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社社長皮鈞：出版的發展不是「轉型」是「轉場」

2016年6月上任的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社長皮鈞，有著新華社一線媒體人的大視野，以及作為十多年青年工作執行人的操盤經驗。在他看來，對標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當今社會缺乏容納青年人發展的內容框架與表達體系。而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與中國大國地位相匹配且又能安放青年人夢想的內容框架與表達體系。青年一代作為這個體系的主流人群，不管是其中的普通青年還是精英青年，完全有能力形成文化自信時代的新的文化符號。

皮鈞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社長

2016年6月，皮鈞出任中國青年出版總社黨委書記、社長。他認為這是一副重擔，但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事業。雖然工作調整並非完全出於自主選擇，但從皮鈞的履歷來看，倒也順理成章。

皮鈞坦言，他過去的工作經歷是一個社會橫截面，當過國家通訊社的記者、編輯，參與創辦過都市報，作為中國青年志願者行動的重要參與者，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志願服務的組織者，以及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的主要負責人的經歷，給了他足夠寬闊的視野和與各類優秀青年打交道的機會。同時，他認為自己也經歷了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轉變：當記者的經歷讓他成為了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共青團的經歷又讓他成為了一個熱情的參與者。他認為，這都是人生的財富。

儘管上任不滿一年，但對於圖書和出版，皮鈞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他看來，書只有具備三個屬性才能稱其為「書」。其一，書是「契約產品」。購買一本書實際上是向未來許諾和這本書產生聯繫——要花時間去認真閱讀。而現在很多人之所以不看書，一是沒時間，二是書跟自己產生不了連接感，「讀書的人必是自我管理嚴格的人，而看微信則輕鬆得多，不需要任何承諾就可以翻篇。」其二，書是「完成形態產品」。一本書多半是一個作者的系統性思考與較為完整的表述，是成品。其三，書是「本源產品」。歷史上很多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書是有本源性的。

談及經典，皮鈞會引用他頗為得意的「河床理論」，「看不清水流方向的時候，我們可以去研究河床。因為，河床的脈絡是清晰的。今天我們總跟碎片搏鬥，殊不知碎片都是從大山上掉下來的。文化思潮也是如此，若是只見河流，不見河床和大河走向，就無從把握趨勢。其實，書籍比其他閱讀產品更能反映一個時代的思潮與本質。」

對於大量從業者眼中前途暗黯淡的出版業，皮鈞卻認為並非「日薄西山」，而是切切實實的「朝陽產業」。之所以有這樣的論斷，他坦言是基於三個判斷。其一，從人類發展軌跡看，人類文明是依靠抽象力傳承的。文字是抽象力的載體，而書籍又是文字的載體，能夠稱之為書的都是承載抽象符號的載體。比如《易經》《資治通鑒》，都經過高度抽象，通過後世的解碼來保證其傳承性，「眼下不斷更迭的各種媒介載體，比如視頻、音頻等，是很好的傳播手段，但無法承擔『傳承』使命。正因為如此，書作為傳承文明、承載抽象符號的載體功能，在當代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其二，從出版的效率來看，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所有的領域，比如石油、鋼鐵、互聯網，都可以找到與國外匹敵的行業巨頭，唯獨出版差了一大截。其三，皮鈞認為，圖書承載的文化，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中國文化，其張力也尚未充分彰顯，「現在中國社會所有的現代理念都來自西方。不管是文化還是科技，發源地都在歐美，現代文化思潮也都產自歐美。出版所承載的文化張力不夠，這也是中國出版無法站在世界前沿的根本原因。」

皮鈞認為，任何時代都會形成特定的思潮與文化特徵，今天也是如此。共青團中央正在按照黨中央的要求編製青年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確了我們的服務對象是4.1億青少年。從調查來看，目前青年人有兩個巨大的變化：一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全面超過物質生活，這表現在青年人的時間消費和金錢消費兩個方面；二是青年的思想是有基本面的，「儘管青年人在互聯網上的意識是碎片化的，但這些碎片都是從山上掉下來的，因此我們要關注大山，而不是與碎片作鬥爭。」皮鈞透露，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將要發布中國青年閱讀指數，就是關注青年讀者的基本面，這樣就能明確掌握青年的閱讀趨勢和思想動態。

書是給讀書人看的

皮鈞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他每年要閱讀一二百本書。他始終堅持一個觀點：書是給「讀書人」看的，而不是給「不讀書的人」看的。圖書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內容、設計和營銷相統一的獨特的文化產品。中國最著名的圖書設計師、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的老編輯呂敬人先生強調，圖書設計本身就是一種立體藝術，是為文字安排合理空間的藝術。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歷來非常重視圖書設計，有4位編輯曾經獲得過「世界最美的書」獎項。在皮鈞看來，圖書是所有閱讀載體中最高大上的品種，所以要在內容選擇、圖書設計、營銷理念上形成綜合審美的系統性工程，讓「丑書」「庸書」退出市場，讓全民閱讀成為一種美的享受。同時，他認為，有必要把讀書打造為一種高品質的生活方式和一種生活時尚，把書打造成閱讀產品中「鑽石黃金」，以區別於網路上的快餐閱讀和手機上的休閑式閱讀。

目前，中國出版面臨的問題是供給側問題，中國每年各類圖書出版的總品種超過40萬種，數量可觀而好書太少。皮鈞覺得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書與印刷品沒有區分。古代稱書為「經典」，所以才提倡讀書。而今天提倡人們多讀書、讀好書，但市場提供的能夠稱得上是「書」的經典產品嚴重不足，大多數是有書號的印刷品，損耗了大量的書號資源、編輯精力及資金，出版社不能集中精力出好書。二是目前閱讀的載體空前發展，而為內容付費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形成了出版社為各種渠道商打工的局面。為此，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提出了書的「四留原則」，即留在手中、留在架上、留在心裡、留給子孫，以此作為出書的標準。「其他的東西可以不印成書，直接發到網上即可。同時要將圖書出版和其他傳播形式嚴格區分開來。圖書出版要以出版社為中心，重視出版社的作用，重視作者、版權和整體質量的嚴肅性，其他傳播形式要按照市場方式與圖書出版對接，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隨意賤賣圖書的內容，壓縮出版社的效益。」皮鈞如是說。

引領新的文化潮流

「互聯網重塑了組織和個人以及產品的關係，這在出版業的未來也會必然發生。」眼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讓皮鈞能敏銳覺察一些變化的發生，「公司和企業實際上都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信息時代，如何界定新的生產方式，還未有定論，但變化已經開始。」現在的皮鈞已經開始試圖摸到出版業的「河床」：不把作者捧上天，也不把發行商捧上天，精品才是不可複製的財富，「載體不是第一位的，我們要研究怎麼經營內容。」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是一家積澱深厚的老牌出版機構。這家重組於2003年12月的出版社，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成立於1950年1月，其前身是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和中國青年雜誌社（創刊於1923年10月）合併組成，旗下不僅有青年工作與青春時尚編輯中心、思想文化讀物編輯中心、文學圖書編輯中心、藝術圖書編輯中心、文化教育圖書編輯中心、紀實讀物編輯中心、經典再造讀物編輯中心等諸多經營出版物的部門，還有歷史悠久的雜誌群，比如《中國青年》《青年文摘》《中國共青團》《青年文學》等等。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青社連續舉辦全國青少年愛國主義讀書教育活動，有3億多人次的青少年參加活動，是名副其實的「青年人」的領路者。而中青社被人津津樂道的大批高質量、高水平的圖書，諸如《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李自成》等，也多集中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出版。

對此，皮鈞解釋說：目前社裡通過打擊盜版，已經大大提升了《紅岩》的發行量，去年共發出50多萬冊，今年前兩個月已發出近50萬冊，說明經典作品依然很有市場號召力。但目前的情況是，紅色經典反映的內容多集中在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上世紀八九十年以來的作品缺少紅色品質。皮鈞認為，這是由認識上的誤區造成的，「其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只是大家並不認為是一種紅色成就。」為此，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將全面開發「新紅色」系列，逐步推出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改革偉大成就的創新、創業、創優的文學作品和紀實作品。他還建議將主題出版更多地面向青年、面向當下，能夠涵蓋當下青年人的創作。「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在強調文化自信是最重要的自信。現在是時候倡導新的文化潮流了。」皮鈞說。

出版業的發展不是「轉型」而是「轉場」

皮鈞真正接觸出版時間不長，但他對出版業的基本生態已有了自己的見解。在他眼裡，圖書是一個「行業相對封閉、產業鏈比較短」的行業。因此，他認為，「出版業需要的不是轉型，而是轉場。」不管是行業效率還是內容挖掘，提升空間都非常巨大。他預言，出版人需要找到為內容付費的方式——也就是轉場中所涉及的「場」。內容如水，哪裡可以形成價值鏈就流向哪裡，需要尋找符合內容的好載體。因此，出版社的編輯是第一位的，眼光是第一位的。

現在的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有很多困局需要破解。對此，皮鈞有自己的想法：「我們要做向上、向前和向里的東西。」

一是向上。在出版內容上，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強調精品出版、傳世之作。把每年出版的總品種數降低，集中力量出精品。低質量出版是在透支出版社的信用，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也不符合社會效益優先、雙效統一的要求。中青社可能不會再繼續「低層次出版」，而是做引領青年風氣的經典作品。

二是向前。皮鈞口中的「向前」也與當下很多出版人追趕的技術潮流的勢頭不大一樣。「我們不做技術的奴隸，不會盲目追逐現在的技術載體。」皮鈞認為，目前在媒體融合方面，大部分出版社都是向IT方向靠攏，這並不符合中青社實際的選擇，「5年內目前流行的媒介形式肯定會被替代。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將直接與大數據和智能製造進行融合。」

實際上，互聯網確實正在告別通吃一切的時代，想要在發展上有更大作為，就要踏准下一個節拍，站在技術前沿看問題，「未來的創新者，更多來自各行各業專家的跨界融合，而不是一兩個技術極客。媒體融合不是讓出版業轉型，而是完全轉場，轉到新的廣闊天地去。」

三是向里。目前是一個「走出去易、走進去難」的時代。2007年，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就在倫敦成立了中國青年出版社（英國）國際有限公司。經過10年的努力，已經完全達到了「走進去」的目標：通過本土化的運營、中國元素的國際表達、市場化的渠道進入了歐美主流市場，目前已有400多種圖書用10多種語言直接進入歐美主流市場，成為中國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開路先鋒。而且，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在中國加入國際出版商協會的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訪問英國的時候，總局特意指定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承辦「2015倫敦中國圖書節」，是因為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在出版「走出去」上有充足的經驗和豐碩的實績。目前，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已在倫敦成立了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歐洲創意中心，轉化歐洲的文化創意產品，啟動中國藝術在線項目。

3月15日，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在倫敦國際書展期間舉行了中青國際成立10周年慶祝活動。中青國際因在推動中國出版和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的成績，多次被中宣部（國新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文化部、商務部授予「全國新聞出版『走出去』先進單位」「中國圖書推廣特別獎」「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國際版權輸出優秀企業」等榮譽，2012年還被英國商會授予「年度中國投資者獎」。回首10年，中青國際通過出版、展覽等視覺藝術語言，生動地向西方讀者講述了一個個中國故事，這些故事的聽眾不僅有文化、教育和學術界高端讀者，甚至還包括了西方政商精英和政府高級官員。中青國際通過不懈的拼搏，打造了一個國際知名的中國文化藝術出版傳媒品牌，多次被歐美同行和媒體譽為「中國出版人創造的又一奇蹟」。這一成功案例，也真實展現了中國文化和出版從勇敢「走出去」到實現「走進去」的艱辛過程，堪稱中國出版界參與國際競爭，提升國家軟實力的又一突破。

皮鈞覺得，任何文化事業最終都要回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主題上來。從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與中國大國地位相匹配且又能安放青年人夢想的內容框架與表達體系。同時，作為這個體系的主導者，「不管是其中的普通青年還是精英青年，完全有能力形成文化自信時代的新的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