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紅衛兵的批鬥中銷聲匿跡

摘自《胡適與周氏兄弟》

周作人：在紅衛兵的批鬥中銷聲匿跡

（一）平淡而清苦的學者生活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進軍長江北岸。國民黨節節敗退，南京也即將解放。在這種情況下，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釋出獄。他用這樣一首詩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

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

周作人為此詩作注道："菰者蔣也，今日國民黨與蔣已一敗塗地，此總是可喜事也。"（《周作人日記》）周作人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走出了南京老虎橋監獄。

然而，不論對失敗的國民黨還是對勝利的共產黨來說，周作人畢竟是有過"政治污點"的民族罪人，他曾經投靠在日軍的卵翼下，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其"漢奸"的身份，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出於此，周作人出獄後沒有立刻回到北京的家中，而是次日就到了上海，在李健吾的內弟尤炳圻家中借住了多半年。可以說，此時的周作人在觀察社會形勢，也在思考自己今後的命運。就是在出獄前，他還曾經萌動過去台灣的念頭。據洪炎秋回憶，周作人曾托尤炳圻寫信給他，表示過赴台的想法：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

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共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轉引自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見程光煒編《周作人評說80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第264頁。）

可是出獄後的周作人，很快就斷絕了這一念頭。此時的周作人在一篇題為《北平的事情》的文章中，表示了自己要留下來的心思。因為"有錢有勢的逃，無錢無勢的不逃"，而他是搞學問研究的人，"原不該怕苦"，留下來"也不見得生活更壞"，如此，逃走實在沒有必要。就在此時，周作人還拒絕了胡適的約見。當時，胡適也曾小住上海，有意勸周作人南下。周作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遂拒絕見面。周作人說，當年苦居北平，我曾經以蘇武自居；這次如果離開上海南下，難道現在要以"白俄"自居，還是自稱政治垃圾？反過來，周作人還託人勸說胡適留下來，藉此報答1938年胡適曾熱切地從倫敦寄詩，勸他不要做日偽附庸的情意。

在上海期間，周作人經歷了上海的解放。不久，他萌生了給黨中央寫信的念頭。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親自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由自己的一個學生托董必武轉交，並把信的抄件寄給了鄭振鐸。周作人在信中，著重談了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的認識和支持，實際上是在表明自己擁護黨、擁護共產主義的態度。接下來，周作人則談到了重點，那個繞也繞不過去的"過去"。他介紹了自己那段就任偽職的不光彩的經歷，並辯解是迫不得已才擔任偽職的，他擔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是為了抵制破壞性更大的王揖唐等。而且，他對於日本方面，也並非真心實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責，等等。

不管周作人這封信是否達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周作人藉此及時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傾向。這其中固然不乏投機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他此時忐忑不安的心理。

1949年8月11日，上海《亦報》發表了一則《周作人決定北歸》的消息："胡適朱家驊等曾邀之南下，許以教授席，拒不往，閑居門生尤某滬寓。"說明周作人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要留下來。次日，周作人就是懷著這種複雜的心情在尤炳圻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周作人此次回京仍舊沒有立刻回到位於八道灣的自己的家中，而是選擇了住在尤炳圻北京的家中。就在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個多月以後，1949年11月18日，周作人在兒子周豐一陪同下，終於回到久違了的八道灣。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儘管已風光不在，中國共產黨還是容納了他這個有著"政治污點"的文化名人。而且，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從1952年起，讓他擔任該社的編外譯者，使其可以安心翻譯。當然，周作人此時也頗為勤奮，他抓緊時間翻譯文化典籍，先後翻譯了日本的《古事記》、《枕草子》、《平家物語》、《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石川啄木詩歌集》等經典作品。據當時接觸過周作人的人士回憶，他翻譯的作品揮灑自如，和原作不走樣。而且，無論哪個時代的作品，周作人都能從漢語中找到對應的辭彙加以表達。對於周作人的稿子，當時身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文潔若曾找來原作進行對照，結果從未發現任何差錯。而且，還往往能發現周作人翻譯的神來之筆，不禁讓人拍案叫絕。　　

從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允許周作人每月預支200元稿費；1960年困難時期曾增加到400元（1966年6月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停發）。這大大解決了周作人的生活問題。

除此之外，周作人還靠給報刊等寫稿子來獲得家庭的經濟來源。在此期間，周作人寫了大量關於魯迅的回憶性文章，對魯迅本人及其小說中的人物和本事進行追根溯源，提供了一些可靠而寶貴的資料，這對魯迅研究來說實在是功不可沒。這些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成《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吶喊〉衍義》、《〈彷徨〉衍義》等。更難能可貴的是，周作人關於魯迅的回憶性文章，盡量保持了一種客觀和公正。仔細讀一下周作人留下的這些文章，發現他絕對沒有對魯迅進行主觀評價並下論斷的文字，只是老老實實地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儘管有兄弟失和的"過節"，但周作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實在可貴。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下）》中說，他這樣做也算對得起魯迅了。儘管周作人當時不乏拿魯迅"換飯"吃的嫌疑，因為相比於這個曾經失足落水的二弟，魯迅在解放後的聲望可謂高高在上。

雖是如此，周作人的生活也絕對談不上富裕，甚至仍舊過得捉襟見肘。當時，他的兒子周豐一被錯劃為右派，工資降了好幾級，儘管後來做了"摘帽"右派，但工資也一直沒有恢復，兒媳的工資也很微薄。而夫人羽太信子及其妹妹芳子等都沒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周作人來維持。到後來，由於信子患病，需要大筆的醫藥費，周作人不得不把自己記了68年的日記賣給國家。其生活之貧苦也可見一斑。 　　

（二）在紅衛兵的批鬥中"銷聲匿跡"

生活若能一直如此，那麼，周作人也可以像許多人一樣壽終正寢，儘管清貧、平淡。然而，晚年的周作人雖然沒有遭遇到像魯迅那樣的來自革命陣營的"圍剿"，以及胡適來自島內的圍剿，他卻遇到了紅衛兵小將們的批鬥和羞辱。 　

1966年6月25日，周作人在兒媳張菼芳的陪同下，到協和醫院去看病，被確診為前列腺腫瘤。周作人是個自由職業者，彼時享受不到公費醫療，而且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400元的稿費也停發了。這對於生活日益困窘的周家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然而，貧和病還不是最大的敵人。1966年8月22日，一群紅衛兵小將衝進了八道灣，砸了周作人供奉的母親魯瑞的牌位。這只是個開端。8月23日，周作人寫下了他此生最後一篇日記：晴，廿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這天過後，也即8月24日，紅衛兵宣布對周作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砸爛了他住的塌塌米，查封了房子，全家幾乎被洗劫一空。而且，紅衛兵小將們把周作人拉到院子中的老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進行批鬥。批鬥中，一個紅衛兵的小頭目命令：不要打頭部，留下活口，好讓他老實交代問題。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不久後回來，看到此景大吃一驚。紅衛兵對周豐一可就不那麼客氣了，除了拳打腳踢，一名紅衛兵還在拷問中掠了他的手錶戴上。　

周作人在八道灣11號的寓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沒收了一些，解放後一個解放軍連隊進駐。後來房管部門接管了房子，解放軍退出，八道灣11號搬來了許多住戶，周作人一家只是這許多住戶中的一戶，每月要交納房租。然而現在，就是這要交納房租的房子也被"紅衛兵小將"們查封了。周作人後來被趕到了自己家的洗澡間里。兒媳張菼芳向紅衛兵求情，總算在廚房裡給周作人搭了個床鋪，讓他住在那裡。至於飲食，則更談不上什麼營養，能勉強喝上點粥就算不錯了。　　

這對於已經有病需要調養的周作人來說，還不是更大的不幸。更大的痛苦是，周作人還要在紅衛兵小將的逼迫下，寫交代材料。在這期間，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曾經去探望過他，這樣描述了周作人當時的情況：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里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潔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膚色蒼白，穿一身黑布衣，衣服上釘了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經無力站起來了，而幾個惡狠狠地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他，讓他起來……晚年的周作人真應了那句話："壽則多辱"。這一年的9、10月間，周作人曾兩次讓兒媳張菼芳向派出所遞交要求速死的"呈文"。呈文用周作人平素寫稿子的400字紅格稿紙寫就，只是這回用的有些皺巴巴了。"呈文"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自己年事已高，再延長性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增加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周作人那支握慣了毛筆的手，五四時期，曾經寫下過《貞操問題》那樣浮躁凌厲的文章，也曾寫下過《北京的茶食》這樣閑適的文字，不知此時下筆心中是何種滋味。是一種心酸，抑或是一種嘲諷？或者二者兼有？這樣的"呈文"當然無人理睬。周作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度過了一年。來年春天，周作人屢屢對兒子說：我不如死掉還舒坦一些，也不想再連累你們大家了。　　

還念叨著：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的人，嫁到周家，跟著咱們受這份罪，實在對不起她。 　　

1967年5月6日，中午，保姆為周作人端來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乾乾淨淨。 　　

下午兩點，住在同院的鄰居隔著玻璃往周作人的屋子裡看了看，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看上去很不自然。家人被叫回來後，發現周作人已經渾身冰涼，沒有了氣息。　　

早在1965年4月26日，周作人在翻譯完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後，曾立下過如下的遺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周作人死後，家人將其遺體放到八寶山火化，並將骨灰盒寄存在那裡。按照規定，八寶山也只給保留三年，過期如果沒人來取，就不再予以保存，照章處理。然而，不久，這一家人也就插隊的插隊，下放的下放，各奔東西。周作人的骨灰也就沒有了下落，真的「聲銷跡滅」了。

1．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林賢治：《人間魯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陳漱渝主編：《誰挑戰魯迅》，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 　

4．陳漱渝：《披沙簡金》，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5．《魯迅回憶錄》（上、中、下冊），北京出版社，1999； 　

6．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7．易竹賢：《魯迅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8．胡適：《嘗試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9．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陳金淦編：《胡適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

11．《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12．《胡適書評序跋集》，嶽麓書社，1987；

13．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萬麗娟編注、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15．《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6．耿雲志、聞黎明編《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17．周策縱：《胡適與近代中國》，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1； 　　

18．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19．周作人：《澤瀉集過去的生命》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程光煒編《周作人評說80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 　　

21．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增訂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22．孫郁：《胡適與魯迅--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兩位智者》，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