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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國歷史（二二）：孔丘的「最高原則」糟蹋了中國人

——孔儒是中國人文化的「大腦殘疾」 黎 鳴

中國人把孔丘捧上了自己精神的最高位置，雖然最初事發於董仲舒、漢武帝等少數人，但是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對於中國人的懲罰卻實際上已經嚴厲到了世界人類的極點，它使得整個民族長期以來全都生活在極低智慧的水平之下，中國人的大腦幾乎全都落下了不懂得何為真文明創造的「大腦殘疾」的狀態之中。即使如此，然而迄今為止的中國人，還依舊蒙在鼓裡，還依舊絲毫都沒有任何已經受到過深深傷害的知覺，這真是一個巨大的人類悲劇。

如此巨大的人類悲劇，我應該如何向我親愛的同胞們進行狂嘯般地告訴呢？現實的是，我不僅不能狂嘯，我還必須以儘可能最理性的方式，去進行一層一層地耐心的剖析，就像剝筍一樣，一直剝到不能剝為止，以便終於讓我親愛的同胞們能夠親眼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全部的「黑內臟」。但願終於會有一天，我親愛的同胞們能夠真正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祖先們，在長期以來的歷史之中所經歷過的所有真實而悲慘的非「人」的遭遇。我相信，也毫不懷疑，那一天必會到來，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必會有一天，他們真正可以完全擺脫自己過去歷史沉重的負擔和陰影，而光明地、而輕鬆地、而主動地、而慧智地、而強有力地去迎接創造自己的全新歷史的時代的到來。

在過去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之中的一切文明停滯的凄慘的結果，全都是從孔丘給予中國人的「最高原則」開始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句繪畫界的名言：「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僅得其末。」其實，這句名言並不僅僅能夠說明繪畫，也同樣能夠說明人類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包括人類創造文明的活動。本文題目中的所謂「最高原則」，其實也就是最高的「法」。

孔丘給予了中國人以什麼樣的「最高原則」呢？先不說孔丘。我在前面曾談到，希伯來人的摩西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上帝」的原則；希臘人的柏拉圖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絕對理念」，也即「真理」的原則；中國人的老子為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最高的「道德」的原則。最後說到孔丘，孔丘為中國人提供了什麼呢？他提供給了中國人的「最高原則」是「禮樂」（注意，並不是「仁」或「義」，因為「克己復禮為仁」，並且「禮之宜為義」，可見，無論「仁」或「義」，均服從於「禮」），這個最高的「禮樂」原則不僅貫穿於他本人全部的教育的和政治的生活，也由他的永遠不斷的儒家的徒子徒孫們以及歷代的極權專制的統治者們，乃至兩千多年來的所有的中國文人們貫穿到了中國人全部生活的方方面面，總之，貫穿於中國人全部歷史生活之中的一切方面。

大家知道，老子反對孔丘的「禮樂」，並直接指出，「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然而，孔丘卻把這個「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禮樂」捧上了中國人歷史上「最高原則」的地位。這是什麼？這正是「取法乎下，僅得其末」的中國歷史將必然落到文明停滯的凄慘結局的最早的（合乎「道」、合乎「邏輯」的）預兆。

比較一下前面提到的各種人類的「最高原則」：「上帝」、「真理」、「道德」和「禮樂」，非常明顯，惟獨其中的「禮樂」是最無理，最僵死，最低級，最下等，最反人性，最反文明，最反智慧，最反邏輯，總之，是最不人道的「原則」，因此，而且事實上它就已經是最反人類文明的一切光明前途的極其荼毒的「禍水」了。

中國人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的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發展的停滯，難道是偶然的嗎？顯然不是，而從現在看來，它完全是必然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中國人全都盲目地跟隨漢武帝等歷代極權專制的統治者們，把孔丘的最壞的原則「禮樂」全都當作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原則」，也即「最高的法」，然而事實上，這個所謂的「最高」，恰恰是全人類的「最低」，「最劣」，「最下」，從而中國人後來的歷史文明，實際上也就始終都只能是在「取法乎下」，甚至取法乎「最低」、「最劣」、「最下」，所以，中國歷史文明的最終的結果也就只能「僅得其末」，甚至僅得「最低」、「最劣」、「最下」，以至在十九世紀中期最初遭遇西方人的入侵之前，中國人的歷史文明，事實上就已經成為了全人類文明的最末端的尾巴了！

我親愛的同胞們，上面的歷史推理，難道不正是中國兩千多年來自身歷史的最雄辯的真實么？說到底，我們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悠悠的文明，其中後段的兩千多年，竟然全都是在孔丘的最壞的「最高原則」的引領之下，而且事實上也確實是已經沉沒到了人類文明的最「深淵」，而絕對不是升華到了人類文明的最「頂峰」了。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華民族的文明到底有多高呢？比幾乎已經完全湮滅的印第安文明、阿比西尼亞文明等等或許會稍「高」那麼一點點，因為至少中國文明還沒有完全湮滅，但的確已經是快要完全湮滅了。在西方文明的面前，這時候的中國文明實際上就簡直如同站在文明「巨人」面前的卑鄙的「侏儒」了。

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國人事事不如人」的普遍的感嘆，事實上已經深深地記錄在當時的大量歷史文獻之中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正是當時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們在上述普遍的「事事不如人」的沉重的歷史感覺的重壓之下的憤怒的「吶喊」，「打倒孔家店」、「摧毀孔聖人」，這是一個正在嚮往新的世紀希望的民族的年輕的生命們所發出的最正確、最具有歷史感覺的偉大的「聲音」。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自我「折騰」式的掙扎和努力，到了今天，中國人終於大致恢復了「人」的模樣，然而，中國人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大腦殘疾」並沒有真正自然痊癒。關於這一點的最明顯的證據，即是今天的不少中國人，居然在精神上仍又回到了中國過去歷史的「原點」。他們不僅不反「儒家傳統」，反而回過頭來反「五四」，反「五四」的「割斷了中國傳統」。似乎中國的「儒家傳統」曾經是多麼「香噴噴的一大堆肥豬肉」，正等待他們「吃」了之後變成世界上最文明的人類，並從而還能夠擔負起挽救全人類文明的偉大的使命。歷史上儒家文人們的「自吹自擂」的精神惡習、「取法乎下」的低劣傳統、「孔儒文化」的大腦殘疾，又在中國「甚囂塵上」了。他們又要把孔丘的「最高原則」——「禮樂」的原則扶上中國人精神的最高位置了。看來，中國人真是患上了永遠的文化「殘疾」啊！什麼樣的文化「殘疾」？孔丘及其儒家文化的絕對的「大腦殘疾」!

大言不慚的中國儒家文人們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大腦殘疾」，他們自吹自擂中國人過去的文明曾經比西方人「先進」了「兩千多年」（歷史事實真是這樣的么？中國文明比西方人究竟「先進」了什麼呢？這些自吹自擂的儒家文人們能夠說出半點來么？），現在正是西方文明走向「沒落」的時候，正要靠孔丘的儒家「文明」來挽救它們（請問：儒家「文明」是什麼？它究竟「文明」在哪裡？它用什麼來挽救世界？）。

我正告所有的儒家文人們，在想要做到這一切之前，請首先治好你們自己的「大腦殘疾」吧！一個連最起碼的思維邏輯都不懂的人，居然想要去教訓思維邏輯非常發達的西方人，這是什麼？這是純粹的「白日夢」！更是讓全世界恥笑的侏儒們的「小丑劇」。（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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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國歷史（二一）：孔儒的「天下」政治摧毀了中國文明

——孔儒的「天下」政治是事實上的「無法無天」政治 黎 鳴

前面文章談到了「天下」與「社會」的本質的差別，其實，這種差別更集中地表現在兩者的政治生活之中。

走上了「社會」軌道的人類政治，才是真正開始了不斷朝向有希望的文明方向前進的文明的政治。政治文明的幾個最關鍵的也即最終極目標的因素是：

第一， 在人類社會之中，必須盡一切可能地禁止運用「暴力」，其中也包括盡一切可能地禁止運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對社會中的人們實施顯在的「威懾」。

第二， 文明政治的本質應該是盡一切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體現社會中人們共同的言說，以便達到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普遍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以任何形式禁止政治批評的政治都只能是非社會的暴力政治，從而必然是非文明的政治，或甚至說非政治，或索性說：是赤裸裸的暴力。說白了，人類社會政治的本質，即是以人與人之間普遍和平地言說的競爭充分地取代一切形式的暴力的競爭，因此，政府的暴力機構永遠都只應是對於社會之中所有人們可能的暴力行為的共同潛在的「威懾」，而社會中人們共同的自然言說的基本權利的最充分的體現，則是對政府暴力機構可能實施暴力行為的威懾的威懾（人們通常稱此為社會公民對政府權力機構的普遍的輿論監督和常設的議會制度的監察）。

第三， 文明政治關於權力的傳遞，應該最充分地體現社會「政治」的本質，即是說，社會的文明政治權力的更替，必須最充分地顯示出社會言說的自然功能的價值，換言之，如果涉嫌蓄意避開，甚至禁止全社會公民自然言說功能價值作用的發揮，則其政治必然是非社會的暴力政治，也即非文明的政治。

孔儒所崇奉的「天下」政治，是關於中國上古「三代」（夏、商、周）時期傳說中的政治，孔丘把它們讚美成了人類之中最理想的「政治」，並美稱之為「天下為公」的政治。孔丘的如此之說，如果不是出於他的對於歷史真相的絕對的「無知」，便是蓄意為了欺騙中國民眾而無恥地進行歷史的捏造。在孔丘的心中，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尤其是周公，全都是最偉大的政治「聖人」，堯、舜、禹是權力禪讓的聖人，湯、文、武是權力革命的聖人，周公是制禮作樂的聖人，孔丘終生最崇拜的即是制禮作樂的聖人——周公。孔丘實際上是把古代傳說中的「開國」的「國君」全都讚美成了「聖人」。然而，這些「聖人」之「聖」表現在何處呢？最能說明孔丘對「聖」的「解說」的，即是孔丘對制禮作樂的周公的崇敬，以及他對周代《禮樂》的實際上無限的推崇。

我們可以看到，孔丘的《六經》、「六藝」，以及後來儒家所主張的「五常」：「仁義禮智信」等等等等，全都是按照以《禮樂》為中心來加以安排的。《詩經》是按照「禮樂」來加以刪節的，三千多首採集來的詩歌，最後經過孔丘的刪節，只剩下了三百首。《尚書》是上古大人們的文書。《禮》、《樂》自不必說了。《易經》是宣傳《禮樂》「天命」觀的卜筮之書，是實質上的壞腦書，它要求人們放棄思考的能力，而惟一隻知有《禮》有《樂》。《春秋》惟一隻宣傳「效忠」，它要永遠讓「逆子貳臣」們感到終生的「恐懼」，以此永遠維護《禮樂》的威嚴。孔儒的「仁」是「克己復禮」，孔儒的「義」是「禮之宜」，孔儒的「智」是「知禮」，孔儒的「信」是「信禮」，孔儒的「和」是「禮之用」，等等等等，很顯然，《禮樂》就是孔丘全部有關政治的「學問」的終極的「命根子」。所以，孔丘的「天下」政治，說白了即是「禮樂」政治。

什麼是《禮樂》？現在的人們往往全都從「禮貌」的意義上去理解，那種表面上顯得「謙恭、矜持、不卑不亢、溫文爾雅」的為人外部表現的「禮貌」固然不錯，然而歷史上真正的「禮樂」卻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禮樂」，是頑固地堅持人與人之間永遠不平等、永遠「上尊下卑」、永遠「上智下愚不移」的等級制度的「禮樂」。

上述的「永遠不平等」、「永遠上尊下卑」、「永遠上智下愚不移」的「禮樂」的最大的「天下」的表現，即是它徹底地取消了，甚至嚴厲地禁止了下層民眾言論自由，特別是議論政治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孔儒的《禮樂》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告訴中國人：中國人的「政治」永遠都只能是君子人的「正治」，是永遠君子的（「天命」的）專利，而「聖人」則更是君子之中的君子。孔丘的「君子正治」從外表上看似乎類似於柏拉圖的「哲學王政治」，但是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們注意，孔丘的「君子」是「天命」所歸的「君子」，是「禮樂」的「君子」，是天命、宗法、血緣、先天的「君子」，然而柏拉圖的「哲學王」則是後天的「哲學王」，而基本上與「天命」和「出身」無關，而且還更重要的是，柏拉圖主張人人在「絕對理念」，也即「真理」面前的「平等」。說白了，孔丘主張的「君子正治」永遠是「天下」少數人的「正治」，而柏拉圖主張的「哲學王政治」則是社會之中一切平等人們，也即所謂自由民們共同議論（包括投票選舉）的政治，雖然柏拉圖也同樣排除雅典郊外奴隸們對政治的參與。對於古代的思想家來說，柏拉圖能有「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的思想就已經難能可貴了。然而，關於孔丘，他卻是個徹頭徹尾的天命的「不平等主義者」，也即天命的「禮樂主義者」。在這方面，只有老子才是中國幾乎惟一的偉人，他的關於「玄同」的觀念，是全人類之中關於「人人平等真理」的最早、最深刻、最富于思想的表達。

我曾經定義人類社會的政治，其實質即是社會之中所有人們共同的言說，特別是關於社會共同安危的言說。關於這一點，在前面談到關於文明政治的三個最關鍵的因素中的第二點時事實上也已經說到。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也曾經說到，作為人來說總共有三種最基本的活動，即：言、行、思。而作為眾多的人們共同組成的社會來說，實際上也同樣總共有三類最基本的活動，它們也同樣是：言、行、思。只不過對於「社會」而言，它的「言」絕對不是某個人的「言」，也不應該是某些人的「言」，而應該是全社會所有人們的共同的「言」。所以文明的政治，即必須滿足社會之中所有人們的共同的「言」，也即是說，所有社會中的人們全都具有自然的，也即天賦的言說的最基本的權利。何為自然的、天賦的、社會的言說（注意：不僅僅是個人的）？即必須維護全社會人們的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共同發展前景的言說。說白了，不允許任何人可以擁有權力能夠禁止其他人的自然言說的權利，即使是政府當局，也必須嚴格遵守全社會共同的憲法法律，尊重普通人的言說的最基本的自然權利。

順便指出，馬克思曾經談到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把言論自由比喻為社會的「陽光」，他把思想自由比喻為社會的「雨露」，他把新聞自由比喻為社會的「空氣」，他把出版自由比喻為社會的「土壤」，他更把憲法法律比喻為人民自由的《聖經》。為什麼英國人把馬克思看作是近一千年之中的第一思想偉人，而愛因斯坦也只能屈居第二？我來告訴您：就因為馬克思給西方人提供了上述的一系列重要的關於種種「自由權利」的「比喻」，而就憑這一點，我也要請那些莫名其妙亂罵馬克思的人們三思。

由上可知，如果任何一種政治是在以禁止絕大多數人自然言說的權利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那麼，我們就將一定可以認定這種政治，它絕對不是社會的政治，也同樣不會是文明的政治，而只能是非人類社會、非人類文明的黑暗的暴力政治，而兩千多年來孔儒在中國所宣揚的「天下」的政治，正就是這種非人類社會、非人類文明的黑暗的暴力政治。關於這種政治，我們完全可以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之中最充分地觀察到，也可以在中國的幾部著名的古典小說（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的描述之中充分地認識到，更可以在現實的生活之中親身經驗到。孔儒的「天下」政治其實就是「無法無天」的政治，對於廣大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更是一個「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政治。

當看到中國人居然還是那麼死心塌地地追隨孔儒政治的意識形態，甚至至死都不知有所悔改之時，我對於這個民族真是感到了一種難以言說的巨大的絕望。孔儒的意識形態是一種什麼意識形態？是一種標準的「天下」政治、「禮樂」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完全喪失了人類社會和文明本質的「天下」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完全「無法無天」的黑暗的暴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絕對禁止老百姓自然言說權利的意識形態，更是一種絕對禁止老百姓自由思考權利的意識形態。那些盲目地歌頌孔丘為「聖人」的人們，他們讀懂了《四書五經》嗎？他們讀懂了中國的《歷史》嗎？他們讀懂了中國的古典小說嗎？

請您設想一下您就是生活在中國古代的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您將會立即體驗到什麼？您將會立即體驗到：隨時隨地的扼殺、隨時隨地的欺凌、隨時隨地的災禍、隨時隨地的恐懼、隨時隨地的搶劫、隨時隨地的姦淫……。說句實在話，我永遠都不會去歌頌中國古代的任何一個時代，只要它是崇尚孔儒的。談談我在通讀了《四書五經》、《中國歷史》、《中國古典小說》之後的一個切身的感受，是什麼？是：我生活在今天，真是感到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候都覺得幸運，請不要誤會了我的說法，我並不想對誰歌功頌德。可以肯定，我絕對不是對今天當局的歌德派，或許，我反而更是一個批判派，因為今天的當局不僅沒有接受中國歷史的教訓，反而更轉過頭去向《歷史》，向崇尚孔儒的《歷史》看齊。

今天的好日子並不是任何「誰」帶來的，而是世界的文明大勢推波助瀾來的，而是西方文明催醒下的中國人自己努力奮爭來的，究竟誰有功？誰的功更大？這需要當代真正有思想的歷史學家們去仔細衡量，對此我暫不置辭，但我可以說，惟有一個東西不僅無功，而且依舊有過，甚至是巨大的罪過，它實際上就是仍舊在嚴重阻攔今天中國文明前進的一座「山」，一座「陰山」，「陰魂之山」。它是一座誰的「陰魂之山」？它就是那個一直頑固地堅持到了今天的孔儒「天下」傳統「陰魂」的無社會、無文明的黑暗政治的「陰山」。如果這座「陰山」還仍舊讓它堅持阻攔在我們中國文明之車的前面，而我們還依然根本就下不了決心去徹底地摧毀它，那麼，中國人就將永遠都不可能會有真正社會文明的政治，而作為那座「陰山」的孔儒「天下」的政治，就將會永遠繼續嚴厲地禁止全體中國人的自然言說的權利，就將會永遠繼續嚴厲地禁止全體中國人的自由思考的權利，這座「陰山」就將必定會給未來不久的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的災難。正是為了避免這個巨大災難的到來，所以我要堅決地批孔，我要堅決地批儒，我要堅決地要求我親愛的同胞們與我一道，徹底摧毀孔儒傳統「陰魂」的「天下」政治的這座「陰山」。這座「陰山」終將會變成懸擱在所有中國人頭頂上，並隨時隨地有可能落下的一顆巨大的孔儒牌的古老的「核彈」，它的能量之大，將足以把今天的中國頓時炸得七分八裂，過去統一的「中國」就將很可能會有一天，突然變得「蕩然無存」。

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們記住，孔丘「天下」的「政治」不死，中華必死！（20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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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國歷史（二十）：孔儒的「天下」阻截了中國人的「社會」

——「天下」就是「天命」、「天子」之下 黎 鳴

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人的意識，一直都被孔儒的意識形態，也即思想體系所完全壟斷，由於這種壟斷所造成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歷史惡果，即：中國人根本就形成不了自己的「社會」，而是永遠都只能在孔儒的「天下」之中進行毫無任何希望的掙扎，甚至直到今天，還依然是如此。

什麼是孔儒的「天下」？然而什麼又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擁有的「社會」？下面我即來做一些必要的解說。

什麼是孔儒的「天下」？說白了，即孔丘所永遠崇奉的「天命」和「天子」之下。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崇拜孔丘及其儒家的結果，也就使得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只能始終生活在孔丘所崇奉的「天命」和「天子」之下。如此孔儒的「天下」具有哪些最基本的特徵呢？

我的回答如下：

一， 完全遵循「天命」。

什麼是「天命」？「天命」就是你從出生以來，你所遭遇的一切；換言之，從出生以來你所遭遇的一切，就是「天」給予你的「定命」或「命運」；再換言之，從出生以來你是什麼，你就應該心甘情願地此生永遠是什麼，不要企圖有任何改變的可能。例如，出生時如果你是在帝王之家，那麼「天」給予你的「命」就是讓你成為「君主」；如果你是出生在奴隸之家，你就應該心甘情願地當好奴隸。又例如，中國有一句老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你要記住，這就是「天命」，而且你必須永遠、一輩子遵循「天命」。

二， 完全尊奉「天子」。

什麼是「天子」？生在帝王之家的長子，就是「天子」。

三， 一切人都必須尊奉「禮樂」，而生活在「天命」、「天子」之下。

什麼是「禮樂」？「禮樂」即遵循「天子」的意願而為「天下」一切人所規定的必須完全照辦的「等級差別」，誰沖犯了這個「等級差別」，誰就將受到「處罰」。

四， 所以，什麼是中國人的「天下」？

「天下」，「天下」，即永遠都生活在「天命」和「天子」的「命定」之下。

關於上述的「天下」，我還可以按照今天人們一般的知識來加以適當的類比：

第一，「天命」是孔丘給予中國人的「信仰」，只不過這種「信仰」是不可以按照人類的理性

去加以認知的，也即是說，它不是「真理」，也不是「上帝」，因為即使是「上帝」，西方人也是仍然要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加以「證明」的，這就是中世紀所謂的「經院哲學」的任務。說白了，孔丘給予了中國人一個不可信仰的信仰。

第二，「天子」是孔丘給予中國人的「知識」，只不過這種「知識」是永遠不可變更的「知識」，而且是「天命」的「知識」。也就是說，中國人必須認識清楚這個「天子」，而且他的子子孫孫也都是「天子」，一切中國人都必須永遠尊奉他，服從他，畏懼他。

第三，「天下」是按照「天命」、「天子」的「命令」形成的「天下」，天下一切人等都必須「愛」這個「天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等等。

說白了，上述的第一、二、三，即是偉大的孔丘給予「天下」中國人的關於人生「信、

知、愛」的最終極的「教導」，中國人正是按照這種偉大的「教導」形成了兩千多年來的中

國的「天下」。

那麼，什麼是人類的「社會」呢？人類的「社會」必須具有哪些最基本的特徵呢？我

的回答如下：

一，人類「社會」是按照自然規律——人人平等規律，由眾多陌生人共同組成的彼此天賦能力上互補、生活經驗上互助、精神追求上互推的共生體。為什麼「人人平等」是自然規律？這是我的《人學》的全息邏輯的結論：物質自然（質、能）守恆；社會自然（人人）平等、平衡；精神自然（信、知、愛）均衡。這是後話。

二，人類社會的政治是社會的言說功能，以減少暴力；人類社會的經濟是社會的行為功能，以減少詐騙；人類社會的文化是社會的思維功能，以減少謊言。

三，人類社會中人人言論自然，這是合理（合法）社會政治的基本前提；人人從業（行為）自主，這是合理社會經濟的基本前提；人人思想自由，這是合理社會文化的基本前提，它們共同組成人類社會文明取得進步的必要條件。

五，社會是國家的基礎，而不是家庭，更不是特殊的個人，任何個人、家庭、少數人團體，包括黨派凌駕於社會之上都是錯誤的。國家政治首先是社會政治，國家經濟首先是社會經濟，國家文化首先是社會文化。國家政治是社會言說功能的自然產物，國家經濟是社會行為功能的自然產物，國家文化是社會思維功能的自然產物。

至此，我們可以把孔儒帶給中國人的「天下」與人類應該擁有的「社會」進行比較。很

顯然，孔儒的「天下」與人類的「社會」格格不入，完全背道而馳。這樣一來，我們立即可以得到結論，由於中國人兩千多年來惟一隻堅持孔儒的「天下」，所以中國人的「社會」遲遲難以建立，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還仍舊生活在孔儒的「天下」之中，而不是生活真正人類的「社會」之中。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西方人的「社會」也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之中逐漸進化地慢慢建立起來的。可以相信，只要人類的生活之中具有構成「社會」的最基本的特徵因素，那麼他們的「社會」就將必然會逐漸地進化地形成。非常可悲的是，在中國人的「天下」之中，根本就不具備任何構成「社會」的最基本的特徵因素：既沒有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觀念，也不具備追求人人言論自然、人人行為自主、人人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而且孔丘還更加強調：必須嚴禁中國人言論的自由，必須嚴禁中國人的思想自由，一切都必須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禁令要求每一個中國人。孔丘甚至以殺少正卯的親身事例來告誡所有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漫長的《歷史》事實上也已經非常雄辯地做出了證明，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的確確惟一隻有「天下」，而根本就不曾真正形成過人類的「社會」。這是因為孔儒的「天下」早就已經完全地阻截了、禁止了中國人本應擁有的「社會」。

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們注意，雖然在歷史上我們喪失了形成人類「社會」的可能，但是我們今天不能再繼續喪失形成我們自己「社會」的一切機會。我們需要人類的「社會」，我們根本就不能再繼續在孔儒的「天下」之中進行中華文明的「自殺」。我們需要人類共同的「社會」，根本就不需要孔儒傳統的「天下」。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把中國傳統的「天下」，儘快地轉換成為中國人的「社會」，這是今天的當務之急。（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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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國歷史（十九）：孔儒是中國文明永遠的腐敗劑

——兩千多年孔儒惟一的「功績」，就是敗壞了中國文明 黎 鳴

不管推崇孔儒的人們把話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他們只要稍微有一點點人類的理性，然後認真地看看中國已經過去的兩千多年的「尊孔讀經」、「獨尊儒術」的歷史，這個歷史究竟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樣的「文明」，那麼歷史的真實就將告訴他們，這個「文明」事實上是一個與西方文明相比之下顯得多麼低劣的「文明」。

關於衡量「文明」優劣的標準條件，我已經在前一篇文章（《發現中國歷史（十八）》談到了：發現真理的多少？發明真知的多少？創造真誠（成）智慧（本身規律——邏輯規律）的智慧的多少？說白了，即是關於「真」的學說水平的高低，關於「善」的知識、技術水平的高低，關於「美」的藝術、直覺情感、悟性創造能力水平的高低。中國「文明」直到公元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人打進來之前，上述的種種「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的評價是，已經低到了人類的最底層，正是因此，中國人成了遭人搶劫、殺害、欺凌、侮辱的對象，不僅西方人憑藉堅船利炮遠道而來，周邊的俄國、日本也同樣乘機打劫。俄國人搶走了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殺害了上千萬的中國人，西方人的耀武揚威和「文明光華」更是把中國人的最起碼的「自尊」強捺到了全人類的最底下。

在所有這一切的面前，中國人的「文明」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能夠煥發出一點點力量可以讓中國人真正直起腰來呢？此時的中國早就已經是一條如同在生時的孔丘一樣的「喪家犬」了。被逼迫的「西化」經過了一個多世紀，才好不容易讓衰弱不堪的中國人逐漸地恢復過來。誰知，好了（歷史）傷疤卻忘了疼的中國人今天又忘乎所以了。不僅恢復了吹牛的劣根性，更又恢復了復古尊孔的歷史本能，中國人又要繼續參拜孔丘這個敗壞了中國「文明」兩千多年的奇蠢的怪物了，還又要繼續念念不忘這位把自己的祖宗害得家破人亡的孔大「聖人」了，居然還索性就直認孔丘為全體中國人自己的「祖宗」。「認賊作父」的中國人真是令人永遠哭笑不得。

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識形態」究竟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呢？帶來了中國人永遠的被奴役、被殺戮、被欺凌、被侮辱、被搶劫、被姦淫……，帶來了中國「文明」的在全世界的最低劣。中國人只知道要跟秦始皇、漢武帝們算賬，卻把孔丘這個最大的漢奸、賣國賊、這個一切賣國思想、敗壞思想的祖師爺，永遠地奉為了自己「最偉大的祖宗」。如此認賊作父的中國人究竟患了什麼「病」呢？我診斷：患了永遠無「文明」精神的歷史夜盲症，患了永遠愚蠢至極的「孔儒病」。

孔儒究竟具有什麼樣能夠徹底敗壞中國人「文明精神」的「殺手鐧」呢？

一，永遠利用「禮樂」、「仁孝」的「天下」傳統阻擾了中國人（平等）「社會」的形成；

二，永遠利用「畏天命」的「宗法」、「血緣」的傳統阻擾了中國人合理（合法）「政府」的形成；

三，永遠利用「畏大人」的極權、專制的傳統扼殺了中國人自然言說的最基本「人」的權利；

四，永遠利用「畏聖人之言」的迷信的傳統扼殺了中國人自由思考的最基本「人」的權利；

五，永遠利用「四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傳統扼殺了中國人自主從業的最基本「人」的權利。

上述的五種「殺手鐧」即是孔儒之所以能夠在兩千多年的漫長的歷史之中，致使所有

的中國人，不能不終於徹底地喪失了人類最起碼的智慧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沒有平等的「社會」，所以不可能形成合理（合法）的政府，所以必然採取取消人民自然言論、自由思考、自主從業的最基本「人」的權利的反人類文明的措施，所以在中國，中國人必然永遠都發現不了任何真理，必然永遠都發明不了任何真知，必然永遠都創造不了任何智慧（本身規律——邏輯規律）的智慧，所以中國人必然且只能文明水平低下。關於上述的邏輯推理，大家還可以參考前面的文章（《發現中國歷史（十八）》）。

一直到今天，中國的上層統治者們依舊遵循了上述孔儒五種「殺手鐧」的傳統。在當今的世界上，仍舊實行禁止人民言論自由和禁止人民思想自由的最基本「人」的權利的國家已經非常少了，尤其世界上號稱文明的「大國」，就更少。然而，中國就是一個，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識形態壟斷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達兩千多年之久的長期以來的歷史的「偉大功績」。在這裡，僅僅會罵秦始皇、會罵漢武帝，乃至會罵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等，卻依舊堅持尊孔讀經的人們，實在是太缺乏人類最基本的「理性」思維能力了。我非常懷疑，這些人們真是擁有自己理性思維的腦袋嗎？他們不想想，自古以來所有的極權專制的統治者們，他們的永遠「天命的、禮樂的、血緣的、宗法的、人治的、極權的、專制的」傳統「思想」觀念從哪裡來？不正是從孔丘及其儒家們那裡來嗎，這個專門銷售「天命、禮樂、血緣、宗法、人治、極權、專制」的孔家店，永遠別無分店，就只有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孫們的永遠敗壞中國人一切文明希望的「總店」。所以，如果不徹底摧毀孔儒歷史的大本營，中國人就將永遠都返回孔儒，重走歷史的老路。我看清楚了這一點，所以我絕對不會放鬆一步，造成對孔丘及其儒家的任何一點有害的姑息。任何姑息，都是絕對的養奸，都是對中國未來歷史的犯罪。

回到中國歷史，回到壟斷了中國歷史意識形態的孔儒，我們要嚴肅地發問：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孔儒究竟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呢？

我的回答：很顯然，帶來了永遠不文明的中國「天下」，帶來了永遠不文明的中國「政府」，帶來了永遠禁止人民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禁止人民思想自由的基本權利、禁止人民從業自主的基本權利的全部傳統的「殺手鐧」，帶來了永遠「禮樂」「天下」的儒家黑傳統，帶來了中國人智慧的永遠的喪失，帶來了中國人的永遠普遍的愚蠢，帶來了中國人的文明在全世界人類之中的永遠徹底低下的水平。

一句話：兩千多年來孔儒對於中國人的最終的「功績」是什麼？是它對中國文明的徹底的敗壞和犯罪！我請一切還要繼續歌頌孔儒的同胞們認真地想一想，如果他們還要繼續堅持孔儒的傳統，這樣做的結果，將會給中國人的未來帶來什麼樣最終的「下場」？

兩千多年歷史慘痛的教訓，難道還不足以驚醒中國人的良知、良能和良心嗎？（201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