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藏史話 | 程仲霖：潘祖蔭的彝器與金石鑒藏

《中國美術報》第47期 藝術財富

潘祖蔭（1830—1890）字東鏞，號伯寅，室名滂喜齋、功順堂、攀古樓等。潘氏出自蘇州「彭宋潘韓」四大名門望族之一的「貴潘」，祖父潘世恩為乾隆癸丑科狀元，乃四朝元老，官至軍機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寵。父親潘曾綬官至內閣侍讀，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潘祖蔭早年步入翰林，自同治朝始漸成朝中重臣，素有搜羅金石文字之好，《清史稿》載：「祖蔭嗜學，通經史，好收藏，儲金石甚富。」所藏大盂鼎、大克鼎乃國之重器，現分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

潘祖蔭像，取自《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

《潘祖蔭日記》之《秦輶日記》彝器鑒藏

1.傳古之志與經濟實力

自乾嘉始，金石學家普遍重漢學、識文字、通訓詁、精校勘、善考證。潘祖蔭自幼受教，尤留心金石文字，曾得到一代文宗阮元的點撥，並獲贈金石拓片。後來，潘祖蔭得教於陳慶鏞，始為鐘鼎文字之學，通籍後所交友朋多好金石者，並開始搜集彝器。

《攀古樓彝器款識》書影之一

《攀古樓彝器款識》書影之二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潘祖蔭將其第一批50件藏器結集出版，名曰《攀古樓彝器款識》。潘氏發現，從秦始皇盡天下之銅以為兵器，至北宋靖康遷移，歷代朝廷隨時搜括、沉薶、毀棄、盜失、鑄改，已所剩無幾，因此在該書自序中提出「七厄」說，認為古器留存不易，搜求之難，必須加以保護。書中潘氏還曾說道，鑒賞青銅器，切忌片面的把玩，或以募古為名、不加仔細鑒別的購藏，更不能胡亂翻譯銘文，斷定器物年代。這些妄言、妄行是鑒藏家不能有的。

《攀古樓彝器款識》書影之三

《攀古樓彝器款識》書影之四

彝器收藏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否則識見再高也愛莫能得。同光時期彝器舊物收藏風氣依然濃厚，各地收藏市場價格都很高。潘氏收藏所費從何而來呢？咸豐八年（1858）潘祖蔭二十九歲時任國子監祭酒，為從四品，後陸續升至二品，根據《歷代職官表》卷五、《光緒會典事例》卷十九所載，四品以上年俸105至180兩，加數量不等的大米。據張仲禮的研究，官員獲得的俸祿，實際上是收入中最小的一部分，他們還獲得用以養廉的額外津貼，是俸祿的好幾倍，之外還有公費津貼，由中央政府支付。雖然目前尚不清楚潘祖蔭任職期間的具體收入情況，但隨著官職的不斷升遷，其收入一直較高是可以肯定的。

據吳大澂所言，潘祖蔭大量收藏彝器始於同治十一年，並請吳氏為之摹圖付梓，可見其收藏之始並不為居奇，而是要傳古，且收藏力度非常之大。當時，潘祖蔭的金石同好中，王懿榮、吳大澂等無不因嗜古而家境窘困，而陳介祺因其父陳官俊為朝廷高官，家財殷富，在京時能將毛公鼎收至囊中。潘氏為收藏彝器耗盡資財，同治十三年（1874）為債務逼迫，曾致陳介祺書云：「姪近來無一錢，只好俟後命。」雖入不敷出，但潘氏對所好之器幾乎傾其所有，甚至不惜負債典質，這也是其富藏的重要原因。當然，特殊情況下也有例外，如同治十三年，左宗棠為報恩將所購大盂鼎贈送潘祖蔭，成為彝器收藏史上的一件大事。

陳介祺致潘祖蔭書札 鄭逸梅藏

大盂鼎 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禮村 現藏國家博物館

大盂鼎 內部銘文拓本

大盂鼎拓本

2.群體合力與時代風尚

《攀古樓彝器款識》是潘氏收藏彝器的最初成果，計有：鍾五件，鼎七件，彝四件，卣十二件，爵六件，壺三件，甗兩件，敦六件，簠、盉、鬲、盤、斧各一件。可見潘氏收藏之富。當時作偽早已盛行，吳大澂曾說：「三代彝器，只取其器真、字真，皆可寶貴。」潘祖蔭收到如數之器，非一日之功。

據潘氏自序，當時與其密切往來商討金石者，有周孟伯、張之洞、王懿榮、吳大澂、胡石查等，潘氏收藏彝器與這些金石友朋的相互影響與幫助有極大關係。周孟伯乃王懿榮業師，曾為潘祖蔭釋數十器金文，收入《攀古樓彝器款識》，潘氏對其非常敬重。潘祖蔭在京的很多事務多由吳大澂和王懿榮代辦，顧廷龍編纂的《吳愙齋先生年譜》中有大量吳大澂為潘祖蔭搜訪金石的記載。後顧氏編《吳縣潘氏攀古樓吳氏愙齋兩家藏器目》時，也記錄了潘祖蔭與吳大澂的交往。吳氏也曾說過，潘祖蔭收藏彝器受其搜羅吉金拓本的影響。同治十二年（1873）吳大澂、張之洞、胡石查先後離京赴任，潘祖蔭手頭諸事，如函札傳遞、彝器購買、拓片遞藏等皆由王懿榮等代勞。王氏不但有金石之好，亦有相當鑒古水平，吳大澂甚至認為王氏「為吾輩中第一法眼」。潘氏富藏實有王懿榮很大功勞。

對彝器古物的鑒賞能力並不是以社會身份、官職地位決定的。同治年間，潘祖蔭曾一度向洪洞人董文燦打探消息，董氏在金石鑒賞方面可謂慧眼獨具。

據其《芸龕日記》載，潘、董識於同治七年（1868），初識即「論金石久之」，後至同治十二年正月二日，潘氏函詢「尋氏齊鍾消息」。鮑康則為其提供的消息說道，山西汾河河岸出土青銅器不少，其中便有齊鍾一尊，重百餘斤，銘文頗多，但銅銹厚重不便查看。自己通過各種關係，最終得到了此鍾，其必然價值連城。當年四月，經董氏牽線，潘祖蔭費1200兩將齊鍾從尋氏手中購入。光緒元年（1875）正月，董氏日記中載潘祖蔭自稱「眼力不甚高」，董氏以為「信如所云」，可見董文燦亦比較自負。但從潘祖蔭頻頻致書，把所藏所收拓本寄與董文燦來看，潘氏意在要他幫助鑒定，這樣也促進了潘祖蔭的收藏。當然，潘祖蔭得到彝器拓片都會及時與朋友交流，從不秘藏，這與他人不同。如陳介祺對其所藏毛公鼎即從不示人，惟幾位同好知情，且潘氏求拓亦要付資。

彝器數量總歸有限，且為歷代官府所藏，只有新出土者或可流落民間，數量也不會太多。每出土一件，皆被珍若拱璧。石刻碑拓不同，由於清朝民族統一、疆域廣大，隨著碑拓訪求之風日盛，搜尋範圍不斷擴大，窮鄉僻壤之處經常發現碑刻，大有無窮無盡之勢，收集數量遠遠超過彝器。

同光時期，雖然國家內外動蕩，但鴻學碩儒、達官顯宦收藏碑拓甚至親自訪碑拓碑的風氣依然盛行。潘祖蔭於石刻碑拓亦大力搜訪，尤好「古」尚「奇」。

1.實地訪拓與好古尚奇

宋代收集碑版石刻文字是以唐五代為下限的，清代突破這個限制，時間跨度從秦漢到宋、遼、金、元甚至明代。晚清同光時期，依然採取廣搜博取的辦法，尤其對邊疆地區的石刻碑版搜羅更細，研究更深。葉昌熾《語石》「求碑宜因地一則」，指在訪碑必須實地考察。實地訪拓為當時之風尚，文人墨客多以搜訪碑石為樂。潘祖蔭雖處京師深宮，但還是利用一切機會訪碑拓碑。

潘祖蔭久處京師，沒有在地方長期任職的經歷，所以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訪求碑刻，有時會到京畿之地親自椎拓。潘祖蔭訪碑之舉最早見於《潘祖蔭年譜》，道光二十九年（1849）南歸回京途中，過鄒縣謁亞聖廟，觀《萊子侯刻石》。咸豐八年六月，潘祖蔭與翁同龢赴陝甘督考，藉機作了一次痛快的訪碑之旅，途中多聞當地人文，尋訪了沿途古碑古刻。潘祖蔭時年約28歲，此次遊歷是對多年所學所思的檢驗，亦見其對金石文字研究的了解。

《萊子侯刻石》拓本，此石現存鄒縣孟廟啟聖殿前，國家圖書館藏拓本

《語石》卷二「直隸四則」載潘祖蔭親赴定興縣拓碑之事：「標義鄉石柱頌，在定興縣。余得一通，共十一紙。未見原石，當是累級四面環刻，書法險勁方嚴，一字不損，捫之若新發於硎。土人相傳，碑有神護，拓之不祥。光緒初元，潘文勤師檄下定興縣拓之，始顯於世。」光緒三年（1877）三月，李鴻章主持纂修《順天府志》，府志金石一門，由繆荃孫接辦。繆氏修志期間，潘祖蔭曾組織繆荃孫、葉昌熾、王頌蔚、梁於渭糾資往拓順天、易州、宣州、定州、真定碑刻。

潘祖蔭對於「奇」刻亦有獨特愛好。《紅崖古刻》為當時最稀有珍貴的石刻之一，趙之謙《補環宇訪碑錄》曾記錄了這樣一事，其發現了一尊諸葛誓苗碑，文字難解，最後依靠潘祖蔭所藏原拓本及黔中棗木本、陽湖呂氏縮刻本詳校，最終才對其中內容有所領悟，可見潘祖蔭收藏之奇，對古刻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趙之謙致潘祖蔭書札

2.廣泛搜訪與交流的群體基礎

據葉昌熾《語石》記載，蔡京之弟蔡卞藏有新知洪州軍州事熊公神道碑，惟潘祖蔭的滂喜齋有此藏本。因為歷史原因，蔡京、蔡卞兄弟因品行而不齒於人，其碑刻更難得一見。潘祖蔭未受此限制，不僅收藏其碑刻，而且還通過臨帖學習書法，所以潘氏收藏碑石講求與人不同，多來自自己購買、拓印以及他人饋贈。

《滂喜齋叢書》第四函《日本金石年表》內頁及潘祖蔭序

其一，地方官吏及文人墨客贈送與交流。上文提到潘祖蔭收藏彝器全由俸祿所出，拓本不比彝器貴重，對身居高位的顯宦來講，相對容易獲得。《語石》卷二道出一個事實，全國各地的寶物，常常因為各種原因匯聚於京城，珍貴的碑帖拓本也不例外。的確，北京以其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獨特地位，匯聚了大量官吏、文人墨客。這些人員入都時，照例要向有關官員或友朋贈送禮品，對好之者來講，碑帖、書畫、古玩等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地方的碑拓，在金石之風盛行的晚清，是比較打眼的禮品之一。因此，在地方不能得見的稀有之拓或新出之品，在京城廠肆時或出現便不足為奇了。潘祖蔭在南書房近40年，從地方官吏、文士得到拓本應該不太困難。

其二，金石同好代為訪拓。潘祖蔭十分注重書籍中有關碑石的信息，然而親自搜羅訪拓往往受限，便請在外任職的官吏或友朋幫其搜訪碑刻。光緒三年吳雲得張從申書延陵季子廟碑，特寄與潘氏鑒賞。張之洞值四川學政間，廣搜碑石並多次寄呈潘祖蔭鑒定。。

其三，利用各種機會購買。罕見的碑刻拓本常為人居奇秘藏。對於此類孤本以及名貴碑拓，潘祖蔭便不惜重金購買。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後序載，咸豐年間，梁永陽昭王及王妃墓誌在市場露面，因為價格太過昂貴，最終流入了潘家，這兩通墓誌是罕見的孤本。光緒十年（1884），潘祖蔭丁憂蘇州期間，請葉昌熾將其合裝一冊。奉諱間潘氏以千金購得漢碑孤本《夏承碑》，此本曾藏義海樓顧氏，葉氏對此稱讚不已。一般而言，收藏重點在於拓片，而非原石。因拓片較利於收藏以及研究。潘祖蔭則不然，曾就隋石一事多次致書吳重憙，後如願買到。從收藏文化的角度而言，這種收藏態度的轉變賦予了碑石以新的意義。

3.收藏視角向異域石刻延伸

葉昌熾曰：「異域碑文，自日本朝鮮同洲之國，以至歐非兩洲，皆自其國中來。」隨著晚清金石學逐漸興起之際，這些外國石刻的摹本、拓本、原石複製品甚至原石，經過各種渠道陸續傳入中國。潘祖蔭很早便把視角轉向域外，以高居之便，不斷延伸收藏視野，獲得大量世界各地的大量石刻拓本。

隨著清政府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派駐世界各地的使節不斷增加，受當時金石學風氣的影響，他們大多對國外的金石比較關注。潘祖蔭身居高位，又頗嗜金石，出使之士便不斷為其提供相關信息，並傳遞金石資料。

晚清名臣張蔭桓曾於光緒十一年（1885）至光緒十五年任出使美國、西班牙（時稱日斯巴尼亞）、秘魯三國公使，《張蔭桓日記》記述了大量海外見聞，其中亦有訪求金石的記載。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張蔭桓回國復命。從信函中可知，張氏搜尋各國文字資料，包括埃及、希臘、波斯、墨西哥、土耳其、西班牙等國文字。美國博物院有埃及、希臘石碑，文皆不可識，張蔭桓與之掌院建立關係，因不能椎拓，美方答應為其複製一塊埃及石碑和兩塊希臘文石碑，負責裝匣郵寄。潘祖蔭托張蔭桓代覓埃及石幢拓本，因甚不易得，張氏遂就縮制石幢拓奉一紙與潘氏。關於埃及石幢，最先見於郭嵩燾出使英國的日記《使西紀程》，此類消息很快傳回國內，潘祖蔭當較早得知，後來潘氏不斷委託出使人士搜尋埃及石幢即由此始。

潘祖蔭得到這些域外石刻資料，往往會與同好一起觀賞。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載，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五日，潘祖蔭招飲，並觀《埃及古碑》《紅崖古刻》《唐吐蕃會盟碑》及日本、高麗各刻，同坐者有王懿榮、李文田、黃再同等多位金石好友。

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葉昌熾、潘祖蔭等人在法國巴黎見一埃及石刻，照相留影，其文字古奧。光緒十五年五月廿七日，葉氏在潘祖蔭處見其新得埃及殘石拓本。此石為美國人斐爾士所藏，乃古時石槨殘石，文字奇古，據判斷其年代應比古希臘時期還早4000餘年。斐爾士起初拒絕了潘氏拓印的請求，後了解中國碑版流傳皆依氊蠟之功，始允拓約十餘通。這些交流活動，是晚清文人以傳統文化眼光審視異域文字的生動記錄，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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