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菽堂古詩選38卷【陳祚明】

清初詩文選家陳祚明及其《采菽堂古詩選》清初詩文選家陳祚明及其《采菽堂古詩選》　　陳祚明（1623—1674），字胤倩，號稽留山人，浙江仁和人，是清初詩人兼詩文選家。朱自清先生在《詩文評的發展》一文中有感於「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幾部書」，其中就提到了陳祚明的先唐詩歌選評本《采菽堂古詩選》。 　　 　　一 　　 　　關於陳祚明生平及詩文評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稽留山人集》引《浙江通志》語，僅稱其「博學善屬文，以貧傭書京師，歿於客邸」。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中考訂出他的生卒年、由浙入京時間及與龔鼎孳、王崇簡的交遊等。錢仲聯先生主編《清詩紀事》復徵引阮元《兩浙軒錄補遺》及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等予以補充。而據陳祚明的詩集《稽留山人集》（原名《敝帚集》），其家世、性情，尤其是寓京十九年的交遊，以及詩文評選工作的一些具體細節則仍有再綴述的餘地。該集系祚明順治十二年（1655）入京後歷年詩作，於詩人去世後三年，由同鄉王崇簡、嚴沆、陸嘉淑等作序，其弟陳康侯刊行。祚明入京前的詩文集《擬李長吉詩》、《前集》、《床頭集》等均未曾付梓。 　　祚明生於業儒之門。其父陳石耕為學瓣香朱熹、羅欽順等宋明理學家，平生志於著述，卻始終科場失意。祚明兄弟四人受家學的熏染，亦以忠孝為出處大節。據祚明《憶昔行贈黃商侯僉憲》，明亡前夕，他曾與長兄玄倩並諸友人聚集揚州，詩云：「歲在癸未（按，即崇禎十六年）公車集，廣陵城下停輪蹄。相逢南人望北關，意氣一一凌虹霓。……是時中原已破亂，餉匱兵驕天子嘆。上策不收各復歸，少閑邦社俄崩散。烽塵四合幾人留，貴賤存歿輕雲浮。」再現清兵攻破揚州、明朝崩潰、生靈塗炭之可嘆圖景。詩人面對社稷傾覆，一種歌哭淋漓又回天無力的悲壯心情，由此可見。不久，任侍御之職的玄倩在抵禦清兵渡江時殉難，祚明與另外兄弟二人均以遺民身份入清。由此可見，陳氏一門的選擇，和當時江南許多抗清志士並無二致，但其家學家風的影響卻至為關鍵。 　　祚明為人，頗有才略豪情。其門人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稱，明亡後陳祚明偕母隱居，被故人胡兆龍、嚴沆邀請入京，「襆被奚囊，從兩公游」。在他眼裡，其師雖一介寒士，但「才情風發，赫然傾動朝野，踏門授刺者踵相接也。且胸次灑落，議論飆舉，掀髯一笑，嘗屈其座人」。王崇簡亦稱祚明「雖未履仕籍，而籌時之略實多謨，士大夫爭下榻焉」。應該說，在當時京師詩壇，祚明詩酒遨遊於公卿之間，也算一位身份特殊的布衣名人。1672年冬，以歷時九年編刻《宋詩選》出名的吳之振，攜帶幾十部《宋詩鈔》自費入京，遍送文壇名人巨子，祚明也在其中，即為一證。而祚明極強的人倫忠厚之情，則給陸嘉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回憶北游燕京時，曾宿於祚明處，親見其白天「從客酬對」、夜闌「篝燈著書」的勞苦，親聞其「吾家數百指待吾以具糜，不敢復恤吾身名以處於此」之辛酸剖白。在陸嘉淑看來，這種「為勞人、為志士」的忠悃之心，亦皆「根柢於石耕先生之學」。 　　的確，對陳祚明而言，棄隱入京主要是為生計慮。在京十九年間，他孤身輾轉就館於嚴沆、胡兆龍府中，傭書賣文聊以給食全家，所謂「我緣乞食走京華」（《燕山遙哭二小侄》），其勤勉勞頓遠非「赫然傾動朝野」之光華所能遮掩。除了應酬之作外，《稽留山人集》也逐年記錄了他流寓京華的苦樂憂辛，讓我們讀到了詩酒酬酢之外的失意與憂傷。如作於辭世前的《偶吟十二首》，可謂詩人後半生的總結，他將自己的景況比作漂泊夔門的杜甫、乞食的陶淵明、滯留北地的庾信（其一），飽歷深窺世情真偽的強作隱忍（其九），混身清濁的無奈（其七），更有一介布衣「立功吾豈敢」、「慘淡經營就，能令飽肉糜」的自嘲自解（其六）。在這些文字里，我們體味到祚明「胸次灑落」背後那真實的內心世界。 　　 　　二 　　 　　由於長期流寓燕地，祚明與往來京邑的文士交遊甚多。有王崇簡、龔鼎孳這樣最早一批仕清的明臣，順康之際京城詩壇的名公耆舊；也有宋琬、施閏章等清初科舉入仕的詩壇新輩。祚明入京不久，即與嚴沆、施閏章、丁澎、宋琬、張文光、趙賓諸人詩文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稱，重張明七子文學復古旗幟。 　　頗有意思的是，陳祚明與當時或後來有宗宋色彩的王士禎、葉燮、吳之振、朱彝尊等，亦多往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周容的友誼。據《清史列傳》，周容明亡後棄諸生，放浪湖山，狂歌慟哭，雜以詼嘲，世比之徐渭。他曾被舉薦博學鴻儒科，但以死力辭。陳、周二人在出處選擇上甚為投合。周容詩歌出入杜甫、梅堯臣、陸遊，深為晚年錢謙益推賞，並得其指點。錢謙益論詩承公安餘緒，力掊前後七子與竟陵派，對康熙中期宋詩風的熾盛影響非淺。據《稽留山人集》，陳、周二人酬和甚勤，而且私交甚篤。周容《春酒堂詩話》中很動情地回憶他們切磋詩藝之往事，稱「陳胤倩詩，主風神而次氣骨，主婉暢而棄宏壯。嘗指責少陵詩，目為枵句，如『乾坤』、『萬里』諸語。余笑曰：『君奈何又有「乾坤一布鞋」之句耶？』相視大笑。憶此在己亥（按1659）春慈仁寺雪松下，今成疇昔矣。錄及為之潸然。」因為他們都不滿王世貞、李攀龍論詩獨崇氣勢宏壯，故連帶批評杜詩中的類似特點。可見在論詩方面，兩人頗有契合。這則文字，足顯兩人友誼之深厚，而這份友誼似乎也更像是一座詩學橋樑，通過它，祚明完全可以輾轉獲知錢謙益的詩學，並將它吸收進自己的詩學體系中。所以，他在《采菽堂古詩選》「凡例」中明確提出「會王（王世貞）李（李攀龍）、鍾（鍾惺）譚（譚元春）兩家之說，通其弊折衷焉」，則不僅出於對明代詩學之反思與調和，似與上述交遊經歷亦不無瓜葛。 　　在京期間，詩文評選是陳祚明的重要文學活動。選詩範圍自漢魏、六朝、唐，迄明代李夢陽、何景明、邊貢、李攀龍、王世貞、謝榛諸人，與其詩學的復古傾向相呼應。評選從1659年夏開始，1661年秋返鄉一度中斷。南歸期間有《寄懷施愚山》詩，云：「懶慢幸能文選定，何時卻寄待刪修。」可知施閏章也關注著這項工作。但各選分別成於何時，則難以斷定。至於《采菽堂古詩選》，據1665年祚明《贈山陰姜鐵夫處士》詩「我刪古詩亦未成，升斗為重筆為輕」可知，評選尚在進行中。但至少在1672年之前即已大體完成。因《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三「陶淵明」題辭云：「始選舍置十許篇，及後覆閱，又登七首於續集。壬子（按即1672）冬又覽一過。公詩自成千古異觀，……無一首可刪也。」據翁嵩年《采菽堂古詩選》序稱「此編向存宛委書庫，山人考終時檢以付嵩」，可見在祚明生前尚未刊，直到1706年，始由翁嵩年序刊。這也是祚明唯一刊行的詩文選本。 　　 　　三 　　 　　陳祚明詩學思想主要見於《采菽堂古詩選》的凡例及詩人題注與評語。全書四十卷（補遺四卷），以明代馮惟訥《古詩紀》為藍本，精選詩歌四千餘首。它是一部在漢魏六朝詩史、詩人及作品批評方面極有特色的選本，與明代中後期以來出現的一批漢魏六朝詩歌總集與選本相比，其最大特色就在於極大提升了選本的批評功能。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凸顯選本的辯體眼光及詩史品格。選目上，有鑒於《昭明文選》的過嚴，《古詩所》、《古詩紀》的過濫，以及《古今詩刪》、《古詩歸》的過於主觀，陳祚明在收詩範圍上力求博且精，自漢至隋，「無耑旨，有美必錄」，以客觀呈現詩史的全貌。體例上，出於「審其源流，識其正變」的辯體需要，以時代為線索，作者為單元，「辨風氣以時，辨手筆以人，第各次人代」，這樣不僅能俯視詩史全貌，詩史演進之趨勢亦可赫然在目。 　　陳祚明還提出了「時各有體，體各有妙」的嶄新詩史觀，不僅考察體格高下之流變，亦強調「時體」的歷史意義，眼光通達而平允。如「陰鏗題注」云：「後人評覽古詩，不詳時代，妄欲一切相繩。如讀六朝體，漫曰此是五古，遂欲以漢魏望之，此既不合；及見其漸類唐調，又欲以初盛律擬之，彼又不倫。因妄曰六朝無詩。……不知時各有體，體各有妙。況六朝介於古近體之間，風格相承、神爽變換中有至理」，「夏造殷因，不可指周文而笑夏質，執夏質以廢周文也」。他對六朝重要詩人，如沈約、蕭綱、何遜、陰鏗、庾信諸人均客觀評價，完全突破陳子昂以來，至明七子對六朝詩的一概否定。即便是宮體詩，除了辯其「漢魏前型，蕩然掃地」、「在篇咸琢，靡句不雕，起結罕獨會之情，中間鮮貫穿之旨」的體格之變，同時亦指出作為一代詩風，儘管性情蒼白，但畢竟「梁、陳所尚，雕辭於態。此而不足，更何觀諸？」這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褒貶，而是從客觀詩史角度，承認其認知價值。可見，他是從詩史的宏大眼光選詩，與嚴格的「格調」論辯體不盡相合。這樣一部詩歌選本，其性質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總集，而是具有更高目標的詩史「實錄」。 其次，體現詩歌評選的文本鑒賞功能。陳祚明認為：「《文選》注，雖更六臣詳故實，不究作者之意，如十九首、三曹、嗣宗、元亮及他家詠懷雜詩，言稍微者旨晦矣。學者習其讀而昧其情，擷其辭而已。且詩所以佳，各有處，如吾前所云致於工之路者，曾不之及，將故實為佳乎？」所以，他著重從「情與辭」著手，分析作品的情感意蘊與藝術表現，旨在為讀者探尋作品佳境指點路徑，並表現出相當敏銳的審美感知力與通達穩健的作品批評旨趣。 　　因為「常虛其心，窺探作者之意，設以身處其時與地，思其所欲言」，所以他常能發人所未發。如《古詩十九首》「題辭」云：「《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言情能盡者，非盡言之為盡也。盡言之則一覽無遺，惟含蓄不盡，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為徑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故言不盡而情則無不盡。」明清二代，「古詩十九首，解者無慮千百家」（李調元《雨村詩話》語），陳祚明卻能在文本涵詠中讀出一份獨特感受，且這份理解又是從自身類似境況中悟出，所以能深叩其中三昧。這種重情感、重與作者對話、重身心感受，與傳統「知人論世」不盡相同的批評傾向，與明代辯體批評興起，且過於偏重詩歌形式審美與品評，相對忽視作品意蘊及感染力相比，顯得頗異其趣。重新將「窺探作者之意」置於批評的中心，無疑是對辯體批評模式的完善與充實。 　　再次，自覺的學術批評意識。馮惟訥所輯《古詩紀》中，選錄了不少歷代漢魏六朝詩歌批評資料，但對前人觀點未作然否。陳祚明受此啟發，在各選目的題辭部分，選錄前人的評論，尤其是鍾嶸《詩品》各條，幾乎全文照錄，然後針對某些「經典」論斷，揣摩深究，提出自己的意見，對一些「常識」生出新的思考來。如論曹植之「才」、潘岳之「情」、謝脁的「篇末多躓」等，對鍾嶸觀點或申論，或反駁，在相關命題上形成了一種學術史「批評之批評」的延續。 　　陳祚明將糾正格調派獨尊盛唐詩歌的偏狹，作為編選《采菽堂古詩選》的一個重要意圖，所謂「今為近體如不讀古詩，見不高，取材也狹隘。……予亟表古詩、示準的，學者游息其中，譬尋河得源」，目的是貫通漢唐詩史，為習詩者提供一部具有參照意義的古詩讀本。這一做法，對後來沈德潛的《古詩源》很有啟迪。譚獻《復堂日記》稱：「閱陳氏《采菽堂古詩選》，氣體博大，以情辭為識志，所見既正，說誼多入深微。」是為知言。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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