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解中醫

轉自：記憶的碎片http://tangyifeng74.blog.sohu.com/100371255.html什麼是中醫？沒有定論，甚至連已經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也沒有給中醫一個確切的定義。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當我們討論中醫的時候，我們至少應該清晰明白地知道我們的言辭所指究竟為何，我們的管理範圍到底是什麼？我們權力的邊界應該在什麼地方劃線，我們所提倡的東西究竟有多少與中醫有關，總之一句話，我們需要正確地理解中醫，這是我們進行下一步工作的前提。一、「中醫」概念的由來「中醫」這個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真正的出現，距今不會超過150年。大約是在鴉片戰爭時期，東印度公司的西醫為區別中西醫給中國醫學起名中醫。這個時候的中醫的名稱是為和西醫做一個對比。從這一點來看，中醫的概念應該說是一個規定性的概念，他的內涵是人為確定的。而且這種人為對中西醫進行的分野，是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當時最有名的西醫可能應該算美國傳教士伯駕了，因其在華行醫的同時有效地傳播了基督教，取得了巨大的聲譽，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他的一位傳教士醫生同行讚許他到：「在西洋大炮無能為力的時候，他的醫刀劈開了中國的大門。」伯駕赤裸裸地說到：「欲介紹基督教於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藥，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醫藥是基督教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出於這個目的，就使得當時的中西醫不可能是合作的關係，而主要體現出了鬥爭的態勢。為了醫療之外的原因，使得當時的中西醫之爭呈現出若干特點：第一，當時的中西醫之爭是若干西醫精銳對廣大整體素質不高中醫的鬥爭。出於傳播基督教、進而在中國市場傾銷商品的原因，當時的西醫必定要以良好的醫德，精湛的技術來取信於國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為廣大人民治病，進而全面提高國人的健康水平，他們只是想通過展示西醫的魅力來證明他們的基督教文化的魅力而已，這就使得他們可以僅僅抽出少量精銳，在自己比較拿手的領域，作秀似的行醫就可以了，而不必考慮這少數人是否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應該說在當時抗生素沒有被發現，現代生理、病理學還僅僅是雛形，西方醫學還深受希波克拉底的醫學體系影響、放血療法還是某些國家主要診治手段的情況下，西醫並不能在療效方面對中醫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勝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少數精銳對廣大一般水平醫生的一場鬥爭，這少數的精銳西醫很容易就將當時的走方郎中、游醫藥販和一些水平一般的醫生打個落花流水，造成了一個西醫壓中醫一頭的假象。第二，出於當時的文化氛圍，中醫自覺地自己局限到了herbalist的範圍，也就是所謂的草藥醫。本來在明代，中國醫學已經發展的相當充分，內科的成就就不去說他，單講外科的成就，從王肯堂的《證治準繩》中我們可以看到，至少明代已經有了腫瘤摘除術、甲狀腺切除術、肛門閉鎖證的成形術、耳外傷脫落的縫合再植術等，以及與這些手術有關的消毒清潔與護理，申斗垣的《外科啟玄》已經在提倡手術器械的消毒。但可惜的是滿族作為當時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在文化領域最重視的就是大興文字獄，文字獄的興起，使得士林多為之鉗口，明代多樣化的思維被乾嘉學派繁瑣的復古考據之風所代替。而作為與士林關係密切的醫林，也未能倖免，在道的方面有愈嘉言、徐靈胎、陳修園三大家提出的「尊經復古」「言必本於聖經」；在術的方面，秉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思想，有明以來外科學方面取得的成就多被棄置不用。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將外科就拱手相讓給西醫了，更令人詫異的是被認為是現代免疫學開端的牛痘，實際上早在康熙年間就已經廣泛開展了人痘接種，後來傳到俄國又在歐洲流行，也不知這個賬是怎麼個演算法，到清末居然被歸併入西醫的內容。而當時的中醫似乎僅僅只有依靠草藥治病這樣一種手段了。出於上述介紹的兩個特點，中西醫的界限被人為進行了劃分，這種劃分很難說有多少合理性，但卻符合當時的社會文化形態。也正是這樣一種劃分，使得中醫的發展被人為地打斷了，此後中醫逐漸被冠以「舊醫」、「傳統醫」的稱謂，現代細菌學、免疫學等方面的成就被劃分到西醫一類，現代科學的一切進步都與中醫無關，中醫終於在近150年中錯失了發展的良機，沒有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直到建國後，中央才提出了「中西醫並重」的方針，然而西醫此時已成為主流，根據「馬太效應」任何個體、群體或地區一旦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和進步，產生積累優勢，就會有更大的機會取得更多的成功和進步。就如《聖經》所說：「凡是有的，就要給他，使他富足；但凡沒有的，連他所有，也要奪去。」當醫學的學術範式、執業形式、教育形式都已經被西醫確定了，中醫也就欲振乏力了。近年來所謂中醫科學性的爭論，實際上是在用西方醫學的標準來衡量中醫，我們應當認識到，醫學的標準並不是唯一的，科學的標準也不是唯一的，不符合西方醫學的標準並不等於這個學術體系就是錯的，兩個不同的學術體系怎麼能夠進行簡單的比較呢？二、中醫學應當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系如上所述，由於歷史的原因，中醫學被定位在傳統醫學。從這一點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中醫學的自我更新，吸納現代科技成果的能力。從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角度看，他們最近正在進行的立法，甚至沒有使用中醫這個名詞，而是使用了「傳統醫藥法」這樣一個概念，而且正在努力爭取將中醫藥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如果真的是將中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待，那麼可以想見，對待這個學術體系的第一要務將不是進行應用，而是要對它進行保護，這種保護還必須是原汁原味的。這樣一來，中醫恐怕將來就只能成為民俗的一部分，在極少數場合供人參觀了。其實，我們在談起中醫的時候有一個誤區，認為中醫理論自內經成書以後就是一成不變的，最好的中醫應該是尊經復古的中醫，是能夠把內經的微言大義闡述得淋漓盡致的中醫。然而考查一下中醫的學術歷程，我們會發現中醫實際上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系。中醫的理論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內經》奠定了中醫的理論基礎，一般認為成書於漢初，但是到漢末，張仲景就發展了內經的熱病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六經辨證，寫出了《傷寒雜病論》；與張仲景基本處於同一時代的華佗，則從另一個方面入手，撰寫了《中藏經》，提出了臟腑辨證。無論是六經辨證還是臟腑辨證，都是對內經理論的突破。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金元四大家，在充分吸收了宋代張載、周敦頤等對於太極圖、元氣等的研究成就，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學說，脾胃論、寒涼派、溫補派等異彩紛呈。而明代吳又可等根據對瘟疫傳播的研究，提出了戾氣致病學說，指出戾氣傳播從口鼻而入，其發病規律也不同於一般的疾病，從而創製了衛氣營血的溫病辨證體系。這一切無不表明中醫理論是一門與臨床緊密銜接，不斷進行著自我更新的學術體系。如前所述，中西醫的分野，打斷了中醫的更新之路，但並不表明中醫就將被牢牢限制在傳統醫學上，相反，正如馬克思在晚年，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的東方專制主義時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傳統的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可以使得國家跨越充滿災難的卡夫丁峽谷，直接吸納理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建設社會主義。中醫的發展也應該可以抓住現代醫學進行轉型的時機，吸收系統生物學、混沌理論、系統論、控制論等現代研究成果，賦予中醫基本理論以新的內涵，創製出一種脫胎於傳統中醫而又遠高於傳統中醫，極具現代性的新中醫理論。我們不應把中醫局限於傳統醫學的範疇，僅僅用現代手段，尤其是實驗醫學的方法去研究中醫，而是應該大膽革新，吸納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對中醫的理論上有所創新。按照中醫的學術範式去研究中醫，使得中醫真正實現現代化。用實驗醫學的方法去研究中醫，不是使中醫現代化，而是削足適履，用現代實驗醫學的觀點驗證中醫。個中差別，是十分明顯的。三、中醫的範圍不應僅僅局限在疾病的診療上古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葯。」這句話並不是說中醫應當是世代相傳的才會治病。所謂三世，指得是黃帝、素女、神農三個半歷史、半傳說的人物。其中黃帝發明了針灸、素女發明了脈診、神農發明了藥物。這也就概括了早期中醫的三個基本範疇，這也就是中醫診療疾病的三個基本手段。然而，隨著中醫的發展，至少在漢唐時期，中醫就已超出了單純診療疾病的範疇。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醫書中已經有若干導引的記載，這應該是運動醫學的肇始；王冰給內經補入了七篇大論，系統論述了時間對於人體生理病理的影響，可以說是時間醫學的濫觴；孫思邈的《千金方》記載了養生的若干事項，其中的居處法，詳細論述了住宅、庭院和健康的關係，可以說是環境醫學的先聲；如果說張仲景《金匱要略》中關於谷肉果菜的記載，近似於營養學的雛形，那麼明代朱橚主編的《救荒本草》就應該說是營養學的專著了。到明代的養生學專著《尊生八箋》則對於日常生活論述的更加詳細，從什麼季節應當穿什麼衣服，什麼時候起床，去什麼地方遊玩，看什麼畫，聽什麼音樂，一直講到居家布置，四時避忌。可以說中醫已經滲透進了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我們對待中醫藥，也不要僅僅是把他看作一種診治疾病的手段，即使再加上一個預防疾病的手段也是不夠的，他所倡導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種令人更好地與自然相處的生活方式。順自然之道，循自然之理，用自然之物，盡自然之力，全自然之功。這就是中醫的精髓。我們經常說中醫藥有醫學和文化的二重屬性，指得就是中醫藥文化已深深地與百姓生活聯繫在一起這個現象所說。四、中醫學的語言中醫學基本沒有自己專門的術語，中國古代醫家，採用的是賦舊詞以新意的做法。所以中醫專門術語不多，往往都是引用現成的描述自然物的語言，還有從中國古代哲學語言中直接借用，比如「風寒暑濕燥火」「陰陽」「五行」「君臣佐使」等等。這些詞在中醫的語言環境內和原來的含義雖然仍有相當的聯繫，但是更多地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這使得我們需要一部厚厚的中醫大詞典去對照解釋中醫哪些我們都已經可以從字面上清晰判讀的語句。這也恰恰是當代中醫最為人詬病的地方，比如方舟子就批評過中醫的「上火」，他認為明明這是發炎，中醫說是火邪為害，可見中醫之不科學。實際上中醫里的火早已和燧人氏鑽木頭引燃的火種大相徑庭了，中醫的火其實只是從一組癥狀中歸納出來的名詞。以此類推，中醫的許多術語都不能簡單地用字面意思來解釋的。而且，受中國傳統文化尊經法古的影響，古代醫家闡發醫理還有假經說法的傳統。假經說法是陳述自我思想的方式。事實上，古人並沒有窮盡醫理藥性，很多現實問題古籍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面對新問題。然而由於法古觀念的限制，後人往往在闡述自己新思想內容時不得不假借注經的形式。如此，在對古代經典中界定說明不清的命題進行解說時，就加進了自己的新認識。陳述新思想，研究新問題，卻要以古代命題的形式展開，而不能直接表達出來。這樣造成的一個副產品就是歷代醫家對某個問題的闡述可能也不盡相同。比如「七損八益」就既指《黃帝內經》中的男女生理的變化，又指《素女經》中的中國古代房中術的一個流派。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命門」、「傷寒」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醫籍中的含義都是不相同的。綜觀中醫的發展歷程，中醫理論還經歷了兩個理論向歧途發展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漢代，經過董仲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和白虎觀、石渠閣兩次會議對儒家思想的統一解釋，西漢讖緯之風大盛，作為樸素唯物主義的陰陽五行學說與讖緯聯繫起來，被廣泛聯繫，進行了一些雜七雜八的類比，導致借用了古代哲學陰陽五行思想的中醫也被捲入了這種廣泛聯繫之風中，搞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類比，這其中雖不乏真知灼見，但更多的恐怕是泥沙俱下，將本來明澈的中醫搞得玄奧複雜，使得中醫的理論體系雖然更加完善，對臨床的指導意義卻被削弱了；第二次歧路發展是在宋代，遠有陶宏景以名醫的身份為山中宰相，干預政事，近有范仲淹提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士大夫紛紛引儒學、理學入醫，闡述中醫醫理之書前所未有的增加，卻少有真知灼見，陳修園所謂「青紫色，鄭衛音」就是指的這一時期醫學理論的駁雜不純。經過這兩次中醫理論和哲學理論的融合，中醫的語言更加深奧，對臨床的作用更多的是啟發而非指導。在加上最後在近100年中，中國文化經歷了五四運動後派生出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文化的斷檔，到現在，別說是中醫語言這種脫胎於古文，卻另有深意的語言了，就連用古文寫作的基本讀物四書五經大多數人都已經看不懂了。所有人都讀過的一部論語，現代最時髦的幾大家于丹、錢穆、南懷瑾、程樹德山頭林立，各有各地講法。所以對於中醫語言的理解歧義叢生，也就可以理解了。對於中醫語言的認識，首先我們要明確，他是古文，而且是在特定環境下應用的古文，我們要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在它產生的語言環境中來認識和理解；其次，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現在讀到的中醫理論中被後人摻雜了太多的哲學內容，尤其是「明以後，需斟酌」，我們對待他的態度也應象陳修園所說：「醫書汗牛充棟，可以博覽之以廣見識，非謂所著皆善本也」。我們應當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才是科學的態度；第三，中醫現代化的第一要務應當就是對中醫理論進行篩選，去偽存真，並使中醫的語言現代化，給中醫術語以明確、正確的含義，並且用現代人能聽懂的話說出來。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對中醫應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中醫學應當是中國醫學的簡稱，它與西方醫學是遵循兩個不同的路徑發展起來的，如果從150年前的歷史看，當時的中西醫也無所謂誰更先進一些。但是由於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中醫學的正常發展自清代以後被嚴重壓抑了，而到清末基本上是中斷了，同時由於對中醫藥的不適當的定位，使得中醫學徘徊於繼承與發展之間，迷失在一元醫學與二元醫學的爭論中，從而沒有抓住世界進入後資本主義時代，知識迅猛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但是中醫學從來就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理論體系，它應該能夠在我們的手中吸納現代科學知識，求得一個更高更快的發展。欲求中醫藥的迅速發展，中醫語言的現代化是必不可少的，剔除歷代摻雜進中醫學的哲學內容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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