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啟明 |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中國記者第一人黃遠生

1915年12月27日，孫中山指派中華革命黨人劉北海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槍殺中國新聞記者第一人黃遠生，由此開為一黨之私而妨害言論自由之先河。值此黃遠生遇害101年之際，特發此文以紀念之，也更加憤慨當今的言論環境之壓抑。

翩躚少年輕得志，欲采蘋花不自由

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後取筆名為遠生，1885年出生於江西德化（今九江縣新合鎮）一個書香世家。其曾祖黃鳳樓是進士，叔伯父黃儒鑒、黃儒藩、黃儒鐮均為舉人。父親黃儒藻，秀才出身，在寧波辦過洋務。優越的家庭環境使得黃遠生自幼就受到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由於家中的藏書豐富，其人好學，故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四書五經之外還跟隨家裡專為他聘請的一位女外籍教師學習了英語。18歲參加德化縣試，考中秀才，同年秋中舉，為全省第七名。次年他參加會試，高中進士。同榜進士有沈鈞儒、譚延闓、葉恭綽等知名人士。這是最後一批進士，而黃遠生這位「青青子衿」，尚不足二十，屬最年少者。 在外人看來此時的黃遠生自是意氣風發、前程似錦，但黃遠生卻是個愛思考、不按常理出牌的「愣頭青」。本來會試之後，還有一次由皇帝親自出題的殿試，黃遠生因不願在翰林院任職而故意「考砸」，似乎想做個知縣。甚至，黃遠生也不願為縣令，隨後，又拒絕了河南知縣的官職。

不做仕人做報人，但開風氣不為師 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聞史》中，如是介紹黃遠生：「他受新思潮影響，無意為官，去日本留學，攻讀法律，同時對新聞時政也很有興趣，注意研究。」　　1904年，就在進士及第的當年，黃遠生東渡日本，入中央大學學法律，6年後學成回國。也許是因為家族背景原因，他在左右徘徊中還是出仕了，歷任清政府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編譯局纂修、法政講習所講員等職。但源自陶淵明以來文人與朝廷扞格不入的耿介氣質，使得黃遠生覺得處處受到掣肘，而生愧疚之心。　　正在此時，黃遠生的九江同鄉、著名的藏書家「廬山李氏山房」李盛鐸對他的建議，則起了關鍵作用：「吾見歐土之諳近掌故者，多為新聞撰述家，以君之方聞博涉，必可成為名記者。」　　於是，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黃遠生介然退出官場，與藍公武、張君勱創辦《少年中國周刊》，開始了正式的記者生涯。以其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而聲名大振，遂有「新中國三少年」之稱。後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稱譽為「新聞界三傑」。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稱其為難得的「報界奇才」。黃遠生還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先後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東方日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特約記者，並在《東方雜誌》、《論衡》雜誌、《國民公報》等報刊上撰稿。著名國學大師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提到黃遠生說:「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洞朗軒闢，辭兼庄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　　他創造的「遠生通訊」，亦莊亦諧、繪聲繪色。他注重把文學性手法，自然融合於新聞報道之中，使通訊文體煥放異彩。相對於王韜、梁啟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報刊政論家，方漢奇先生稱黃遠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名記者」。「遠生通訊」堪稱民國初年新聞界的第一品牌。　　黃遠生極其注重新聞的獨立公正精神，他指出，作為新聞媒介「不能據為私有」，應關心民瘼，「為民生社會請命」。在《祝之歟詛之歟》中，他指斥那些不為人民說話，而「以社會耳目口舌美譽自贊的報人」，比起農夫來，「實在是芻狗之輩」。　　他在《庸言》《少年中國》等雜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逐步闡明了自己的理念：辦報應「支持政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一新政治或社會之空氣」；辦報應「指斥權貴」，「對於今之總統、政府、政黨、議院及言論界，盡相當之忠告」，「以公明之正義督責之」。 黃遠生還認為，新聞應該客觀公正，嚴格尊重事實。他在《本報之新生命》一文中指出：「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　　因而，他主張記者要善於調查研究、認真思考，反對憑空杜撰和誣陷無辜。他提出「新聞記者須有四能」，即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 同時，黃遠生的報道又不失詼諧幽默，在他的筆下，政治外交的重重黑幕、統治者的專橫暴戾、侵略者的兇殘強悍、流亡者的痛苦迷茫、饑民的哀號絕望、妓女的辛酸無奈、走狗們的無恥卑賤……一一躍然紙上。 如在評論袁世凱的為政手段時，黃將袁那種練就得爐火純青的政術權謀比作小說裡面的「遁甲術」。雖然社會各種力量都希望通過法律和議會來監督約束袁大總統，而袁世凱卻能夠如同會行遁甲術一樣，只要指天畫地、念念有詞，頃刻間，周身的束縛蜿蜒盡解，法律和議會在他面前效力頓失。黃的這種報道手法生動而不失實，將袁世凱老奸巨滑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 再如《外交部之廚子》一文，黃遠生借對供職清末民初外交部二十多年的余廚子媚上欺下、徇私舞弊的醜態的揭露，來反映民初整個官場的黑暗。最有趣的是，黃遠生通過余廚子之口，將外交部罵作「狗窯子之外務部」，不禁令人拍案叫絕。難怪有人甚至稱他為「後世報告文學草創的鼻祖」。

聲名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 黃遠生的泚筆直書、直言快語招致了當時社會多種政治勢力的忌恨，他曾嘆道：「余自問為記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報，可將一無辜良善之人，憑空誣陷，即可陷其人於舉國皆曰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謄寫，社會心理薄弱，最易欺矇也。至於憑臆造論，吠影吠聲，敗壞國家大事，更易為矣。」況且「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作為一名具有職業操守的記者，其「論治不能無低昂，論人不能無臧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 黃遠生為文橫肆鋒利，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中包括北洋政府黨爭之內幕、孫中山得到日本財閥資助、袁世凱稱帝，以及民初外蒙獨立、張振武案、宋教仁案、中日交涉等經過，「無不盡情摘發，報導翔實，以是人爭傳誦，聲名籍甚」，由此招來袁世凱和孫中山等國民黨人的嫉恨。 黃遠生本身並無明確的政治立場，可謂「超然不黨之人」。民初政潮迭起，黨會紛立，其主要勢力分為三股：一為袁世凱所卵翼之北洋軍閥官僚派，二為孫文、宋教仁、黃克強所領導的國民黨，三是梁啟超、湯化龍所領導的進步黨。在國會，進步黨的席位僅次於國民黨。黃遠生在清末，曾與友人創「憲友會」，民國成立，隸共和黨，然惟其黨見不深，對上述三大勢力均有不滿，曾撰《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一文，奉告袁世凱「勿專從操縱政黨上著想」，告誡國民黨「勿專從對待袁氏個人著想」，希望進步黨「勿專從對待國民黨著想」，而是大眾齊心一致，「各自殉其所信以盡瘁焉，各自輸其誠以相容納焉，則國步庶有幾希之幸耳」。如此諫言，終未得三方面所接受，仍復相互排擊，黃內心失望，乃於1913年登報聲明，「自今而後，余之名字，誓與一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係」，並在《少年中國》周刊發表《不黨之言》，嚴詞抨擊「以權勢小利誘人入黨」、「非其黨者不得任官」等擴張黨勢之種種手段，並公諸於眾，可見其對此厭惡之深矣！ 黃遠生亦無明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他曾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對袁世凱的態度：「袁總統之魄力經驗，中國今日無可比擬，維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亦記者所承認也。」但是，年紀輕輕的記者黃遠生，怎麼看得透那個已經五十五歲且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就在黃遠生到處寫文章，用語懇切，擁護偏袒袁世凱的時候，老狐狸袁世凱卻在積極策劃復辟帝制。 1915年，袁世凱為稱帝造勢，收買了一批社會名流為自己鼓吹。由於黃遠生在擔任《時報》和《申報》北京通訊記者的時候，在新聞界的名氣很大，袁世凱便設法聘請黃遠生擔任他的御用報紙《亞細亞報》的總編輯，並說只要他能寫一篇贊成帝制的文章，就可以得到十萬塊錢的潤筆費，並有一個部長的職位相送。客觀地說，黃遠生的心裡矛盾過，一連七八天思想鬥爭很激烈，贊成帝制的文章雖然一直沒有寫，也一直沒說不寫。最後他還是寫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並且開口就說：國體問題在法律上不得討論。 梁漱溟後來回憶看到這篇文章時的感受是，黃遠生就國體問題兩面立論，語意模糊，態度似模稜兩可，既不言反對帝制亦未見擁護，讀後且有顧左右而言他之感。正是這種曖昧的態度，讓國民黨因此認定黃遠生和袁世凱是一派的。 但是1915年8月，梁啟超發表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明確表示反對帝制之後，黃遠生的態度也開始變得鮮明起來，他匆忙離開北京去上海，在途中發出了《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 袁世凱感到自己被黃遠生忽悠了一把，當然他也不能讓黃遠生輕易洗清名譽，《亞細亞報》仍然將黃遠生的名字列為總編輯，並四處抓捕黃遠生。黃遠生只得連續七天宣布解除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身份，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為躲避袁黨的追逼，黃遠生於1915年10月24日乘坐日本輪船，離開上海到美國去了。

寧鳴而遠異國死，不默而生魂歸來 1915年12月27日，下午6時許，天色陰沉，寒風瑟瑟。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黃遠生正在默默地用著晚餐。他戴一副黑邊眼鏡，臉上微露倦色，神色憂鬱，但骨子裡的那種智慧與勇毅仍然清晰可見。此時，熙來攘往的客人雖然吵鬧繁多，而他似乎視若無物，充塞在他腦海中的完全是遠在地球另一邊的現實:袁世凱的復辟鬧劇正在緊鑼密鼓地上演，芸芸眾生或被蒙蔽欺騙或無力掙扎；經過民初幾年瞬息萬變的動蕩，進步力量似已無力回天。中國究竟要向何處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將何去何從？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自己滿腔熱血，一顆赤心，非但不能有效地阻止這場民族的災難，反而淪落天涯，徒有雄心，一籌莫展。殊不知，死神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就在他心潮翻湧之際，突然從背後射過來兩顆罪惡的子彈，穿透了他的心臟，黃遠生還沒來得及從憂國憂民的思緒中回過神來，便仆倒在地，鮮血染紅了地板。在那一瞬間，他帶著驚恐，更帶著不解與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消息傳回國內，黃遠生生前好友紛紛指責袁世凱利用不成，竟然殺人泄憤。後來，再曝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而被殺，黃遠生之死因此成了一場「誤殺」。當黃遠生抵達美洲後，當地的報紙便報道中國名記者Yuan－Yung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Huang本來是「黃遠庸」的音譯，而「遠」又與「袁」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人士便奔走相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於是誤殺之。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在台灣臨終前，才道出了實情：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改組後的名稱）美洲總支部負責人、後來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經孫中山授意直接指派劉北海槍殺了黃遠生。 那麼孫中山為什麼要暗殺黃遠生呢？現在大多研究者認為黃遠生的報道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冷嘲熱諷，因黃遠生文筆了得，在海內華人中的影響廣泛，從而影響了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資金來源，孫大為恚忿，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無意中達成一石二鳥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釘黃遠生消聲鉗口，還讓袁世凱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鍋，維護了自己的光輝形象。 我以為，黃遠生其實並無明確的政治傾向，但他在袁世凱稱帝前含糊其辭的表述，造成了國民黨人認定他是袁世凱的帝制支持者。雖然他後來公開聲明反對帝制，脫離《亞細亞報》，但依然難以讓國民黨人信服。因此即使他逃到了海外，國民黨人依然謀殺之。 無論如何，以一黨之私，甚至以黨魁一人聲望之私，暗殺一「超然不黨之記者」，孫中山可謂是始作俑者。其後邵飄萍、林白水等名記均遭暗殺而橫死，就是這一敗壞風氣流毒所至，而因此也愈顯得「獨立至尊」之可貴難得。　1916年初，黃遠生的遺骸，由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梁啟超、嚴復等各界名流，紛紛撰寫輓聯誌哀。當時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大學者梁漱溟聞訊，大受刺激，深陷痛苦之中。　　事後，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於蓮花鎮桂家壠之殷家坳山。多年後，九江市遷修的黃遠生新墓，在九江賀嘉山陵園名人園落成。1917年，林志鈞搜集黃遠生所刊著之論說、時評、雜著等近五十萬言，輯成《遠生遺著》一書，凡四冊，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黃遠生如流星一般划過歷史的天空，但他對於後世的影響，卻十分深遠。黃遠生不僅是中國新聞第一人，他的新聞報道成為後學的範本；黃遠生更是一個追求自由的先賢，他信奉獨立公正的精神，不受制於任何黨見，秉筆直書，將現代文明精神傳播開來，啟迪民智，並影響眾多知識分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陳寅恪評論王國維的那句話，用在黃遠生身上，也許更加適合：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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