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簡」之爭：蔣介石曾兩度推行漢字簡化

張艷霜|文

在3月4日的政協會議分組討論中，電影導演馮小剛呼籲恢復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並將一定數量的繁體字增加到小學課程中，旨在「讓小學生感受傳統文化」。繁體字傳承的議題再次在國家層面的會議上浮現。

其實，在2008年「兩會」期間，宋祖英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便聯名提議「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2009年「兩會」，政協委員潘慶林建議用10年時間廢除簡體字，恢復使用繁體字。之後，2014年全國人大代表吳仕民提議國家應「恢復繁體字，傳承傳統文化」。

繁體字中的「文化基因」，這是支持使用繁體字一方的核心觀點。

儘管目前恢復繁體字的意見和呼聲在大陸地區的影響力並不大，也不代表中文使用者的主流觀點。但隨著簡繁之爭頻頻被提起，並總能引起熱烈的討論，網路民意也曾出現支持與反對方勢均力敵的局面。

不過，繁簡體字之爭由來已久，而且也並非是只在中國才有的爭論，在亞洲文化圈（日韓新馬泰）其他國家同樣存在這一爭論。

《漢字簡化方案》公布至今已有58年，但「簡繁之爭」似乎從未停止。不僅僅在中國大陸民眾中存在著恢復使用繁體字的主張，長期以來台灣某些政客或民眾也常常利用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差異對中央政權及其文字政策進行抨擊。

誠然，國共兩黨因政治鬥爭與意識形態的對立，在文字政策上也分道揚鑣，大陸推行了簡體字，而台灣推行了繁體字。「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倡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林安梧：《文字簡化面面觀座談會發言紀要》，載台灣《國文天地》1989年5卷2期）。 可見，台灣地區最初推行繁體字的動機，並不全因「傳承中華文化精髓」使然。

然而，大陸的簡體字政策，恰恰是承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制定的簡化字方案而來。

漢字簡化的方法是以錢玄同（時任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會員、教育部國語統籌會常駐幹事）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為基礎的。在此之前，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先後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普通教育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成為歷史上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的第一人。

錢玄同1922年提出的《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除了主張將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書面語外，還提出了簡化漢字的八種方法。這部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成為現行簡體字產生的依據，影響深遠。1935年8月，國民黨政府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採用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草稿（收錄簡體字2400多個）的一部分，收字324個，雖僅執行167天便遭廢止，卻是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

國民政府簡體字推行法令

如前所述，《第一批簡體字表》推行不久便遭遇短命。但這批簡化字實為蔣介石在背後推動，他曾說標語用字應盡量避免十畫以上之難字，推行簡化字有利於消除文盲。然而，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認為，簡化漢字是十分荒謬的行為，破壞了中國文化，公開跟蔣介石叫板。忌憚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只好讓步，下令暫不實施簡化漢字。後來在戴的一再敦促下，蔣介石最終下了「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然而，民間研究漢字簡化的活動並未受到挫折。在《第一批簡體字表》廢止的同年，上海文化界組織「手頭字推行會」，發起推行手頭字即簡體字的運動。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簡體字仍在各種非官方渠道繼續推行，抗戰爆發後簡體字主要在共產黨統治區繼續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更是立即著手推行簡化漢字，並於1956年在全國推行《漢字簡化方案》。

1952年，蔣介石第二次推動文字改革。他一邊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在報紙上進行輿論造勢，一邊讓教育部組織學者研究簡化方案。翌年，蔣介石重申「簡化字之提倡，甚為必要」。

然而，這次文字改革又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他們認為此舉會「毀滅中國文字及國家命脈」。蔣介石感到阻力太大，恐難執行。此時，大陸在推行漢字簡化運動，在海峽局勢風詭雲譎的背景下，蔣介石立場大變，將簡體字斥為共黨專斷、忘本賣國的工具。上世紀60年代蔣介石更是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全面禁用簡體字，違反者會被視為「投共附匪」。簡體字在蔣介石統治時期成了人人忌談的政治符號，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兩岸往來頻繁，簡體字才逐漸進入台灣社會。

識繁書簡或繁簡混用：蔣介石書法作品

亞洲文化圈受漢字影響的其他國家，比如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都曾對本國流通的漢字進行過不同程度的簡化改革。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韓國的漢字簡化方案甚至與中國完全一致或大部分一致。現在日本通行的漢字字體（新字體），簡化程度雖遠不如中國大陸的簡體字，但仍有相當數量的漢字與中國現行簡體字相同或非常相似。泰國則是將所有華文學校都納入允許教學簡化字的範圍。這些國家進行漢字簡化改革，主要是因為簡體字更容易被民眾習得使用。

以韓國為例，韓國曾長期使用漢字。漢字早在殷商時期傳入古朝鮮，再經過唐朝的進一步傳播，漢字成為古朝鮮的主要文字。

進入李氏朝鮮時代後，世宗為了讓平民百姓認字讀書，便根據本民族人民的發聲特點編纂了《訓民正音》，即朝鮮諺文書寫系統，朝鮮民族獨有的文字漸漸形成。朝鮮半島獨立後，由於民族主義和脫漢運動的影響，朝韓對日治時代漢字的應用與中國古代的冊封體制非常不滿，漢字遭到排斥，將諺文提升為國家文字的聲音逐漸高漲。

1948年韓國施行《諺文專屬用途法》，由此漢字被廢除。然而在李承晚時代（1948-1960），小學實行的仍是漢字教育。朴正熙時代（1961-1979）則完全廢除了普通教育中的漢字教育，後因輿論強烈反對，又恢復漢字教育。上世紀90年代韓國與中國建交前使用的漢字一直是繁體字，1994年以後，包括中文教科書在內的大部分領域都使用了簡體字。

自1991年起，由韓國主導的國際漢字會議提出統一和規範漢字字體，邀請中國大陸、台灣、日本代表與會。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能達成一個符合各方國情與利益的方案。

現在韓國在國家層面指定為教育漢字的有1800字，與中國2500個常用漢字重複者多達1619個。按照漢字字形標準，兩國公用的1619個常用漢字中，包括簡體字在內，也只有512個在字形上不同。

不過，漢字簡化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漢字是涉及面廣泛、規模浩大且實施起來複雜的大工程。任何漢字改革都必須符合人們的使用習慣，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潮流。不符合民眾的易用性和時代發展需要的改革方案最終都是失敗的。

1950年公布的一批簡化字方案中，即便是官方實施的，有很多字也因過於簡化容易引起混亂而未被民眾接受，比如儒家的「儒」簡化成「?」，堂堂正正的「堂」簡化成「坣」，副業的「副」簡化成「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