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是，它們並沒有過時

文學史教材上常常有各種名不副實的「封號」，將歐·亨利、莫泊桑、契訶夫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即是其中一例。在我看來，歐·亨利是不能與後兩者相提並論的，在他的小說里，人物臣服於情節的需要，顯得扁平、粗糙、不真實，而那些情節立意甚至可以稱得上淺薄。這當然不能歸罪於作家本人，在一封歐·亨利寫給朋友的信中，他說過：「我是個失敗的人。我的小說究竟如何呢？老實說，我並不滿意。我就害怕人們說我是什麼『名作家』。」

關於莫泊桑和契訶夫兩者的比較，被譽為「英國的契訶夫」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據說門羅被譽為「加拿大的契訶夫」……）有一句名言：「我願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這自然是言過其實的。在我的粗淺印象里，莫泊桑的不少短篇小說寫得圓潤醇熟，技巧上或許不輸於契訶夫，但是大概是民族性格的原因，莫泊桑顯得更溫和一些，缺少契訶夫作品中那種蒼勁、凜冽和殘酷的力度。

「……還有一次我在火車站檢查畜群，當時有一個牲口販子不慎掉到機車底下，一條腿被軋斷了。我們把他抬到急診室里，血流如注——真嚇人。他卻不住地求我們把他的斷腿找回來，因為那條腿的靴子里有二十五盧布，千萬別弄丟了。」（《醋栗》）

這樣的情節讀起來讓人心寒，像「超級寫實主義」繪畫一樣，因為離得太近反而有些「失真」，不需要靠人為的怪力亂神，自然而然地令讀者生出魔幻或荒誕的感受。這種感受是我評價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的內在標準。

契訶夫以其小說中的諷刺性而著稱，但他早期的諷刺名篇《小職員之死》《胖子與瘦子》《變色龍》等我卻不是很喜歡。因為在我看來「諷刺小說」的說法（或者說寫法）不太能立得住腳：因為諷刺的背後是需要一個強大的信念做支撐的，也就是說你得充分相信站在「諷刺」對立面的東西，才能理直氣壯。但那樣的東西對一個寫作者而言不一定是存在的，其結果往往就導致了為了諷刺而諷刺。

因而我更欣賞契訶夫小說里偏重於抒情的那些篇目，《萬卡》《苦惱》《農民》……這些作品真的有催人淚下的力量。在現代主義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睿智、精妙、荒誕、超脫……但很難讀到那種一擊即中的悲憫，這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一種遺憾。

當然，契訶夫最厲害的還是那些後期寫下的作品。在《第六病室》、《脖子上的安娜》《姚內奇》等作品裡，可以明顯看到風格上的轉變。契訶夫不再像一個年輕的勇士那樣四處針砭時弊，而是帶著一種明顯的虛無主義。以我膚淺的認識，這恰恰是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品質之一。在這片貧瘠的大地上，我們都只有短暫得可笑的一生。出路是沒有的，或者至少不是那麼清晰可見的。這就像「套中人」是可笑的，招人討厭的，但是他的死並不能帶給人們希望。

「我們從墓地回來，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個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依舊那樣嚴酷、令人厭倦，毫無理性……的確，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還有多少這類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將來還會有多少套中人啊！」（《套中人》）

也正因為如此，契訶夫說，「兩百年、三百年之後人類社會的生活將會多麼美妙，多麼富饒，但是再過一千年，人們還是會說，我多麼痛苦！」

而魯迅的自省之語讀來也令人悲嘆：「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答有恆先生》，一九二七年）

歷史在改變，經濟在發展，受教育的人變多了。照理說，一百多年前（或者更久之前）寫下的現實主義小說讀起來應該覺得陌生才對，最理想的情況是它們只剩下審美上的趣味，而絕無現實層面的關照意義。但是，事情的可悲之處就在於，它們並沒有過時，讀起來就像是剛剛寫成的，帶著墨跡未乾的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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