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胡適與陳獨秀的友誼

胡適與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並峙的雙峰，也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雙子星座，更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一對巨擘。他們各自的思想與品性至今仍值得世人解讀、破譯，而兩人之間的友誼在「一切向錢看」、「唯錢是大」的今天不僅值得人們懷念，更值得人們深思。 因文學思想的一致，胡、陳走到了一起

胡適與陳獨秀都是安徽人。胡適出於皖南山區素有「績溪牛」之稱的績溪。那兒襟山帶水，風光旖旎，即使在今天熱火朝天的市場經濟中，這裡依舊群巒重迭山峰蒼翠，既無機器轟鳴之憂，亦無溪水污染之患。民風依舊淳撲。胡適的性格很象這裡的田園山水，一派自然風光——「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與他交往你會有那種青山溪水春風拂來沁人心脾的感覺，這大概也是胡適一生朋友多的原因。胡適自己說：「我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陳獨秀出於皖北長江邊的安慶，氣勢恢宏的長江襟懷坦白，一瀉千里，奔騰入海，——陳獨秀的性格就如這長江，百折不回，愈挫愈奮，且光明磊落。魯迅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胡適暴得大名肇端於他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與陳獨秀一同祭起文學革命大旗，吶喊民主與科學。1917年1月，胡適那篇被鄭振鐸稱為「文學革命發難的信號」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第二卷五號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學革命」的「八不主義」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胡適公開舉起「文學革命」的義旗首先「發難」，是他在美國留學的最後兩三年間潛心思考，現在瓜熟蒂落了。它從文化意義上為中國進入新時代跨出了驚世駭俗的第一步。陳獨秀稱之為「今日中國文化界之雷音」，緊接著就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把「文學革命先鋒」的頭銜贈與胡適：「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陳獨秀表示自己「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文化運動正式開始的時間，按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說法，是1915年9月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而在這之前，胡適就已開始思考並為白話文造輿論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一文中說：「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常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國之白話是也。」還說：「此問題至重大，不當以意氣用事，當從容細心研究之」，並建議大家以「國文」為題進行討論以求共識。1916年2月3日，胡適寫信給梅光迪，談文學改良之事，正式提出以白話文作書面語問題。他說：「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弊也。」所謂「文之文字」，即指明白曉易之白話文。當天，他又給陳獨秀去信，提出推動新文學運動的具體方法：「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中國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從同年6月16日開始，胡適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通信，系統地闡述了用白話文作詩作戲曲小說的主張，並再三強調說：「不如此者，非活的語言也，決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胡適的新文學思想使陳獨秀欣喜不已，一再催汪孟鄒懇請胡適給《新青年》賜稿。而胡適也被新見迭出的《新青年》雜誌所吸引。這二人的文章與文學主張如榫卯合扣，剛柔相濟，天然組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陳二人走到了一起，從此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交往與友誼。倡導白話文，胡適功莫大焉。魯迅與周作人在1909年合作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這部小說集曾被胡適譽為「古文學末期」的「最高作品」，可是它在10年間總共只售出了20冊。當魯迅用白話文寫出《狂人日記》，卻一版再版。試想，倘若不是白話文的推廣，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有如此的傳播么！歷史的演變又將是怎樣的呢？這裡，不妨聽聽胡適的說法：「形式與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政治主張的分岐，胡、陳分道揚鑣1917年9月，在陳獨秀的竭力推薦下剛從美國回來2個月的胡適來到北京大學擔任了教授。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為陳獨秀、胡適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宣傳新文化、新思潮、新觀念提供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令人羨慕的寬容。一時之間，北大的學術思想氣象日新，整個校風鬱郁然充盈活力。胡、陳在蔡元培的旗幟下一道進行著北大的教育改造。然而，這樣的志同道合併沒有能持續幾年。1918年12月，由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創刊。對《每周評論》的創刊，胡適有一番說法。他說：「在某種意識上說，這張小報的發行原是尊重我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可見胡適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新青年》上不斷談政治是不滿意的，所以才有了《每周評論》。但是胡適與他們的分岐並沒有因有了《每周評論》而郾旗息鼓。「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不可避免了。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這份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也就無法全然迴避政治，於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當時在報刊雜誌上見到的「主義」、在文人學者嘴裡的「主義」是琳琅滿目：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安福部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而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建國後把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解釋成單純反對馬克思主義，不免有為了證明自己正確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貶低他人之嫌。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胡適對「主義」的抨擊，其矛頭針對的是當時普遍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思想方法。在胡適看來，那種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是思想上「懶」的表現，因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這是一；其二，胡適認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但強調抽象的「主義」要少談，因為每一種「主義」都蘊含著救時的具體主張，如若我們不去實地研究這個社會的需要，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怎麼能有用處呢？其三，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其四，胡適認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胡適反對把「主義」當作絕對真理和終極教條，反對把「主義」當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義頂禮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義」的危害。胡適簡直是在為以後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們畫像。但是，胡適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說：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使人「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在監獄裡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有趣的是毛澤東在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爭論的高潮中，他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幾十個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是什麼反對馬克思主義。然而，隨即而來的「五四」愛國運動卻結束了胡適與陳獨秀那幾年親密無間的合作。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就是胡適和陳獨秀都沒有直接參加「五四」運動（學術界對「五四」運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五四」專指「五四」示威遊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各界廣泛參加的愛國抗議活動。廣義的「五四」，乃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辦為標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以後的國民革命運動在內的啟蒙與革命這兩個前後相繼的過程），但說他倆都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筆者認為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其含義既是從廣義的「五四」運動和政治思想角度來評價的，也是對陳獨秀在「六三」後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舉動與內容的肯定。對胡適來說，他也是「躬親其役」的主將。學術理論界一致的看法不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愛國運動發生的思想條件嗎？更何況「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市民宣言》就是胡適翻譯成英文的。據最新發現的史料，胡適在「五四」運動中曾積极參与營救被捕的學生，還以冷靜平實的筆調描繪了「六三」運動的一些場面，揭露了北洋軍閥政府殘酷鎮壓愛國師生的血腥罪行。資料證明，胡適與陳獨秀一同積极參加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後，胡適繼續堅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陳獨秀則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陳二人之間志同道合的蜜月結束了。胡、陳的分道揚鑣導致了北大知識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適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顧頡剛等人。集合在陳獨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張慰慈等。前者叫問題派，後者叫主義派。 「道不同」，胡、陳之間的友誼依舊

由於政治主張的相悖，胡、陳分道揚鑣，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真誠友誼。這可從陳獨秀後來的遭遇中看出來。

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一生遭綁架一次，那是1913年8月，以後又四次被捕。遭綁架那時他與胡適還不相識。後來的四次被捕，一次為北洋軍閥政府所捕，兩次為上海法租界當局，最後一次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後交給國民黨政府。陳獨秀四次被捕，胡適均積極營救他，尤其是最後一次被捕判刑後，胡適更是不遺餘力最終使陳獨秀得以減刑，提前出獄。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因為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散發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傳單。作為一位正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革命者，陳獨秀對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和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對內鎮壓人民的反動行徑是十分的不滿和憤慨。所以，在「五四」運動中，他充當了運動的「總司令」，並經與李大釗等人商談後，親擬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對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了五條「最後最低之要求」。陳獨秀擬好傳單後，交給胡適譯成英文，用漢、英兩種文字排印。胡適雖然不如陳獨秀那樣革命，不似陳獨秀那麼激進，但他自從在美國接受了自由主義學說後，就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者、身體力行者，至死未曾有過改變。對北洋軍閥的暴虐專制行徑，更是從內心反感與不滿。因此，他不但負責翻譯，還主動積極去聯繫印刷廠，用中英兩種文字印刷。6月10日陳獨秀首先到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散發傳單，當天就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第二天晚上，陳獨秀又與高一涵來到「新世界」娛樂場散發，胡適也去了，在回來的途中胡適還散發了九張傳單。可胡適到家不久，就聽到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胡適按捺不住氣憤的心情，作了一首《威權》詩：「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磨斷了。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胡適在詩中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反動當局的憤慨，激烈抨擊了北洋軍閥政府的專制統治。他預言，有朝一日奴隸們必將斬沁索鏈，同心協力把「威權」打翻在地。胡適還把這首新詩刊登在他主編的6月29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28號上，這是多麼無私無畏的勇氣啊！與此同時，胡適還展開了積極的營救陳獨秀的活動。他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與時任警察廳長的皖人吳炳湘的同鄉關係，去打通關節。他寫信給《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在報上刊文披露陳獨秀在獄中身染病症與不許外界探問的非人道待遇。正是由於胡適的這些揭露文章，使陳獨秀被捕和受到非人道折磨的事迅速傳遍各大城市，從而激起了全國校友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工業協會等群眾團體以及社會知名人士的一致聲援。在強大輿論壓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於8月釋放陳獨秀。北洋政府被迫放了陳獨秀，一口惡氣沒地方出，便找胡適的岔子，於8月20日查封了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陳獨秀出獄後還是受到軍警的監視，不得已住到了胡適家中。可胡、陳關係密切，仍不安全。所以，陳獨秀又轉移到東四三條50號李大釗家中。之後，陳在李大釗護送下，經李的老家河北樂亭，南下上海。在路上陳、李二人就組織中國共產黨一事取得一致的意見，決定相機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後來黨史上說的「南陳北李共建中國共產黨」的一段佳話。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是1921年10月4日，系由上海法租界當局逮捕的。緣由是「《新青年》已被封閉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惠僧、柯慶施、楊明齋以及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此時的陳獨秀早已是全國知名的人物了，所以，他一被捕，大小報紙無一不刊登此事，一時之間，輿論大嘩。胡適是6號那天接到顧名君的電話才知道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胡適這邊放下電話，那邊就給蔡元培打電話，請他向法國駐華使館交涉，設法救出陳獨秀。那天，胡適越想越氣，在日記中氣憤地寫道：「法國人真不要臉！」次日，胡適在徵得蔡元培同意後，由他倆領銜，北京文化教育界的知名學者、教授簽名，給上海法國領事館發電報，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10月10日，一法國友人請胡適吃飯，在座的有法文《政聞報》主筆。胡適趁機向該主筆提出陳獨秀被捕之事。在此同時，孫中山、劉海粟，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營救陳獨秀的活動。經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終以「罰洋100元，銷毀查抄書籍」結案，陳獨秀獲釋。胡適第二次營救陳獨秀時，陳已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同胡適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與謀」了，可胡適只以友誼為重，不問政治分歧。陳獨秀第三次被捕是1922年8月9日，仍舊是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的。據陳獨秀說是由於巡捕房想敲竹杠，說他「收了俄羅斯的巨款」，將他逮捕的。胡適在陳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釗商量營救的辦法。他們先向巡捕房提出將陳交保釋放，被拒絕。胡適又通過汪孟鄒摸清了陳被捕的癥結所在，心中有了底，就找到了當時在外交部任職的顧維鈞，給他寫了封信，請他無論如何要為陳案出點力。信中，胡適詳細介紹了陳被捕的內情，說明這是巡捕房敲竹杠。胡適請顧維鈞轉告法國人，說法國人近年做事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並舉十個革命團體敬告國人書為證。最後，胡適軟中帶硬地暗示法國公使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緒。胡適聲明：「我不是為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指法國公使）出點力。」顧維鈞接到胡適的信後，不敢怠慢，即派劉秘書到法國公使館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罰陳獨秀400銀洋了結。陳獨秀的第四次被捕是在1932年10月15日。眾所周知，陳獨秀於1929年就被中共開除出黨了。但他仍堅持反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以致國民黨當局不惜懸賞萬金緝拿他。1932年月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後，就被移交給國民黨政府，押到南京。國民黨自以為抓住了一條大魚，開動所有的官方宣傳機器，炮製種種「罪名」，竭力主張「迅予處決」。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胡適不顧壓力，一方面聯合好友翁文灝、丁文江、傅斯年、任鴻雋等學者名流聯名向國民黨當局請求將陳獨秀一案由軍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審判，好使案子公開化，請律師申辯，以求一個公正、合理的解決，乃至「依據法律進行特赦」。另一方面，他請私交篤契，時任外交部部長的羅文干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溝通聯絡，設法解救。由於上下多方策動，在諸多關係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公開審理。陳案遂移交江蘇高等法院。當時，蔣介石正在武漢，為了欺騙輿論，蔣特地把這一決定電告胡適。為了使陳獨秀能化險為夷，順利過關，胡適與蔡元培、段錫朋（國民黨中央執委，胡、陳在北大的學生）等磋商請有名望的律師為陳出庭辯護。章士釗知道後，主動擔任陳案的辯護律師。更令人敬佩的是，在陳被捕期間，胡適為了擴大這一事件在社會上的影響，引起知識界對陳案的關注，給國民黨造成壓力，他利用講學之機，四處宣傳陳獨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他在北大國文系作題為《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學術報告，讚揚陳獨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三大貢獻：「（1）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2）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運動。（3）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胡適稱讚陳獨秀的鬥爭精神，喚起了北大師生對陳獨秀的廣泛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不僅如此，他還在一些公開場合大講特講民主與法治，喚醒國人監督政府，保障人權。例如1933年1月30日，他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致辭時，就特彆強調說，我們成立此會的目的有三：（1）幫助個人；（2）監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習慣的應用。在會上他大聲疾呼，這次當局要殺陳獨秀，我們要營救他。其立場之堅定，態度之鮮明，用心之良苦的確讓人感動敬佩。陳在獄中時，胡適多次前去探視，陳獨秀很是感動。也正是通過胡適等人的努力，引起了社會輿論對陳案的關注，形成了對法院的壓力。再加上陳獨秀自己的據理鬥爭，終於迫使國民黨當局於1933年4月26日，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陳13年的有期徒刑，而不敢堅持原先擬處死的決定。陳獨秀在宣判前夕，懷著感激的心情給胡適寫信，信中說：「此次累及許多老友奔走焦慮，甚為歉然。」判決後，胡適還同教育部長段錫朋一同到監獄探望陳獨秀。胡適對陳獨秀的友誼，使陳頗有魯迅說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嘆。對國民黨的判決胡適極為不滿，他認為陳應該無罪釋放。所以，胡適在這此後，仍繼續為陳獨秀辯駁、活動，並終於獲得成功。1937年8月，胡適在赴美前夕，給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去信，請汪出面同蔣介石商談，釋放陳獨秀。8月19日，汪精衛給胡適回信說：「手書奉悉，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汪精衛的面子到底比胡適要大些。8月21日，司法院長居正便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逞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林森當即批複。8月22日，《中央日報》等大報紛紛刊登「國府明令」，宣告陳獨秀減刑的消息。是月23日，陳獨秀獲釋出獄。1938年，陳獨秀攜眷輾轉經武漢避難到四川江津。這時的陳獨秀貧病交加，賣文為生。胡適曾聯絡安排陳獨秀去美，因陳不肯而作罷。 晚年陳獨秀最終與胡適殊途同歸

胡、陳之間的關係，說到底既有胡適重友誼的一面，也有二人都熱愛自己的祖國，想著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情愫，更有陳獨秀政治思想回歸趨於與胡適的一致。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回歸。胡適不滿無產階級專政，不贊成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異己。陳獨秀出黨後，思想大變，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他說，那種把「民主主義看做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是一種「最淺薄的見解」。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中，陳獨秀批評道：許多淺薄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總是「拿無產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斯大林不懂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在《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批評斯大林「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在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代替民主。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批評蘇聯是官僚國家。陳晚年對民主的認識與胡適無有大區別，其對蘇聯非民主經驗的認識更是非常深刻的。陳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1980年鄧小平說了一段話，抄錄於下：「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聯繫鄧小平的這段話，我們不能不佩服60多年前在貧病交加中的陳獨秀的遠見卓識。

知識分子隊伍素有文人相輕的痼疾，但也有如胡適與陳獨秀之間這樣君子之交的高尚友情。他們之間年齡相差12歲，愛好不同，性格回異。胡適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而陳獨秀是連嫖妓這樣的事也敢幹的人，全然不考慮世間的影響與輿論，我行我素。20年代，由於陳獨秀投身中國革命，兩人之間中途一度斷了聯繫未曾交往，但他們之間的友情從未中斷，胸襟與境界的不凡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胡適的律己寬人的胸襟在兩人的交往中更是主導性的。魯迅性格剛直不阿，對「怨敵」是「一個也不寬恕」，主張以牙還牙。胡適有兩句名言，一是「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容忍自然要給人說話，准許人反駁。第二國際女革命家羅沙·盧森堡說：「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論俄國革命》）而胡適認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前提，缺乏「容忍」是不會有自由的，更不會有朋友。二是「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所以，在那個時代，「我的朋友胡適之」是學問中人最流行的「時髦語」，是知識分子隊伍中的口頭憚。魯迅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陳獨秀能有胡適這樣一位好友，幸甚！胡、陳二人的友情應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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