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菅會」：胡總對日本首相菅直人發出明確信息

06-27

「胡菅會」能否修正中日關係發展方向

　　胡錦濤13日在日本橫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同日本首相菅直人進行了會晤。「胡菅會」的舉行給艱難的中日關係增添了一抹暖色，偏離軌道的中日關係有望回歸正軌。

　　近來，中日關係的發展陷入困境，偏離了正確方向，從撞船事件到「走廊外交」，到東亞峰會首腦會談的取消，再到「胡菅會」，可謂一波三折，充分顯示出中日關係的高度複雜性。與高度複雜相應的是高度重要性，中日經濟相互依賴，利益錯綜複雜，共同利益不斷增加，既有的爭端與分歧又難以解決。如何發展和維護中日關係考驗兩國決策者是智慧。

　　根據現有報道，「胡菅會」的意義在於力求修正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自撞船事件以來，中日關係頓時進入冰冷期，一些矛盾與衝突顯露出來。這次突發事件導致中日關係偏離了正確的航向，不僅是出現裂痕那麼簡單。

　　中日最高層領導對於處理中日關係是慎重、理智和清醒的。修復中日關係對於雙方來講尤為重要，同時也相當緊迫。鑒於中日關係的複雜性與脆弱性，修復中日關係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也需要時間。

膠著的中日關係該走向何方

　　中日關係仍處在膠著狀態，當前正面臨著向左還是向右的抉擇。釣魚島撞船事件打破了中日兩國存在已久的默契和共識，如何定位和重塑中日關係被推倒了前台。對於中日兩國決策者來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畢竟中日關係錯綜複雜，且兼具脆弱性，稍有不慎就會產生危機。那麼，如今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日關係該轉向何方呢？

　　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前不久剛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發展勢頭強勁。相比之下，原本身居世界老二的日本仍徘徊在經濟低迷的陰影中，國內矛盾日漸顯露。中日關係由「中弱日強」到「實力均衡」，長遠看，可能會形成「中強日相對弱」的態勢。對於日本來講，國內經濟不景氣已經足以「心煩意亂」了，看到冉冉升起的鄰居中國，那種挫敗感可想而知。某種意義上，這種實力的此消彼長給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提供了新的生長空間。民主黨新掌政權不久，對華政策不明晰，對華外交還不夠成熟，加之日本政壇少壯派崛起謀求更大的政治空間等等，這些變數導致了中日之間潛在的矛盾和衝突有隨時爆發的可能，釣魚島撞船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日之間在現實上存在著諸如東海油氣田，釣魚島等問題，另外在文化、外交戰略、意識形態、價值觀上也有衝突或矛盾。其中很多問題是不可逾越的，只能「求同存異」。中日兩國當前處於實力對比均衡狀態，任何一方都沒對另一方有絕對的優勢。另一方面，中日兩國的經貿往來和人員往來愈加頻繁，雙方貿易額屢創新高，雙方經濟依存度不斷增加，共同利益越來越大。

　　從更大範圍看中日關係，不難發現，中日關係與整個東北亞局勢緊密相關。大背景中，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重回亞洲，謀求參與東亞的各種組織，以掌控對東亞的領導權。中日關係不可能迴避美國因素，中日關係從邦交正常化之始就深受美國因素的影響，這不僅是基於美日同盟的現實，也是美國東亞戰略的使然。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深感憂慮，通過加強美日同盟來遏制中國。也可以這麼講，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可會影響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高度複雜這是不爭的事實，中日關係的走向大致有三種可能。一種是持續冷下去，矛盾最終升級，或產生軍事衝突。第二種是在摩擦與協調，競爭與合作中波浪式前進。第三種是消除隔閡，經過發展像法國和德國一樣形成共同體。筆者的這三種假設暗合了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溫特根據國家之間互動的不同性質,歸納的三種「無政府文化」。

　　一種是霍布斯文化。國家間互為敵人,相互殘殺,以改變現狀,摧毀和吞併對方為目的。在前民族國家時代,酋邦、城邦和帝國之間動輒進行滅國之戰。

　　一種是洛克文化。國家間仍存在著競爭關係, 利益衝突仍可能引發戰爭, 但不再以征服他國和侵佔領土為主要目的。主權原則的確立使國家之間相互承認生存和財產權利,強國不再能吞併弱國。

　　一種是康德文化。在這個體系中,國家間互為朋友,如果作為友的一方受到威脅,另一方會鼎力相助,而不計較自己的得失。非暴力和合作是康德文化的主要特徵,國家之間也不再存在安全困境,而是形成了一個永久和平的安全共同體。

　　就當前來看，中日兩國綜合國力處在均衡狀態，競爭與合作同在，比較偏向於「洛克文化」，中日之間發生斷交或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短時間內成為摯友，形成共同體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更多的是摩擦和協調。

　　在看待中日關係的發展過程當中,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各個因素都會制約中日關係的發展,因此中日兩國在考慮如何發展兩國關係時,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個因素,否則難以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由於兩國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適調還未完全明朗,所以兩國關係在今後可能還會出現一些波動。隨著中日兩強局面的逐步呈現，未來中日關係基本上還是走摩擦與協調、競爭與合作之路，「和則雙贏，峙則同損」，中日關係的此種走向也是基於雙方國家利益的考量。

　　在「胡菅會」中，胡錦濤強調中日兩國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雙方應該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牢牢把握中日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努力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沿著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從胡錦濤的話語中不難發現，發展中日關係應該有一種大局觀和歷史高度，眼光要放長遠。「和則雙贏，峙則同損」這已經是一個共識，綜觀近來中日關係的現狀，十分必要重申這個共識，也唯有如此，中日關係才能夠求同存異，以求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才能真正的實現互惠和雙贏。

　　在會晤中，胡錦濤也指出，雙方應共同努力，持之以恆開展民間和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中日互為主要經貿合作夥伴，雙方應繼續深化雙邊互利合作，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對話協調，共同致力於亞洲振興，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和「走廊交談」一樣，中國認為加強民間交流十分重要，不斷的加強交流與深化合作，中日兩國人民良好的感情才能建立起來。同時，中日兩國作為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合作與協調，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都極具重要意義。菅直人也表達了雙方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和發展的願望。

　　「胡菅會」給修復中日關係創造了一個新的契機，應該倍加珍惜，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偏離了正確航向的中日關係的一次修正。其後中日關係能否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還要看雙方的努力。中國成日本經濟最大依賴國背後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近日，武藏野銀行集團的地區經濟研究所公布了埼玉縣內企業調查結果，由此得知埼玉縣內70%的企業從事著與進出口有關的海外業務。中國成為與日本公司業務往來最多的國家，其中製造業佔到了5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度是越來越高。

　　近些年來，中日兩國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加，且正在向深度依賴發展。兩國間，經貿、人員往來頻繁，經濟互補性極強。中國是一個潛力無窮的巨大市場，正在飛速成長，日本又是一個經濟外向型國家，廣闊的海外市場對經濟的提振極為重要。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消息，2010年上半期(1至6月)中日兩國間的貿易總額約為1,383.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4.5%。這個數字創了同期歷史新高。中日經貿的活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也是一種趨勢和必然。

　　據日本新華僑報網消息，由於日本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打擊，經濟能力也尚未恢復，因此通過加強與中國的合作、開發海外市場等方式來促進國內經濟的復甦。對此，日本也採取了積極的措施，為了鼓勵日本中小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將開展「亞洲商隊」活動，在中國北京、上海、香港、成都四個城市舉行商品試銷、展示會以及商談會。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舉措，中國經濟的崛起完全可以成為日本擺脫經濟低迷的推手之一，抓住這個機遇，對日本來講，意義相當重大。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以來,日本向中國輸出的貿易中，由於受到了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建設用及礦山開採用的機器和零部件的輸出增加了2.2倍，汽車的輸出也增加了2.5倍。而受上海世博的影響，數碼類相機和攝像機的輸出額也都大幅度提升。而中國向日本輸出的貿易中，液晶電視及智能手機等家電產品，以及作為原材料的鋁和鎂等有色金屬為貿易輸出熱品。而今年上半年，中國食品的輸入也比前幾年大幅增加。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居民消費能力迅增、對外開放愈益深化和擴大，以及日本走出困境、實現經濟持續復甦，是促進中日經濟關係發展的最大利多因素。中日在經濟上已建立極為密切的相互依存關係，誰也離不開誰。大力加強經貿交流與合作，促進互惠雙贏，是雙方惟一的正確選擇。中日經濟相互依賴的不斷增強，預示著相互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增加，也就是說兩國關係的經濟基礎不斷擴大。

　　然而，當前中日兩國關係還沒有走出陰影，回暖趨勢不甚明朗。若政治關係持續惡化，得不到改觀，必然會反映到經濟層面，導致「政冷經冷」的局面。長此以往，兩國關係向好的經濟基礎就會慢慢的被銷蝕掉，共同利益的萎縮最終反過來也會影響政治外交決策。這樣下去，中日關係必然會陷入惡性循環，對誰都沒有好處。因而，中國兩國應該正視經濟相互依賴這個現實，發展和維護好戰略互惠關係，毫無疑問，對中日兩國而言，合作才是出路，對抗只會兩敗俱傷。APEC:日本外交失衡中日關係徘徊

　　有21個國家首腦參加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首腦峰會在日本港口城市橫濱舉行，在峰會上，舉行了被備受矚目的各國首腦的會談，而由於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而遲遲不能實現的中日首腦會談也在11月13日傍晚舉行。由於最近圍繞日本和中國、日本與俄國的國際關係急遽變化，這次APEC首腦峰會出現了新的「合縱聯橫」的傾向，而主辦國日本似乎仍在外交的失衡狀態中動搖，因此中日關係也在動搖中徘徊。

　　一、APEC峰會中新的「合縱聯橫」傾向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月14日發表的聲明中呼籲，各個國家和地區應採取措施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形成。

　　聲明指出，APEC領導人已在09年11月的新加坡會議上達成共識，將研究一系列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形成的途徑和辦法。APEC領導人一致認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及便利化將繼續成為APEC的核心目標。聲明同時指出，APEC領導人一致認為，APEC應將建立FTAAP的構想落到實處，APEC應採取切實措施推動FTAAP的形成。

　　但是這個聲明所言及的目標是抽象而遙遠的，而新的「合縱聯橫」傾向在這次峰會上卻十分引人注目。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講演中強調:要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追求市場開放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實現，他表示會把美國的財富、物資、技術更快地推向亞太地區，APEC各個經濟體應為消除貿易壁壘而努力。

　　日本本來對TPP並不感興趣，而是對在ASEAN+3的基礎上，實現印度、澳大利亞等在內的ASEAN+6比較感興趣，但是由於和中、俄發生領土問題，日本感到自己在亞洲「勢單力博」，因此又欲重拾安倍和麻生時代提倡的「價值觀外交」，因此菅直人和奧巴馬在APEC上一唱一和，要「在開國的決心的基礎上，推動高水平的經濟合作」，對討論參加TPP表現了未曾有過的積極性。而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在13日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將盡自己的能力援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為提高他們的發展能力貢獻力量。」表現了欲在亞太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ASEAN+3中實現自由貿易的意向，也表現對先進國主導的實現自由貿易圈動向的警戒感，這些動向使這次APEC首腦峰會出現了潛在的新對立軸。二、中日首腦會談推動關係改善也留下疑念

　　自撞船事件發生以後，中日關係急遽冷卻，日方急於尋找和中國首腦會談的機會，10月29日，河內東亞領導人峰會前，由於外長前原誠司多次把釣魚島問題拿到美國面前，逼美方表態，使中方臨時取消兩國首腦會面。11月12日，在G20會議上的菅直人「剛好」從座位上起身回頭，發現胡錦濤主席從他身後過去。於是二人聊了幾句。胡錦濤主席說：「之後我會去橫濱。」菅直人忙說:「到橫濱後我們再好好談。」但是兩國政府為安排此次首腦會談的協調工作並不順利，兩國外交人員的交涉在12日一直到深夜還在進行，最後到會談開始前35分鐘時，才由胡錦濤親自做出判斷，最終敲定。

　　在會談中胡錦濤強調，中日兩國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雙方應該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牢牢把握中日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努力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沿著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胡錦濤指出，雙方應共同努力，持之以恆開展民間和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中日互為主要經貿合作夥伴，雙方應繼續深化雙邊互利合作，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對話協調，共同致力於亞洲振興，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菅直人說完全贊同胡錦濤關於中日關係發展的意見，希望雙方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和發展。菅直人還祝賀上海世博會取得圓滿成功。但是整個會見中，胡錦濤表情嚴峻，就和會見參拜完靖國神社會的小泉純一郎時的表情一模一樣。在釣魚島問題上，雙方的看法仍處於平行線狀態，菅直人在14號下午的記者會見中說，他向中方傳達了「尖閣諸島屬於日本，這裡不存在領土問題」的日本的「堅定的立場」，但是他以中國和印度為例，說可以在有領土紛爭的同時進行各方面的交流。而日本現在是否還同意以往中日「擱置釣魚島問題」的共識，則還是一個懸案，因為日本外相前原誠司此前曾明確指出:日本不同意將這個問題擱置。如果釣魚島問題不實行「擱置」的共識，那麼今後的中日關係可以說仍是「一步一險灘」。

　　通過這次首腦會談，中日關係見到了一些好轉的傾向，如在這次APEC會議中，中國發改委主任張平在11月13日已向日本經產大臣大畠宏章表示:將適當解決中國稀土對日本出口的「停滯」問題，但是在涉及到領土問題時，中日雙方仍然充滿疑念，有時針鋒相對。如14日午前，在APEC首腦峰會會場，中國外長楊潔篪和日本外相前原誠司進行了約35分鐘的會談，雙方沒有涉及釣魚島問題，但是當前原表示希望中日有關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的法律交涉重新開始時,楊潔篪強調:這需要充分的條件和氣氛。而前原又要求中方解釋拘留日本富田公司4個日本人的事情，楊潔篪說:雙方遵守對方國的法律，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進入軍事區內，這是明確的事實。

　　三、日本外交失衡中日關係徘徊

　　在11月13日日美首腦會談中，菅直人首相首先對奧巴馬說:感謝美國在日本和中國、俄國發生種種問題時，美國一如既往地支持日本。而奧巴馬說:中國在國際規則發揮適當的作用和採取恰當的行動是重要的，顯示出日美共同牽制中俄的傾向，奧巴馬還邀請菅直人明年春天訪問中國。顯示了日美重回「蜜月」的外交姿態。

　　而菅直人這種顧此失彼的外交姿態則再次顯示了日本民主黨政權外交的失衡。日本在冷戰結束後，其外交觀念大約有3種：一是一味親美，認為在冷戰以後美國一家獨大，日本只要搞好和美國的關係就是綱舉目張，不用再和中俄等國做多餘的外交遊戲；第二種是亞洲主義，認為冷戰結束後日本應該重新找到自己在亞洲的位置，需與中國為首的近鄰國家建立穩定關係；第三是地政學論，認為不管俄國對日本的態度如何，它在地理位置上離日本最近，應該不斷搞好日俄關係，並在日、美、中、俄的四者角力中巧妙尋找一種制衡中國的力量。

　　小泉當政以前，這3種外交觀念並存，形成了日本的多元化外交。小泉當政以後，亞洲主義的倡導者和承擔者——外務省中國派在「瀋陽領館事件」和「李登輝訪日」等問題上遭到以安倍晉三為首的政治家和官邸勢力重創，一蹶不振；而地政學論派則在2002年鈴木宗男在所謂「受賄案」中被捕、外務省對俄外交職員因「背任罪」被捕後後退。加之小泉多次參拜靖國神社，與中韓交惡，使日本外交一頭扎進了「一味親美」的一元性外交，但是由於小泉作為老練的政治家的平衡感，和中韓的關係始終維持在「政冷經熱」的程度，經濟交流和民間交流都發展得比較順利。

　　民主黨在小澤一郎任代表時代，鑒於中國在東北亞外交中正與美國「平分秋色」，小澤提出日本與美國、中國形成「等邊三角形」的外交路線，希望日本在和中美的「等邊外交」中能夠取得控制亞洲的主動權。

　　鳩山由紀夫上台後，重拾亞洲主義和地政學外交，一方面打出建立亞洲共同體的設想，一方面利用其祖父鳩山一郎的淵緣，和俄羅斯搞好關係。

　　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可能有排除美國的意思。鳩山雖然說過建立「東亞共同體」不是打算排除美國，但他在2009年9月9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日韓首腦峰會指出：(日本)在目前為止有些過於依存美國。我認為日美同盟固然重要，但是，作為亞洲一國應該制定出更重視亞洲的政策。

　　但是到了菅政權，地政學外交全失，菅直人在APEC峰會上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以對俄國的抗議和梅德韋傑夫猛烈反駁開場，梅德韋傑夫以挑戰的姿態對菅直人說:北方四島將來也是俄羅斯的領土。而小澤的「等邊三角形」外交和鳩山「東亞共同體構想」也早就「飄呀飄呀飄得不見了」，似乎又要回到「一味親美」的路線上來，但是日美關係不也是「強說歡期」?民主黨為了收買人心，在2009年的眾議院競選綱領中提出奪取政權後美軍在沖繩普天間機場搬出沖繩的許諾，由於前首相鳩山曾經許諾普天間機場搬遷「國外，至少縣外」，沖繩民眾寄託極大期待，但鳩山上台後才感到美國不是好惹的，美方認為，普天間搬遷計劃必須按照2006年日本雙方達成的協議執行，就是將位於沖繩縣宜野灣市的美軍普天間機場遷至沖繩縣的另一處濱海區名護市。日方的主張遭到了美防長蓋茨的駁斥，並威脅說，如果日方拒不履行協議，美8000海軍陸戰隊員從沖繩遷至關島的計劃也將隨之取消。就此日美兩國今年5月已達成協議，維持普天間機場向名護市搬遷的計劃。

　　發生釣魚撞船事件後，民主黨政權內部有人希望利用這一事件解決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一位外務省幹部說:日本的政權內，有人希望利用尖閣諸島問題帶來另一種效果，希望這個問題成為解決美軍普天間機場設施搬遷的一個槓桿，讓日本國民，沖繩縣民認識到沖繩是個何等重要的地方，威脅就在我們身邊。

　　但1月24日舉行的名戶市市長選舉，反對將美軍基地搬遷到名戶市的稻嶺進當選，而9月12日舉行的名護市議會選舉結果表明,反對將基地遷至名戶市的議員佔了上風。而11月28日的沖繩知事選又是日美關係的一個難關。有意出馬主要競選者，有現任知事仲井真弘多，還有普天間機場所在地宜野灣市現任市長伊波洋一，伊波洋一主張普天間機場搬遷國外，而現任知事仲井真弘多曾有條件地支持縣內搬遷，因此民主黨想從側面支持仲井真弘多。但是由於仲井真弘多看見反對縣內搬遷的侯補稻嶺進當選名戶市市長，因此現在已經變卦，10月14日，仲井真弘多在會見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時表示:5月日美就基地搬遷到名護市邊野古達成了一致，但這是極其困難的。他對鳩山前首相和民主黨政權不履行縣外搬遷的諾言表示「極其遺憾」。現在知事選已成了「沖繩人與日美兩政府的鬥爭」和「沖繩與大和的鬥爭」。而民主黨在在野黨時代主張的削減駐日美軍經費上日本方面負擔的「有同情心的預算」是否能夠實現，現在也是個謎。民主黨政權依了美國，沖繩人不答應；依了沖繩人，美國人不答應，搞不好會重蹈鳩山由紀夫的故輒，美國也會失去對日本國家政權執政能力的信任。

　　其實，在冷戰以後，維持日美同盟、重視亞洲和地政學外交路線的相互制約和在三者之間找到微妙平衡，是日本的外交智慧和出路。但是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在執政一年多里激烈搖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沒有過度階段，讓人摸不請頭腦。

　　最近訪問日本的中國前外長唐家璇在會見了前原外相和仙谷由人官房長官後與自民黨的幹部說:現在究竟誰是日本外交的中心?這說明中國一方面摸不清民主黨的外交重心和政策取向，被民主黨政權的激烈搖擺搞得無所適從，二是感到日本政府內部政出多門，各個大臣說法不一，而一個大臣的說法前後也不一致，外交政策失去了連續性和整合性，使中國「丈二和尚，摸不清頭腦」，因此中日關係也必然趨向徘徊與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