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 ： 歷史上差異最大的兩代人該如何和解

我曾在小區門口做過一個小調查：進出小區的人都要經過一道安全門，有些人會為後面的人留門，或會對為他留門的人說聲「謝謝」。但也有些人只顧自己走過去，甚至還有甩門之舉。還有一些人，面對為他留門的人，不但沒聲「謝謝」，連點頭致意都欠奉。

我在不同時段記錄了近千個樣本，發現無論是為後來者留門的，還是對留門人說「謝謝」的，都以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居多，而那些不肯留門的，不會說「謝謝」的，則以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和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居多。例外當然有，但比例相當低。

我將這個結果拿出來供朋友們探討。有人用了那句十分流行的「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認為「紅衛兵一代」沒有公德。也有人認為「沒公德」不等於「壞」，只能說明老人的成長經歷中缺失了這一環，老一輩作為「被耽誤的一代」，不應被鄙視，而應被憐憫。

這類關於代際衝突的討論，近年來十分常見，在各種場合被觸發。比如每年父親節和母親節，微信朋友圈裡都是各種祝福和感恩，但總有人會冷冷拋出一句「你發這些之前，把你爸媽從黑名單里放出來沒有」？

有人曾這樣說：「所謂父親節和母親節，就有一大群人在朋友圈裡感謝早已被他們拉黑、壓根看不到他們說話的爹娘。」《華商報》曾採訪40位西安年輕人，詢問當父母發來微信驗證時，他們會不會將父母加為好友，加為好友後又會不會在朋友圈將他們拉黑。結果僅有17人將父母加為好友，而且其中有14人對父母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換言之，在這個小調查里，能添加父母並且讓其看到自己朋友圈的比例低得驚人。這是非常複雜的心理，在這些子女看來，父母往往像監督者，會讓自己處於被監控甚至被限制狀態，這本身就是代際衝突的一種體現。

相比父親節和母親節時一窩蜂式的「感恩」，對代際衝突的探討顯得冷酷，但它也許比虛偽的「隔空感恩」有意義得多。至於豆瓣上存在多年而且愈發壯大的「父母皆禍害」小組，許多人嗤之以鼻，甚至還上升到「敵對勢力幕後操縱」的陰謀論高度。但多年下來，小組探討的各種議題，引發的各種社會關注，都說明代際衝突的客觀存在。

【代際衝突是客觀存在】

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曾在《代溝》一書中指出：「整個世界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輕人和年老人隔著一條深溝在互相望著……因此，人們可以問：『代溝在變窄嗎？代溝在彌合嗎？』但是一條深深的、人工的溝壑是人類親手所挖，它發明了一種技術把四十年代中期以前成長起來的人與此後成長起來的人分開了；這樣的溝是不會彌合、不會變窄的。」

她選擇的分界點是40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戰結束時。在她看來，到了60年代中期，當二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人步入成年期後，無法彌合的代溝出現了，它的標誌是1964年美國各大學的暴亂，1968年5月的巴黎暴亂，還有中國的文革。

按社會學觀點，代際衝突即代溝，指兩代人因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差異而結成的矛盾關係。代際衝突的激烈程度與時代的變革成正比，在社會進程推進相對緩慢的古代社會，因整體價值觀趨同，衝突普遍很小。比如中國古代社會強調忠孝，強調包辦婚姻，偶爾出幾個反抗者也成了異端。在這種以長輩為絕對權威的體系中，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幾乎不可改變，只能依照長輩的指示進行複製式的延續。另外，由於生產力低下，知識的獲取主要來自老一輩的經驗，代際傳承關乎社會發展，而且人們生活半徑狹窄，人際關係基於血緣和地緣，基本是熟人社會，這些都使得代際關係相對穩定。

但在大變革時代，隨著文明的進步，代際衝突也會異常激烈，反過來，代際衝突也會推進文明前行。當然，如果存在強大的逆文明的外力干預，代際衝突也會導致文明倒退。文革就是典型例子，年輕的紅衛兵們藉助體制的力量迅速打垮了上一輩，但那同樣是最黑暗的十年。

如今的代際衝突，恰恰集中在變老的紅衛兵一代和他們的子女之間。

我曾聽過這樣一個觀點：一些曾經歷過文革的人痛定思痛，對自己年輕時的荒唐表示懺悔，但他們的結論卻是「年輕人絕不能這樣犯上」，故而重拾國學（實則他們提倡的基本是「偽國學」，或者是國學中最缺乏獨立性的那部分），強調服從和孝道。這種思路也引發了如潮嘲諷，最具代表性的反駁意見是「年輕時靠打砸搶、批鬥老師與親人，贏取社會話語權，老了又開始講傳統，強調尊卑輩分，逼年輕人聽話，以求維護話語權。這不是什麼便宜都想佔盡嗎」？

如此種種，其實都是代際衝突十分激烈的表現。

【有可能是歷史上差異最大的兩代人】

翻看歷史，代際衝突從未像如今這樣劇烈。早在九十年代，四零後和五零後尚未進入老年期，仍掌握社會話語權，他們將自己的孩子指斥為無用的一代人。在他們看來，七零後荒唐激進，普遍是獨生子女的八零後，更是自私的一代。

如今，年輕人逐步奪過了話語權。上網隨便找一篇「扶起倒地老人反遭訛詐」、「公交車上未讓座遭老人毆打」之類的新聞，後面都是海量跟帖，遍布著「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老紅衛兵就這德行」之類的觀點。

那麼，代際衝突何以如此激烈？在究其原因之前，我們先說說幾個錯誤的觀點。

許多老人將代際衝突激烈歸咎於網路，認為年輕人藉助網路進行發泄，老年人因上網者相對較少、又不能適應網路語境而弱勢。這種觀點其實極為可笑，網路僅是載體，與其將工具視為禍源，不如想想它為何承載如此多的觀點。何況，網路作為表達渠道，將許多問題明朗化，本身就是時代進步的表現。早在網路興起之初，豆瓣的「父母皆禍害」就開始壯大，它是不是從另一方面說明，許多孩子已經壓抑許久？

也有人將代際衝突激烈歸咎於傳統的缺失，這更是可笑。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向缺少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滿清入關後更是採取殘酷壓制手段，因為民眾越愚昧就越聽話，這也是中國近代被動挨打的關鍵原因。如今老人們所提倡的傳統，也多半強調服從，究其根源也是希望年輕人聽話。但人類文明走到今天，依靠的是獨立思考、科技進步，個體的獨立性已經使得「強調服從」成為逆流。更何況，幾十年前奮力破四舊的恰恰是如今的老人，這種無法自洽的邏輯更使得觀點淪為笑柄。

在我看來，代際衝突激烈的原因很多，大時代的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最終造成了這種局面。

首先，這是人類世界變化最為劇烈的幾十年。人類歷史曾經歷無數變革，但變革時間並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加速度狀態。從農耕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時期，但進入工業革命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前行速度大大加快。當人們迅速從工業社會進入網路社會後，變革更為猛烈，資訊高度發達，各種平台打破了過往的人際關係模式、經營模式、意見表達模式，眾多領域都出現了顛覆性變化。在這個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著自己獲取資訊的方式，有著更獨立的思維，這使得他們出現了與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觀念，不僅僅中國如此，整個開放的世界都是如此。

其次，在這幾十年間，中國的跨度甚至大於世界。如今的40後和50後，可算是「紅旗下的一代」，但同時也是「被耽誤的一代」。他們的子女卻經歷了改革開放，並擁抱了網路時代。即使在整個世界歷史來看，幾乎都沒有兩代人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成長差異。

【一代人影響時代的滯後性】

前些日子我見到這樣一段來自年輕人對老人的質問：當文革使中國陷入巨大混亂時，你們除了打老師、喊口號、貼大字報、搞批鬥，還做了什麼？如今的各種社會問題，不也正是掌握著話語權的你們造成的嗎？造假企業的掌舵者不是80後，腦滿腸肥尸位素餐的貪腐官員不是80後，你們道德敗壞、熱衷造假、大拆大建時，你們的下一代甚至還未成年，可你們為什麼最喜歡慨嘆「如今的孩子不像話」？

這個質問起碼可以引出兩個問題：一是「一代人影響時代的滯後性」，一是何為「紅衛兵一代」。

探討代際衝突時，有個概念必須釐清——「一代人影響時代的滯後性」。

本文提及的老人，多指40後和50後，即所謂「紅旗下一代」，這個說法遵循「文化世代」概念，以重大社會事件或歷史運動為代際劃分標記。所謂一代人，並非指這一代際中的所有人，只是指代際普遍性，是「具有共同社會經驗的人」，他們在行為習慣、思維模式、人生觀和價值觀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我不否認在這個世代中，有人具有獨立性格、獨特思維，走著不一樣的路，但代際普遍性無法否定。

我聽過這樣一種說法，指改革開放前民風淳樸，開放後則風氣變差，以此來論證前三十年優於後三十年，甚至稱40後和50後遠勝如今的70後和80後。這種說法在邏輯上不堪一擊，因為它忽視了「一代人影響時代的滯後性」。

衡量一個時代，要看這個時代的社會主體。對社會主體的評價，則要回溯他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1949年到1976年之間，社會主體力量（即掌握話語權者）應是生於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前二十年的那些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價值觀源自民國與傳統。那時的40後與50後，正在孩提或少年時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長。在這些年間，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和破壞性呈遞進形態，始終在破壞曾經淳樸的民風。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社會主體力量恰恰是在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成長起來的40後與50後，一些社會亂象恰恰可以在他們的啟蒙時期找到影子。比如城市建設追求宏大，大建高樓與廣場，破壞城市原有風貌，審美水平低下，無疑有著大躍進時期的烙印。又比如貪腐，也與40後和50後經歷過嚴重物質匱乏有關。從這一點來說，貪官與超市裡不肯排隊、瘋搶打折雞蛋的大爺大媽其實同源，區別無非是手中權力的多寡。至於政治運動中的批鬥與舉報，各種上綱上線，亦是如今那些暴戾之氣和複雜人際關係的根源。

【紅衛兵一代的特徵與悲哀】

紅衛兵一代又被稱為「被耽誤的一代」，拿一句流行語來說，他們可恨可悲又可憐。

他們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在最應該好好讀書的年紀，他們陷入了集體狂熱。在那個沒有底線的時代，人性中最惡的一面也被激發出來，一個人可以批鬥自己的父母師長，夫妻會互相舉報壓根沒影的事情以求自保。善惡觀念、是非準則、道德約束，都被當成封建思想或資本主義思想。在政治運動中，那些捕風捉影的舉報，莫須有的罪名，親人間的反目，對老師和父母的批鬥，批鬥中的各種人格侮辱，武鬥中的殘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這一代人不懂得「底線」二字為何物。為了生存，他們甚至不擇手段。

「敬畏」缺失了，「匱乏」卻隨之而來。絕大多數40後和50後都經歷過物質匱乏，農村出身的自不必說，城市出身的即使有嚴重城鄉剪刀差「庇佑」，即使大饑荒時期曾犧牲農村力保城市，但他們仍有飢餓經歷，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質則更匱乏。因為物質匱乏，也因為必須要在殘酷政治運動中自保，這一代人極度功利，凡事都以「有用無用」、「有利無利」作為標準。

最深遠的影響還是邏輯教育的缺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始終佔據主流，一種聲音一統天下，這也使得40後和50後習慣了「永遠正確」，很難容納不同聲音，也不懂得如何理性辯論。加上凡事上綱上線的熏陶，他們很難就事論事，習慣用並不符合邏輯的武斷論調處理各種事情。也正因此，在涉及公共辯論時，常常出現底線一再下移的情形，比如扣帽子、談「動機論」，都是拉低辯論智商的行為。在子女教育和家庭關係處理上，這些特質都是極大障礙，甚至是製造代際衝突的因子。

有次出遊，早上在酒店吃自助早餐。一位五十多歲、北方口音的大媽在取了一份食物後，又開始選擇醬料，眾目睽睽之下，她竟然用醬料勺將每樣醬料一一塞進嘴裡嘗試，再旁若無人般將沾了口水的勺子放回醬料碗。饒是見多識廣的五星級酒店服務員，見此情景也目瞪口呆，上前勸阻時卻遭大媽大罵，其中有一句是：「我們家吃餃子都用一個醋盤子，吃火鍋都用自己的筷子，你裝什麼文明！五星級了不起啊！」

這是相當極端的例子，但她的說法卻值得玩味。在她眼中，公域和私域之間並無界限。將道德、文明視為「假正經」、「瞎講究」，當自己的不文明遭遇外界抨擊時，就以辱罵甚至動手的方式去解決，這其實與他們成長期的思維模式一脈相承。

也就是說，這代人的成長期出現了大量空白和盲點，無論是道德、審美還是知識，他們都未曾得到好的引導，甚至背道而馳。因此，他們儘管普遍講究權威，喜歡說教，但很難以身作則，為老不尊更是常態。

【經濟結構轉變也導致了代際疏離】

與40後和50後相對的另一個世代，應該是70後和80後，即俗稱的「改革開放一代」，其中，70年代後期出生的那批人又可算是「第一代獨生子女」。

這代人非常複雜，經歷過物質匱乏和上山下鄉的父母對他們極為呵護，但也將自己未能實現的人生目標寄托在他們身上。他們享受了改革開放的各種好處，比如物質的極大豐富和資訊的高度發達，但同時因為所謂的「鐵飯碗」被打破，他們也面臨著比父輩更加殘酷的人生和職業競爭。他們是深受全球消費文化影響的一代人，更具獨立性和多元化的價值觀，但又與中國社會的某些現實格格不入。

他們與父輩的社會際遇和文化觀念幾乎完全割裂，二者之間沒有什麼相通之處。他們發現，父輩傳授給他們的傳統與經驗，基本無法適用於當下社會。在信息社會和消費文化的合力下，1949年後那三十年流行的意識形態教化完全崩塌。年輕人面對著一個新世界，互聯網、知識經濟促成了新價值觀的出現，各種以往聞所未聞的新行業頻頻出現，老人們的經驗和思想在這種新價值觀面前顯得愚鈍甚至拙劣。僅從通訊領域來說，從簡訊到QQ，到微博和微信，許多老年人陷入了「剛學會這個，就流行那個」的困境。平台上的困境僅僅是表徵，背後實質是過往經驗的失效與老一輩的無力。而年輕人在這之間的轉換自如，與其說是技術決定，不如說是觀念決定。

過往，老一輩常常喜歡說「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但這句話在當下社會就像個笑話，所謂經驗很難為年輕人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

伴隨失效經驗的，還有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在全世界地方都導致了代際權力轉移，在中國尤其如此。在傳統社會尤其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也是經濟支柱，具有絕對權力和權威。但在日新月異的當下社會，老一代失去了知識更新的能力，跟不上時代，權威地位也隨之失去。與此同時，年輕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過老一代，優勢開始凸顯，他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方面完全可以不用依靠父輩和家庭的傳承和支持。這種獨立謀生家庭的出現，使得代際關係出現疏遠。

【廣場舞為何爭議巨大】

如果選擇一個代際衝突的最典型案例，當屬廣場舞。

近年來，關於廣場舞的衝突從未停息。許多人認為廣場舞噪音擾民，影響民眾生活，廣場舞大媽們也心懷委屈，認為健身是自身權利。

不過，基本沒有接受過公德教育的老人們很難明白，儘管自己放鬆身心鍛煉身體頤養天年的權利確實存在，但世界上並沒有那種權利可以無視他人權利，或者說權利自有邊界。相比跳舞權，休息權和免於被噪音打擾的權利更應被保護，在發達國家的居民區，人們對噪音甚至是零容忍。但在中國，這種權利的邊界往往被忽視，甚至有人因為不堪其擾而賣樓搬家。

還有一個原因不可忽視，那便是廣場舞背後的集體意識，以及年輕時代對這種集體意識的反感甚至警惕。老人們選擇自己最熟悉的方式進行鍛煉，而這種熟悉的方式恰恰來自年輕時代，即紅衛兵時代的表達方式。比如廣場舞習慣使用高音喇叭，這代人本身就有著諸多關於高音喇叭的記憶。文革十年，全國大大小小的機關、學校、工廠和農村都布滿了高音喇叭，並且強制播放，習慣了批鬥會的他們也崇尚「誰大聲誰有理」，潛意識裡有音量崇拜。

另外，紅衛兵習慣在公共場合集體活動，廣場舞也傳承了這一點。至於無視他人休息，甚至通過大字報方式強行佔領停車區域或者其他公共區域，進而為了「搶地盤」大打出手，某種程度上也有當年的武鬥遺風。

廣場舞更體現了老一輩對整齊劃一的迷戀。在他們的成長經歷中，個體性被完全忽視，人都被作為「集體一份子」存在，個性不被允許，甚至是異端。

另一個屢屢成為代際衝突焦點的則是倒地老人訛詐救助者，甚至引申成了「如今家裡沒點存款的都不敢亂扶老人」的段子。

公交車也是代際衝突高發領域。天津曾有一位老人，因坐過站要求中途下車，遭拒後暴怒，拉扯司機，導致車輛失控，最終九車相撞。至於因讓座引發的衝突，更是屢見不鮮。

這些代際衝突的本質，其實是話語權的爭奪。不管成長過程中曾經遇到什麼，每一代人都會有掌握社會話語權的一天，當他們老去時，也會對話語權儘力捍衛。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說父母年紀越長，便越固執，其實這就是對自身權威受到威脅的感知。

不可否認的是，在歷經政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這代人，掌握社會話語權的過程簡單而迅速。即使他們知識結構欠缺，審美和邏輯思維都有極大缺陷，但仍在改革洪流中被推上歷史舞台，許多人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因為成長期的匱乏，他們對成果極為看重，對其維護也不遺餘力，即使是廣場舞、公交車乃至超市排隊這種看起來極微小的領域。

【「父母皆禍害」小組為什麼一直存在】

老一輩維護話語權，年輕人則在爭奪話語權。許多老人認為如今年輕人難管，其實僅僅是因為資訊平台的高度發達，使得人們表達渠道增多，過往被深埋於心的一些異見得以浮出水面。

在表達代際衝突方面最為著名的，當屬豆瓣小組「父母皆禍害」。這個小組的人數一直在發展壯大，如今已超過十萬人。許多成員加入時還是學生，如今已經工作，其中不乏事業有成者，也不乏知識分子，主旨是反對家長的過度控制。有意思的是，小組的最初成員以小學老師的孩子為主。在所有關於代際衝突的控訴中，小學老師在家庭中的控制欲最讓下一代反感，「父母皆禍害」小組最初成員的構成似乎側面說明了這一點。

自小組誕生後，爭議就沒有停息過。在強調孝道的中國，這個小組哪怕是名字就已經大逆不道，更別說討論中的各種控訴了。但不管有多少爭議，這個小組一直存在並壯大，並且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和討論。如果你認為這只是一些「不孝子」發泄不滿的平台，那就有必要想想，為什麼它一直在壯大，為什麼它會成為一個可堪研究的課題。在這巨大的衝突中，父母真的無辜嗎？

許多人對「父母皆禍害」小組的抨擊立足於「不孝」和「大逆不道」，認為子女就應該聽話，怎能說父母的壞話。他們還喜歡引用《弟子規》，以「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來指責這些年輕人的「忤逆」。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固化思維的體現，就像中國當下社會的許多事情一樣，淡化對錯，一味和稀泥。如果你承認父母不是「永遠正確」，那麼子女當然有指出錯誤的權利。「父母皆禍害」存在的最大悲哀，在於許多子女無法在平等溝通的狀態下指出父母的問題，爭取自己的權利，結果要被迫在另一個平台上去表達。試想，如果父母能坐下來傾聽，能夠做到不武斷、講邏輯、不預設立場、不動輒「動機論」、不道德綁架，那麼「父母皆禍害」小組還會有那麼多人嗎？

在「父母皆禍害」小組的討論中，其實很少有蠻不講理的指責，除了家庭暴力、侮辱等極端案例外，更普遍的是「親密關係中的傷害」，比如侵犯隱私、強加於人、過度干預等。在中國傳統話語體系中，「父母做什麼都是為你好」之類的論調其實在邏輯上無法經得起推敲，反而成了許多家長不肯認錯而祭出的借口。

其實「父母皆禍害」並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出現，早在五四時期，那些反出傳統家庭的青年們就已打過這樣的旗號。

【家庭中的代際衝突】

「父母皆禍害」小組揭示了一個事實：代際衝突在家庭中的表現同樣劇烈。

從普遍性上來說，40後和50後對孩子極為重視，幾乎傾注了所有的愛與精力，在物質上盡其所能。也正因此，面對下一代的質疑時，他們常常充滿委屈，認為自己付出了這麼多，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回報。

這也可算是時代的悲哀，兩代人之間有愛卻不知如何去愛。對於老一輩來說，因為他們經歷了太多時代悲劇和信仰破滅，又是徹底被耽誤的一代，因此孩子成為他們唯一的信仰與希望。他們儘力為子女提供物質資源，窮怕了的他們也無比重視物質，甚至有些貪官的腐化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了子女。但這種觀念並不代表正確的教育，也不代表代際和諧。

兩代人之間的另一個巨大衝突是人生觀的差異。在叢林法則中成長起來的老一輩人，人生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因此對金錢、地位和鐵飯碗都極為重視，穩定和向上爬是兩大人生信條。他們對子女的教育也從這種理念出發，強調功利主義。1949年以來，功利主義教育始終延續，具象呈現為人文教育的匱乏、美學教育的缺失。在我們的成長經歷中，常聽父母說這樣的話：「別看這些沒用的書，好好學習」——書被強行分為「有用」與「無用」，本身就是一種功利化思維。

功利主義本身也導致了對「前途」二字的固化，按部就班、走前人的路成了主流。如公務員熱，一方面有待遇、穩定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客觀體現了思維的局限。老一輩習慣了立竿見影的好處，並將這種觀念灌輸給子女，也因此有了過多的操縱與干預，並且容不得子女不服從。說到底，這是一種深入內心的恐懼，是過往的種種慘痛經歷所造成。對穩定工作的過分看重，就是一個典型體現。加上他們一直生存在體制的陰影下，對身份、編製、保障等看得極重，因此往往將體制視為唯一出路。他們已經習慣被國家安排，所以也熱衷安排孩子的生活。

但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他們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儘管還遠遠不如西方開明，但人生選擇已經明顯多於以往。但他們的人生選擇往往被老一輩視為不夠現實，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衝突。

在種種干預下，大多數中國家庭的代際關係都變成了這種模式：父母以「為你好」的名義干涉子女生活，潛意識裡不允許子女擁有獨立性，也生怕子女跟其他人不一樣。同時子女缺乏獨立性，也往往缺乏自理能力和生存能力，又無法得到父母的認同。這之中的最大問題在於，「無私的父母之愛」如果以干預、包辦的方式進行，反而會變成巨大的傷害。

這種緊張的代際關係是典型中國式的，西方國家就沒有這種模式的代際關係。這與兩代人的成長背景、中國的社會環境都有著密切關係。

逼婚也是家庭代際衝突中常見的一種，甚至成為逢年過節的保留話題。在這件事上，兩代人都自覺委屈。老一輩認為關心子女婚姻天經地義，而且在他們眼中，婚姻是穩定生活的一大保障，年輕一代或者認為自己還年輕，一個人生活也很好，或者不願將就，希望找到合適的。

如果衝突僅限於此，還未算激烈，但中國式逼婚往往淪為一場道德綁架，客觀上激化了代際衝突。

前兩年有個婚戀網站廣告，以老人重病為引子，「不趕緊結婚就是不孝」的道德綁架意味引來如潮抨擊。但可惜的是，在當下中國，這種道德綁架並不僅僅存在於廣告中，反而是許多老人的潛意識，「不結婚不生孩子」與「不孝」之間被畫上等號。也正因此，許多年輕人發出了「不是為自己而結婚，而是為老人而結婚」的哀嘆。

因為歷史原因，中國人的普遍婚姻幸福度其實很低，許多人一輩子都不懂得何為愛，一輩子都不知道該如何營造一個和諧幸福的家庭，一輩子都不懂得如何尊重別人。但當他們對下一輩談起婚姻時，卻如專家一般，可以講起結婚的千萬個好處，不結婚的千萬個壞處。

這說到底還是骨子裡的控制欲作祟，一方面將結婚生子作為人生的某種目標追求甚至唯一追求，另一方面強制子女服從。當無法為自己生活做出選擇的子女表示不滿時，又會被指控為不孝，這種惡性循環造成了大量家庭衝突。

【兩代人如何和解】

「和解」是個流行詞，既然代際衝突存在，那麼尋求和解也是應有之道。但問題是，如何和解？

談和解的文章很多，可惜多數都有和稀泥之嫌。比如我曾讀過一篇文章，非常有代表性，原文如下：「年輕人並不能體會老人的無力感。有些老人喜歡高空擲物，誰能看到他住在沒有電梯的高樓的無奈？有些老人喜歡在廣場跳舞，誰能體會到她選擇運動是因為遭遇了失眠的痛苦？有些老人被撞後變得蠻不講理，誰能體會到他隨之面臨的恐懼，所以迫切地想抓住一些更大的希望？」

這段話的邏輯實在讓我無法直視，而這恰恰是老一輩維護自身時常常採用的邏輯。這個邏輯簡單來說就是「我苦惱我有理」，與當年的「我窮我光榮」是一個路子。當自己面對困難時，做什麼錯事都有道理。按照這種邏輯，因為窮去偷竊可以被原諒，搶銀行也可以是出於無奈，甚至殺人都有道理。這種抹殺是非的觀念，本身就是老一輩邏輯思維缺失的表現。

還有一篇文章，將矛頭對準了批評老人者，認為因為某些老人的惡行，將所有老人都稱為壞人是不對的，進而指出代際之間的指責其實是一種年齡歧視。這些說法看似「理中客」，其實又犯了偷換概念和和稀泥的毛病。

首先，「一代人」所指的並非該年齡段的所有人，只是指其代際普遍性，何談「將所有老人都稱為壞人」？若按這個邏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也須改名了。至於將代際間的互相指責視為歧視，更是典型和稀泥。並非所有批評都是毫無道理的指責，遇到衝突，應先問是非。

如擾人廣場舞、公交搶座之類的老人惡行，確實不是所有老人所為。但我們更應看到，如功利主義、肆意干涉他人私權、無敬畏之心、不尊重知識等，在這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總或多或少存在。別的不說，那些一天到晚逼婚，使得年輕人過年都不敢回家的父母們，不就暴露了「非黑即白」（結婚才正常，不結就不正常）、肆意干涉他人的毛病嗎？

許多老人面對批評時，也會持此看法：「我們已經老了，你們年輕人不要挑剔我們，難道尊老是不應該的嗎？」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這類忽視對錯、一味和稀泥的思維始終是主流，這其實也是中國一度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

面對老人存在的問題，該糾正的還是要糾正。即使老人的價值觀和處事方式很難更改，我們也有必要告訴社會，某些行為是錯的。這看似與和解矛盾，但卻是和解的第一前提。比如吐痰、插隊、公共場合大聲喧嘩、不走人行道等行為，是不是應該呼籲全社會的譴責，或者以適當手段懲處？至於那些訛詐救人者的倒地老人，能否針對性進行立法？

和解的第二步是對話。根據我的了解，面對當下中國的代際衝突，很少有人採取對話態度。尤其是老人，往往認為自己應該無條件得到年輕人的尊重，如果是家庭間的代際衝突，更是認為子女不孝。

但代際關係的最理想狀態本就應該是對話和交流，雖然因為知識結構和觀念差異，溝通並不容易，但能正視代際衝突的存在，就是一個好開始，也是內省的前提。老人們應該放下架子，打破「年輕人不靠譜」、「年輕人是異類」的偏見，視對方為值得學習與合作的對象。年輕人也應該正視老人的優點，並理解老人的缺陷。也只有平等對話，才能有效消弭代際之間的衝突。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雜誌）

作者：葉克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