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接觸之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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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接觸之若干問題
江曉原
　

　　成吉思汗征戰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在他身後，據有中國的元朝與歐、亞諸汗國先後並立，故各國間文化交流頗為活躍。關於這一時期中國天文學與伊斯蘭天文學之間的接觸，中外學者曾有所論述。總的來說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此種接觸確實存在，但其中不少具體問題尚缺乏明確的線索和結論。本文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對較為重要的六個問題略加考述，以求對這一時期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之間的交流接觸有一更為全面和清晰的認識。一耶律楚材與丘處機在中亞的天文活動　　有關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這兩位著名人物在中亞的天文學活動的記載，是頗為重要的背景材料。它們表明，元代中國與伊斯蘭天文學的接觸，在忽必烈時代的高潮到來之前，早巳非常活躍地進行著。　　耶律楚材(1189---1243)本為契丹人，遼朝皇室的直系子孫，先仕於金，後應召至蒙古，於1219年作為成吉思汗的星占學和醫學顧問，隨大軍遠征西域。在西征途中，他與伊斯蘭天文學家就月蝕問題發生爭論，《元史·耶律楚材傳》載其事云：「西域歷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　　此事發生於成吉思汗出發西征之第二年即1220年，這可由《元史·歷志一》中「庚辰歲，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的記載推斷出來。〔1〕發生的地點為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的撒馬爾罕(Smarkand)〔2〕，這可由耶律楚材自撰的西行記錄《西遊錄》(向達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的行蹤推斷出來。　　耶律楚材在中國傳統天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元初承用金代《大明曆》，不久誤差屢現，上述1220年五月「月蝕不效」即為一例。為此耶律楚材作《西征庚午元歷》(載於《元史·歷志》之五至六)，其中首次處理了因地理經度之差造成的時間差，這或許可以看成西方天文學方法在中國傳統天文體系中的影響之一例——因為地理經度差與時間差的問題在古希臘天文學中早已能夠處理，在與古希臘天文學一脈相承的伊斯蘭天文學中也是如此。　　據另外的文獻記載，耶律楚材本人也通曉伊斯蘭曆法。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麻答把歷」條云：「耶律文正工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歷》，蓋回鶻歷名也。」聯繫到耶律楚材在與「西域歷人」兩次爭論比試中都佔上風一事，可以推想他對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方法和伊斯蘭天文學方法都有了解，故能知己知彼，穩操勝算。　　約略與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西征的同時，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丘處機(1148—1227)也正在他的中亞之行途中。他是奉召前去為成吉思汗講道的。丘處機於1221年歲末到達撒馬爾罕，幾乎可以說與耶律楚材接踵而至。丘處機在該城與當地天文學家討論了這年五月發生的日偏食(公曆5月23日)，《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載其事云：　　至邪米思干(按即撒馬爾罕)……時有算曆·者在旁，師(按指丘處機)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　　此三處所見各不同。……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　　丘處機此時已73歲高齡，在萬里征途中仍不忘考察天文學問題，足見他在這方面興趣之大。他對日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可見到不同食分的解釋和比喻，也完全正確。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都在撒馬爾罕與當地天文學家接觸和交流，這一事實看來並非偶然。150年之後，此地成為新興的帖木兒王朝的首都，到烏魯伯格(Ulugh Beg)即位時，此地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天文台(1420)，烏魯伯格親自主持其事，通過觀測，編算出著名的《烏魯伯格天文表》——其中包括西方天文學史上自托勒密(Ptolemy)之後千餘年間第一份獨立的恆星表。〔3〕故撒馬爾罕當地，似乎長期存在著很強的天文學傳統。二馬拉蓋天文台上的中國學者是誰　　公元13世紀中葉，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Hulagu，或作Hulegu)大舉西征，於1258年攻陷巴格達，阿拔斯朝的哈里發政權崩潰，伊兒汗王朝勃然興起。在著名伊斯蘭學者納速拉丁·圖思(Nasir al-Din al-Tusi)的襄助之下，旭烈兀於武功極盛後大興文治。伊兒汗朝的首都馬拉蓋(Mara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起了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天文台(1259)，設備精良，規模宏大，號稱藏書四十餘萬卷。馬拉蓋天文台一度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學術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前去從事研究工作。　　被譽為「科學史之父」的薩頓博士(C．Sarton)在他的《科學史導論》中提出，馬拉蓋天文台上曾有一位中國學者參加工作。〔4〕此後這一話題常被西方學者提起。但這位中國學者的姓名身世至今未能考證出來。　　薩頓之說，實出於多桑(C．M．D』Ohsson)《蒙古史》，此書中說曾有中國天文學家隨旭烈兀至波斯，對馬拉蓋天文台上的中國學者則僅記下其姓名音譯(Fao-moun-dji)。〔5〕由於此人身世無法確知，其姓名究竟原是哪三個漢字也就只能依據譯音推測，比如李約瑟著作中採用「傅孟吉」三字。〔6〕　　再追溯上去，多桑之說又是根據一部波斯文的編年史《達人的花園》而來。此書成於1317年，共分九卷，其八為《中國史》。書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直到旭烈兀時代，他們(中國)的學者和天文家才隨同他一同來到此地(伊朗)。其中號稱「先生」的屠密遲，學者納速拉丁·圖思奉旭烈兀命編《伊兒汗天文表》時曾從他學習中國的天文推步之術。又，當伊斯蘭君主合贊汗(Ghazan Mahmad Khan)命令纂輯(被讚賞的合贊史》時，拉施德丁(Rashid al-Din)丞相招致中國學者名李大遲及倪克孫，他們兩人都深通醫學、天文及歷史，而且從中國隨身帶來各種這類書籍，並講述中國紀年，年數及甲子是不確定的。〔7〕　　關於馬拉蓋天文台的中國學者，上面這段記載是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史料。「屠密遲」、「李大遲」、「倪克孫」都是根據波斯文音譯懸擬的漢文姓名，具體為何人無法考知。「屠密遲」當即前文的「傅孟吉」——編成《伊兒汗天文表》正是納速拉丁·圖思在馬拉蓋天文台所完成的最重要業績。由此還可知《伊兒汗天文表》(又稱《伊兒汗曆數書》，波斯文原名作Zij11-Khani)中有著中國天文學家的重要貢獻在內。　　最後還可知，由於異國文字的輾轉拼寫，人名發音嚴重失真。要確切考證出「屠密遲」或「傅孟吉」究竟是誰，恐怕只能依賴漢文新史料的發現。三雙語的天文學文獻　　李約瑟曾引用瓦格納(Wagner)的記述，談到昔日保存在俄國著名的普耳科沃天文台的兩份手抄本天文學文獻。兩份抄本的內容是一樣的，皆為從1204年開始的日、月、五大行星運行表，寫就年代約在1261年。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抄本一份為阿拉伯文(波斯文)，一份則為漢文。1261年是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李約瑟猜測這兩份抄本可能是札馬魯丁(詳下文)和郭守敬合作的遺物。但因普耳科沃天文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遭焚毀，李氏只能「希望這些手抄本不致成為灰燼」〔8〕。　　在此之前，薩頓曾報道了另一件這時期的雙語天文學文獻。這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撒馬爾罕第(Ata ibn Ahmad al-Samarqandi)於1362年為元朝一王子撰寫的天文學著作，其中包括月球運動表。手稿原件現存巴黎，薩頓還發表了該件的部分書影，從中可見此件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註，標題頁則有漢文。〔9〕此元朝的蒙古王子據說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後裔阿刺忒納。〔10〕這件文獻中的天文學內容則尚未見專題研究問世。四札馬魯丁以及他送來的七件西域儀器　　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後第七年(1267)，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七件。七儀的原名音譯、意譯、形制用途等皆載於《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由於七儀實物早已不存，故對於各儀的性質用途等，學者們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茲簡述七儀原名音譯、意譯(據《元史·天文志》)、哈特納(W．Hartner)所定阿拉伯原文對音，並略述主要研究文獻之結論，依次如下：　　1．「咱禿哈刺吉(Dhatu al-halaq-i)，漢言混天儀也。」李約瑟認為是赤道式渾儀，中國學者認為應是黃道渾儀〔11〕，是古希臘天文學中的經典觀測儀器。　　2．「咱禿朔八台(Dhatu』sh-shu"batai)，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中外學者都傾向於認為即托勒密(Ptolemy)在《至大論》(Almagest)中所說的長尺(Organon parallacticon)。〔12〕　　3．「魯哈麻亦渺凹只(Rukhamah-i-mu"—wajja)，漢言春秋分晷影堂。」用來測求春、秋分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一座密閉的屋子(僅在屋脊正東西方向開有一縫)連成整體。　　4．「魯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amah-i-mustawiya)，漢言冬夏至晷影堂也。」測求冬、夏至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上儀相仿，也與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開縫)構成整體。　　5．「苦來亦撒麻(Kura-i-sama』)，漢言渾天圖也。」中外學者皆無異議，即中國與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儀。　　6．「苦來亦阿兒子(Kura-i-ard)，漢言地理志也。」即地球儀，學者也無異議。　　7．「兀速都兒刺(al-Ustulab)，漢言定晝夜時刻之器也。」實即中世紀在阿拉伯世界與歐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盤(astrolabe)。　　上述七儀中，第1、2、5、6皆為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即已成型並採用者，此後一直承傳不絕，阿拉伯天文學家亦繼承之；第3、4兩種有著非常明顯的阿拉伯特色；第7種星盤，古希臘已有之，但後來成為中世紀阿拉伯天文學的特色之一——阿拉伯匠師製造的精美星盤而久負盛名。如此淵源的七件儀器傳人中土，意義當然非常重大。　　札馬魯丁進獻七儀之後四年，忽必烈下令在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東南境內)設立回回司天台(1271)，並令札馬魯丁領導司天台的工作。及至元亡，明軍佔領上都，將回回司天台主要人員徵召至南京為明朝服務，但是該台上的西域儀器下落，卻迄今未見記載。由於元大都太史院的儀器都曾運至南京，故有的學者推測上都回回司天台的西域儀器也可能曾有過類似經歷。但據筆者的看法，兩座晷影堂以及長尺之類，搬運遷徙的可能性恐怕非常之小。　　這位札馬魯丁是何許人，學者們迄今所知甚少。國內學者基本上傾向於接受李約瑟的判斷，認為札馬魯丁原是馬拉蓋天文台上的天文學家，奉旭烈兀汗或其繼承人之派，來為元世祖忽必烈(系旭烈兀汗之兄)效力的。〔13〕最近有一項研究則提出：札馬魯丁其人就是拉施特(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拉施德丁丞相」)《史集》(Jami al-Tawatikh)中所說的Jamal al-Din(札馬刺丁)，此人於1249—1252年間來到中土，效力於蒙哥帳下，後來轉而為忽必烈服務，忽必烈登大汗之位後，又將札馬魯丁派回伊兒汗國，去馬拉蓋天文台參觀學習，至1267年方始帶著馬拉蓋天文台上的新成果(七件西域儀器，還有《萬年曆》)回到忽必烈宮廷(事見李迪撰《納速拉丁與中國》，載《中國科技史料》11卷4期，1990)。五回回司天台上的異域天文學書籍　　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與伊兒汗王朝的馬拉蓋天文台有親緣關係，又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領導，且專以進行伊斯蘭天文學工作為任務，則它在伊斯蘭天文學史上，無疑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視為馬拉蓋天文台與後來帖木兒王朝的撒馬爾罕天文台之間的中途站。而它在歷史上華夏天文學與伊斯蘭天文學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只要指出下面這件事就足以見其一斑：　　至元十年(1273)閏六月十八日，太保傳，奉聖旨：「回回、漢兒兩個司天台，都交秘書監管者。」〔14〕兩個所持天文學體系完全不同的天文台，由同一個上級行政機關——秘書監來領導，這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是極為罕見(如果不是僅見的話)的有趣現象。　　可惜的是，對於這樣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義的天文台，我們今天所知的情況卻非常有限。在這些有限的信息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秘書監志》中記載的一份藏書目錄——這些書籍都曾收藏在回回司天台中，書目中天文數學部分共13種著作，茲錄如下：1．兀忽列的《四擘演算法段數》十五部。2．罕里速窟《允解演算法段目》三部。3．撒唯那罕答昔牙《諸般演算法段目並儀式》十七部。4．麥者思的《造司天儀式》十五部。5．阿堪《訣斷諸般災福》部。6．藍木立《占卜法度》部。7.麻塔合立《災福正義》部。8．海牙剔《窮曆法段數》七部。9．呵些必牙《諸般演算法》八部。10．《積尺諸家歷》四十八部。11．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12．撒那的阿刺忒《造渾儀香漏》八部。13．撒非那《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15〕這裡的「部」大體上就是「卷」。第5、6、7三種的部數數目空缺；由「本台見合用經書一百九十五部」減去其餘10種的部數總和，可知此三種書共有58"部」。　　這些書是用什麼文字寫成的，尚未見明確記載。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它們是中文書籍的可能性，但筆者認為它們更可能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它們很有可能就是札馬魯丁從馬拉蓋天文台帶來的。　　由於上述書目中音譯的人名和意譯的書名都很難確切還原成原文，因此這13種著作的證認工作尚無多大進展。方豪認為第1種就是著名的歐幾里得(Euclides)《幾何原本》，「十五部」也恰與《幾何原本》的15卷吻合(方豪《中西交通史》，嶽麓書社1987年版)，這個判斷可信。還有人認為書目中第4種可能是托勒密(Ptolemy)《至大論》〔16〕，似不可信；因《造司天儀式》顯然是講天文儀器製造的，但《至大論》中並不講儀器製造，況且《至大論》全書13卷，也與「十五部」之數不合。六伊斯蘭天文學對郭守敬及其儀器有無影響　　在札馬魯丁進獻七件西域儀器之後九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後五年、回回司天台和「漢兒司天台」奉旨同由秘書監領導之後三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之一郭守敬，奉命為「漢兒司天台」設計和建造一批天文儀器，三年後完成(1276--1279)。這批儀器中頗多創新之意，如簡儀、仰儀、正方案、門規幾等。〔17〕由於郭守敬造儀器在札馬魯丁獻西域儀器之後，所造各儀又多前此中國所未見者，因此很自然地產生了「郭守敬儀器是否曾受到伊斯蘭天文學影響」的問題。　　對此問題，國內學者主要的意見是否定的，認為札馬魯丁所獻儀器「都沒有和中國傳統的天文學結合起來」，原因有二：一是這些黃道體系的儀器與中國的赤道體系傳統不合；二是使用西域儀器所需的數字知識等未能一起傳人。〔18〕國外學者也有持否定態度的，如M．約翰遜(Johnson)明確指出"1279年天文儀器的設計者們拒絕利用他們所熟知的穆斯林技術」。〔19〕李約瑟對此問題的態度不明確。例如關於簡儀是否受到阿拉伯影響，他既表示證據不足，卻又說「從一切旁證看來，確實如此(受過影響)」。〔20〕但是這些旁證為何，他卻沒有給出。　　筆者以為，就直接的層面而言，郭守敬的儀器中確實看不出伊斯蘭天文學的影響，相反倒能清楚見到它們與中國傳統天文儀器之間的一脈相傳。對此可以給出一個非常有力的解釋。前述回、漢兩司天台同歸秘書監領導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一事實無疑已將郭守敬與札馬魯丁以及他們各自領導的漢、回天文學家置於同行競爭的狀況中。郭守敬既奉命另造天文儀器，他當然要盡量「拒絕」對手的影響，方能顯出他與對手各擅勝場，以便更求超越對手；倘若他接受了伊斯蘭儀器的影響，就會被對手指為步趨仿效，技不如人，則「漢兒司天台」在此競爭中將何以自立?　　但是在另一方面，筆者又以為，就間接的層面而言，郭守敬似乎又受到了阿拉伯天文學的一些影響。此處姑先舉兩個例子以說明之。其一是簡儀。簡儀之創新，即在其「簡」——它不再追求環組重疊，一儀多效，而改為每一環組測量一對天球坐標(簡儀實際上是置於同一基座上的兩個分立儀器：赤道經緯儀和地平經緯儀)；這種一儀一效的風格，是歐洲天文儀器的傳統風格，從札馬魯丁所獻七儀到後來耶穌會士南懷仁(F．Verbiest)奉康熙帝之命所造六儀(今尚保存在北京古觀象台)，可看到這一風格。其二為高表。札馬魯丁七儀中有「冬夏至晷影堂」，其功能與中土古老的圭表一樣，但精確度可以較高；郭守敬不屑學之，仍從傳統的圭表上著手改進，他的辦法是到河南登封去建造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即巨型的圭表)。但是眾所周知，「巨型化」正是阿拉伯天文儀器的特徵風格之一。在上述兩例中，一是由阿拉伯天文學所傳遞的歐洲風格，一是阿拉伯天文學本身所形成的風格，它們都可以視為伊斯蘭天文學對郭守敬的間接影響——當然，在發現更為確實的證據前，筆者並不打算將上述看法許為定論。　　以蒙古征服為契機，在歐亞大陸上所引發的東西方天文學交流，是一個遠未獲得充分研討的課題。這場交流中的史實、遺迹、它的影響、意義等等，都是非常引人人勝的。我們迄今所知者，很可能僅是冰山之一角。參考文獻〔1〕「太祖」原文誤為「太宗」，但太宗在位之年並無庚辰之歲，故應從《歷代天文律歷等志彙編》(中華書局，1976)9冊，3330頁之校改。〔2〕此城在漢文古籍中有多種音譯，如「颯秣建」(《大唐西域記》)、「薛米思堅」(《元朝秘史》)、「邪米思干」(《長春真人西遊記》)、「尋思干」(《西遊錄》)等，皆指同一城，即古之Semiscant之地也。〔3〕托勒密的恆星表載於《至大論》中，此後西方的恆星表都只是在該表基礎上作一些歲差改正之類的修訂而得，故不是獨立觀測而得的。還有許多人認為托勒密的表也只是在他的前輩喜帕恰斯(Hipparchus)的恆星表上加以修訂而成的。〔4〕G．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W．&W.，Baltimore，V01．2(1931)，P，1005．〔5〕D』Ohsson：《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下冊，91頁，中華書局，1962。〔6〕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226頁，科學出版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韓儒林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六冊(元)，258頁，中華書局，1981。引用時對譯音所用漢字作了個別調整。〔8〕〔10〕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實為原書第三卷)，475頁，科學出版社，1975。〔9〕同〔4〕，V01．3(1947)，P.1529．〔11〕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中國天文學史》，200頁，科學出版社，1981。〔12〕參見Almagest，V，12；以及〔8〕，478頁所提供的文獻。〔13〕同〔11〕，199頁。〔14〕王士點、商企翁編次：《秘書監志》，11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5〕同〔14〕，129--130頁。〔16〕同〔11〕，214--215頁。〔17〕關於諸儀的簡要記載見《元史·天文志》之一。又關於最引人注目的簡儀、仰儀，可參見〔11〕，190--194頁。〔18〕同〔11〕，202頁。〔19〕M．Johnson：《藝術與科學思維》，傅尚逵等譯，131頁，工人出版社，1988。〔20〕同〔8〕，4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