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革命的起點
050 1912年小男孩正給小夥伴剪辮子
孫中山上海香山路故居書房
1911年11月上海起義成功後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風招展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東京的結婚照
革命的起點
從檀香山回國後的幾年,孫中山輾轉於香港和廣州之間,學醫、從醫,結交有志青年,熱議國事;而上書李鴻章失敗後,他對清政府抱有最後一絲希望的改良夢想,也消失殆盡,從此,他頭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檀香山作為他革命之路的起點。
在鄭觀應的幫助下,1894年10月,孫中山從上海踏上駛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時的他28歲,再也不是那個負笈求學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對此,美國歷史學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響和財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廣東人很多,「對他來說,這個社會是不需要介紹的」。
這次距他上次離開檀香山,已經9年,當地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夏威夷1893年發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變成了共和制。那時夏威夷數萬華人中絕大部分來自廣東,廣東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們之間直接或間接都是孫中山的親友鄰坊。儘管如此,當時的革命宣傳工作極為艱難。有一次孫中山在華埠路過,有華僑指著他的背影叫他「瘋子」。孫中山後來在回憶中也不無痛心地說:「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鄧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個組織,便利用自己的醫術邊為人治病,邊宣傳革命的意義。陳少白後來說:「孫先生那時候革命思想很厲害,碰上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銀行華人經理、基督教教友何寬的家中,舉行了「興中會」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何寬、李昌、劉祥、鍾宇、程蔚南、鄭金、黃亮、許直臣、宋居仁等二十餘人。孫中山為會議主席,他提議將這個以反清為目的的組織定名為「興中會」。
據《檀山華僑》描述,當那些入會者由孫中山帶頭,各以左手置於一本打開的《聖經》上,右手舉向天時,一個受過較好教育的會員李昌便朗誦誓詞:「聯盟人×省×縣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誓詞中用了「合眾政府」一詞,而不是後來孫中山常用的「共和」。「合眾」,即「聯邦」或「聯合」之意,在美國歷史學家史扶林看來,這一提法很顯然是以美國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為藍本,「因為有理由認為孫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國的影響」。
成立興中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將來的中國革命籌款。為此,組織者們煞費苦心地設計了兩種籌款方式,一是規定每位會員要捐5塊銀元;另一種是發行股票,每股10元,承諾革命成功後每股償還100元。可是人們對此的反應並不像預期那樣熱烈。客觀而言,很多華僑本身就是去美國謀生的,條件並不寬裕,說服他們掏腰包支持在那時看來還虛無縹緲的革命,實非易事。
興中會創始人何寬的曾孫何宇錦至今還生活在檀香山。出生於1950年的何宇錦並未見過自己的曾祖父,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錦說,何寬是通過孫中山的中學同學鍾工宇而相識孫先生的,兩人一見如故,由此成為孫中山革命最為忠誠的追隨者。1931年何寬在夏威夷去世,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特意向何寬的墓地敬獻了花圈。
作為興中會的創始人之一,同時又是在銀行供職,為人誠實守信的何寬,自然成為孫中山最為可靠的「財政大臣」,興中會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孫中山共同簽字方可生效。據何宇錦介紹,從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後有112人陸續加入了興中會,這些人的名字和繳納的會費,都被何寬保留在了「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數簿」中。根據賬本記載,興中會成立一個多月後,共籌集1388美元,在此關頭,此前一直對弟弟的革命活動有諸多阻撓的孫眉慷慨解囊。孫眉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了一部分牲畜,並以當地華人首富的身份,帶動了周圍20多人,捐贈了5000美元。
雖然檀香山的華僑們在提供資金上的反應令人失望,但是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熱情被激發。這部分華僑大部分是商人、店員、農民和工匠,他們歷來處於傳統的中國政治舞台之外,這一次,他們把自己的名字和孫中山的事業聯繫起來,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
這群人中,鄧蔭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當地的一位商人兼農場主,在介紹了14位成員加入興中會後,他更是變賣家產,捐出資金,隨孫中山回國參加革命。另一位華僑宋居仁也將自己的餐館變賣,帶著兩個有夏威夷血統的兒子回國參加起義,並為國捐軀。
爭奪陣地
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報紙《早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標題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她的政府」。
這是孫中山第五次造訪檀香山。時隔7年,這裡的形勢又發生了很大變化。自從梁啟超到檀香山後,他宣揚的「保皇與革命原屬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蠱惑,大部分興中會會員都轉向保皇黨。儘管康有為詛咒過那些領導群眾起義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們要恢復權力,保證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孫中山的策略——在華僑中募捐。梁啟超顯然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使命,獲得許多華僑捐款,不僅如此,他們還出巨資,贊助出版保皇黨的機關報《新中國報》,這張報紙大肆鼓吹保皇,攻擊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興中會成員減少到只剩下10人,幾乎被徹底摧垮。
孫中山看到這種情況,決定再一次征服這個群島,向梁啟超的宣傳才能及他作為西方政治理論獨一無二的解釋者的身份挑戰。在檀香山逗留期間,孫中山在群眾大會上向成千華僑發表演講,闡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標。數千華僑頭一次發現了孫中山的演講才能,孫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記者的注意,他們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演講的消息。美國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孫逸仙》里這樣記載:「英文報紙的記者被那位穿著一身亞麻布衣服、剪短了頭髮的演講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聽眾都穿著中式服裝,留著長辮。在這些新聞記者看來,孫中山不像個狂熱者,而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說家,他用有力的手勢來強調他說的話。」夏曼把孫中山描繪成一個「天生領袖」,當他譴責清政府、說到要竭力效法美國的共和制和選舉總統時,聽眾都為之欣喜若狂。
這一次,孫中山還生平第一次利用報紙攻擊他的政敵——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業性報紙《隆記報》改為興中會的黨報,本人親自做主筆,寫了《駁保皇報》一文,和《新中國報》展開論戰。此時的民心也在發生微妙變化。1900年漢口密謀的失敗,此後又沒有任何勤王的起義,這些都削弱了華僑對梁啟超的信任。與此相反,孫中山轟動一時的惠州起義的嘗試和史堅如的奇襲廣州衙門,都讓華僑對革命的支持態度更轉向明確。
孫中山與梁啟超的關係於是也再難修復。1903年12月17日,孫中山在《復某友人書》中指斥梁啟超:「康尚有坦白處,梁甚狡詐,彼見風潮已動,亦滿口革命,故舊金山之保皇黨儼然革命黨」,「今日之計,必先破其戾謬」。他認為梁啟超「以一人而持二說」乃是「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矣」。
興中會與保皇黨,實際上開始了在華僑中爭奪政治影響和經濟支援的嚴厲對抗。當時一家報紙提及:「康同璧女士(註:康有為之女)及歐某至各埠遊說運動,務以拒絕革命黨為事。而孫逸仙醫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會,並欲籌餉50萬金雲。」
那時孫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對手——1904年底,康有為穿著紫色袍褂來到美國。在華盛頓,他獲得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接見。在費列得爾菲亞市,穿著藍色漂亮軍服的保皇會兩個連的候補士官生,手持黃龍大旗和美國星條旗做他的隨從護衛,僱用的軍樂隊為他開路,沿途保皇黨徒大放鞭炮,夾道歡迎。不過,在孫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對檀香山3年之久的壟斷終於被打破。孫中山展現出來的革命氣魄和個人魅力,也為他本人和革命運動贏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團
舊金山唐人街新呂宋巷36號,是一棟稍顯破舊的3層小樓,門口的台階逼仄得僅能容納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這座不起眼的小樓,當年卻與遙遠的中國革命有著不可小覷的關係。這裡便是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它的前身是洪門致公堂。
1896年6月18日,30歲的孫中山獨自一人從檀香山乘輪船抵達三藩市(舊金山)。這是他首次踏上美國本土。他向所遇到的華僑繼續積極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傳未獲得積極響應,歡迎革命的,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認為孫中山「謀反」是大逆不道,「視為蛇蠍」,甚至連籌措旅費也遭到了華商們的拒絕。一舉一動受到監視的孫中山察覺了自己的危險處境,停留了3個月後,他遠赴英國。
可是,這一次美國大陸本土之行,也讓孫中山有了另一個收穫——他發現美國有一個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民間社團,這就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門會館,也就是俗稱的致公堂。孫中山的舅舅楊文納很早就到美國淘金,熟知這裡華人情況的他向孫中山建議,北美系保皇會發源地,「倘不與洪門人士合作,勢難與之抗衡」,力勸孫中山加入洪門。
致公堂大佬黃三德,也是美國華人的一位傳奇人物。出生於1863年的黃三德是廣東台山人,15歲時到美國謀生,1893年被推舉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舊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門分堂的總部,其在華人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視。黃三德後來著有《洪門革命史》一書,據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寫介紹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門組織——國安會館,允許孫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過興中會元老鍾木賢作保,孫中山在檀香山國安會館宣誓加入洪門,並被封為「洪棍」(洪門稱「元帥」為「洪棍」),躋身洪門致公堂的要職。夏威夷國安會館曾保存了孫中山入會日期的檔案和保薦人的數據,這份珍貴檔案卻因近些年數度搬遷而不慎遺失。
如今,在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內,依然完整保留著孫中山的書房。陳列有孫中山曾經使用過的桌椅、印泥、保險箱等物品,以及他與致公堂大佬黃三德等人往來的信件等。鮮為人知的是,除了孫中山之外,當年還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經秘密加入洪門致公堂。據致公總堂會長周國祥介紹,這其中就有孫中山的革命盟友黃興,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鍔、蔡廷鍇將軍,而黃花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門兄弟。
加入洪門不久的孫中山馬上就得到了很現實的幫助。1904年3月31日,孫中山搭乘「高麗號」,再次離開檀香山前往舊金山。早在1882年,美國議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華人沒有必要的證件不能進入美國。為了能在美國推廣革命活動,孫中山不得不設法取得美國護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國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孫眉、舅舅楊文納這些親友作證,申領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證明——1866年出生於香山翠亨村的孫中山,稱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後,他領到了一個美國島屬居民所持之護照。
經過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麗號」到達舊金山。可是孫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國海關以手續不符等理由扣留。箇中原因,一種說法是與孫中山激烈論戰的保皇黨擔心孫中山一旦抵達美國大陸,會給那裡的同黨帶來更大的麻煩;另一種說法是清朝皇室貝子愛新覺羅·溥倫率團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世博會,清官員擔心孫中山「鬧事」,因此令清廷駐舊金山領事何祐阻撓。何祐立即照會美國海關當局:以保全清、美兩國邦交,請禁止將於某日抵埠的中國亂黨孫某入境。當海關查知孫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證,表示按照法律難以禁止的時候,他們又極力說明孫中山是廣東香山縣人,所持護照,必是偽造。這樣,孫中山便被困在碼頭上的木屋裡,等待處理。
小木屋簡陋,與外界完全隔絕。有一天,孫中山無意間從他人那裡借到一份僑報《中西日報》,見上面寫有「總經理伍盤照」的字樣。他猛地回憶起1895年從香港逃離時候,基督教教友楊襄甫、左斗山兩人,曾特地寫信給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經理伍盤照,請他念同教的友誼,對孫中山予以照顧。這封信孫中山暫時沒用上,仍留在皮箱里,他立刻根據報上地址寫了個便條,讓一位西洋小報童送到《中西日報》。伍盤照收到信後,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趕到木屋去,那時,伍盤照還兼任清廷駐舊金山領事署顧問,領事何祐經常向他請教對外事務。伍盤照一方面正告何祐:孫中山系革命黨,不能指為亂賊,請勿激起眾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訪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英文書記唐瓊昌。
危急時刻,黃三德立即組織營救。他先以自己的名義拿出500美元做保證金,保釋孫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請當時檀香山著名律師何利為孫中山上訴。據黃三德在《洪門革命史》中回憶,官司一直打到華盛頓最高法院,經過17天的審判,最終獲勝訴。1904年4月28日,美國政府工商部電告舊金山海關,批准孫中山在美居留。使孫中山索性甩開了各種顧忌,在美國公開從事革命活動。
孫中山脫險後,向黃三德表明:此次來美目的,是要發動華僑捐資支持革命運動。黃三德表示全力支持,並親自陪同孫中山到全美各埠發表演講。1904年5月24日,孫中山與黃三德從舊金山出發,開始赴美國各地對洪門會眾進行註冊和宣傳活動。據中國社科院所編的《孫中山年譜》,所到之處,黃三德必「開台演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為「開台演戲」),孫中山則發表演說,闡揚反清革命宗旨,駁斥保皇謬論。每到一處,黃三德必介紹孫中山與各埠的華僑領袖相識,以擴大革命影響,建立孫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華僑組織安良堂的僑領司徒美堂就是在黃三德的介紹下認識孫中山的,從此,司徒美堂也成為忠實追隨孫中山的華僑領袖之一。
不知為何,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與黃三德的關係卻日漸疏遠。有學者認為,是黃三德自恃功高,數次向孫中山跑官要官,孫中山沒有應允從而引發矛盾。也有研究者稱,革命成功後,黃三德希望將洪門致公堂在國內立案,註冊登記成為一個公開的合法組織,進而參政議政。當時孫中山並沒有答應,這使得兩人漸行漸遠。再後來,黃三德聽從建議,同意成立致公黨。不過孫中山在日後否認洪門與革命的關係。
為革命籌款
「在孫博士壯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募集革命資金的工作,明顯地成了他的主要職業。」研究孫中山的美國歷史學家韋慕庭對孫中山做了這樣的評價。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本打算親自赴南洋各國去籌款,但因從事革命,許多國家都拒絕他入境,使孫中山在南洋一帶難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華僑革命黨人多次為革命起義捐獻大筆款項,「大有接應不暇之勢。出錢者因多嘆元氣之未復,勸捐者亦殊黨開口之為難也」,所以孫中山只得將籌款重點放在美國。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曾四度到美國本土,為革命奔走呼號,並在華人華僑中積極籌款。
為了籌款,孫中山也設想了好多形式。韋慕庭在《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里寫道,其中一個計劃是建立一個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中華實業公司,「這個公司打算籌集資本100萬元,以1萬股為限,每股百元」。孫中山許諾,中國的投資者在「將來革命成功後,專承辦開礦,專利十年」。可是這個計劃最終失敗。
在洪門的幫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孫中山最後一次來到美國本土期間,黃三德與孫中山聯手成立了洪門籌餉局,幫助孫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籌款的通道。根據章程,不管是誰,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為「優先國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軍政府條件之約束,而入國籍。籌餉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籌款活動掀起了一個新高潮,僅僅幾個月,便籌款接近15萬美元。當時,孫中山仍屬於清廷通緝的要犯,黃三德在洪門內部下達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護孫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發那天,陪同孫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黃芸蘇,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負責人。致公堂當年發出的籌餉公告中還提道:「現經印就捐冊,寄呈各埠,後派演說員兩隊,孫文大哥、黃芸蘇為一隊,周遊美國之北。」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當年為了革命活動方便,而謊稱自己出生於夏威夷的經歷,最近一段時間被不少媒體熱炒,甚至有人撰文聳動地稱,辛亥革命後,中國人選了一位「美國人」做總統。實際上,孫中山獲得的美國公民身份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1908年,孫中山偕胡漢民等人從新加坡前往曼谷,在華人華僑中宣傳革命。當時的暹羅(即泰國)當局迫於清政府壓力,要將他驅逐出境。孫中山以自己是美國公民為由,在會見美國駐暹羅公使漢米爾頓·金時,要求保護。漢米爾頓·金隨即將此事電告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盧特。1909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電復漢米爾頓·金,認為孫中山不符合美國公民資格,不能取得美國護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公民。
孫中山主要的、不斷的資金支援來源,就是海外華僑,其中就包括為革命幾乎耗盡家財的兄長孫眉。在夏威夷以經營稻米起家的楊然,是當地的百萬富翁,民國成立後曾捐巨款幫助孫中山。其子敬仰孫中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楊仙逸,他立志航空救國,積極幫助孫中山向世界各地的華僑募捐,購買了12架飛機(其父捐獻了4架)。回國後還親自動手裝配了第一架國產飛機,以宋慶齡的英文名字「羅莎蒙德」(Rosamonde)命名。宋慶齡不顧生命危險,親自登機試飛,揭開了中國航空史的第一頁。被孫中山譽為「中國航空之父」的楊仙逸後在奉命東征叛軍陳炯明時不幸遇難。此類感人的華僑支持革命的故事不勝枚舉。據歷史學家研究,辛亥革命之前,在五大洲的華僑人數約800萬,他們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使得他們迫切希望祖國強盛,願為推翻清朝統治,民主救國不遺餘力。所以,孫中山曾不無感慨地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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