端；它不僅要對付台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和伊斯蘭極右戰鬥隊，更需要錘鍊能砸碎多個列強軍事干涉的鐵拳頭。要實現這個目標，只有聯合一途，因為我們面對共同的敵人……

2004年莫斯科部分建築工地的連串罷工，以運動骨幹、吉族革命工人「拉什德同志」的犧牲告一段落[98]；「拉什德」死了，但吉爾吉斯無產階級還活著，廣袤無垠的中亞細亞大地終將屬於生生不息的建設者——工農大眾。

200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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