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洛陽 北魏篇

北魏重建洛陽城，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象徵意義：既然洛陽的毀滅，標誌著大動蕩開始，那麼洛陽的重生，則標誌著新秩序的建立。　　北魏洛陽城成為一座宏大的橋樑，連結各族，連結南北，連結起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朝代——漢唐。　　宏大閶闔門彰顯孝文帝政治抱負　　自洛陽白馬寺東行數里，一條小路拐向金村，沿路北行，閶闔門遺址即赫然在目。第一眼望去，每個人都會被震撼，遺址的體量太大了，走在旁邊，人顯得很渺小。　　這個遺址展示的，只是當年閶闔門的夯土基址，如果門闕完好，不知道會是怎樣的輝煌宏大。　　如今，高大的建築比比皆是，但都分割成一個個實用的小空間，並沒有太大的視覺震撼。這古代宮門卻全然不同，是一個門驟然放大，好比一個人暴長到100米，讓人沒法不震撼。這樣的體量，與實用完全無關，純為追求視覺效果，讓人心生景仰、心存敬畏。　　與漢魏洛陽城現存大多數遺址一樣，閶闔門遺址是北魏王朝的遺存。　　「閶闔門建得特宏大，不僅是渲染皇權至高無上，更是因為北魏要爭正統。」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王閣女士如是說。　　的確，北魏很多重大決策，都是為了與南方的漢族政權爭奪正統地位。其國號魏，即是為表明自己承繼曹魏正統；遷都洛陽，如陳寅恪先生所說, 也主要是為了跟南朝爭奪文化正統地位，洛陽為東漢、魏晉故都, 北方漢人有認廟不認神的觀念, 誰能定鼎嵩洛, 誰便會被視為文化正統的所在。　　北魏首都原本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下令遷都洛陽。在沉寂將近200年後，漢魏洛陽城再度得以重建，魏晉宮殿舊址上，一座座高大巍峨的新宮殿拔地而起。隨後幾年，大量人口遷入洛陽，千年古城再次青春勃發，繁榮興盛，四處洋溢青蔥的生命活力。　　至此，古城已兩毀兩建。兩次的情形頗為不同，上次放火毀城的是董卓，再建的是曹操，都是漢人；這次放火的是匈奴人劉曜，重建的則是鮮卑人拓跋宏；上次從毀到建，不過二三十年，而這次，長達182年。僅這個時間跨度，就能讓人感覺到，這一次，中原所遭受的災難，比曹操時代更加深重、更為慘烈。　　這100多年，正是所謂「五胡亂華」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最為悲慘的歲月。永嘉之亂，趁著西晉衰弱，匈奴、鮮卑、羯、羌、氐等五個游牧民族紛紛躍馬中原，互相攻伐絞殺，黃河流域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在100多年的時間裡，北中國先後建立了十六七個游牧民族政權，有匈奴的前趙、北涼、夏，羯族的後趙，氐族的前秦、後涼、大成，羌族的後秦，鮮卑的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以及漢族的西涼、北燕、冉魏等。這些政權互相攻伐，混戰了100多年。經歷血腥的戰爭和殘酷的民族壓迫，北方漢人銳減至六七百萬，為了生存，世家大族大多建立堡壘，擁眾自保。　　在這場大混戰中，來自大興安嶺北段的拓跋鮮卑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建立北魏，經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三代「奮勇」，先後蕩平後燕、北燕以及匈奴郝連氏的夏國，並馬踏漠北，擊敗柔然，終於一統北方，結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與南方的漢族政權形成對峙。　　重生洛陽城成為連結天下的橋樑　　有人說，這個時候的中國，最有可能永遠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南、北方統治者種族不同，操著不同的語言，穿著不同的服裝，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分裂為兩個國家的危險，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鮮卑人拓跋宏遷都洛陽，他下令重建的宮闕，多依魏晉舊地基，刻意恢復魏晉規模形制，甚至不少宮殿的名字，也沿用舊制。於是，洛陽城的重建，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象徵意義：既然洛陽的毀滅，標誌著大動蕩的開始，那麼洛陽城的重生，也應該成為新秩序建立的標誌。　　隨後，這位鮮卑人以一種義無反顧的決絕，縱身投入漢文化的懷抱，頒布一系列政令，大力推行文化改革：　　第一，禁說鮮卑語，一律改說漢語。30歲以上的官員，允許有一個適應過程，30歲以下的如果還說鮮卑話，立即降職處分。　　第二，放棄鮮卑服裝，改穿漢族服裝飾。　　第三，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把籍貫定為「河南洛陽」，死後葬於邙山，不得歸葬平城。　　第四，放棄鮮卑姓氏，改為漢姓，皇族由拓跋改姓「元」。　　第五，以漢族禮制改革鮮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尊崇孔子，以孝治國，提倡尊老、養老的風氣。　　第六，主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結親。這就不僅是文化上的融合，而是血脈相融，不僅是政治措施，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不分彼此。　　拓跋宏在洛陽做的一切，使這座古城變身為一座宏大的「洛陽橋」，在一個大動蕩、大斷裂的時代，凝聚人心，連結天下，溝通未來。文化融合，血緣融合，使北方眾多的民族從此不分彼此。作為一個族群，鮮卑族和匈奴、羯、氐、羌等最後完全消失，但後來隋唐眾多人物，都有著多種血統，如隋煬帝的母親獨孤皇后是鮮卑人，她與唐高祖李淵的母親還是親姐妹，她們的籍貫都是「河南洛陽」；而李淵和李世民的皇后，也都是鮮卑人。鮮卑血脈，從此生生不息，或許就在你我的身上流淌。　　在洛陽，孝文帝顯示了舉世無匹的宏大氣魄，吞吐萬匯，兼納遠近，熔鑄一體，互相化育，生機無限。　　孝文帝生前和死後，他的漢化措施屢遭抵制，但民族融合的橋樑卻再也難以阻斷，經由這座橋樑，北方民族最終完成大融合；經由這座橋樑，中國南北最終再度統一；經由這座橋樑，歷史最終走向恢弘壯麗的盛唐。　　身為鮮卑人，拓跋宏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帶著疑問，我們追蹤拓跋鮮卑的歷史，發現這個從大興安嶺北段主峰嘎仙洞起步的部族，似乎天生就承擔著重大的使命。經過千年風鏟雨鋤，漢魏洛陽城遺迹已經很少，但近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卻讓舊都隱藏於地下的秘密不斷顯露。　　孟津縣金村之南的皇宮遺址，殘存幾處建築基址，當地老百姓分別稱之為「午門台」、「金鑾殿」、「羊冢」，經考古發掘及探查，午門台即閶闔門遺址，金鑾殿即太極殿遺址，那麼「羊冢」是什麼？按照字面意思，應該是一位姓羊的人的墓冢，但這「羊冢」與太極殿近在咫尺，皇宮大內之中，怎會允許有墓冢？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考古人員對「羊冢」進行了探查，發現這是一處方形夯土台，25米見方，高出四周地表2.5米，黃褐色的夯土，純凈而堅實。　　1964年冬興修水利工程時，村民將「羊冢」東部挖掉，暴露出圜狀磚壁。第二年春天，考古人員對這個遺址進行了清理，發現方形夯土台基中心，磚砌了一個圓桶形建築，內徑4.9米，外徑5.62米，保存最高處3.6米，也就是說，這個「圓桶」大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夯土台中。　　這個奇怪的「圓桶」是做什麼用的？進一步清理髮現，「圓桶」底部平鋪長方形青磚，磚面上殘存有規律排列的柱洞37個，加上破壞部分，全部當有40個。結合「圓桶」磚壁上殘存的壁洞，考古人員復原了「圓桶」內的結構：洞底的40根短柱，支撐起一個距底部0.36米的井字形梁架，梁架上鋪有厚實的木地板，木地板應該是用來儲存東西的。　　那麼這裡儲存的是什麼呢？40根柱子支撐的梁架僅0.36米高，但主要支柱的埋深卻有0.52米到0.88米。如此密集的支柱，如此大的埋深，可以斷定上面的負荷是相當大的。　　「圓桶」磚鋪地面的中間較低，並有一個直徑70厘米的磚砌小圓池，地面又鋪設有四面向小圓池坡下的泛水（即防水層），古建專家據此推測，這個「圓桶」是用來貯藏不怕潮濕，甚至含有大量水分的東西。別誤會，裡面藏的肯定不是法國葡萄酒，最大的可能，這是藏冰的冰室。冰水化掉時，流入下面的小圓池，然後通過上面預設的通道提升上去。「圓桶」半入地下，地面以上部分又包裹了厚厚的夯土，這正是隔熱冷藏所需要的。　　根據對遺址堆積中殘片的分析，專家們認為，這個藏冰室（古代稱「凌陰」）使用時間相當長，應該建於東漢，曹魏、西晉、北魏一直沿用。北魏時期，很可能在藏冰建築之上，又建造了房屋。　　專家們將這個建築的位置與文獻記載相對照，形成兩種判斷，一種認為這是《永樂大典》中記載的北魏清暑殿，另一種認為這是陵雲台，陵雲台原本建有冰井，北魏孝文帝在台上新建涼風觀。　　不管到底哪種判斷正確，這個建築構思之新穎、設計之巧妙，都令人讚歎。而對於入主洛陽的鮮卑人來說，花這麼多心思建造避暑設施，十分必要。對於他們來說，洛陽的夏天實在是酷暑難當。孝文帝巡視嵩山時，太子元恂企圖逃回舊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促使元恂冒險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胖，最怕洛陽的炎熱。　　鮮卑是白種人？　　鮮卑族消失了，但人們對鮮卑的興趣千年不減。這個曾強大無比的民族來自何處？拓跋鮮卑與慕容鮮卑、宇文鮮卑是什麼關係？這向來是人們關注的話題。　　古代鮮卑曾被稱為「白虜」、「白奴」，在很多人看來，他們是白種人。「黃頭鮮卑入洛陽, 胡兒執戟升明堂」,這是唐代詩人張籍《永嘉行》的詩句，詠的是西晉滅亡的史事。「赤髯碧眼老鮮卑」,這是唐代畫家韓干作品中的鮮卑人形象。在唐朝人的觀念里，鮮卑人「黃頭」、「黃須」、「碧眼」，顯然具有白人的特徵。　　鮮卑族果真是白種人？答案是否定的。現代學者根據考古發現，結合史料分析，鮮卑人屬於蒙古人種，與中原漢人在人種上並沒有差異。那麼唐朝時為何把「金髮碧眼」當做鮮卑人的特徵？這要從匈奴人說起。　　秦漢之交，在冒頓單于的統領下，匈奴迅速強大起來，他們不但對南邊的漢朝構成巨大威脅，更成為大草原的主宰。他們向東打敗東胡，向西打敗月氏，向北打到今貝加爾湖，征服了那裡的丁零人。　　這些被打敗的民族命運各異。月氏遠走中亞，東胡余部分別退保「鮮卑山」、「烏桓山」，從此成為鮮卑族、烏桓族。丁零人則被強制南遷，充當匈奴的「牧奴」，從此大量丁零人與匈奴雜處，生活在陰山南北，因音譯不同，他們還被稱為「狄歷、鐵勒、敕勒」，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他們的原創。　　東漢時期，匈奴逐漸衰落，分裂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臣服於漢朝，北匈奴內亂不已，烏桓、鮮卑、丁零，與東漢及南匈奴不斷攻打北匈奴。公元91年，竇憲派兵大舉攻打匈奴，在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大敗北單于，又追擊三千里，迫使北匈奴遠走歐洲。隨後草原上出現真空狀態，鮮卑乘虛而入，佔據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十多萬戶」，皆「自號鮮卑」，鮮卑因此強大起來。這十多萬戶匈奴，有大量原來與匈奴雜處的丁零人。丁零人，「皆長大, 赤發、析面、綠瞳」，屬於白種人，從此鮮卑族混入白種人血統。再後來，鮮卑融入漢族，把白種人血統帶入漢族，現在你還能在某些漢族人身上看到一些白種人特徵，他們的血統，很可能是由此而來。　　到東漢晚期，檀石槐統一鮮卑諸部，成為東漢的巨大威脅。檀石槐死後，鮮卑各部分裂，東漢末年中原戰亂時，他們也打得不亦樂乎。曹操統一中原後，北邊的烏桓很強大，經常侵擾邊境。公元207年，曹操「潛師北伐」烏桓，斬殺單于，降服餘眾，將數萬烏桓內遷，選拔精銳充實曹軍，從此成為曹操騎兵的一部分。　　烏桓被曹操收服後，鮮卑佔據其故地，勢力更大。在這數百年的遷徙中，鮮卑與不同部族融合，逐漸形成慕容鮮卑、宇文鮮卑等部。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使朝廷日漸衰弱，「五胡亂華」接踵而至，在「五胡」中，鮮卑人最為強大，建立的政權也最多，如前燕、後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等。而拓跋鮮卑更是後來居上，最終掃平群雄，統一了北方。　　嘎仙洞走來的拓跋　　「五胡」之中，鮮卑與漢文化接觸最晚，與匈奴等相比，文化較為落後，拓跋鮮卑更是鮮卑各部發展最晚的一支。他們沒有文字，歷史靠口傳，因此早期史雲山霧罩，存在很多謎團。他們或許是被匈奴擊敗，退保「大鮮卑山」走得最遠的一支，更大的可能是，他們很晚才走出大山，從狩獵民族變身為游牧民族。　　按照《魏書》的說法，拓跋鮮卑是黃帝的後代，黃帝以土德為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這種說法很少有人相信，一般認為是拓跋氏進入中原後，為給自己找光環冒認的，他們將自己口傳民族史的前端掐去，嫁接到黃帝身上。　　按《魏書》記載，有具體事迹的拓跋氏祖先，叫拓跋毛，他之後五代，拓跋氏人口逐漸增多，狩獵已不能滿足部族發展需要，在拓跋推演率領下，部族離開祖居的「石室」，「南遷大澤」。這次南遷的時間說法眾多，據復旦大學教授姚大力研究，應是在二世紀中葉，也就是其他鮮卑部族在檀石槐領導下極度強盛時。南遷的地點，是扎賚諾爾(又名呼倫池) 附近。　　又過了七代，已經學會游牧的拓跋部落，在拓跋詰汾的率領下再次南遷，尋找更廣闊的生存空間。這次他們走過「山谷高深」，經歷「九難八阻」，最終翻越陰山，來到匈奴故地，與當地遺留的匈奴融合，這些匈奴逐漸鮮卑化，形成「鮮卑父、匈奴母」的混血種族。到拓跋詰汾的兒子拓跋力微時代，拓跋鮮卑已擁有75個異姓部落，屬於匈奴族的姓氏有六, 屬於丁零族的姓氏有六,屬於烏桓及其他鮮卑的姓氏有九,另外還有屬於各族的姓氏七個。　　從大山中走出來的拓跋鮮卑，處於蓬勃的上升期，他們剽悍英勇，生機勃勃，並不斷吸納其他民族，逐漸成為草原上強大的勢力。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仿照晉朝制度，建立代國，兩年後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一度十分強盛。公元376年，前秦苻堅崛起，滅掉代國。但七年後，強大的前秦在淝水之戰中慘敗，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趁機召集舊部，重建代國，並於398年正式定國號「魏」，史稱「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後，從拓跋珪開始，北魏「奮征伐之氣」，東征西討，逐漸強盛，到拓跋珪的孫子拓跋燾時，先後滅掉諸多政權，於439年統一了北方。　　到這個時候，拓跋人已離開祖居「石室」約300年，沒人知道祖居地的確切位置。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遠道來朝貢的烏洛侯國使者帶來一個重大的消息，「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即拓跋燾）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魏書》記載的這個石室，引起後人莫大興趣，根據這一線索，近代學者曾嘗試推斷鮮卑石室的位置，但長期沒有結果。上世紀80年代初，經過數年努力，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文物工作者終於找到了這個鮮卑石室，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山洞，名叫嘎仙洞，洞內有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　　嘎仙洞約2000平方米，宏偉有如大廳，可容納數千人。那一帶氣候寒冷，嚴冬季節氣溫降到-40℃以下，而洞內不過零下十七八攝氏度，適宜於原始人類過冬居住。考古人員在洞內發現了豐富的早期人類生活遺存，而李敞的石刻祝文古樸蒼然，與嵩山北魏石刻大致相仿，學術界因此認定，嘎仙洞即拓跋鮮卑先世的舊墟石室，是拓跋鮮卑的原始發源地，大鮮卑山即大興安嶺。　　在回望自己的起點後，拓跋鮮卑轉身走向更廣闊的空間，這一次，他們的目光轉向了洛陽。寫《厚重河南》將近十年了，走訪過不少墓冢，一般而言，古墓冢並無陰森氣象，但大多傾頹荒蕪，了無生氣。不過，有兩個墓冢例外，一個是劉秀墳，另一個是孝文帝元宏的長陵。這兩個墓冢植被茂盛，生機盎然，令人稱奇。　　劉秀墳周圍生長著上千棵古柏，密林間芳草萋萋，連翹飄香，幽趣悠然。與已成景區的劉秀墳相比，元宏長陵則更富野趣，這裡僻靜無人，路旁雜花繽紛，野鳥飛舞，墓冢更被茂密的植被嚴嚴實實地覆蓋，我們試圖走上去，但被層層植被擋住，別說路徑，連個縫隙都找不到。正躊躇間，一個小刺蝟不知從哪裡鑽了出來，對著我們探頭探腦。吃驚之餘，我們拿出相機給它留影，那小傢伙對鏡頭瞪著眼睛，毫不畏懼。　　劉秀、曹操、元宏，先後定策以洛陽為首都，曹操墓不在洛陽，而對葬於洛陽的這兩位，這片土地似乎給予了特別的厚愛，令他們身後千餘年，墓冢仍青蔥茂盛，意趣盎然。　　元宏的墓冢原本不會在洛陽，他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附近，為自己預建了「壽宮」，遷都洛陽後，為了讓鮮卑人安下心來，他下令不得歸葬，他那個「壽宮」，自然成了「虛宮」，「號曰"萬年堂』」。　　對於元宏來說，放棄平城絕非易事，那裡宮闕宏偉，城市繁華，是他從小生長的家鄉。洛陽雖為舊都，卻已荒廢了近200年，營建為新都，是個浩大的工程。必然有種巨大的力量，推動著他走向洛陽。　　在融合與敵視間搖擺　　孝文帝遷都洛陽前，拓跋鮮卑已歷兩次南遷，一步步走近漢文化區域。　　在大興安嶺北段時，拓跋鮮卑相對封閉，「不交南夏」，與漢文化沒有過接觸；第一次南遷到呼倫池，仍地處偏遠，山水阻隔，與漢文化沒有交往；第二次南遷，他們翻越陰山，到達匈奴故地，與漢文化的接觸再難以避免了。　　不斷遷徙的拓跋鮮卑，處於旺盛的民族成長期，翻越陰山後，他們與匈奴、丁零等族迅速融合，但面對漢文化，他們的態度顯得遲疑了。　　拓跋鮮卑的第二次南遷，適逢三國時期。三國末年，為了與曹魏和親互市，拓跋力微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陽，既做「質子」，又乘機「且觀風土」。　　沙漠汗先後在洛陽住了16年，深受漢文化影響，習慣了漢人的服裝、禮儀。西晉初年，他回歸草原時，竟然因此失寵，被拓跋力微下令殺害。　　據《魏書》記載，晉武帝咸寧三年（277年），沙漠汗奉命回國，拓跋鮮卑諸部大人、酋長前往迎候。酒酣之時，有鳥從頭頂飛過，沙漠汗對諸部大人說：「我為汝曹取之。」於是「援彈飛丸，應弦而落」。當時鮮卑人沒見過彈丸，不懂的人還以為是空弓，所以他們私下議論紛紛：太子的服飾神態已與漢人相近，又學會了如此「奇術」，如果讓他繼承王位，勢必改變舊俗，我們也會因此遭殃。於是相謀危害太子，並派人飛馳回報拓跋力微。拓跋力微問道：「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　　太子在洛陽時間太長，在家的兄弟們紛紛爭寵，而力微這時年事已高，有些糊塗，聽了諸部大人的話，「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部大人「乃矯害帝（指沙漠汗）」。　　類似的事情，100多年後再次發生。公元386年，拓跋珪開創北魏，拓跋鮮卑日漸強大。拓跋珪曾派大將賀狄干為使者，前往長安迎娶後秦公主。後秦因故反悔拒婚，並軟禁了賀狄干。在長安期間，賀狄干被漢文化深深吸引，「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賀狄干被軟禁後秦，拓跋珪並沒忘記他，普封功臣時，「遙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但賀狄干回到北魏，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類於中國，以為慕而習之」，異常憤怒，「既而殺之」。　　與剛剛走出蒙昧的拓跋鮮卑相比，漢文化深邃如大海，令他們感到莫名恐懼。與其他民族交往，鮮卑人可以毫不介意，因為他們是主體，有足夠的信心讓別的民族鮮卑化。但面對漢文化，他們似乎很擔心自己「被化」了。　　但與漢文化完全絕緣是不可能的。拓跋珪定都平城，並不斷向南開疆拓土，進入農耕文化區域，經濟形態從狩獵到游牧，再從游牧到農耕，他們必須適應新的環境。從拓跋珪開始，北魏嘗試重用一些漢族士人，　　在繼續發展畜牧業的同時，「務農息民」、「勸課農桑」、「計口授田」，在五原、雲中、代郡等地（今內蒙古中西部和山西省部分地區）大興農業，拓跋鮮卑內部也「離散諸部，分土定居」。　　這時，拓跋鮮卑的社會形態也從部落發展到國家。要建立一個有模有樣的國家，他們最好的老師，就是身邊的漢文化。拓跋珪遷都大同後，仿中原封建制度營建宮室，制定各類典章制度、禮儀等。　　對待漢族士人，拓跋珪的態度充滿矛盾，他曾重用崔逞、張袞，但又借故將崔逞賜死，張袞貶職。　　拓跋珪的繼任者，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等，對待漢文化和漢族士人的態度，同樣游移不定，充滿矛盾。與此匹配的是，他們的國家制度徘徊不前，呈現諸多矛盾。　　直到公元484年前後，一位漢人太后主導的改制，才使得北魏政治制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漢人太后主導北魏改制　　「五胡十六國」時期，大部分國家是匈奴、鮮卑等民族所建立，但也有兩個政權是漢族人建立的，其中之一就是北燕。後來被孝文帝尊為「文明太后」的馮氏，就是北燕皇族，她的爺爺馮文通一手創立了北燕。　　北燕滅亡後，馮氏的父親歸附北魏，曾官至雍州刺史，後因罪被殺，馮氏受到牽連，被收入後宮為奴。　　北燕滅亡前，馮文通曾將小女兒嫁給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成了拓跋燾的左昭儀。馮氏入宮為奴後，馮昭儀對這個侄女極為憐惜，向拓跋燾求情，讓侄女與她同住，待她「雅有母德」。馮氏在姑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漸長大，終日耳濡目染，使她熟悉了深宮禮儀和種種微妙，這樣的閱歷，令她後來受益匪淺。　　北魏文成帝登基後，馮氏因過人的聰慧和美麗，被選為貴人，這一年，她只有11歲。雖然年紀小，但言談舉止得體，深得皇帝喜愛，3年後，被立為皇后。　　13年後，文成帝去世，年僅12歲的獻文帝拓跋弘即位，24歲的馮氏成了皇太后。此時北魏「主幼國疑」，權臣乙渾密謀政變，馮太后當機立斷，定策捕殺乙渾，隨即宣布臨朝稱制，掌控大權，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過人的政治才幹，迅速穩定了北魏的政局，贏得了朝野一片喝彩。　　一年半後，馮太后歸政獻文帝，但不久就與獻文帝產生劇烈的矛盾。拓跋鮮卑沒有男女大防之類的貞潔觀念，馮太后正值妙齡，耐不住守寡的孤寂冷清，與不少英俊男人傳出緋聞。　　獻文帝對此很介意，借故殺了馮太后最中意的情人李弈。太后非常不高興，尋找借口，逼迫獻文帝傳位給不滿五歲的太子拓跋宏，即後來著名的孝文帝。獻文帝成了太上皇，這一年，他剛剛18歲，大概是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馮太后則成了太皇太后，再次出山，臨朝聽政，將北魏大權一手獨攬，「殺戮賞罰，決之俄頃。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　　馮太后有著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鋼鐵般的手腕，她「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不過，她還有另一面：「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於利慾，至死而不思退。」 　　馮太后頗有知人之明，扶植了一批賢能之士，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核心。　　建立了絕對權威後，馮太后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這次改革被稱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號，有人因此把功勞算在孝文帝頭上，但真正的主導者是馮太后。　　改制的第一項內容，是仿效兩漢魏晉，實行「班祿制」，就是給官員發工資。之前，北魏實行「班賞制」，各級官員都沒有工資，靠朝廷不定期的賞賜過日子，平日靠貪污、掠奪過活。　　作為一個游牧部落，這種狀態很常見，但作為一個已統一北方的泱泱大國，再這麼干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隨著戰事的減少，戰爭掠奪的機會有限，於是各級官吏公然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產生嚴重的危機。文成帝、獻文帝都曾下詔禁貪，卻收效不大。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馮太后下達「班俸祿」詔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內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確定俸祿的等次。俸祿確定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　　「班祿制」實行後，馮太后派人巡察各地，處置了一批貪官，北魏吏治，頓時走上正軌。　　隨後，馮太后又頒布「均田令」，由國家將無主荒地按人口分給農民，分「桑田」和「露田」兩種形式，「桑田」可以繼承，「露田」在年老或死去後，由國家收回。當時北方人口大量遷徙和死亡，土地荒蕪，所有權和占有權十分混亂，均田令的實施，既提高了農民開荒的積極性，促進了北方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又使大批農民擺脫豪強大族控制，轉變為國家編戶，增加了國家控制的人口和徵稅對象，增強了實力。　　研究者認為，均田令的實施，使北魏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經濟結構過渡，標誌著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歷經北齊、北周、隋、唐，實行了約300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也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　　馮太后主持的改革，改變了北魏社會的基本面貌，為後來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孝文帝放棄了太多的東西。他放棄了拓跋氏經營近百年的太原，放棄了代代相傳的鮮卑語言、鮮卑服裝、鮮卑禮儀、鮮卑制度，甚至放棄了自己的鮮卑姓氏。他是拓跋鮮卑的背叛者嗎？　　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拓跋鮮卑已經曆數次南遷。由於沒有文字記載，這幾次遷徙的詳細過程，已無法得知，但毋庸置疑，每次遷徙，都是一次艱難的抉擇。　　據央視《探索與發現·遠去的鮮卑》報道，走出大興安嶺的想法，始自拓跋毛，這位部落首領最先意識到，狩獵養不活太多的人口，要想發展，必須走出去。儘管拓跋毛「聰明武略，遠近所推」，但這次他沒有說服任何人。拓跋毛一次次勸說，直至為此鬱鬱而終。　　過了五代，嘎仙洞的族人才在拓跋推寅的帶領下走出大山。　　他們第一次的遷徙地，「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並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拓跋推寅「謀更南徙，未行而崩」。又過了六七代，拓跋鮮卑才離開呼倫池，翻越陰山。據《魏書》所說，這次遷徙「九難八阻」，歷盡艱辛。　　遷徙，首先意味著放棄，放棄已熟悉的環境，放棄已技藝純熟的謀生手段。而放棄之後，前方等待的是什麼，充滿不確定性，因此令人心生恐懼。　　拒絕安逸、永遠進取的精神，總能在拓跋氏的猶豫和矛盾中佔到上風，所以他們一次次遷徙，一次次學會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擁有更宏大的舞台。　　放棄，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學會放棄，才會到大境界，有大獲得。　　從這個意義上說，孝文帝拓跋宏不是拓跋鮮卑的背叛者，而是銳意進取的拓跋精神的最佳傳人。　　很多記載說，拓跋宏遷都洛陽，過程充滿戲劇色彩，他是連哄帶騙，完成了遷都。但有研究者認為，遷都事件是一場生死較量，並不帶有任何戲劇性。　　南伐演變為遷都　　自古至今，女人當國的情況很少見，但當國的女人都是超級強人，如呂后，如武則天，再如北魏的馮太后。　　這些超級女強人有兩大特點：第一，幹得超級好，在位期間國家快速發展，欣欣向榮；第二，手腕超級硬，完全掌控政局，絕對高高在上。　　馮太后臨朝期間，實施班祿制、均田令、三長制，動蕩百年的廣大農耕區安定下來，國民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在她臨朝後期，孝文帝已長大成人，但馮太后並無歸政的意思，直到公元490年她去世，孝文帝才得以親政。　　親政後的孝文帝，仍生活在馮太后的身影中，她巨大的成就，她留下的親信重臣，都成為新皇帝樹立權威的障礙。　　親政的第四年，孝文帝謀划了一次大規模的南伐，征伐的對象是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齊。這次南伐走了一半便無疾而終，演變為更重大的事件——遷都洛陽。　　據《魏書·高祖紀》記載，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從平城（今大同）出發，「步騎百餘萬」，孝文帝沿路施恩，遇到「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在一些地方，親見高壽老人，「問所疾苦」。凡經過的地方，大軍「傷民秋稼者，畝給谷五斛」，百歲以上的老人授予「榮譽縣令」，七十歲以上者各有賞賜不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這年九月，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中，大軍到達洛陽。孝文帝「周巡故宮基址」，「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第二天，他又來到漢魏城南，「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　　數天後，孝文帝下令大軍起程，他自己「戎服執鞭，御馬而出」。這時候，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征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　　《魏書》的這段記載太簡略，遷都這麼大的事，群臣攔住馬一磕頭就定下來了？　　很多人結合其他史料解讀這一事件：孝文帝的本意，不是南伐，而是遷都。但很多鮮卑貴族反對遷都，於是孝文帝假稱南伐，率領大軍來到洛陽。大軍已走了一個月，人困馬乏，更兼當時秋雨連綿，道路泥濘，行軍困難，北魏大臣厭戰情緒十分強烈。此時，孝文帝假意堅決南伐，誘大臣們勸阻，然後就坡下驢，讓他們同意遷都。　　在這樣的描述中，北魏遷都洛陽，成了極具戲劇性的事件。　　但略加思考，就會覺得這事不靠譜。孝文帝貴為皇帝，為何不能堂堂皇皇地定策遷都？這樣連哄帶騙，是不是有失王者風範？用一個小詭計，讓鮮卑人放棄經營了近百年的平城，能讓人心服口服嗎？原本反對的人，會因為這樣的原因，接受遷都行動嗎？　　武漢大學何德章教授研究認為，遷都事件其實是經過縝密安排，蘊含著命運攸關的軍權爭奪，事件本身並無任何戲劇色彩。　　手握重兵威震守舊老臣　　孝文帝親政之初，並無遷都洛陽的任何跡象，相反，他在平城曾進行大規模營建活動，改建太廟，興建明堂、太極殿，他甚至在馮太后永固陵附近，為自己營建了「壽宮」。　　平城新建的太廟、明堂、太極殿等有一個共同特點：都仿照漢魏洛陽城原有同名建築建造。太極殿本是魏晉皇宮正殿，規模極為宏大，南朝皇宮也仿其建造正殿，並沿襲舊名。孝文帝曾派長於建築的蔣少游南下洛陽，「量准魏晉基址」，隨後再派他出使南齊，觀摩建康「宮殿楷式」。可以說，平城興建的這些新建築，都在儘力仿照魏晉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孝文帝「似乎有意從有形的建築工程的拓建, 更進一步促進意識形態的轉變。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現有的基礎, 將它轉變為一座典型的中國文化式的都城, 並沒有積極南遷的意念」。　　但孝文帝很快就發現，他的這一改革思路行不通。他要達到的改革目標，與馮太后不同，均田令、三長制、俸祿制等，不傷鮮卑貴族筋骨，而孝文帝要實行的政權體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必然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他改定歷代先帝廟號，藉此剝奪一批鮮卑舊貴族的政治特權，徹底擺脫部落遺俗；他重用南朝投奔來的王肅，制定九品官制，嚴禁只擅長馬背上馳騁的武人出任文官，致使一大批鮮卑武人「下崗」。　　平城對抗改革的敵意漸濃，「初，高祖（即孝文帝）將議革變舊風, 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柞等密與規漠, 共論時政, 而國戚謂遂疏已, 怏怏有不平之色。"至尊但欲廣知前事, 直當問其古式耳, 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 。　　在這樣的氛圍中，進一步的改革勢必難以推行。孝文帝意識到這一點，平城的建設停頓下來，更大的行動開始醞釀，那就是遷都。　　遷都的確是在「南伐」的名義下策劃實施的。孝文帝知道「舊人懷土，多所不願」，為了避免阻力，打出了南征的旗號。不過，這個事情絕非簡單，這實際上是一攬子的縝密計劃，孝文帝要確保遷都成功。　　《魏書·高祖紀》說，南伐的人馬「步騎百餘萬」，而在《魏書》其他人的傳中，又說南伐的軍隊是三十多萬。當時平城中央禁軍不過一二十萬，從平城出發的，不可能有百餘萬。但《高祖紀》的記載也不是空穴來風，孝文帝從平城帶出來三十多萬人，包括中央禁軍和北方六鎮中的精兵「突騎」，其餘七十多萬，則是從各地徵集來的地方部隊。這樣，孝文帝南伐大軍總數達到百餘萬，幾乎是北魏帝國軍隊的全部精華。　　在南伐名義下，孝文帝不動聲色地徵集了大軍，又不動聲色地安排各路將領，統領主要部隊的將領，悄悄地換成了三種人：皇室子弟、親信大臣、漢族才俊。另外，他又安排親弟弟元羽為太尉，負責指揮平城留守部隊。在南伐的名義下，他將帝國的軍隊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這次南伐還有一個蹊蹺之處。一般北方游牧民族向南進攻，都選擇秋後馬肥之時，他們不怕冷，怕熱，怕下雨。而孝文帝選擇八月驅軍南下，結果秋雨連綿，道路泥濘，致使人困馬乏。於是，孝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有人著急上火，磕頭請他不要南伐了，寧願遷都洛陽。看著跪在面前的人群，孝文帝一定臉上綳著，心中偷笑。　　有了如此縝密的安排，孝文帝底氣十足。他派人回平城，向留在那裡的鮮卑貴族宣布此事，「眾聞遷詔, 莫不驚駭」。孝文帝派去的元澄「援引古今, 徐以曉之」,遙望孝文帝的百萬大軍，那些舊貴族「眾乃開伏」，無奈地低下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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