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王安憶

陸梅在上海作家中，王安憶一直是個獨特的存在。她的不斷給人驚喜的寫作，她的寂寞獨行的探索，她對文學時尚、媒體喧囂冷靜斷然的處置方式，都讓她的讀者既欽佩又捉摸不定。欽佩的是她的才氣，她的探索勇氣，她對嚴肅文學的執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氣」，她的拒絕「熱鬧」的姿態，她不輕易接受採訪的冷然……不願重複自己。拒絕時尚和喧囂。對寫作以外的東西不善經營。喜歡精神歷險。敏感、多思、謹慎……總之在很多人眼裡，王安憶無法歸位，王安憶特立獨行。王安憶永遠是未知大於已知。作協主席王安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王安憶當選為第七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記得宣布選舉結果那天，王安憶從座位上站起來，轉過身，向大家深深鞠了個躬。表情是平靜的，內心卻不無波瀾——她說：「我的心情誠惶誠恐。上海是這樣一座城市，魯迅的城市、巴金的城市，那麼多的前輩，我連他們的學生都不敢算，這實在是大家對我的特別厚愛……我不知道今後我將面對如何一個生活局面。我從來都是在一種相對獨立於世事的寫作生活中，現在被推到現實中來了。」這是「王安憶式」的開場白，低調的，詩意的，卻又不乏清醒。她知道，這是大家對她的信任，她「不能辜負大家」。而究竟怎麼做，她坦陳還沒有想好。當然堅持寫作是必須的，因為寫作是她的第一生活——「這是我比較勝任的工作，假如沒有寫作，我這個人大概便沒什麼可值得人們注意的了。」寫作之餘，王安憶也常常略微開放自己的生活，比較多地和大家在一起。她說：「寫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場逐漸將文學變成消費，保持嚴肅的寫作、閱讀和思考，就愈加孤獨。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互相攜手，度過這個轉變的時期。」在這個以市場化為標準的消費社會，文學出現了分野。王安憶說：大眾化的文學已上了市場的軌道，而「小眾」的、嚴肅的文學始終比較沉寂。嚴肅文學相對冷清些，這很正常——令人擔心的倒是文學的市場化、時尚化，使得很多人對文學的標準產生了懷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今年輕人對文學的看法。他們看不清文學真正的趣味、立場和美學追求，對什麼是好作品，什麼是不好的作品，漸漸失去判斷……「這個時候，文學精神很重要，一個城市有沒有文學大不一樣，文學會提高一個城市的格調。」王安憶以為，「真正嚴肅的作家應當有市場之外的、更高的標準。作協的一項重要工作就在這方面：為作家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使得他們不用急火火地撲向市場。」清醒，理性，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難怪朋友們要說，由王安憶擔任上海作協主席，這是眾望所歸——「她是這樣一位不與別人趨同，不追求文學時尚，不隨波逐流的實力派作家，在上海，乃至在全國，都稱得上是優秀的、有影響力的。」小說家王安憶以王安憶的性格，她是寧願隱在作品之後，與喧囂保持一段距離的，而現在，同行們把她推到了前台，那麼原先的寧靜還在嗎王安憶直言：「對文學，我看得很神聖，有了這樣一種對文學的心境，別的什麼都可以解決了。而且我對寫作的環境要求很低，只要有個能寫的地方就可以了。」好多個場合，我看到王安憶拿出練習本，安靜地寫著，那上面密密麻麻布滿「王安憶風格」的小字——「我喜歡用手寫，寫在練習簿上，我不用電腦。我用的都是常用字，上過初中的人就可以讀。一般在家，我就上午寫作，下午看書。如果隔壁有人家在裝修，很吵的話，就會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寫。」寫作，成了王安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她２０多年來走過的創作道路，從《小鮑庄》、「三戀」、《叔叔的故事》、《紀實與虛構》到《長恨歌》、《我愛比爾》、《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風格幾經變化，即使最為敏銳的評論家也很難把她歸為某類或某派。女作家方方有一次心悅誠服地講：「王安憶的作品數量之多，風格之多變，沒有一個女作家能再做到這一點，她一直在改變讀者的口味。」這一點令評論家們「頭疼」——「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王安憶屬於那種很難"追蹤』的作家。她的小說題材山重水複，永遠看不清她的下一個里程。」（梁永安語）「當你剛剛根據她的一部新作用一個理論術語去概括它，並且自以為把握了它的時候，下一部作品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彷彿是一個淘氣的孩子，不斷地在跟你玩捉迷藏。」（王紀人語）對自己寫作風格的多變，王安憶倒看得很自然——「以前一些評論家對我的定位不是那麼准，在我開始寫作時說我是"兒童文學』作家，其實我只是寫了幾篇兒童題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兒童文學作家。然後，評論家又說我是知青題材作家，其實我也極少寫知青題材的作品。我覺得我的作品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逐漸成熟。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逐漸長大逐漸成熟。我並沒有像評論家說的那樣戲劇性的轉變。」越走越獨特，越走越成熟。這應該是對王安憶２０多年來文學創作的一句恰如其分的概括。王安憶的寫作，尤其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更多地具有「精神書寫」的色彩。她筆下的人物儘管都是些「庸常之輩」：王琦瑤、妹頭、富萍、阿三……但是王安憶卻能從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發現「英雄性」——「在我看來，妹頭就很英雄，當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英雄。她很勇敢，肯實踐，很有行動能力……我比較喜歡那樣一種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頭，不妥協。但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終把他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飛蛾撲火一樣。在現實中我沒有這樣做的勇氣，在小說中我就塑造這樣的人物……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勞動、生活、一日三餐，還有許多樂趣，這裡體現出來的堅韌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不能不提王安憶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王安憶的《長恨歌》，描寫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將這座城市寫成一個在歷史研究或個人經驗上很難感受到的一種視野。這樣的大手筆，在目前的世界小說界是非常罕見的，它可說是一部史詩。」在王安憶當選上海作協主席的第三天，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將新設立的「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授予王安憶。評論家李歐梵代表１８位評審致詞。讀《長恨歌》，你不用擔心會沉悶，王安憶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那些層層疊疊雜亂無章的瑣碎生活被她說得淋漓盡致。兩個女人、一個男人，各懷心思，一股暗流在清淡中涌動。男女的曖昧，欲道還休，欲送還留，等待與宿命，掙扎與努力……有讀者看了，不由自主地想起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白流蘇，覺得王安憶的風格和張愛玲的很相像。王安憶不這麼看：「我和她有許多不一樣，事實上我和她世界觀不一樣。張愛玲是非常虛無的人，所以她必須抓住生活當中的細節，老房子、親人、日常生活的觸動。她知道只有抓住這些才不會使自己墜入虛無，才不會孤獨。在生活和虛無中她找到了一個相對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樣，我還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虛無，我也要走過去看一看。」到底，王安憶是在「現實」的步驟上，一步步地往前走。她很清楚她的寫作和追求。「其實生活本身就只有那麼一點內容，每個人看到的都是同一種生活，大家觀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寫出來的作品不一樣，這要看你理性準備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別人不一樣。」因此不寫作的日子裡，王安憶的「生活」是閱讀和思考。她看大量的書，凡能在書訊上找得到的好書都一一買來看。邊看邊記筆記，邊看邊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讀我看》即是她閱讀思考後的收穫。她這樣看讀書——「在持有自己的經驗與結論的同時，善解並誠摯地去觀看別人的人生所得，看到人類無窮多的心靈景觀，這時候，我們應當如同相信自己一樣的去讀書，書會和我們融為一體。我們其實也是在讀著自己。」朋友眼中的王安憶王安憶很少吐露寫作以外的自己。她把自己掩藏得深深的。——莫非敏感的心太過沉重我無法揣測。倒是她的朋友女作家陸星兒寫過一篇《感覺安憶》的文章，從這篇文章里，我認識了另一個安憶。生活中的安憶，寫作之外的安憶。生活中的安憶嫻靜、恬淡、平實；穿著普通的衣服——常常是套頭絨線衫，外加一件靛藍色牛仔襯衣，清爽、幹練，決不拖泥帶水；一如她說話，三言兩語，又快又短，「那就這樣吧」，不容你答應，她已擱下電話；可是在會場，她又有些內斂，有時還害羞，輪到她發言時常常臉紅，紅暈未褪，話已結束。可你無法想像，就是這個發言會臉紅的安憶上起課來卻冷靜理性，侃侃而談。那是她多年前被聘為復旦大學客座教授，給中文系的學生做系列講座。講台上的安憶給學生講授小說的藝術，分析《簡?愛》與《呼嘯山莊》、《九月寓言》與《心靈史》……下課了，安憶像個資深的老教師，從容地收拾講義。她的淋漓盡致的講學能力令特意去聽課的陸星兒一怔一怔的，像是在打量陌生人。生活中的安憶還是一位對朋友周到體貼，對家人關懷備至的細膩女子。朋友生病，她牽掛；朋友的兒子考高中，她也牽掛。前陣子陸星兒生病住院，她和王小鷹、王周生去了一次又一次，給她包餛飩、熬魚片粥，還特意買來最好的魚翅，從浦西趕到浦東送去。陸星兒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勸安憶他們別來了，可安憶說：我們是朋友……對待父母，安憶更是盡心儘力。買房子、搬家，第一條原則就是要離父母家近。然天有不測風雲，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安憶的母親著名作家茹志鵑匆匆離開人世。安憶的朋友們聽到噩耗，都為安憶擔心：這讓她怎麼面對？可安憶在面對朋友時卻很鎮定，「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家裡坐了這麼多朋友，彷彿是湊巧一塊兒來做客的」。那天，安憶把父親接到自己家裡，在書房支了床。她對朋友們說：我現在想的最多的是，如何保護好父親。安憶的細膩、冷靜、理性、豐富……即使在丈夫李章眼中，也覺著驚異。現在的安憶，寫作之餘，還得出席作協的文學活動，去新加坡為學生講課，應龍應台之邀去台北做定期的駐市作家……總之不停歇地忙碌著。她說過，比之寫作的寂寞，獲獎、被別人關注真是太光榮太熱鬧的場面，它一下子抵消了所有的孤寂。當場面結束了，她再回到安靜的生活中。這個時候，外部的喧嘩影響不到她寂靜沉潛的內心。她就像田埂邊勞作的農人，平靜而投入。《中國文化報》2002年8月05日王安憶談自己www.zjol.com.cn　2007年05月06日　浙江在線新聞網站大連專電「你知道這清寂的早晨，是從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過來的？多少年輕的思想通宵達旦地活躍著，在暗夜裡飛行。飛到極遠極廣闊的天地。他們嚮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什麼樣的，而是要知道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不知道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應該是什麼樣的，只知道應該是好，好，好上加好。」這是王安憶對《啟蒙時代》里主人公們對話場景的描述。他們的「知道」和「不知道」困擾了他們這一代人，也困擾了以後的人，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仍然處於啟蒙時代。陳思和說，自己看完這部作品的第一反應是：「她所描述的這一時期的啟蒙從何而來？」啟蒙本是人對自己的認識，而在顛覆了所有的傳統歷史經驗後，我們對啟蒙的認識是否一定要認同西方的概念呢？這是幾乎所有在場的文學批評者們的困惑所在。可是王安憶自己語速極快的一段話把整個研討會的哲理和經院氣給消除了。她說：我原來不想開作品討論會的，我對於開自己的作品討論會總是非常排斥的。因為聽那麼多好話是要折壽的，可聽不好的話我也沒有那麼好的耐心。我仔細想過，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有看評論？因為所有的評論者似乎都想把我們寫作者放進某個話語框架里去，我對此總覺得無奈，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不看。我總覺得所有的文學批評都對我不合適，有些人把我歸類為「傷痕文學」，可是我從來沒有過一篇這方面的作品；又有人把我歸類為「知青文學」，我也並沒有專門的描寫知青生活的作品；又說我是「女性文學」，可我其實對西方現在的「女性主義」是反感的；因為寫了《長恨歌》而又把我歸進了上海懷舊，可我無舊可懷。《長恨歌》是我寫作中失敗的一個東西，卻被暢銷書出版商和流行的商業模式給扭曲了。以我的性格，不喜歡太激烈的東西，如果不是因為有這樣的資源，我可能永遠也不會進入寫作。馬爾克斯的寫作套路也許現在已經使人感到厭煩了，但他對我、張煒、莫言有很大的幫助。他使我看到了一個可能性：居然可以把你的故事放入一個完全虛構的封閉的環境里，而在我們以往的創作經驗中，一般是基於現實事件的。不管在什麼時候，王安憶總是對人再三申明自己只是一個寫作的匠人，她沒有大家說的那麼複雜。她是一個生活非常簡單的人，也不關注大事件，平時除了寫作也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和許多寫作者一樣，面臨的困難就是寫作材料的匱乏。她很羨慕像張煒、莫言、賈平凹他們有一個生活上的根可以憑藉。她說她和自己的材料、經驗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如果不是那個特別時期，可能她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活經驗。她的寫作中有許多安徽插隊時期的故事，可她從農村出來後再也沒有回去過，因為給她留下的印象都是非常惡劣的，可她是一個創作的人，生活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她的身上給結結實實地貼上了「張愛玲傳人」的標籤，在她自己看來真是一個太大的諷刺。其實她對上海沒有什麼太大的喜歡，上海話很難說好，它的入聲很難發好，真正本地的上海人對王安憶這樣的外來者家庭也不認同，王安憶說她母親時時告誡她不要太小市民化。所以她也並不太喜歡上海。來源：浙江在線-錢江晚報　作者：特派記者文敏　編輯：童麗莉繁華都市背後的女性情懷——王安憶採訪手記2010-07-02 11:02:02 　來源：國際在線專稿　編輯：張雪梅說實話王安憶要是再市井一點，就更上海了。但是她的溫和下面有一種堅定的東西讓我感到都市裡繁華背後的生命力。她可以冷靜也可以感性，可以繁複也可以利落，可以直率也可以收斂。王安憶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金色大衣沒有跟在侯穎後面，是自己推門進來的。推開一道門，再邁入另一道門。錄音間其實很小，但這麼說弄得像個四合院了。其實沒有，就是一瞬間的事，王安憶就出現了。我在電腦前面抬頭，還稍微停頓了一下，在想金色大衣裡面的女人是誰，是跟在她後面的侯穎的熟悉的笑，讓我確認嘉賓來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出生在金陵地界的女子讓我不得不想起榮寧二府。她在視覺上給我的感受其實更南京而不是上海。她的容貌和張賢亮一樣，沒有給人太多的印象，但你總能記住他們的人他們的氣質。我還在想是個子比我想像的高？人比我想像的年輕還是說話沒有我想像的矜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把她和上海分開了。」-----------------邱曉雨專訪王安憶前言早上起來屋子像被水汽浸泡了一樣。雲霧低低的貼在我大塊瓷磚的地面上，變成個傳送帶，從陽台向我爬來。可惜才到半路他們就化了。我只好獃呆地看他們臨消失前的最後一點點涌動。我喜歡溫暖潮濕，今天恰巧是。北京沒有我喜歡的潮濕，北京在冬天和夏天之間的春天也越來越單薄，這個城市讓人離不開又喜歡不起來。所以我只能把加濕器注滿了水，讓入夜後的房間漸漸充盈。有時候旋鈕一轉到頭，早晨我就會看見屋子上空凝住的薄霧，直到打開窗子把它們放走或者沖淡。我還可以看見低低的雲彩從陽台向卧室流淌過來，第一次的時候我都不能相信自己還是在北京醒來。而距離我最近的雲彩，此前只有在義大利出現過。不過我更喜歡並不是雲，主要是那種很多人嫌衣服怎麼涼也涼不幹的潮濕。我一直覺得女人生在那種地方天生就更像女人。王安憶生在南京，長在上海，插隊在安徽。幾次移動都沒把她帶到更乾燥的地方，這讓我很羨慕。屬於我的山東北京陝西甘肅新疆這些勾連，都是粗放型的地帶。所以我想，王安憶是個典型的江南女子才對。她們精巧精緻並且精於算計，不過她留給我的印象其實倒不是這樣。1954年到現在，到我採訪她的那個月份，正好王安憶56歲。我想起《閨中》里的那一對母女，書里說歲月好像從她們身上滑過，沒有留下什麼痕迹。我在想每個女人都盼望著歲月可以滑溜一點，不在自己的面容上磨出印兒來，也不把你的身體撐開。但是歲月就是歲月，在大部分人面前都看似軟綿綿的流過，留在它身後的你已經千瘡百孔。王安憶的文字背後的真人是什麼樣子呢？那天是侯穎負責去國際飯店接她。王安憶是兩會代表，是我們趁著這批人云集京城，集中採到的第一撥。她之前緊挨著二月河和阿來。國內部那邊負責出稿件的同志個子很高，大家叫他年哥。年哥拿著相機和一本發黃了的《小城之戀》，書的邊角像女孩可愛的嘴角那樣微微上翹。讓我猜想年哥的年齡和讀王安憶的歷史到底有多久遠。我沒問，因為我就是喜歡那麼捉摸而已。問了，說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的。出於篇幅考慮，一期節目里總是會去掉一部分話語。其實我特別喜歡的一句話，王安憶在採訪中說的，因為前後的照應沒留下來。她說「一旦說出來了可能已經不是真實的自己，有時候真正的交流不一定發生在談話里。」我聽這話的時候有感覺到有絕望湧上心頭。作為一個訪談節目主持人，無論在《環球名人坊》的人物訪談里，還是《新聞盤點》和那些永遠的男嘉賓說國際政治，我都強烈的依賴於對話這種形式。如果他們說出來的都不是自己，如果有什麼東西超越了我們語言才構成高質量的交流，我真地想默默地盯著嘉賓，看他們的一舉一動然後把它們記下來算了。不過在別人眼光注視下的嘉賓也很難是真正的自己吧。這讓我意識到，正是因為外在的禁錮，讓嘉賓有所顧忌，有所顧忌的嘉賓當然不可能說出真實的自己。我只好盡量，盡量讓他們不像官方的發言人。抽絲剝繭差不多就行，誰都有不向人道出的真相。作家們已經是蠻了不起，敢把自己最真實的體會留下成為白紙黑字的證據讓一代代人認妄加估測，所以在訪談中有所言有所不言是人之常情。我這麼說是我覺得王安憶有所言有所不言。但只是我的感覺而已。不過她在有的地方又真是敢說，我剪輯的時候讓好幾個人聽了，才想好要不要留下有些話。如果不考慮工作，她是在生活里我喜歡的那種女性，她跨進錄音間的時候我就隱約這麼覺得了。三月的北京還是需要棉衣的。她的長長的棉大衣有著並不閃亮的金色，但還是遮蓋了她身上其它的色塊。以至於我到現在都記不清王安憶坐下以後，脫掉大衣裡面是件什麼顏色什麼樣式的衣服。金色大衣沒有跟在侯穎後面，是自己推門進來的。推開一道門，再邁入另一道門。錄音間其實很小，但這麼說弄得像個四合院了。其實沒有，就是一瞬間的事，王安憶就出現了。我在電腦前面抬頭，還稍微停頓了一下，在想金色大衣裡面的女人是誰，是跟在她後面的侯穎的熟悉的笑，讓我確認嘉賓來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出生在金陵地界的女子讓我不得不想起榮寧二府。她在視覺上給我的感受其實更南京而不是上海。她的容貌和張賢亮一樣，沒有給人太多的印象，但你總能記住他們的人他們的氣質。我還在想是個子比我想像的高？人比我想像的年輕還是說話沒有我想像的矜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把她和上海分開了。其實我接觸的上海女性不多，一切只基於想像之中的判斷而已。今天是5月1日。昨天晚上焰火在在世博園上空綻放。早在3月我就接任務讓王安憶用兩會代表的角度聊聊世博。通常一定是想讓她讚頌一切的。不過王安憶的話語並沒有那麼甜美，想讓她虛構這些東西不如紀實那麼容易。我感覺到真實的王安憶還是在談話中出現了。「我常常想作家敏銳的就像地震前的動物，對這個社會泛起的一陣塵渣，吹來的一股風都能產生豐富的聯想，他們寫下的東西即便不打算擔什麼道義探索什麼現狀，但還是跳不脫這塊天這塊地，尤其是這個時代。正因為這樣和他們對話才有意義。意義這個詞不知道為什麼我僅僅敢於寫下來，我幾乎不能在公眾面前出聲的言說。我要是說我做這個系列比做以前的節目用心是因為有意義，是因為我覺得人到了一定的年歲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了而不是憑張張嘴就掙來自己的工資而已。想想這話我就覺得臉紅，我不敢說。我在這時候知道文字的好。」----------------------------------邱曉雨專訪王安憶後記天才剛剛暖起來，不知道怎麼就又陰下去了。小小的白毛團像雪片那樣從天上掉下來，隨著風亂跑。春天的風是最亂的，熱氣順著地面爬上來，女孩們脫掉棉衣就迫不及待的露出光腿。這是五一假期的最後一個下午。當然一共也就三個上午和三個下午。我順著每天的路線穿過小區，穿過小馬路走到我們國際台的大門口。我半天半天從包里找不出來我的證件，武警站在安全島一樣高的方塊上，用請求的目光等我請求他放我進去。天變熱了大家休假了他們就顯得更閑，除了滿眼飛舞的柳絮。我經常不帶證讓他們放我進去，他們認識我。但是這會兒我不想，我在暖洋洋的陰天里一句話都不想說。就像好多次在上直播節目或者去採訪嘉賓之前，我什麼都不想說，我只想自己一個人傻乎乎地呆著。可以吃瓜子或者打字，因為寫東西有時候好像不需要經過腦子只是經過手，我發著呆發著呆然後就寫了一堆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我只有回頭去看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我站在春天的風裡找我的證件。或者已經是夏天了吧。誰知道呢，這事在北京沒有準。就像人過了30可以是青年過了50可以是中年，沒有準。我走過台門口的嚴正街，驚訝的發現路邊被刨走了一些樹又種了另一些小禿樹的綠化帶邊上，其實還有別的樹。我一直以為經過從新的綠化之後，台門口的路變的光禿禿。原來地球在一夜之間長了綠毛帶了綠帽，它們還是從兩邊大院的柵欄里伸出頭了。綠的紅的粉的。黃迎春粉桃花不知名的什麼花加上紅杏一起全出牆了，我如果沒有帶證件我要走回家取么？不要。我要抓緊完成上禮拜未盡的事業。我還沒有把王安憶的背景旁白整理完，片花也沒寫出來。我可真磨蹭。我頭疼。想起這些就深深地頭疼。假如我的頭裡還有可以深挖的地方。每到寫旁白的時候，算了我還是習慣稱它為串詞。串詞總是讓我頭疼，因為取捨是很糾結的事情。名人們可說的事太多。片花也讓我頭疼，它涉及你給那個嘉賓的定位。我學了廣告導演這個專業之後沒拍過廣告，但是寫廣告詞的訓練都被用上了。給人物寫片花就像寫廣告語，給人物做訪談尤其是後期編輯就像剪輯電影。我上了電影學院就是為了干這個對吧。王安憶是個作家，但這個系列的每個人都是作家。她是個女作家，女作家倒是比男作家少。我的腦子越來越不夠用了。我想起這一期節目七顛八倒的順序。侯穎把訪談粗剪之後已經分了塊，侯穎去掉了那些咳嗽寒暄接聽電話以及我和嘉賓的車軲轆話，我還要去掉10分鐘左右的東西。這樣篇幅才容得下。從訪談里捨棄東西也是要想一會兒的，人都很貪心想把最好的內容留下來。就算所有的都很好你也還是要摳摳摳。其實去掉了很多我在上半段里問到王安憶的東西，大部分是關於女性的話題。我覺得我挑選的話題並不是那麼對她的胃口，她也明確說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對男性沒有敵視。嘉賓不喜歡回答的很多東西，答出來也是為了和我客氣。王安憶人很好，她更希望我多問關於寫作的問題，可我一直追著女性的話題問來問去，看的出她並不那麼愛說可還是在說。我最終去掉了這一部分的一些東西。我把關於寫作的問題拎到前面來，最前面。我一般不會大塊的移動我的訪談，怕擾亂了前後的語境。我也是怕麻煩，那麼折騰你要來回多聽好幾遍，像寫倒敘和插敘的東西一樣，生怕邏輯對不上。但是王安憶的訪談要求我這麼做。她在談到寫作，尤其談到母親茹志娟的時候明顯更有談性。我心裡暗暗的想著《閨中》，那是王安憶的一個短篇，我總是在想那一對做財會的母女和這一對當作家的母女有沒有相同的地方。不知道為什麼我始終沒有問，我是那麼想知道。可能《作家與世界》的定位已經被我鎖定在作家和世界，或者說和社會的互動，我有點不太好意思糾纏作家的個人故事了和生活細節了。其實節目做得沒什麼社會責任感，問題問的八卦一些並不難，要是問問王安憶這一對知名母女喜歡什麼牌子的鞋什麼樣的男人，而不是說中國是男性社會還是女性社會，沒準可以讓收聽率更高的。但是我想一個作家只見一次，還是說一點他們費過腦子費過心的東西吧。尤其是作家和作家的區別不僅僅在於他們的文筆，還在於他們最有發言權的那個領域。如果讓賈平凹談上海，讓王安憶說帝王，而二月河談病。那一切就都擰了，當然他們都能談。但是他們總有最敏感的區域就像人身上不是哪裡都敏感，因人而異。王安憶談女性，談寫作，談上海，應該是責無旁貸。當然作家都應該談寫作的，不過作為教授寫作的大學教授，王安憶會有這一面的心得。我常常想作家敏銳的就像地震前的動物，對這個社會泛起的一陣塵渣，吹來的一股風都能產生豐富的聯想，他們寫下的東西即便不打算擔什麼道義探索什麼現狀，但還是跳不脫這塊天這塊地，尤其是這個時代。正因為這樣和他們對話才有意義。意義這個詞不知道為什麼我僅僅敢於寫下來，我幾乎不能在公眾面前出聲的言說。我要是說我做這個系列比做以前的節目用心是因為有意義，是因為我覺得人到了一定的年歲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了而不是憑張張嘴就掙來自己的工資而已。想想這話我就覺得臉紅，我不敢說。我在這時候知道文字的好。我還在另一件事情上念它們的好。又是前言里我提到的那樣「一旦說出來了可能已經不是真實的自己，有時候真正的交流不一定發生在談話里。」這是王安憶的原話。我重複了一遍。重複就是強調。所以我想，全部的王安憶肯定不在訪談里。也不在我們把她迎來送往的寒暄里，侯穎接她的時候他們已經聊了一條長安街，回去的時候我們能說的司機師傅會和她再聊一條長安街。這些都不夠你認識王安憶的。她給自己的定義的那個詞「思考」，大部分被輕輕的滲進她的文字里，小小的一點兒在我們寬敞明亮的錄播間中。也許這是我訪談的失敗吧。我只能在做後期剪輯時，從她的書里和話里再一次細細地找她。王安憶的名字里有一個「憶」字。有這個名字的女人生在上海可真是再合適不過，上海和記憶有太多的人瓜葛。當然她生在南京，但血液里流淌的還是上海。節目之前的王安憶讓我想起叫做金陵的古都。訪談過後細想，她給上海的三個辭彙「摩登，保守，粗糲，」中，也隱約透著自己的影子。說實話王安憶要是再市井一點，就更上海了。但是她的溫和下面有一種堅定的東西讓我感到都市裡繁華背後的生命力，她可以在《長恨歌》里一句連綴著一句寫盡了女人骨子裡的柔軟，連陰暗都寫得那麼纏綿。但也可以在《姊妹行》里用乾淨的儘可能不帶修飾的語言描寫兩個女孩在如花歲月里被折下的故事。我看完，再看，總覺得不像女作家的手筆。尤其是王安憶的。她可以冷靜也可以感性，可以繁複也可以利落，可以直率也可以收斂。王安憶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By 譚旭峰在一個文學退潮的時代，王安憶三十年來一直在自己的文學海域里「興風作浪」。1 9 9 3 年王安憶在北京開始了她長篇小說《長恨歌》的創作，這部小說寫了兩年，1995年出版的時候，同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已經在市場經濟的高速輪轉下被甩了出去，脫離了時代關注的焦點。而《長恨歌》的創作和出版，讓王安憶逆著那個「金錢時代」的潮流而上，獲得了文學評論家與普通讀者的雙重關注與讚賞。《長恨歌》完成後，王安憶大病了一場。這部26萬字的小說，是一場極大的體力和腦力的戰役，最終的完成，是《長恨歌》勝利了。而這部作品也更清晰的讓王安憶變成了上海的另一個符號，變成了海派評論者眼裡張愛玲最有力的繼承者。然而與上海的關係，王安憶卻明辨，「我不是上海人，我一歲的時候才來上海，我生在南京，祖籍福建。從這點講，上海灘不是我的故鄉，而且我自己也並不喜歡上海，我只是沒辦法才留下來。對上海的感情，我對這個城市很主觀，但也會隔岸觀火觀察它。對我來講，我和這個城市之間有種緊張感。」這種緊張感是1歲時剛去上海的那個小女孩王安憶就存在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關係，我的性格是比較孤僻的，或者說就是蠻膽怯的，它使我損失了最早的進入集體的機會——就是進幼兒園。」在回憶這段經歷時，王安憶說，每天早上去幼兒園都非常悲慘，後來都變得很陰鬱，已經有點兒心理上的問題了，一到那裡就哭，非常非常不合群。這種陰鬱的性格伴著她走過了少年，青春期，也度過了「文革」和上山下鄉的苦悶歲月。直到1981年，27歲的王安憶結了婚，她開始了三十年的寫作生涯，「生活已經定局，生活和事業都已經找到了歸宿。」回憶起來，王安憶說，在此之前很折騰，人在彷徨和苦悶的時候，往往到情感裡邊找出路去，情感是沒有出路的，這點我很清楚，不會得到真正的滿足。我在想，如果我沒有寫小說，僅僅是結了婚的話，我的婚姻生活也不會幸福的。但是如果光寫小說沒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為寫小說太寂寞了，沒有婚姻是不行的，這點上我覺得我還是好命，很好命，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都完成了，就開始好好地寫東西，好好地生活。現在讀者談王安憶必要談《長恨歌》，這已經使王安憶「百口莫辯」了，她也只能聽著，內心裡知道其實自己不大有上海本土色彩，這反而也讓她對那種所謂的本土色彩敏感，然而王安憶已無真正的故鄉，在時代的顛簸下和外界的標籤里，王安憶已經屬於並代表了上海。在《長恨歌》之後的15年里，王安憶仍然筆耕不斷，女性的韌性，耐力與她自幼性格里的想像力組成了這奇蹟的一部分。王安憶說，「小說其實是描寫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對於日常生活有興趣。男性作家總是寫大歷史、大史詩，對日常生活的關心，我個人很懷疑。我個人喜歡看女性作家寫的小說。」在王安憶寫作的第三十個年頭裡她寫出了《天香》，海派文學裡最著名的評論家王德威高度分析並讚賞了這篇小說，他寫道：「《天香》意圖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歷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質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這兩個層面最終必須納入作者個人的價值體系，成為她紀實與虛構的環節。在她寫作出版跨過三十年門檻的時刻，王安憶向三百年前天香園那些一針一線，埋首綉工的女性們致意。她明白寫作就像刺繡，就是一門手藝，但最精緻的手藝是可以巧奪天工的。從唯物寫唯心，從紀實寫虛構，王安憶一字一句參詳創作的真諦。在這樣的勞作中，《天香》在王安憶的小說譜系有了獨特意義。」對話王安憶問=貝布托譚旭峰答=王安憶(因字數限制，全文請移步：http://www.eeo.com.cn/2011/0725/207071.shtml)王安憶年譜>1954年3月生於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縣，母親作家茹志鵑，父親劇作家王嘯平，自幼受母親影響很深。>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在樂隊拉大提琴，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於《江蘇文藝》發表處女作散文《向前進》。>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1978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平原上》。>1980年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1981年初結婚，丈夫李章，結婚時為徐州某樂團指揮，後調入上海音樂出版社任編輯，曾編輯出版文學傳記《孤獨與超越———鋼琴怪傑古爾德傳》。>1981年，因旺盛的創作欲以及無法忍受坐班時間的禁錮，曠職離開《兒童時代》到徐州寫作，完成《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5-1986年《小鮑庄》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6年應邀訪美。>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8年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0年《長恨歌》獲選9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2004年《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我寫《小鮑庄》

新華網 （ 2003-01-22 13:24:38 ）——復何志雲文／王安憶何志云：好！信收到，非常高興。這多年來，創作時而起，時而伏，朋友們關注的目光卻從沒離開過。有了這些誠摯的注視，即使在作最寂寞的探索，也不感多麼孤獨了。謝謝。我寫《小鮑庄》，似乎是極偶然的一件事，《小鮑庄》最終寫成了這樣，似乎也是沒想到的，而發表之後，面對了這麼些讚譽，便有些惶惑起來。靜下心回想寫作的過程，什麼也想不起來了似的，其實當時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動機和想法，只是寫了就寫了，平凡得很。所以，我忽然發現，「力作」往往是最「不力」之作。真正費了功夫下了勁的，倒往往與「力作」相去甚遠。至少對我是這樣。　　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個村莊，那是與我十五年前插隊的地方極近的，除了口音和農田作物稍有區別。一下子勾起了許多。在我離開插隊的地方以後，就再沒回去過，人也沒回去，信也沒回去。許是插隊時太小了，或是太嬌了，那艱苦，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無路。雖說才只兩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還是在家裡的，可感覺卻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無法象很多人那樣，懷著親切的眷戀去寫插隊生活，把農村寫成伊甸園。但時間究竟在抹淡著強烈的色彩，因而糾正了偏執，也因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說透徹，也明了了許多；還因為畢竟身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爭鬥，有了安全感；或許也還因為去了美國數月，有了絕然不同的生活作為參照。總之，靜靜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許多。腦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個莊子，忽然突現了起來，連那掩在秫秫葉後面的動作都看清了，連那農民口中粗俗的卻象禪機一樣叵測的隱語也聽懂了。回來之後，首先寫的並不是《小鮑庄》，而是《大劉庄》。《大劉庄》的寫成比之《小鮑庄》，其實更花了力氣；想的很多，想要表達的也很多，倒確是苦心經營了一番。之後，又多了一個中篇《歷險黃龍洞》和幾個短篇《話說老秉》等等，一直到了秋末，我才坐定開始寫《小鮑庄》。為什麼到這時才寫，也說不清楚，只是隱隱地有一種感覺：似乎可以寫，有一個什麼東西已經成形了，已經有了。究竟有了的是什麼，卻又不甚明了，開始我叫它作「金崗嘴」，一直到草稿完成，抄上稿紙的時候，我才改叫它為「小鮑庄」。「金崗嘴」和「小鮑庄」，都是與我所插隊的大劉庄鄰近的兩個莊子。就是這樣，好象它自己長成了，我必須寫了，我只需寫了。於是就寫了，寫得不苦，十分順利，一個星期初稿，第二個星期，便完了。我寫了那一個夏天裡聽來的一個洪水過去以後的故事，這故事裡有許多人，每一個人又各有一個故事。一個大的故事牽起了許多小的故事；許多小的故事，又完成著一個大的故事。我想講一個不是我講的故事。就是說，這個故事不是我的眼睛裡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裡看到的，它僅僅是發生了。發生在哪裡，也許誰都看見了，也許誰都沒看見。我很抱歉我說得這麼亂七八糟。總之，好象是從《大劉庄》或許更早開始的，我努力地要擺脫一個東西，一個自己的視點。這樣做下去，會有兩個結果，樂觀的話，那麼最終會獲得一個宏大得多的，而又更為「自我」的觀點；可是，也許，事情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不會有結果，全是徒勞，因為一個人是永遠不可能離開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不通過自己的眼睛，卻又要看到什麼，是那麼的不可能，就好象要拔著自己的頭髮住上飛一樣的不可能。可我無法不這樣做，好象小說寫到了這步田地，只有這樣做下去了。我不知道《小鮑庄》里是不是有點這個意思，但是《小鮑庄》比《大劉庄》好，這點大約是肯定的了。《小鮑庄》寫好之後，有一種奇怪的滿足感，而《大劉庄》寫完了則總有點惶惶的，好象少了點遺漏了點什麼，卻又不知遺漏的是什麼，無處去找。我的感覺還不曾欺騙過我，所以我相信，《小鮑庄》不錯。但我寫到這裡，忽發覺，《小鮑庄》寫作的開始，似乎不應只從秋末那個在書桌前坐定的早晨開始，應該從《大劉庄》算起，或者更早。如是這麼樣算起，那麼《小鮑庄》的寫成便不是那麼輕鬆也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謂「力作」，大約也確是「力作」；而從某一點上來說，創作的延續本就是：一稿，二稿，三稿。　　然而，《小鮑庄》究竟是受過許多的讚譽，我感到了壓迫。上海作協召開的《小鮑庄》討論會上，有人說：《小鮑庄》對你自己，也是一個挑戰！於是便有些說不出話，默默地想著今後，不知道前邊等著的是什麼。不多說了，就這些！安憶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　　　　　　　　　　　　　　　　 （原載《光明日報》1985年8月15日）文壇母女花---茹志鵑和王安憶

新華網 （ 2003-01-22 13:31:31 ）稿件來源：文壇上歷來是不乏兩代人一同投身於文學的例子，而這亦是其中之一。對這對母女花的了解先源於王安憶，第一次得知王安憶之母茹志鵑也是位優秀的作家頗為出乎意料，但轉念一想，這大概對王安憶的文學道路也是有所影響的吧。某作家曾在文章中回憶初次見到母女倆的場景，「王安憶竟當著她媽媽的面，說茹志鵑是一貫站在黨的政策立場上進行創作的，茹志鵑對此並不生氣也不反駁，只是微笑無言，當時我很驚訝於王的潑辣和茹之寬厚，想來母女深情，說不定茹因欣賞王之脫穎而出而深感自豪呢？！」顯然，茹志鵑的穩重謙虛和豁達大度與王安憶的機敏鋒芒和開放洒脫形成鮮明而強烈的對比。茹志鵑，1925年生於上海。童年和少年對茹志鵑來說，沒有歡樂可言。直到參加了新四軍，從小做家庭手工，漂泊流浪，住孤兒院的她才第一次享受到相親相愛、情同骨肉的溫暖情誼。回顧崢嶸歲月，展望新生活，她滿懷激奮，整個社會在她眼裡一片光明。1950年開始，她情不自禁地執筆寫作了。她是一名新中國的歌手，她的作品是一曲曲光明的頌歌。然而，她萬萬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狂飆突起，她的頭上會驟然間被扣上幾頂大帽子，什麼「專寫中間人物」、「反重大題材」、「反火藥味」，她成了「文藝黑線人物」。她後來也寫道，「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帶著一種比較真誠的、天真的、純潔而簡單的眼光來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應該歌頌。……而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我的腦子比較複雜了。社會上的許多事情也複雜了，看問題不那麼簡單化了。」經歷了迷惘、痛苦、思索、激憤、盼望，她終於迎來了十月的金秋，也迎來了自己創作生涯中的第二個春天。相形之下，王安憶所走的道路顯然要比她的母親平坦。初中畢業後，主動要求「插隊落戶鬧革命」去。在條件艱苦的淮北農村，她跟著農民起早摸黑地戰天鬥地，肩上套著繩索拉犁，在滴水成冰的嚴冬揮舞鐵鍬挖河。在「廣闊天地」大幹了3年後，因一技之長而去了地區文工團，拉了6年的小提琴。總是不停地下廠礦、基層、農村演出，住旅館，坐火車、汽車，排練。這些豐富的生活經歷對王安憶來說是筆財富。她後來創作的《尾聲》、《這個鬼團》、《小院瑣記》等小說，就取材於她這段時間的生活。從文學作品上來看，茹志鵑文革前的作品大都以真人真事為背景，具有色彩柔和、情調優美的獨特風格，善於截取日常生活片斷，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刻畫細緻入微，猶如一支支動人的抒情曲。她較多描寫的是成長中的普通人，善於根據人物的性格特點，生活環境和經歷，去挖掘人物思想深處的閃光點，讓讀者看到人物成長的社會、歷史原因。茹志鵑在新時期的小說則取材於沸騰的時代生活。在藝術形式上並不滿足於自己駕馭自如的技巧，不固守已經形成的風格，而是為了表現新內容的需要，勇於開拓新路。評論家黃秋耘曾用「從微笑到沉思」這一形象化的語言，概括了茹志鵑文革前後創作上的變化。她的《兒女情》、《失去舵的小船》，含著一種深邃的哲理含義，我看到的是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價值的充分肯定。90年初茹志鵑擔任了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作品漸漸少了，這是中國作家的特殊規律。竊以為真正有創作潛力的作家最好不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為好。從茹志鵑的創作道路看，不論早期的微笑還是後期的沉思，都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溫存中透出辛辣，熱情里蘊含冷峻。總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想來總是一代勝過一代的。王安憶在她的創作前期，以擅長寫知青題材馳譽文壇，在創作中她與筆下人物合而為一，從中寄予了對生活的追求與嚮往，表現了青年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迷惘、苦惱以及始終沒有失去的希望。王安憶常能從平凡的事物中揭示出發人深思的重大問題，她這段時間的小說感情的表露真切自然，以細緻地鏤刻人物內心世界見長。而訪美歸來後，王安憶的小說，在我看來，無論是在題材，還是在審美趣味、美學風格方面，與她前期的小說相比，都出現了某種超越。她開始試圖從文化這一層面去分析現實生活，從一定的文化價值觀出發，對現實作文化的觀照。拿98年發表的《隱居的時代》來說，我們看到的是插隊知青的文學生活，是一個縣城中學來歷特殊的老師們，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大一統的意志下和荒漠時期，精神需求，對美的敏感，知識和文化，潛藏和隱居到了地理的夾縫和歷史的角落裡，這樣的夾縫和角落不僅使得它們避免流失散盡，保留下相傳承繼的文明火種，而且，它們也多多少少改變了他們棲身的所在——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裡，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鄉的醫療隊和黃醫師，「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村莊的性質。」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敘述者不是強迫敘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敘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敘述回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裡，敘述與敘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說觀念，「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提到王安憶，總不免想到她母親對她的影響，對此，王安憶的回答是，「我不希望把我和媽媽在文學上扯在一起；我就是我，在這一點上，我是獨立的。」的確，我想她是對的。茹志鵑、王安憶，她們的文學在很多方面有著相似，也許是源於某種血脈相承的東西，也許是女性作家的共通。但她們終究是不同的兩個人，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底蘊，讓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但同樣精彩的作品。是的，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文壇之花，清新、柔美的母女花。兩個王安憶

新華網 （ 2003-01-22 13:45:44 ）稿件來源：文／王俊我在午夜兩點的靜謐中讀完了王安憶《我愛比爾》的正文部分。剩下的小半本是一篇叫做《白茅嶺紀事》的東西，我開始以為是為了湊足書的篇幅搭配的另外一篇憶苦思甜性質的小說，心裡想不讀它了，但是睡不著，又起來點亮燈，一頁一頁地把這篇《白茅嶺紀事》讀完，才發現它原來是《我愛比爾》的採訪手記。讓我難以預料的是，看完這篇記錄在白茅嶺女子勞改農場採訪經過的附記，湧上心頭的卻是一陣陣不舒服，完全衝散了一個小時前讀完小說正文時的那種美妙感覺。小說《我愛比爾》中，我讀到的是冷靜、優美、不動聲色的記述，是一種女作家特有的敏感、細緻和由衷的同情心。而到了《白茅嶺紀事》，展現在我閱讀視野中的卻是偏狹、武斷、不由分說的主觀臆斷，和自以為是的道德評價。我這就有些困惑了，怎麼會發生如此大的錯裂呢？《我愛比爾》不足１０萬字的篇幅，從頭至尾都流動著一種樸素、輕靈然而卻非常誘人的氣氛。小說不過是在講述一個畫畫的女孩「阿三」奇麗而婉轉的性愛經歷及其悲劇性結局，「與外國人的性愛」作為一種特殊的情結貫穿了這個女孩飄忽的青春。王安憶的文字是最為吸引人的，那麼淡然、輕盈地敘述著自自然然發生的故事情節，同時用那麼自在、輕微的筆觸揭示了阿三的微妙心理，這種心理又無時無刻不和周圍的環境、周圍的人發生著細緻的互動，而一切互動的發生都沒有逃過王安憶的筆下。小說最抓讀者的地方仍然在描寫愛情（或者準確地說是愛欲）的章節。阿三與比爾、馬丁以及那個比利時人還有名叫艾可的冒失青年，這些愛情描寫中絕對沒有火辣辣的激情段落，有的只是細波細浪的、在平靜中伏動的耐心敘述。王安憶對性愛的描寫是我讀過的最美的性愛描寫之一，她筆下的性愛是輕輕地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來的，沒有高出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的特殊性。在連續失去比爾、馬丁後，阿三浸染在一種「大堂情結」當中，她的肉身夢遊在各個酒店的大堂中。阿三剛開始曾經非常得意於自己的房子，因為裡面有自己的愛情、有真正表達自我的畫，但搬到浦東的新房後，愛情飛走了，畫變質了，那所房子也就灰暗得不能讓阿三忍受。這時候，酒店大堂成為失意的阿三尋找 「比爾式安慰」的最理想去處。阿三一直都認為自己與那些同樣在大堂進行肉體交易的流鶯不同，因為自己是為著一種幻夢和情感來的，她能「很爽快地接過那張紙幣」，自然有她自己的心理基礎，甭管這種心理基礎是虛的還是實的，在阿三頭腦中，它就是實的。王安憶的行文除了淡然的旁觀者態度和口吻的情節敘述之外，更打動人的是她每每會在非常合適的地方加上作者的點滴評論，這種評論又顯得那樣無影無形，它與故事敘述融合在一起，正常的閱讀中不容易覺察。對於這樣多少有些邊緣性質的主人公和發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能夠成功地避免從道德評判的角度來對主人公的行為和心理指手畫腳，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小說里有評論，但這種評論尊重事實，尊重主人公的心理發展邏輯。這體現了對虛擬情節和人物的一種難得的尊重，這真是一種文明的寫作態度。小說里沒有表現出的道德評價，到了《白茅嶺紀事》卻表現得一露無遺。原來阿三這個形象是王安憶綜合了不同勞改女犯的故事概貌和細節產生出來的。在《白茅嶺紀事》的記述中，王安憶對很多女犯的「罪惡」過去、她們現在的虛榮、自欺欺人的心理和同性戀現象等表現出了明顯的厭惡，經常會在採訪時表現出不耐煩和輕蔑。極難得的一次讓王安憶滿意的採訪，卻是因為「後來回想，這次採訪使我們覺得圓滿的原因是，這女孩的故事裡有一些為我們僵化的頭腦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東西，或者說，我們以我們的頭腦攫取了一些我們的經驗能夠理解的東西，比如三角戀愛，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餘部分……」還好，王安憶還能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她承認採訪時之所以只「攫取了一些我們的經驗能夠理解的東西」是因為「僵化的頭腦」，她也意識到了「重要的恰恰是其他部分」。也許正是這種及時的自省，促使王安憶在具體寫作小說的時候修正了自己的情感方向，拋棄了嶺採訪時期的偏狹態度，更公允、更人道主義地看待並分析「阿三」這樣的人物特徵和行為背景，才催生了《我愛比爾》這部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算是優秀的小說吧。《我愛比爾》，王安憶著，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１月版，１２·８０元。（來源：《南方周末》 2000年11月25日）方方：女作家王安憶數第一

新華網 （ 2003-01-22 13:35:12 ）稿件來源：我國著名女作家方方日前做客中國地質大學，與該校的100多名文學愛好者一起，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進行盤點。問：你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現狀有何評價？答：總體來講，現在的中國文壇是一個「無法用語言來評價的年代」。但只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文壇雖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但總體來講還算不錯。我當初上大學的時候，中國文壇上還對能不能寫愛情，能不能寫悲劇這樣在今天看來有些好笑的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論，那麼今天的中國文壇應該是自由多了。問：時下有一些流行的美女作家，包括日本的杜邊淳一在內的極端作家，他們的小說反映了一種很消極的價值取向，您是如何評價他們的作品的？答：首先從文學的角度，我認為她們的作品不是很好，有一些矯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他們完全有權利發表這些部分人不喜歡的作品，真正的評判者是廣大的讀者，他們完全有權喜歡或者不喜歡這樣的作品，其實，只要是有讀者，就應該有他們存在的理由。問：提起方方，就會有人自然和另外一位武漢的作家池莉去做比較，你和池莉同是武漢人，又都是在武大畢業，你能不能將自己和她進行一個比較？答：我認為我和池莉還是有所不同的，這好比兩台電腦，我和她是個人有個人的模式，我的讀者比池莉的讀者要少許多，我的文學觀和她有所不同，我認為她是屬於現實主義的作家，而我則更傾向於理想主義，在寫作的時候總是對現實有一些不滿。池莉的語言技巧運用得很好，並且很注重讀者的感受，對於形而上的東西她的把握可能差一些。另外在她的小說里，風格多少有一些太市民化了點。我認為文學永遠是一種個人的東西，因為有了這種個體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學才得以不斷有優秀的作品出現。但如果讀者就是喜歡這樣的作品，迎合他們也沒有什麼不好。問：請問對網路文學有何評價，也打算以後將作品搬上網嗎？答：目前有幾本這樣的小說確實寫得很好，我也經常上網看一些發表在上面的網路文學作品。我認為網路文學是一種大的趨勢，但目前由於在網上發表作品的大多是一些非專業的作家，內容也較為單一，多是一些快餐式的作品，加之寫作匆忙，作品的質量相差懸殊，好作品的比率很低。目前我還沒有考慮要把作品搬上網，另外，我還要靠出版社的版稅養家，在網上不給稿費呀。問：對於當今中國文壇上的幾位著名女作家，您是如何評價的？答：有兩位很出色的女作家當數王安憶和鐵凝。大家可能是因為知道王的作品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才知道她很優秀，其實王安憶很早就很好，並且一直都很好。在中國當代文壇，單打獨鬥王安憶可能稍遜一籌，思想上不及韓少功的深度，語言上沒有餘華和莫言的個性化，但就綜合實力，我認為中國當今的女作家中王安憶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數量之多，風格之多變，沒有一個女作家能再做到這一點，她一直在改變讀者的口味。相比之下，我認為鐵凝屬於那種很聰明、很有才氣的女作家，由於身兼中國作協副主席、河北省作協主席，所以她的創作量要比王安憶少很多，在風格上也沒有王的多變，但我認為鐵凝是最純粹的一個作家。問：中國離諾貝爾文學獎還有多遠？答：我認為是沒有什麼距離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傳統和評價標準。問：有人說，當今美女作家們的文章在流行，這是一種悲哀，您怎樣認為？答：我認為文學只是文學，應該只是一種娛樂而已，別人不能總是希望它擔當拯救社會的大任，更不能希望通過閱讀別人的文學作品去提升自己認識社會的能力。她們的作品流行，我認為並不是作家自己的錯誤，而是選擇者的錯誤。問：你對余秋雨有何評價？答：最近人們對他的評價多半是因為他寫的東西和別人的期望產生了一些落差，但余秋雨能有這樣的名氣，說明他在前期確實寫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當然他的環球之旅有很多人有一些看法，我認為這也沒有什麼不好，有這樣的機會，你會選擇不去嗎？（來源：中青在線）與女作家王安憶面對面

新華網 （ 2003-12-08 08:57:38 ）稿件來源： 中華讀書報文／周江鴻不久前，我出席了一次地方上組織的文化公益活動，組織者邀請滬上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為境內老中青三代文學愛好者作講座。大約有四五十人到場聽講課作筆記，還向女作家提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問題。當然，請作家簽名留念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近二小時的交流活動氣氛不錯，反響熱烈，大家與名作家面對面，近距離親密接觸和交流，也算是一種機緣吧。

在我眼裡，王安憶不大像上海人。至少某些上海人那種「聰明、精明但不高明」的特徵在她身上蕩然無存。相反，知識分子謹慎處世，冷靜觀察人與事，獨立思考等品行卻時有表露。我想一個長期從事寫作的人不可能一眼被人看穿。就如王安憶的文學作品一樣，許多人沒有讀懂。我忽然在想，無論哪個時代，上海都應該走在中國乃至亞洲和世界的前端，這不是一句狂熱的吹捧，上海的人文文化、上海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她的領先。上海，這個城市最大的優點是包容，多國文化的時尚性在這裡交錯、伸展。外灘的萬國建築群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這個大都市裡生活寫作了二十多年，王安憶沒有被上海所同化，若是換成別人早就繳械投降了，而作家卻是個特例。王安憶把生活在上海作為一種幸運。她曾說：「如我這樣一個將寫作當作個人生活方式與感情方式的人，在這裡能夠得到寬容的允許和鼓勵。我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來自意識形態的批評指責，這才得以保持自我的寫作心境。」王安憶平靜地說，她來武康的目的主要是來看看母親當年就讀的母校：德清二中的遺址，在那裡母親完成了初中學業，拿到了畢業證書。另外，順便見識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各種生活積累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必需的。這就有趣了。王安憶一身打扮大方而隨意，白色純棉T恤襯托其不俗的精神氣質。她的臉頰略顯削瘦，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信而敏銳是她的另一面。談到上海，她沒有給出大而無當的恭維言語，簡潔又意味深長地吐出兩個字：物質。我覺得這種形容符合作家視角，客觀而精妙。以前，我在《大家》雜誌上看到作家王安憶與畫家陳丹青的文化對話：拿起鐮刀，看見麥田。其中有些內容頗為精彩，比如對當今時代的評價：好像東西太多，很複雜，也很膚淺，聲音太多。王安憶說，現代人的思想還不如我們那個時候自由，空間大，因為什麼都被取消了。現在這個世界充滿了聲音，自己都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我覺得一個人太沒有限制是一個問題。我們最可怕的是什麼限制都沒有，人們的精神附加就沒有辦法實現。王安憶沉浸在美妙的回憶中，述說著她的人生經歷、遊歷與寫作經驗，時間過得飛快。談到自己的小說，王安憶如數家珍，像《小鮑庄》、《長恨歌》、《上種紅菱下種藕》等，談小說人物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寫作背景，妙趣橫生。她對上海的觀察和描述細緻得讓人驚詫，層層疊疊雜亂無章的東西被她說得淋漓盡致，這讓人聯想到另一個上海女作家張愛玲的小說。王安憶說，張愛玲的小說非常講究細節描寫，而自己的小說就是精心為人物搭一個生活大舞台。王安憶說：「文學精神很重要，一個城市有沒有文學大不一樣。文學會提高一個城市的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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