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傳》馬東玉(2008)
梁漱溟傳
梁漱溟(1893-1988)(新儒學八大家)
馬東玉
東方出版社2008
這是一本梁漱溟的傳記。梁漱溟一生不斷追求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什麼，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對人生問題的追求，他出入佛家、儒家，出版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人... [查看全部]
目錄
序……004
第一章 特立獨行的少年
一、獨特、淵遠的家世……007
二、一個瘠弱的孩子……008
三、開明、寬鬆的早期教育……010
四、初入社會……013
五、激進於社會主義……015
六、兩度輕生……016
第二章 潛心成佛
一、歸心佛法……018
二、執教北大……019
第三章 開新儒家之先河
一、出佛入儒……022
二、重釋東西方文化……024
三、攻擊與辯解……027
第四章 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一、周遊講學……029
二、再度從政……030
三、著手教育問題……031
四、退隱京城……033
第五章 開鄉治立國之新路
一、欲替中國開一條新路……036
二、對各地鄉治工作的考察……037
三、參與鄉治工作……038
四、較為成功的實驗……040
第六章 投身抗戰
一、論持久戰……043
二、投身抗日……044
三、孔夫子與馬克思的對話……046
四、為國事奔走……049
五、改善兵役運動……050
第七章 致力於民主
一、深入敵後……054
二、黨派之爭與統一建國同志會……056
三、勞而無功……059
四、組建中國民主同盟……062
五、蕭牆禍起……063
第八章 退隱桂林
一、劫後餘生……067
二、再度歸隱……072
三、再婚……074
第九章 內戰與和平
一、重返政壇……077
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079
三、去意彷徨……081
四、談判桌前的努力……083
五、有第三顆子彈嗎……090
六、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096
七、最後的努力……100
第十章 只發言，不行動
一、憲政不適合中國……107
二、只發言，不行動……109
三、暢所欲言……112
第十一章 獲得新生
一、由沉默到支持……116
二、思想轉變……120
三、看主席有無雅量……125
四、閉門思過……132
第二十章 橫眉冷對千夫指
一、眾矢之的……135
二、思想是燒不掉的……137
三、匹夫不可奪志……140
第十三章 第二個春天……144
序
亞細亞，是一句古閃米特語，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在這片古老、遼闊的黃色大地上，流淌著一條黃色的大河。黃河偏偏又孕育了一個黃膚色的民族。這是一種多麼神秘的自然聯繫。從此，文明的曙光從亞細亞升起，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
在黃河的川流不息中，五千年過去了。而這黃皮膚的民族又締造了多麼輝煌的成就啊！堯舜禹湯、先秦諸子、雄漢盛唐乃至四大發明，燦爛的東方文明一精如斯！
然而曾幾何時，在西方蔚藍色文明的堅船利炮下，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一個曾令馬可·波羅驚歎不已的東方大國，一個讓
失去了昔日的榮光後，我們分明聽到一個古老民族的心在痛苦、在呻呤：難道真的要全盤西化嗎？東方的太陽真的隕落了嗎？
「不，」一個堅決的聲音高聲喊道，「不會是這樣。」在比較研究中國、古印度和西方文明後，他力排眾議、獨樹一幟，重釋東方文化，替孔儒學說辯個明白，並最終斷言：「世界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
文化界震驚！國人震驚！世界震驚！
人們稱他為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第一人，現代新儒家的開山，但他卻自稱是一個佛教徒。的確，古印度佛教給他以悲天憫人的釋家情懷，中國孔儒學說則給與他以天下為已任的儒者風範。因此，他不甘心作一個書齋中的學者，而是要為理想的實現周遊講學，奔走呼號。
於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他參加京津同盟會，為推翻封建帝制而投身戰鬥；於是，五四時期，他力排眾議，力撐現代新儒家的大旗；於是，在抗戰期間，他顧大局，識大體，斡旋於國共兩黨之間，維持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於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他不顧個人榮辱得失，敢於犯顏直諫。
「久經風霜情自珍，枯木又逢春。」在東西方文明劇烈撞擊、融合的今天，他的名字再次被提起，他的學說又重新得到重視，他的著述陸續付梓，而關於他的研究，評論和傳記也漸漸多起來。
他辭世至今已有８年，但他７０多年前的視角仍一直支配著後人的思考。他使得東方文明有了包容域外文明的胸懷，他使得中華民族又重新恢復了豁達與自信，尤其是他那至大至剛、光明坦蕩的性格，已不再複見於後輩學者。
他，就是中國最後一代大儒，現代聖人——梁漱溟。
第一章 特立獨行的少年
一、獨特、淵遠的家世
１８９３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前一年，九九重陽節那天，北京淅瀝下著小雨。人們的心情並沒有隨著重陽這一傳統佳節的到來而有所改善，反而像這天氣一般由於內憂外患的困擾而更添幾分沉悶。但位於安福衚衕的梁府上下卻是一片歡騰，隨著一聲響亮的啼哭，一個小生命又降臨到世間。梁濟雖然已為人父，但仍為第二個兒子的降生而欣喜若狂，並親自為兒子取名為煥鼎，字壽銘，名取其發達而又為人正直之意，字則表達了平安長壽的祝福。卻不想，這兩個祝願日後雙雙應驗，而且這哭聲響亮的孩子，將成長為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驚世的奇才，他便是梁漱溟。
梁府在京城雖不是名門望族，卻也是家世淵遠。
據史書記載，梁氏先祖原姓「也先帖木耳」，是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齊之子。元亡之時，宗室重臣都逃回漠北，但也先帖木耳一系卻滯留在河南汝陽。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後裔紛紛改為漢姓。也先帖木耳五世成公因為所居之地汝陽屬戰國時期大樑，取「孟子見梁惠王」的典故而改姓為梁。梁氏後定居廣西桂林。
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進士出身，祖父梁承光做京官時移居於北京，父親梁濟做過四品京堂。因此，梁氏融合了蒙漢兩民族不同的血，在血緣上富於一種中間性。
同時，梁家原籍廣西桂林，但從梁漱溟的曾祖離開桂林後就定居北京，梁漱溟的外祖父張家為雲南大理人，但從外祖父離開後也沒有回去過。梁家這種南、北方相互結合的情況，使南北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在這個家庭中相互補充和交融，又呈現出文化的中間性。
像這樣一個多方面交融的家庭背景，生活於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又恰逢這樣一個變動劇烈的時期，對於造就梁漱溟獨特的文化人格和輝煌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一個瘠弱的孩子
梁漱溟自幼瘠弱多病，氣息微弱，往往是還未到天寒，手腳就已冰涼。５、６歲時，又常患頭暈目眩症，每次犯病只感覺天旋地轉、坐立不穩，必須躺下症狀才減輕一些。於是家人擔心他日後不會長命，都十分憐惜他。
７、８歲後，梁漱溟的身體有些好轉，便開始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但總是不如別的孩子那麼活潑健康。有一次，他見別人盤杠子，覺得十分有趣，就大著膽子試一試，但一不小心摔了下來，躺了幾天不斷服藥才得以康復。從此，梁漱溟就再不敢輕易嘗試體育運動。中學時，梁漱溟看見同學們打球踢球十分羨慕，雖然躍躍欲試，但始終不敢上場，只有等大家都不玩之後，才敢一個人上場試一試。
由於梁漱溟幼時虛弱而又不好動，平時又喜歡思考，沉默寡言，神情和氣質都不像一個少年，所以兒時的同學都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小老哥」，嘲笑他的少年老成。
幼時的梁漱溟不但瘠弱，而且還有些呆笨。據他自己回憶，他在６歲時，還不會穿褲子。那時的褲子上有一帶條，要從背後繫到前面並打一個結扣。而梁漱溟卻總也學不會，只好讓妹妹幫忙。有一天，梁漱溟和妹妹拌了嘴，妹妹一氣之下，就沒有幫他穿褲子，結果他只好躺在床上。母親覺得奇怪，問他為什麼遲遲不起，梁漱溟十二分委屈地向母親告狀：「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引得全家都大笑起來。
梁漱溟雖然小時候身體不好，成人之後卻很少生病。３０歲以後就越發健康。感冒、心臟病、胃病、腳氣等常見病都沒有生過。而且精力充沛，為一般學者所不及，這或許與他清心寡欲、注重修養有關。
三、開明，寬鬆的早期教育梁家幾代都是舉人、進士出身，祖母、母親也都讀過不少書，能詩文，因此也算是「書香門弟」「世宦之家」。但頗為奇怪的是，梁自幼接受的卻是新式教育，這與其父梁濟的為人和開明的思想密切相關。
梁濟並沒有過人的才思，但天性忠厚，用心細密，十分精明能幹，他最過人之處，就在於他意趣超俗，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
梁濟對梁漱溟十分疼愛，教育方式也開明而寬鬆，從不輕易打罵孩子，尤其不用體罰。這可以通過一個小故事反映出來。在梁漱溟９歲時，他積蓄的一小串錢忽然不見了，便到處尋問，並懷疑別人，吵鬧不休。
第二天，梁濟在前庭的樹枝上發現了這串錢，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遺忘的。但他並沒有聲張，只寫了一張紙條，寫道：一小兒於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桂於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知其糊塗云云。並將紙條交給梁漱溟，梁漱溟看後馬上省悟，自知不對，反而更加慚愧。
１８９８年，６歲的梁漱溟開始發蒙讀書。梁濟請了一位
燒掉，休學回家。
１９０１年，９歲的梁漱溟休學兩年後轉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讀書。第二年又轉入蒙養學堂讀到１１歲。１２、１３歲時梁漱溟回到家中，由梁濟聯合幾家親戚的兒童，請一位
１９０６年，梁漱溟考入了順天中學。儘管只有１４歲，但他的性格行徑卻已十分古怪。他有一種誇大狂的心態，總想做偉人，由他一個人來承擔國家大事。梁漱溟在班上年齡最小，但學習並不落後。他很少看中國舊書，國文講義照例不看，國文課照例不聽，但作文成績卻時常被取為第一名。他尤其喜歡作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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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落俗套，有
在順天中學，他還遇到了一位人生導師— — 郭曉峰。郭曉峰僅比梁漱溟大兩歲，性情也十分古怪。容貌姣好如同女子，見了他的人都驚歎於他的美麗。郭天份極高，思想超脫，學問淵博，在交往中對梁思想啟發很大。梁對他十分崇拜，尊稱他為郭師，一有空就去請教，並專門準備了一個筆記本記錄郭的談話，名為《郭師語錄》。一些同學都譏笑他們，稱他們為「郭聖人，梁賢人」。
１９１１年冬，梁漱溟完成了五年半的中學學業，步入社會。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前後經過了兩個私塾、四個小
學和一個中學，但是都斷斷續續無法循序漸進。他主要是靠自學成的才。
由於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社會關係，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報紙雜誌，如《啟蒙畫報》、《京話日報》都是他小學時代很好的課外讀物。尤其是前者，使他受益很大，差不多天天讀、期期看，從中不但得到了許多知識，而且啟發了思想。到中學時期，他則經常
閱讀《國風報》、《民主報》、《北京日報》、《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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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等大量報刊雜誌，收集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整三年６大本和《新小說》全年１本，反復閱讀，受益良多。因此，少年梁漱溟談起時局來滔滔不絕，頭頭是道，而不像一名中學生。
梁漱溟善於學習又長於思考，有兩個問題時常困撓著他，一個是人生問題，另一個是社會問題。對於
前一個問題的探索使他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宗教和
東方儒學之間，成為一名著名學者；而對後一個問題的探索，使他中學時就參加了中國革命，投身於社會運動之中。據梁漱溟自己回憶，他在１４歲左右，就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價值標準，並且日趨完善成熟。
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獨特的早期教育。
四、初入社會
對於人生問題的苦悶，使梁漱溟時常沉溺於深思之中，但內憂外患的現實卻使他對於社會問題更加關注，因此，中學還未畢業，他便進入社會，投身於革命之中。
初入社會，他和立憲派和革命派都有接觸，但起初，他更傾向於立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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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梁漱溟回憶，梁啟超是他兒時最崇拜的人物之一。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特別是其所著的《新
民說》、《德育鑒》以及立憲派與革命派論爭的文章
對梁漱溟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梁啟超在《新民說》中一面提出了新的人生觀，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而這恰恰符合梁漱溟精神的需要和思想傾向。同時，梁啟超等維新派在報刊上大量介紹西方近代思想，也使梁漱溟得以領略近代西方思想。而梁啟超關於周秦諸子以及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穎，筆調健勁，十分感人，不論在思想上還是生活上都給少年梁漱溟很大的助益。
梁漱溟不僅欽佩梁啟超的學識，而且堅信康、梁
等維新派的君主立憲的處方是醫治中國問題的靈丹妙
藥。基於此，當時的梁漱溟僅僅熱心社會改造，以英
然而腐敗的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立憲派不但無法阻止這一趨勢反而在革命派的進攻上捉襟見肘，難以自圓其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立憲派紛紛轉向革命派，梁漱溟也不自覺地轉變著。特別是他遇到了十分激進而又善於交際的革命派甄元熙，使他漸漸感到立憲無望，而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１９１１年，梁漱溟經甄元熙介紹加入了京津同盟會，並剪去了清朝順民標誌的長辮子。從此，梁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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溟進入了革命黨人秘密而令人興奮的世界。這裡充滿了暗殺、秘密會議、軍火走私和製造炸藥，作為一名年僅１８歲的中學生，他成了自己生活的主宰。他一次到北京近郊的昌平進行了秘密的革命活動。此後，又多次去天津總部領取槍支彈藥。他受支部委託，在東單二條開衛家煤店，作為革命黨人在北京的活動據點。梁漱溟十分喜歡這類活動。他後來回憶道：「我們的工作一面好像很兇，玩手槍炸藥的把戲，同時也兒戲得很，並不知道其中的輕重關係。」
１９１１年，梁涑溟中學畢業，同時辛亥革命也爆發，梁漱溟便加入《民國報》，主要擔任外勤記者。
當時，梁漱溟在北京新聞界相當活躍，上至總統府、國務院，下至學校團體、街頭巷尾，無處不去，目睹了風雲詭譎的政情。１９１４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民國報》也就成了國民黨的機關報， 國民黨總部派議員湯漪負責。梁漱溟在堅持工作一段後，就和朋友一道退出了《民國報》。
五、激進於社會主義
在《民國報》工作時，梁漱溟一日在家中閑極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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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就整理舊書，不曾想在舊書堆中找到了一本日本人大幸德秋水所寫的《社會主義之神髓》。這本書是光緒三十一年版，已經十分陳舊，但基本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梁漱溟對於書的內容並不十分感興趣，但其中的一些反對私有財產的話，卻深深打動了他的心。從此，他便開始思考這一問題，最終把他引到反對私有財產的道路上。
梁漱溟當時對社會主義瞭解得並不深刻，但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社會上一切痛苦和罪惡根源，強烈地反對，因此對社會主義也十分熱心。１９１２年冬天，他將自己思考的心得寫成《社會主義粹言》，並油印了幾十本，分送給親友。但那時梁漱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很狹獈，只是從人生理想方面考慮，即認為人類生活需要社會主義的某些合理成份。但在中國問題上，卻不相信社會主義能救中國。
六、兩度輕生
辛亥革命的勝利曾給梁漱溟以成功的希望，但革命只是從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政局並未因此而好轉起來，國家卻又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團境中，連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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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民不聊生。這不由使梁漱溟十分失望，而通過兩年多的社會經歷，使他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有了更深的瞭解，覺得不過如此。有些「偉大人物」的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之事，以前在家庭、學校都不曾見過，不由對社會心生厭倦。
在致力宣傳社會主義之後，使他更深瞭解了百姓的疾苦，對於社會上的爾虞我詐、腐朽淫糜更是深惡痛絕，甚至產生了悲觀厭世情緒，曾兩次想自殺，幸好都被朋友救起。
第一次輕生發生在南京下關，梁漱溟和一位朋友住在江邊第一樓。當時的下關非常繁華，他的房錢是一天一元五角，飯還在外，這種奢華的生活使他很不情願，甚至有罪惡感。並且舉目都是些難堪的景象，而且笙歌盈耳，無法入睡。梁漱溟只覺得異常煩悶卻說不出來，衝動之下便決定自殺，幸虧朋友發現得早，方避免了一場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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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潛心成佛
一、歸心佛法
現實的黑暗使得梁漱溟對社會問題厭倦了，轉而熱心於人生問題。並且他在自殺得救之後頓悟，覺得多年的思索終於豁然開朗。從此，他在人生觀上發生了重大轉折，由一位熱心的革命青年轉變成虔誠的佛教徒。
梁漱溟在少年時期受父親梁濟的影響，傾向於以實用作為是非標準。但有一天，他看到家裏的女傭整天洗衣做飯，十分辛苦，便問她覺得生活怎麼樣，女傭卻回答習慣了。而他反顧自己雖然深受家人寵愛，學業又較順利，內心卻十分苦悶。從此，他開始轉入了苦與樂的研究。經過反復思索，他認為人生的苦樂不在於外部環境，而在於內心，在於人的主觀世界，由於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這山望作那山高，從而人生唯是苦。
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１４歲時，就開始閱讀佛經，並且暗生出家之念。１７歲時，他母親久病不起，自知不久於人世。而梁漱溟的長兄雖然結婚１０年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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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沒有孩子，因此希望梁漱溟能早日完婚生子，為梁家續一脈香火。但當時梁漱溟已潛心佛法不願結婚。
梁濟雖然和妻子想法一樣，但尊重兒子的選擇，不願強迫他。於是在梁濟的默認下，梁漱溟拒絕了父母為他訂婚。並從２０歲開始，研究佛經，遵從佛家戒條，開始吃素，已經顯露有出世為僧的想法。
離開《民國報》後，梁漱溟經常去疏璃廠文明書
局、有正書局翻閱購買南京金陵刻經處出版的佛經以
及上海狄葆賢主編的《佛學從刊》。久而久之，對於晦澀難懂的佛經有了較深的理解。
除了學佛之外，梁漱溟又潛心醫道。他不喜歡靠募化為生的僧侶生活，希望靠醫術而換取衣食，同時又能拯救芸芸眾生。於是他購買了大量中醫古籍和西醫書籍，刻苦鑽研，都有相當的造詣。他還希望能溝通、融合中西醫學，大有大徹大悟、濟世救人的釋家風範。
二、執教北大
在對人生問題連續幾年的探索之後，梁漱溟將自己的心得寫成了《究元決疑論》一篇長文，並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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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年的《東方雜誌》上連續刊載。文章中，梁漱溟融貫東西方哲學，但主要根據印度佛教的觀點探討了世界本源和苦樂問題。文章的發表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為他在學術界帶來了廣泛的聲譽。
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採取「相容並收」的方針，網路各種人才。於是，在教育總長范源廉的介紹下，梁漱溟帶著《究元決疑論》慕名去見蔡元培。蔡對他的學識十分欣賞，並希望他能到北大教書。對此，年僅２４歲並且並無高學歷的梁漱溟自然十分願意。但當時，梁漱溟正擔任司法總長張耀曾的機要秘書，只好與蔡元培商定暫緩到北大，課程由梁漱溟推薦許季上暫
不久，府院之爭爆發，北洋政府改組，梁漱溟也因家事而辭職南下。在途中，梁漱溟親眼目睹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感慨之餘寫下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小冊子。到北京後，自費印了幾千冊，四處分發，呼籲各方成立國民息兵會，無條件停止內戰、重建和平。當然，這一呼籲在當時是毫無結果的。
梁漱溟回到北京時，正趕上許季上生病。於是在蔡元培的一再催促下，梁漱溟於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正式到北大任教。就這樣，僅僅中學畢業的梁漱溟卻在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生涯。
梁漱溟在北大主講印度哲學。他來時就曾公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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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到北大的第二年，就根本更改了許季上的講義，編著《印度哲學講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梁漱溟講課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未發之言、決人未決之疑，因而深受學生歡迎。
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此時的學生。他所
講的《印度哲學概論》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馬
敘倫的《老莊哲學》被譽為北大哲學系的「三架車」
而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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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開新儒家之先河
一、出佛入儒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時。特別是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爆發，西方近代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舉國上下全力討伐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愈來愈高。而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的衛道士們也搖旗吶喊，奮起反擊，新舊文化鬥爭得異常激烈，北大正處於鬥爭的中心。
梁漱溟對於新思潮並不反感，但這樣的環境對他繼續宣講古印度哲學形成了很大壓力，特別是對於傳統文化全盤否定或完全繼承的態度都無法令他信服。
於是，他開始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體系，並試圖尋找到中國乃至世界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月刊》上刊登啟事，徵求研究中國文化的合作者，結果無人回應。但他並不氣餒，１１月起，梁不辭辛苦，每星期開講「孔子哲學之研究」，大力宣揚孔子的儒家思想。這正應了他初到北大時的聲明，除替釋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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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又要替孔子說個明白。
很明顯，梁漱溟此時已由先前的佛教出世思想而改為儒家的入世人生觀了。這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
據他自己回憶，促使他轉變的根本原因卻是情感的需求。
那是在１９２０年春，梁漱溟應少年中國學會邀請就宗教問題發表演講。回到家後，他準備補寫演講詞。這對他來說本來是件極其簡單的事。但不知為什麼，他下筆時總覺得文思枯澀、頭腦紊亂，沒寫幾行，就塗改滿篇，實在寫不下去。他只好擱下筆，隨手拿起一本《明儒學案》翻閱，想平靜一下心情。當他翻到《東方語錄》看到「百慮交錮，氣血靡寧」八個字時，不由心中猛地一驚，感覺這句話說的正是現在的自己，頓時頭皮冒汗，默然自省，當時就放棄了出家的念頭，下定了出佛入儒的決心。這種改變最根本的標誌就是他決定結婚。然而，對於他來說，追求婚姻的幸福是一種道德的需求。他曾寫信給朋友說，自己結婚是出於美德的愛好，而不是男女間性的吸引。當梁作出這一決定後，他的朋友伍伯庸就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小姨子，一個年輕的滿族寡婦，名叫黃靖賢。
黃並不聰明、漂亮。而且不會做家務，但梁漱溟還是於１９２１年冬天和她結了婚，從此，他就由虔誠的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改變為儒者的生活方式，但卻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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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清心寡欲，不食葷腥。
二、重釋東西方文化
自中西方通交以來，西方文明就以各種途徑傳入中國，特別是到了清末，帝國主義以其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得國人不再妄自尊大，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國子民的架子，開始關注西方文明。
中國近現代化過程就某種意義而言就是西化的過
程。中國向西方文明的學習大致歷經了「器物層面」
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一系列過程。當時，人們已認識到中國問題的解決，必須由文化入手，如果只停留在枝枝節節的斬伐，則於事無補。
在當時的中國，對文化問題大致存在三種意見。
以陳獨秀、胡適為首的革新派主張根本拋棄傳統文化、
根本改造民族精神，走全盤西化的道路。這一意見由於過於激進而無法獲得國人的全力支持，必然引起另一種反對意見。一些頑固的守舊派如辜鴻銘則極端地反對文化的任何變革，他們認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當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時，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化了，西方文化決不比東方文化優越。故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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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族不應拋棄傳統，相反，應完善和發展她。
第三種意見則是調和說。梁啟超周遊歐洲，看到了西方科學發展偏執而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應，聽到了不少西方人對科學的反感和對東方文明的羨慕，從而認為東西方文化應該相互融合、取長補短，未來的世界將是二者互相結合產生新文明的世界。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對此意見持贊成態度，並於「五四」前後親赴中國大力宣揚，吸引了不少贊成者。
三方面意見的支持者都認為自己所說的就是真理，各執一端，爭執不下，莫衷一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原來無心捲入的梁漱溟再也忍不住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決心將自己的見解貢獻給國人，於是不自覺地參加了這場東西文化的大論戰。
在他看來，以辜鴻銘、林琴南為代表的舊派實在不是陳獨秀等新派人物的對手。「 舊派只是新派的一種反動，他並沒有宣導舊化……他們自己思想內容異常空乏，並不曾認識了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
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尋找可資利用的材料和思想方
法，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的途徑顯示傳統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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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處，使儒學復興。但他又不同意梁啟超的折衷方案，
認為他沒有說出東西方文化為什麼調和和怎樣調和而
斷定其結果為調和必然是錯誤的。梁漱溟主張在舊傳統的基礎上進行自我的更新才是中國文化的前途。這樣，他就開闢了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
１９２０年秋，梁漱溟在北大發表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闡述自己的思想。第二年，他又應王鴻一的邀請到濟南山東教育廳講解同一題目。
１９２２年，他的學生羅常培、陸政根根據這兩次講
學的記錄和梁在《少年中國》雜誌上發表的《宗教問
題》一文整理成書，以《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這部巨著的出版標誌著他的新儒家思想業已形成，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而持久地影響，褒貶不一。稱讚他的人認為這是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開山之作，而詆毀他的人則認為梁是封建主義的衛道士，滿紙都是保守腐朽的思想。一時間梁漱溟成為當時學術界最有爭議的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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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擊與辯解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 使得梁漱溟「暴得大名」，也給他帶來了廣泛的爭議。從評論的情況看，許多人對梁的思想並不真正理解而妄加評論，有的評論則乾脆和梁著是兩碼事。對於此，梁漱溟雖然氣憤但一概泰然處之，不願辯解。原因主要就是這些批評往往不著邊際，不能引起他辯駁的興趣。
然而１９２３年，胡適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
《讀
後，梁漱溟忍不住寫了封信給胡適，除表示感謝外又指責胡適文中言語刻薄，攻擊性太強。胡適收信後立即回信解釋，說自己行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
不料過了半年，胡適在所作文章中又舊事重提，再加上陳獨秀也撰文公開奚落梁漱溟，這不由激怒了十分自尊、十分認真的梁漱溟，迫使他不得不起而反擊，著文辯駁。
僅從感情上說，胡適、陳獨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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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認為他同胡適、陳獨秀都是難得的好朋友，儘管見解不同但也差不多，應該算盟友，他把自己歸為新文化運動的右翼。對於胡適的批評， 梁漱溟並不心服， 以為胡適並沒有真正弄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論及的問題。因此不客氣地請胡適用心看一看原書。他對胡適的反擊並沒有多少新話，只是以嘲弄的語言指責胡適信口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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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一、周遊講學
梁漱溟自以為解決了人生問題後，不願再做一名書齋中的學者，為了宣講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他東奔西走，四處講學，儼然如先儒孔子，周遊各地而傳道、授業、解惑。
１９２２年１月，梁漱溟應邀來到山西，作了一系列演講，大到宇宙人生、民族命運，小到個人生活經驗，無所不包，大力宣揚自己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一方面想教化人民，改造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找到支持者。
從山西返回之後，他又前往山東、河南各地宣揚自己的思想。他認為：中國首先要看清國際的大環境和國內的小環境，明白中國目前所處的地位。中國之所以淪落到目前這種地步，根本原因在於文化。東西方文化走的根本不是一條道路，中國的問題在於文化的早熟和近幾十年對西方的簡單模仿，結果是丟了傳統而新的文化體系又無從建立。中國如想獲得根本性的改變，則必須從傳統文化著手，但對西方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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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必須加以借鑒。這樣既能造就完善的人格，又能發現避免西方現代化後的社會弊病，從而奠定我們的國家。
二、再度從政
周遊講學並沒有達到梁漱溟預期的效果。他雖然大力宣揚，但應者寥寥，使他不免有曲高和寡的失落感。這不由喚起了他對政治問題的關注。於是，在討論文化、人生問題之餘，他再度熱衷於政治。
他繼承了歷代先儒的觀點，認為作為知識份子，應該各司其職，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不能在政治清明之時一擁而上，刺激政治過於急速地發展，也不能因形勢突變而對政治敬而遠之，過和不及都是中國知識份子應極力避免的毛病。
針對當時軍閥割據、內戰不斷的政治局面，梁漱溟認為除了國民不爭這一最大過錯外，主要在於軍人幹預政治，他認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軍人必須遠離政治，政治家也不能憑藉武力和軍隊去維持法律和秩序，更不能以軍隊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１９２２年直奉戰爭爆發。看到民不聊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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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痛心不已，便和李大釗，蔡元培等人發起裁兵運動，並由蔣方震草擬了《裁兵計畫》呼籲全面停止內戰、廢督裁兵、化兵為工、重建和平。
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１日，胡適、梁漱溟等十多人又共同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 提出組建一個好政府，為社會謀福利。
梁漱溟等人的政治主張雖然不無道理，卻不足以感動手握兵權的軍閥。這種溫和的改良主義想在不觸動軍閥政權的基礎上建立「好政府」、正當機關，憲政政府，無疑是以虎謀皮，無法產生實際有益的效果。
三、著手教育問題
梁漱溟自己也明白他的政治主張不會有什麼結果，便又重新回到了文化問題上。因改造文化必須由教育入手，於是１９２２年秋，他在上海《中華新報》宣佈，今後將致力於教育問題。
梁漱溟對於教育問題的思考由來已久，在過去的文章和演講中多次提到，只是缺乏系統的表述。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偏於意向，講的多是君子之道，而西方則注重知識的傳授。因此中國必須吸收西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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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長處。但知識只是教人以方法，授人以工具，對生活起一種輔助作用，做人卻是教育的根本。反觀當時國內的教育現狀，他認為教育改革走得太過，只是刻意模仿西方，忽略了心理和生理各方面協調。他主
張教育應著眼於一個人的全面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
之路。為此，作為教育者，必須和受教育者結成親密的朋友關係而去影響、指導受教育者。
基於這一教育思想，梁漱溟在１９２１年赴山東演講時就提議在曲阜創辦一所新式大學，並著手於籌備工作。在他的努力和朋友的幫助下，籌備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先後募集了公私捐款數萬元，並在曲阜東南二裏選定了校址。
但這些對於辦一所大學無異於杯水車薪，梁漱溟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經費，一是師資，同時，生源和辦學經驗也困擾著他。無奈之下，梁決定先辦一所中學和一個學會，然後再實現創辦大學的目標。
經過與政府的協商和朋友的多方努力，梁漱溟選定山東第六中學即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現在辦曹州中學的同仁將作為日後辦曲阜大學的同志，而曹州高中自然成為未來曲阜大學的預科。
１９２４年夏，曹州高中正式成立，第一屆招收兩個班共８０人。梁漱溟根據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並不規定收費標準，學生家長有錢的多出，沒錢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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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希望由此替教育界開出一條新路。
在開辦曹州中學的同時，梁漱溟還在曹州開設了重華書院，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將來創辦曲阜大學作準備。
四、退隱京城
１９２５年春，梁漱溟帶著懊惱和沮喪回到北京清華園，謝絕了一切外務後，靜心整理父親梁濟的遺稿。
對於這次山東辦學的詳情，梁漱溟再也沒有提起過，不過懊惱之情卻形於言表，可見一定十分的不順利。他宣稱三年之內不再接受任何邀請或聘任，而要潛心鑽研學問，等有所長進之後，才出來做事。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梁漱溟完成了自己長期的夙願：將父親梁濟的遺稿編為《
１９２６年春，梁漱溟和幾個最信任的弟子來到北京西郊的大有莊，租了間民房講學，主要是講解自己一直思考的《人心與人生》問題。這段時間的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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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使得他的新儒學更加成熟和完善。
但由於坐吃山空，梁漱溟往日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為瞭解決生活問題，梁只好放棄了暫時歸隱的初衷。１９２７年，他應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會的邀請，就《人心與人生》問題作了一系列長篇演講，闡述了自己歸隱後思考的心得。於是在隱居兩年之後，梁漱溟又回到社會。
梁漱溟此次退隱京城，是他一生中最苦悶的時期，這種苦悶除了個人的不幸與困難外，更多則是因為他看不清中國的出路而茫然若失，找不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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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開鄉治立國之新路
一、欲替中國開一條新路
正當梁漱溟陷於苦悶而找不到出路之際，南方一種新興的民族自救運動開始了，這就是１９２４年的國民黨改組和國共第一次合作。這時，李大釗從廣東歸來，欣喜地向梁談了國共合作的意義和國民革命的局勢，給梁以一線希望的曙光。１９２５年，革命形勢更為樂觀，廣東局面漸趨統一。梁漱溟的許多朋友都投身革命之中，同時紛紛勸說梁也離開書齋，到社會上感覺那清新、活潑的時代氣息。
但梁漱溟卻拒絕了，因為他還沒有在思想上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甘心就這樣盲目地投身社會。但如火如荼的廣東國民革命運動也感染了他，使他無法再關上房門，高談哲學與人生。於是，１９２６年初，他派弟子王平叔、黃艮庸、徐名鴻等前往廣東實地考察。
不久，王、黃等人返回將一路所見所聞所感向梁作書面報告。梁漱溟只覺得幾年來因擾於心的雲翳一掃而光，從此對一向懷疑但不能斷然否定的「西洋把戲」
徹底放棄，對中國傳統的立國之道更加堅信。經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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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考察論證，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中國的出路，那便是鄉治立國。
對於鄉治問題，梁漱溟早有所思考。早在１９２３年春，他在曹州中學講演時，就已經提出「農村立國」的說法，只是沒有系統論述，同時對於此觀點又不敢斷然肯定，一直在苦苦思索。直到１９２７年，梁漱溟才消除疑慮，並準備就此幹出一番事業。
１９２７年５月，梁漱溟偕王平叔、黃艮庸南下，首先在上海會見了陳樞銘，暢談了自己的主張之後，便應李濟深之邀到了廣州。
李濟深此時在廣東兼任總參謀長與總司令之職，屬於實力派，和梁也是老朋友，他基本接受梁的主張，同意在廣東試辦鄉治。梁於是決心留在廣東，並代表李濟深擔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不時參與李的其他政治事務。
在廣東不到兩年的時間，是梁漱溟鄉治建設理論發展的重要時期。１９２８年，他曾在廣東試辦了一期鄉治講習所，分十次連續講演鄉治問題，影響較大。
但至於鄉治的具體事務，卻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梁漱溟感到時機不夠成熟，於是主動要求先到各地考察鄉治工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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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各地鄉治工作的考察
梁漱溟鄉治理論的提出，除了與他思想發展一脈相承外，不能說不是他準確把握了時代的脈搏，確實找到了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以農村為突破口解決中國問題，是當時社會各界的共識，但各派的主張和具體措施都不同。１９２９年２月，梁漱溟帶著馮炳奎、周用、馬毓健、倫國平等一行人離開廣東北上，參觀考察沿途各地鄉治工作的實況。首先抵達南京曉莊師範。
曉莊鄉村師範學校是陶行知於１９２７年３月創
辦的。他奉行儒家教育思想，教與學、知與行合一，和梁漱溟不謀而合。因此兩人初次見面就很相投，相談甚歡。在參觀之後，梁漱溟對陶的事業十分欽佩，提出向他借兵調將。陶行知欣然同意，當時就介紹潘一塵、張宗麟、楊效春給梁漱溟認識。這幾人後來都成為梁漱溟在山東鄉建學院的得力助手。
隨後，梁漱溟又考察了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江
蘇崑山安亭鄉徐公橋試驗基地、晏陽初主辦的河北定
縣翟城村試驗區和山西省的鄉村建設情況，並和閻錫山會唔，暢談了自己的鄉治理論和對山西村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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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１９２９年初，梁漱溟結束了對各地鄉村運動的考察，回到北京。一路的所見所聞使他的鄉治理論更加成熟，他認為各地所進行的鄉村建設都大小不同地存在種種問題。主要是只注一時一地而缺乏長遠的考慮和全局觀念，中國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解決問題必須由全局入手，統籌安排，協調並進。因此，圍繞中國之一問題的觀點，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鄉治建設理論。梁漱溟希望能將自己近年來的心得寫成《中國民族之前途》， 從政治、經濟和傳統文化幾個層面分析中華民族的前途，指出鄉治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並提出自己鄉治的理論和具體措施。
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當時並沒有完成，只是以單篇的形式單獨發表了一些觀點。
三、參與鄉治工作
３０年代中期的河南由於連年內戰而民不聊生，有志之士紛紛發起「鄉村自衛」、「鄉村自救」運動。
１９２９年７月，省政府決議，責成彭禹庭籌辦河南村治學院。經王鴻一介紹，彭找到了梁漱溟請他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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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正想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於是很高興地答應下來，從此真正參與到具體鄉治工作中。
１９３０年１月，河南村治學院在輝縣百泉正式成立。從師資方面看，該學院除了梁漱溟外，還有研究合作的孫廉泉，研究農業的馮梯霞，可以說彙集了當時全國村治派的名流。他們通力合作，精心研究鄉治建設的理論和具體運作方式，使得村治學院聲名大盛，河南，山東，山西各省的求學者絡繹不絕。１９３０年５月，馮玉祥在王鴻一的陪同下，專程來學院參觀，並發表演講稱讚他們的工作。
梁漱溟在學院擔任教務總長，學院的一切章程、方針和辦學方向都由他提出、制定。他還同時擔任了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的講授工作。
正當河南村治學院順利發展的時候，中原大戰爆發，河南成為蔣介石、馮玉祥的主戰區，學院開辦僅一年就被迫結束了。但學院卻為鄉村建設運動培育了力量，傳播了種子，遍佈各地的學生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因此，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佔有一定地位。
在任職河南村治學院的同時， 梁漱溟還接受了《村治月刊》的聘任，擔任主編。１９３０年６月１日起正式負責出版了新編第１期第１號，並且決定從此改為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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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與王鴻一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存在一定分
歧，他不認為鄉治是自上而下的建設事業，而認為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運動，因此不同意王鴻一的依靠現政權和地方軍閥的觀點，但在實踐過程中，他卻又不得不依靠像韓複渠這樣的地方實力派。
基於以上認識，梁漱溟在接辦《村治月刊》後，修改了部分辦刊方針，主要針對青年尤其是左傾青年說話，發表了一系列從文化哲學、社會分析等角度的研討鄉村建設的文章，逐步建立、完善並宣揚自己的鄉治理論，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四、較為成功的實驗
１９３０年，韓複榘調任山東，河南村治學院難以為繼。在韓複榘的支持下，學院遷往山東並改名為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５日，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縣正式成立。院長為梁仲華，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
研究院設有研究部、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鄒平實驗縣、農場、社會調查部、醫院衛生院和圖書館等。
研究部的設立是為了普遍地宣導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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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術界開風氣並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是為了訓練鄉村工作人員，並且下設服務人員指導處，安排導師到各縣巡迴指導工作，解決實際問題。社會調查部負責實地調查工作，並編寫各地鄉治狀況的書籍。
農場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優良品種並大力推廣，從而提高農村技術與生產力水準。從１９３１年８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他們把波支豬與本地豬交配，得到優良豬仔，每頭比本地豬多長肉５０斤，而雜交得到的優良雞年產蛋１７０枚，數量超過本地雞一倍。
此外，農場還研究乳牛、乳羊的飼養法和蜜蜂的養殖，收集、培育優良棉花、小麥、大豆品種，加以推廣。
為鄉村建設做了實際有效的工作。
１９３１年，鄒平實驗縣在研究院指導下進行改革，廢除了原有的７區１５７鄉鎮，按人口、自然環境、風俗習慣等，劃分為１４鄉３６６村，設立鄉學和村學，作為行政機關和教育部門。在鄉學、村學之外，鄒平還推行短期義務教育，利用在學的優等生來教育失學兒童。
鄉學的主要事業是進行鄉村自衛訓練，維持地方安寧與秩序，對民眾進行組織紀律教育，灌輸民族意識。
在經濟方面，鄉學、村學主要是指導農民進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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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作事業。從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６年，鄒平成立
了棉花運輸、蠶業產銷、林業生產、信用莊倉、購買、
機織等６種合作社，共計３０７所，社員８８２８戶，股金１２４２２元。１９３３年８月，鄒平縣成立了金融流通處和農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的資金問題，促進了農村金融流通和商業活動的發展。
１９３３年７月，研究院開辦了民院，次年１１月又成立了衛生院，普遍開展預防保健工作，提高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
可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梁漱溟等鄉治派的積極努力下，切實而有效地開展鄉村建設工作，為鄉村的發展乃至中國問題的解決開了一條新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有益的借鑒，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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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投身抗戰
一、論持久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民族危矣，舉國上下都人心惶惶，有志之士則致力於抗日戰爭的宣傳準備工作。對於抗戰問題，國內明顯存在三種傾向。一派是激進的左翼人士，主張速戰速決論，希望中日馬上全面開戰。一派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政府穩健派，他們雖然外交上態度強硬，但實際不願擴大戰爭，對於抗戰結果持悲觀的態度。還有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認為抗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但必定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
梁漱溟對於戰爭的分析與毛澤東不謀而合。他認為，悲觀主義和速勝論都是應避免的有害情緒，中國只能憑藉廣闊的疆土和廣大的人民，靠曠日持久的戰爭來拖垮日本帝國主義並最終戰勝它。為此，梁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就提出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必須發動民眾，充分運用蘊藏在民眾中的無限兵力和巨大力量；二是不能有速戰速決的僥倖心理，而必須樹立持久戰的觀念，爭取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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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這兩項原則，梁漱溟提出從兩個方面加以準備；首先要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即必須能得到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其次，必須增強國民的抗敵情緒和能力，大力宣揚民族精神和加強對民眾的組織訓練。
在梁漱溟看來，中日雙方由於各自國內的問題和國際形勢，不會在近期內開戰。因此，他作了一系列冷靜而長遠的設計，主張抗戰應該有條不紊、按部就班地進行。
但形勢的發展並不如梁漱溟所料，在國難當頭的非常時期，當務之急應是組織青年共赴國難、保家衛國。梁的主張雖然有一定道理，從長遠看更有合理之處，但也過於保守，只能激起愛國青年的反感，落了個阻止青年抗戰的駡名。
二、投身抗日
形勢的急轉直下證明瞭梁漱溟對開戰時間的估計
是錯誤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從此，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結果雖然是梁漱溟始料不及，但他立即做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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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選擇，放棄了先前從鄉村建設入手逐步解決中國問題從而達到戰爭勝利的主張，著力於思考如何迅速動員民眾積極投身抗戰。
８月初，梁漱溟前往上海與蔣方震會唔，就抗戰的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由於形勢危急，他僅在上海停留３天就於１１日返回山東。
８月１３日，松滬會戰爆發，日軍已打到了上海。
國民政府邀請各黨派在野的知名人士組成國防參議會，作為戰時最高諮詢機關， 梁漱溟也在內。梁漱溟接到電報時剛下火車， 他顧不得休息， 當時就乘原車取道兗州奔赴南京。１４日清晨，他趕到南京並和張群、熊天翼等人會唔。８月１７日晚，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在汪精衛府召開，出席者除梁外還有張伯苓、胡適、周恩來、李璜等人。這是梁和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參議會主席蔣介石並沒有到會，會議由汪精衛主持。
梁漱溟根據自己對抗戰形勢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
持久論的主張，但卻沒有得到與會者的理解和支援，反而遭到傅斯年的阻止。傅和其他人都認為上海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外交等問題，而不應該談什麼教育、組織等一些文不對題的話。其實長遠地看，梁的主張的確是深謀遠慮的。
８月１９日，也就是第二天，梁漱溟就奉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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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陪軍事專家蔣百里到山東視察防務，兩個月沒有出席參議會。１０月初，沈鈞儒在參議會提出一項議案，主張利用留日學生回國者和其他失業知識份子組成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被國防最高會議採納並決定交由梁漱溟主要負責。梁漱溟認為如果要做，就必須做大些，必須建立全國總動員系統機構，改造現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造教育系統，唯有如此，才可能起到全民動員的效果。梁的意見使得許多參議員和有關的人大吃一驚，覺得這樣做牽動太大，都沒有勇氣去承擔此事。幸好這一意見得到了晏陽初、黃炎培、江問漁的支持。於是四人一同去見蔣介石，力陳自己的主張。蔣介石表示樂於接受，當時就指示他們擬定計劃，並責成張群從中協助，四人不由十分欣喜。但當梁漱溟起草完成後，國民政府正忙於西遷武漢，蔣介石似乎也忘了當日的痛快承諾，結果只能是不了了之，梁一個月的心血成了一紙空文。
三、孔夫子與馬克思的對話
國民黨政府的排斥異已、無心抗戰的行徑使梁漱
溟深感失望，並且對抗戰的前途漸生悲觀之情，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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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共產黨卻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張，特別是力主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不由深深吸引了梁的心，使他萌生了去看一看的想法。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梁漱溟以國防參議員的身份前往河南、陝西視察防務，但這只是一個藉口，他的目的地實際是延安。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他越過寬闊渾濁的渭河，坐著牛車穿過黃土高原抵達了延安。
梁漱溟首先花了兩周時間和黨的領導人交換意見，參觀政府的各個部門，之後又考察了當時延安軍民的生產生活情況。他深深地為當地那種嶄新的氣象所吸引、所感染。「在極苦的物資環境裏， 那裏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最令他感動的是延安軍民的樂觀主義精神「一般看來，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彷彿一切勞苦都由此忘卻！人與人之間感情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基於這種好感，他便將自己同行的外甥鄒曉青留在延安，參加了革命。
在訪問期間，最令梁漱溟難以忘懷的就是與毛澤東的８次會談。梁和毛２０年前同在北大工作過，梁漱溟和毛的岳父楊濟昌更是多年好友，故而也算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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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會談通常在晚飯後開時，有時通宵達旦。毛澤東為梁漱溟斟茶，自己則豪飲烈酒。梁大多情況是正襟危坐，嚴肅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毛澤東一手夾著土製煙捲，一手用「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並不時流動鯨飲一番」。就這樣，孔子和馬克思討論著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毛澤東和梁漱溟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階層和生
活經歷，毛澤東是世代農民，梁則是世宦之家，他們
之間的差異更在於二人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新儒
家學說之間。毛澤東談話時談笑風生，滿口民間諺語，梁漱溟則信守「君子無戲言」，吟誦著古聖先賢的教訓。毛澤東穿著隨便，天熱時會毫不顧忌的光著膀子，即使在正式場合也敢這麼做，梁漱溟則無論何時都堅持穿他那學者式的長衫。但這樣並不影響他們的談話。
他們各抒己見，談鋒甚健。
梁漱溟強調，中國社會有其特殊結構，與歐洲不同，因此，中國革命是外部引發，而不是內部自發。
他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而反對中國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毛澤東則認為他誇大了中國的特殊性，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而解決中國問題，必須用徹底的革命。
兩人談話中雖時常有爭辯，但氣氛一直比較融洽。
梁漱溟事後回憶說：「此番會唔，在我印象甚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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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日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歎。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很舒服的回去。」當然，他們兩人的談話最多只能互相啟發卻不可能達到共識，仍是各人按各自的理想奮鬥下去。
四、為國事奔走
梁漱溟的延安之行歷時三周，但他不得不帶著意猶未盡的遺憾離開延安，因為外界一直認為他在河南開封督促防務。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５日，他終於又回到了西安，並隨即轉赴開封，應付差事。２月２日，他到山東曹州與舊日的朋友、同事會唔，但當時的山東大部分已淪陷，先前的朋友大多轉移到河南，失去了聯繫。
２月１４日，梁漱溟應李宗仁之邀抵達徐州，在北關農場滯留了一個月，一面繼續與流散的朋友聯繫，
一面寫成了《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和《鄉村
工作人員抗敵工作指南》的小冊子四處散發。主要是檢討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並試圖進一步闡述抗戰和鄉村工作的關係，對如何處理好兩者關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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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體的工作指示。
３月３日，梁漱溟結束了山東的工作回到武漢。
在延安之時，毛澤東曾經鄭重地囑託他致力於國共合作、統一抗日工作，他也深以為然，準備盡心盡力。
但當時恰好國共兩黨起草共同綱領的事剛陷於停頓，蔣介石對此事耿耿於懷，失去了熱心。梁漱溟覺得時機不對，不便於立即重提舊事，只好另謀機會。
當時，梁漱溟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農村問題上。
武漢有一個「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梁漱溟參與其中，經常召開座談會討論前後方農村問題。３月２９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梁漱溟借機向大會提出了三個關於農村的建議，但是沒有下文。
７月，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大會。梁漱溟作為參政員出席了大會，除了按他素來主張闡述了自己的建議外，主要是提了三個詢問案，並特別強調了關於各黨派聯合、統一抗日的想法。但像過去一樣，建議案的結果是沒有結果，詢問案的答復是無法答復。
五、改善兵役運動
國民參政會在召開第一次會議後再次西遷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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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梁漱溟不願離開抗日前線，他四處奔走，安排山東鄉村工作人員回魯抗敵。但他卻被選為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只好與同志們告別，隨參政會到西南大後方。
無法與同志們並肩作戰使得梁漱溟於心難安，更何況與前方消息隔絕，不能及時瞭解朋友們的狀況。
於是，梁下決心要選擇一項重要的工作為抗戰做一番實事。
對於後方而言，重要的工作無非是保證物質供給和提供充足、訓練有素的兵源。而當時辦得最糟糕的，恰恰是兵役問題。對於國家而言得不到好兵源，另一方面農村也因徵兵而苦不堪言。這對於素來重視農村問題的梁漱溟而言，自然是痛心疾首，無法坐視。於是他最終決定選擇改善兵役作為自己在後方頭等大事。
從此，梁漱溟開始著手於改善兵役的研究。他一方面到鄉村調查，收集事實；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有關部門瞭解有關法令和現行的規章制度。在研究過程中，他又遇到了許多所見略同的朋友，於是他們便共同研究並向社會大聲呼籲，尋求支持，一度使改善兵役運動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１９３８年６月，四川省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兵役問題，並請梁漱溟與會指導。梁漱溟當時剛開始研究，於是僅僅就徵兵困難的原因作瞭解釋，說明瞭徵兵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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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功必須具備的條件。
之後，梁漱溟邀請王寅生、呂超、孔庚等人共同擬定了具體計畫，並召開座談會，徵集四川省動員機
構、兵役監督系統、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等多方面意
見，對具體計畫進行修改完善。
計畫已經完成，下一步就需要政府瞭解採用，梁漱溟明白，這必須由地方上有聲望有資歷的人出頭才行。於是，他找到四川省府主席王纘緒幫忙，並說動
省前主席、聲望極高的教育家張瀾出面一起去見軍委
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商量。張群實際負責兵役之事，正為此事而發愁，聽了梁的意見後極為高興，表示完全同意梁的計畫，並馬上就人力、費用方面著手準備。
只等１０月１０日四川省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預定計劃改革省動員系統。
在各方面的積極努力下，改善兵役初期進展順利，在四川乃至全國產生相當的影響，並於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正式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正當梁漱溟等人以為可以鬆口氣時，事情發生了轉變。首先是參與此事的四川籍人士態度消極，似乎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各方面無法協調配合。梁漱溟作為一個外省人無計可施，只好自動退下陣來，離開了成都。
此時，恰逢國民參政院第二次會議召開，梁漱溟仍就兵役問題提出一個建議案，經大會通過後咨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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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照案交由行政院軍委會辦理，但最終仍是沒有結果。又過了３個月，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召開，梁漱溟雖幾經挫折但仍不死心，再次提出建設案，然而遺憾的是，有人向最高當局進讒言，一度轟轟烈烈的改善兵役運動不了了之，兵役實施協進會也於１９４０年被蔣介石親自下令解散。梁漱溟的改良主義行動再一次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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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致力於民主
一、深入敵後
接連的挫折使得梁漱溟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雖然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上仍當選駐會委員，但他認為繼續留在後方已沒有什麼意義，於是請求到敵後各戰地去考察。
早在戰前，梁漱溟就曾預料中日雙方開戰後，將會出現許多敵我雙方的軍事空白地帶，而這些地方由於環境的壓力，農民和知識份子將達成共識、通力合作，因此鄉治工作將比較容易開展。同時，梁漱溟曾經在河南、山東等省工作過１０年，先後培養了近千名中下層工作者，大多數人都留在敵後，音訊皆無。
所有這些，都促使梁決心到華東華北的敵後去看看。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日，梁漱溟獲得蔣介石的批准，
與秘書黃艮庸、參謀王靖波、醫生王福溢離開重慶前
往華北華東各地視察。
１０日，梁一行抵達西安，住在花園飯店。梁漱溟首先拜會了行營主任程潛。之後，他委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代為電告前方將領，協助梁的視察。由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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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困難，仍沒有解決進入山東的路線問題。梁漱溟便於２０日抵達秋林鎮，２天後，他前往拜見閻錫山瞭解山西戰況。返回西安後，於３月３日乘車到洛陽，在第一軍區司令員衛立煌的親自安排下，與新上任的蘇魯遊擊總司令于學忠一同前往戰地，深入敵後視察戰況。後在新四軍彭雪楓司令員的幫助下，冒著生命危險，晝伏夜行，終於在４月２５日進入山東境內。
山東是梁漱溟的第二故鄉，那裏有他許多的老朋友和學生。他們對於梁漱溟居然冒著生命危險安全到達既驚訝又十分高興，不斷安排演講和座談。梁也十分樂意同這些忠實的聽眾暢談自己的主張。他還慰問了由他的學生為主組建的第三政治大隊。有一次，他隨著第三政治大隊行軍，不想途中與日寇相遇並交火，第三政治大隊傷亡慘重，梁漱溟隱藏在東裏店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躲過了日軍的搜捕，撿回了一條性命。
在這次戰地考察中，他歷經千辛萬苦，甚至經過了生死的洗禮，到過國民黨的戰區，也到過八路軍的戰區，歷時八個多月，終於由９月１７日平安返回重慶。
對於他個人而言，此行真正的收穫似乎在於他又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間，真正體驗了老百姓在戰時的生活，真實感受了中日交戰的實況。通過此行，梁漱溟切實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深重苦難和忍辱負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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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敵我的狹縫中，既受到日寇的催殘與壓迫，又要資助我方抗日，其苦痛是不親眼所見所難以想像的，但他們卻忍受住了，默默地為抗日奉獻了他們所能奉獻的一切。
這種蘊藏於人民中的偉大的力量使梁漱溟看到了
抗戰勝利的希望，但同時，我方存在的問題也是十分嚴重，這就意味著，到勝利，我們還有一段很長、很堅苦的路要走。
二、黨派之爭與統一建國同志會
在梁漱溟看來，抗戰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中國若要取得抗日的勝利，必須結束目前這種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即必須結成抗日統一戰線，而聯合最大的困難就在於黨派之爭。
對於黨派問題，梁漱溟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基於他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和傳統文化的看法，中國向來只有職業的分途而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的階級，因而並不存在政黨存在的條件。中國政黨的存在僅僅是因為外部條件的引發。因此，中國的政黨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根本不需要刻意模仿外國的政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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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制都不適合中國國情。照此推理下去，梁漱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黨應該聯合，這種制度既非一黨制，又非多黨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具體做法是選擇個別政黨作為第一重組織，所有黨派聯合結成第二重組織，其中第一重組織做為黨上之黨。梁稱之為「二重組織」說。
但梁的主張卻得不到各黨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雖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早宣導者，但卻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強調既有團結又有鬥爭，自然無法接受大國民黨主義。而國民黨也對梁的設計不滿意，不願在黨派聯合體中看到獨立的異己存在。因此，當梁將
自己的主張寫成《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寄往《大
公報》發表時，卻被新聞檢查機構扣壓。梁經過一番爭取仍無法見報，只好將手稿分送給各黨派領導人看。
梁漱溟並不因此氣餒，他十分想就黨派問題與各方領導人交換意見。但蔣介石行蹤不定，往往是梁在成都時蔣在重慶，當梁趕到重慶時蔣又飛往桂林。梁無奈之下便轉向共產黨方面。
１０月２６日，梁漱溟前往曾家岩５６號，與中
國共產黨的參政員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董必武
會唔。對於梁的主張，陳秦等人表示原則上贊同，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自已的一貫原則，表明中共決不單方面放下武器聽憑國民黨的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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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對於兩方面的答復都不滿意，卻自知無法勸動他們。於是，他就萌發了聯合國共兩黨之外的民主人士成立一個中間團體的想法，想藉以斡旋於國共之間，為統一進程努力。
當時，梁平日所熟識的第三派代表人物如黃炎培、晏陽初、李磺都在成都。梁漱溟說明瞭自己的第三派聯合起來的主張後，他們都十分支持。於是，梁、黃等人便又多邀了一些朋友商議，決定將這一組織定名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並起草了同志會的簡章和信約。
１１月下旬，梁漱溟與左舜生、李璜、羅隆基、羅文幹、沈鈞儒、黃炎培、張瀾等人集會，討論通過了簡章和信約，初步建立了組織系統。為了避免國民黨方面的阻撓，他們將信約托張群轉呈最高當局，並推舉梁漱溟和黃炎培面見蔣介石，陳說一切。
１１月２９日，黃炎培因有事，只有梁漱溟一人去見蔣介石，梁解釋說建國同志會是為解決黨派之爭而成立的第三者組織，只在國共兩黨外說一些對政府有利的公道話。在審查了同志會的簡章和信約後，蔣並沒有表示反對意見，於是，建國同志會就較順利地成立了。
但現實又給梁漱溟上了生動而又痛苦的一課，像統一建國同志會這樣一個結構鬆散，缺乏內在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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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盟，是不可能團結一致，起到梁預期的目的的。
１９４０年４月，國民參政會開會時，梁漱溟起草了《請釐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的提案，但許多人怕惹麻煩，不敢署名。
最後只有梁的幾個老朋友幫忙，提案才得以通過。
經過這次參政會的考驗，梁漱溟看清了同志會的現實，因此不再熱心，同志會也逐漸解體，加上５月大轟炸，同志會的人士紛紛逃離重慶，失去了聯繫，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三、勞而無功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變爆發，本來就很不牢固的國共合作在國民黨的一意孤行下更加岌岌可危。
為顯示誠意，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善後辦法十二條，作為恢復合作的條件。中共方面的國民參政員也以書面形式通知國民參政會，在未經政府裁奪前，他們將不出席３月１日召開的參政會會議。
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國共之間由於固有的原則的分歧使得他們間的合作只能是暫時的，而此時已到了分開的時候。現在雙方所做的，只是擺出高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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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不願背上破壞統一的駡名。但顯然，梁漱溟是不深諳此道的，他只是天真地從良好的願望出發，希望調和雙方的矛盾，早日取得抗戰勝利。於是，他再次斡旋於國共之間，做起了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調停。
２月２２日，梁漱溟、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梁與周恩來、董必武面談，開誠佈公地交換了意見。周表示如果國民黨接受，中共參政員將出席參政會。於是，２７日，他們又找到了蔣介石，蔣也沒有反對意見，只是囑咐他們再與中共代表商量。梁、黃等人再次找到周恩來，請其撤回不出席參政會的聲明，周、董表示應請示延安，再作決定。
第二天，黃炎培、沈鈞儒再次去見蔣介石，蔣表示，如果中共方面不出席參政會，則是中共破壞了統
一大業
，必須負責。蔣的態度對第三者震動很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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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總統府後顧不得吃飯就前往周處轉達了蔣的原話。
周恩來仍表示在等候延安的電報。
當日下午６時，黃炎培打電話詢問，周恩來說延安尚無回電。第二天清晨，周恩來、董必武匆匆趕來，解釋說電臺出了故障，收不到延安指示故不便出席。
此時，開會時間已經到了。黃、梁趕到浮圖關國民大會堂會場向蔣介石解釋，蔣表示可以等一天。
不料，第二天延安的電報是來了，但不是指示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而是提出了新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當然，新的十二條較過去條件上降低了許多，但國民黨也自然不可能答應。
於是國民參政會在中共代表缺席的情況下照常舉行。
梁漱溟仍沒有放棄努力，他又重新提出三條原則，計畫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使國共雙方坐下來面對面商談。然而，對於梁的建議，各民主黨派都很消極，黃炎培、
張群與梁漱溟曾經多次合作，私交很深，但對梁的意見卻不置可否，讓他去請示最高當局。而周恩來也缺乏誠意，只是不願掃梁漱溟的興而和他打馬虎。
３月６日，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佈共產黨事件，言辭嚴重，指責中共屢次破壞軍令政令，破壞統一抗戰。自此，梁漱溟的努力再次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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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勞而無功的努力之後，我們看到的卻是他「明知不可而為之」的偉大的人格力量和儒者風範。
四、組建中國民主同盟
勞而無功的調停工作使梁漱溟看到，如果第三方面不能團結一致而僅憑單個人的力量，是無法真正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而起到影響政局的作用的。但上次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失敗仍使他銘記於心，使他明白：
一個鬆散的組織由於缺乏必要的聯合、壓力也無濟於
事，於是，成立一個組織嚴明、系統完備的第三方面組織的想法在他的頭腦中萌生。
當即，他便與黃炎培、左舜生、
經過秘密、緊張地籌備，他們聯合李璜、江漁、羅隆基、張瀾等人討論通過了政綱十二條、成立宣言，並推舉黃炎培為主席。３月１９日下午４點，梁、左、
黃、張等１３人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了第一次成立
全體會議，通過了簡章、政綱和宣言，並選舉黃炎培、左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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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召開第一次常委會。至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會正式成立。
他們自以為事情做得機密，卻不想成立後第二天就被國民黨當局察覺。３月２１日，蔣介石得知此事，顯得十分氣憤，當眾責問張群近日都幹了些什麼，連此事都不聞不問，張群立即打電話
對
五、蕭牆禍起
來自外部的壓力雖然暫時消失，但內部的分歧出現了，而這種內耗往往是人們最不願看到但卻最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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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這次組建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雖較之統一建國同
志會組織紀律嚴明、系統完備，但由於各民主黨派之間利益、原則的差別，所以合作的程度有限，在同盟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則方面就存在很大分歧，必然會導致禍起蕭牆的悲劇。
就拿身為同盟主席的黃炎培來說，他為人老成持重，因而就傾於本位主義和保守，既想成立第三者的同盟發表獨立的主張又不敢得罪國民黨。本來，在黃炎培的親自主持下，同盟會已通過了十二條綱領，但臨到集會簽名時，黃突然通知推遲會期，而改約張、梁等少數人細談。他提出十二條綱領應先後分別發表，個別重要條款應該暫時保留，以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反感和破壞。他的提議當時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梁漱溟、李璜等率直的人乾脆直接指責黃的懦弱怕
事，「欲顧全自己包袱， 即不必作政治運動；欲作政治運動，即不能顧全包袱。」最後，與會者還是達成了妥協，決定納領暫時擱置，待時機成熟再發表。
同時，在創辦同盟會的機關報《光明報》時，也發生了許多爭執與不快。按照原定計劃，本來委託宣傳部長羅隆基主持辦報，但羅卻改變主意不願意辦理此事。梁漱溟無奈之下，只好親自前往香港。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撓，梁３月離開重慶，直到５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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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日才抵達香港。梁在香港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
黨駐港負責人廖承志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
子、彭澤民等人的説明。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光明報》在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８日正式創刊。
在辦報期間，青年黨的代表曾琦忽然向梁漱溟推薦陸榮光為副經理。因為編制已滿，實在無法安排，梁漱溟便拒絕了。結果有一天曾、陸邀梁漱溟去茶樓談判，對梁軟磨硬施，百般要脅。曾琦竟然聲稱：你如此堅持，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們將以敵人對待你。但梁漱溟還是頂住了壓力，始終沒有任用陸榮光。
像曾琦這樣的威脅還可以應付，但另一件事卻使梁漱溟簡直無法忍受。報紙出版後，經費仍然十分緊張，梁決定親自前往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捐。不曾想
在路上碰上了國家社會黨《國家社會報》社會長徐傅
霖。兩人也算是同盟會的同志，因此見面十分客氣。
梁漱溟為路上遇到熟人而十分高興，於是說明瞭此行的目的。誰知徐當時面色一變，立即怒目相向，毫不客氣地對梁說：國社黨是同盟的成員之一，你我同去募捐，你代表的是同盟《光明報》， 我代表的是國社黨《國家社會報》， 那麼一切樂助者肯定將捐款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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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而不會給我；你去了，我就募不到了。所以，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只有決裂。徐態度十分強硬，任憑梁漱溟怎麼勸說也不通。結果梁漱溟念其古稀之年，又不願引起與國社黨的爭執，只好相讓，自認倒楣。
在香港辦報的這段日子，梁漱溟為了同盟會的利益，不計個人得失，委屈求全。卻得不到他人、尤其是自己往日朋友和同志的理解支持，不由感到十分寒心。但值得慶倖的是，同盟終於成立而《光明刊》也終於創刊，這對於他或許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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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退隱桂林
一、劫後餘生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從此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８日清晨，日軍由九龍進攻香港，同時對香港島進行炮擊和飛機轟炸。久離戰爭的香港自此陷入炮火、煌恐和混亂之中。
儘管全港一片混亂不堪，但梁漱溟仍保持了冷靜與鎮定。他一面堅持到報社辦公，一面又和薩空了等人為下一步做充分的準備。他們從銀行提出了大部分存款，購買了足夠全報社員工維持１０天生存的大米和維持報紙正常出版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紙張等材料。
但１３日，負責承印《光明報》的民生印務公司在炮火的襲擊下停工，《光明報》也被迫停刊。梁只好解散工作人員，囑託他們藏匿身形，最好隱居起來，以免發生不測，但自己卻不以為意，仍住在原處。薩空了和俞頌華覺得梁漱溟長期宣傳抗日，又是知名人士，一旦香港淪陷，日軍必欲得之而後快。於是紛紛勸說，並在１２月１２日將梁轉移到黃瓚族人的一所空房中，準確位址只有少數幾位可信賴的人知道。此後的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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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仍然希望報紙復刊，於是聯繫其他被迫的報刊組織聯合出版。但形勢卻無可挽回地惡化，他的努力無法實現。
１２月２５日，香港防軍被擊潰，港督下令停戰，日軍全面佔領了香港，戰爭如預料一樣以香港的失敗告終。日軍在香港四處為惡，而盜匪也趁機作亂，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梁漱溟在黃瓚處也無法再呆，便和
薩空了、張雲川、黃瓚等人於２６日躲進香港西環知
用中學小學部的一間教室裏，隨時準備離開香港。
這段期間，梁漱溟等人只能儘量深居簡出，白天讀書，夜晚聊天。有一天，梁漱溟為聯繫離港之事外出，走到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處時，恰好遇見了陸榮光。外敵當前的局面消除了兩人之前的隔膜，於是邊走邊談。突然，在兩樓之間沖出一個蒙面人，用刀指著梁漱溟，逼他交出身上的財物。當梁從衣袋中取錢包時，陸榮光見那人兩眼直盯著梁，便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幸運的正有一輛警車迎面駛來，陸邊跑邊大喊「強盜」，警車拉響了警鈴。蒙面人見勢不妙，顧不得搶梁手中的錢包就倉皇逃竄。雖然是一場虛驚，梁漱溟也嚇出了一身冷汗，從而更加堅定了儘快離開的決心。
在薩空了的幫助下，梁漱溟找到了中共在港負責人之一的范長江，說明自己想離開。范長江正好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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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內地，並且已聯繫了一艘小船，便答應帶梁一同離開。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０日，梁漱溟登上了預先聯繫的小船，離開了曾戰鬥過半年多的香港。同行的還有陳此生、陸榮光和范長江夫婦。梁漱溟穿的是中式夾襖夾褲，仍是傳統知識份子的裝飾，而其他人都已打扮成工人或小商販的模樣，提著小件行李，難免有逃難者淒涼、驚恐的感覺。
小船的船主曾向日軍行過賄，可以避免檢查。小船寬一丈，長約三丈二尺，三掛帆，沒有槳，全憑風力行進。所以一旦順風，全船人都面露喜色，一旦沒有風或逆風，就十分沉悶。那一天，天公並不做美，船走得很慢，再加上船體小，稍有風浪就顛簸不定，所以許多人都暈了船，只有梁漱溟沒有什麼感覺，大家都頗為驚奇。一路上，不時有日軍飛機盤旋而進，或者汽艇擦肩而過，船上的水手和客人都十分害怕，紛紛將珍貴財物掩藏。但有驚無險，眾人於當晚１０點在澳門登陸。
澳門雖屬於萄葡牙管轄，但此時卻已經被日軍佔領，所有的輪船被扣住不許開。梁漱溟一行先住在旅館，後因為旅館耳目太多，並不安全，便在澳門朋友馮祝萬等人的幫助下，移居到一間空房子裏，伺機由澳門到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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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澳門的狀況也相當糟。想由澳門到內地的人很多，糧食供應不足，米、鹽、油等生活必需品由政府公賣，必須憑澳門居民證購買。梁漱溟等人飲食起居十分不便，因此急於離開。只是可供選擇的途徑卻很少。首先是輪船不開，如果想循正常途徑由石岐向內地走，不僅要經過日軍幾道檢查，而且要先在澳門向日軍管理機關繳照片，領取通行證、良民證，手續繁瑣，而梁身份特殊，這條路也走不通。
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乘小船偷渡、漂流過海。但海上多海盜，太不安全。於是，梁等人經朋友介紹，找到了當地的海上一霸吳發，吳發對梁早有耳聞，並頗為欽佩他的為人，於是答應幫助他們離開。
１月１７日下午，吳發派人接引梁一行人乘坐他們向內地運棉紗的貨船。天黑之後，船便乘夜色分別載著梁等人向內地行駛。
梁漱溟乘坐的那隻船剛開走不久，忽見陸榮光乘坐的船趕來，說梁不會粵語，如途中有事怕難以應付，特地派精通粵語的陳此生與梁同行。梁便和陸換了船，與陳此生同船揚帆前進。
此夜天公作美，風向一直很順，小船在靜靜夜裏飛速前行。梁漱溟躺在棉紗上，仰望滿天閃爍的星光，腥鹹、濕潤的海風吹拂，身邊是寧靜的夜色和平靜的海，不由得思緒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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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著這一路雖然間有虛驚，但總能逢凶化吉，應該算是順利了，「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 乃不會有的事！」想到這一點，他更加自信自己會一路平安，因為將會有許多重大的使命等著他去完成，而且非他莫屬。但正當他想到此時，風雲突變，海面起了風浪，小船顛蕩欲覆，浪花直潑到船內。不得已，小船停到一個荒涼的小島上，直到第二天黃昏才又繼續前進，不多久便到達了目的地——都斛鎮海口東（氵窖）口，在那裏與范長江會合。
沒想到靠岸時，他們又遇到了麻煩。當地的員警要求他們上岸問話，但現在正是後半夜，而且從船離岸還有幾十丈必須涉水而過，梁漱溟特別是范長
梁漱溟曾於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９年在廣東工作、
講學，附近學生和舊友非常多。所以在都斛就受到了朱元凱、朱靈均等眾多學生的歡迎和款待。２０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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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臺山縣時，受到縣長陳山章的迎接，當地的各級長官和新聞記者都前來看望梁，並祝賀他是文化界從香港脫險到內地的第一人。
事後，梁漱溟才得知同行的陸榮光卻在途中被海盜擄去，但最終被放回。不由得感歎造化弄人，若不是兩人恰好換了船，被擄去的很可能就是他了。
二、再度歸隱
從上次退隱京師後複出，至今已有１５年了。１５年中，梁漱溟有過事業的挫折、思想的苦悶和朋友的背叛，特別是對國民黨完全失望、對共產黨又不信任使他難以看清中國的出路。種種失意的痛苦使得他對於現實已經厭倦了，想再次隱居，從而忘卻煩惱、平靜心情，好好思索一番。
於是，２１日晚，梁漱溟向國民參政會發了一份電話，說明自己已安全離港，並囑託他們公開此消息以告知各方。之後，他便由臺山出發，於２月５日抵達桂林，重溫已闊別１５年的隱居生活。
桂林風景秀麗宜人，更是梁漱溟祖籍所在。他早有回故鄉尋根的念頭，只是「久在樊籬中，一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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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苦於找不到機會而已。此次來桂林，他已抱定了隱居的決心，結果在三年內果然不入社會、少談政事，除了與朋友聊天、下棋之外，就閉門苦思，儼然有前晉隱士之風範。
然而，他雖然不問政事，社會卻不能忽略他的存在。梁漱溟既是著名學者，又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在第三派人士中影響力很大。無論他投向國共哪一方，都將是一股較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從他隱居開始，國共雙方都極力邀他出山。
１９４２年，張雲川來到桂林，並帶著周恩來的一封密信，勸說梁漱溟去蘇北或任何中共轄區，中國共產黨將全力支援他從事鄉村建設活動，同時，這也是同盟會朋友的意見。但梁漱溟不加考慮就婉辭拒絕了，他雖然與國民黨有些矛盾，但還不想徹底決裂，他也不願意從此倒向共產黨，為了保持他將來的影響，他希望始終站在第三者的中立立場上。
１９４３年秋，國民黨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請各方面人士參加，並力邀梁漱溟參與其中，梁仍然是一口回絕。
在梁漱溟隱居期間，各方面的邀請總是不中斷，但他始終堅持中立立場，當場拒絕，絕不留一絲餘地，過著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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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婚
當然，三年的隱居生活並不是平淡無奇的，至少對於梁漱溟個人而言就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的再婚。
梁漱溟元配黃靖賢已經於１９３４年夏天病逝於
鄒平，並給梁留下了兩個孩子。黃是舊式婦女，缺乏才學，而梁漱溟本來就不熱心於婚姻，再加上繁忙的工作和孤傲的性格，因此夫妻間完全像舊式家庭一樣，相敬如賓但缺乏必要的瞭解與溝通。故而，梁對於黃的去世並不感到悲傷，反而認為是一種解脫。所以他
寫了一首很奇特的悼亡詩：
我和她結婚十多年，我不認識她，她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她不認識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多一些時間工作，現在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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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也好，處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時間思索，更多一些時間工作。
其實，不必責怪梁漱溟的無情，這場舊式的婚姻從開始就註定是失敗的。或許也不能稱之為失敗，因為既然是舊式的婚姻，雙方都沒有感情的投入和追求。
婚姻在於梁漱溟，本就是一種責任和道德的追求。更何況當時的他，正躊躇滿志，欲以天下為己任呢！
也正因為如此，１０年來，有人也曾多次為他做媒，他都一口回絕，並當眾發誓不再結婚。或許是曆
盡滄桑後的難得的安定生活使他迫切想要一個完整的
家，或許是他根本就墜入了愛河，在他結識了陳樹芬並相處了６個月之後，他轉變了念頭，決定結婚。
這段愛情與婚姻一度在國內傳為美談，在桂林城更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一時間，記者們往來穿梭於梁漱溟與陳樹芬之間，套取二人之間的傳奇韻事。
報刊雜誌也常拿這位文化界名人做文章。梁的老朋友們也拿他開玩笑，戲稱梁漱溟愛情的勝利「為我們這些中年夥伴贏得了榮耀」。更令人驚奇的是，梁漱溟這位平時不苟言笑的「聖人」不但對此不以為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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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跟著添趣。一次桂林滿城風傳梁漱溟在蓄鬍子，以便在愛人面前顯得更成熟，更像個男子漢。梁站出來闢謠，說：「一個老新郎在婚禮之前總是要刮刮鬍子的。」
４４年１月２３日下午，梁與陳按傳統的方式舉行了婚禮。梁的老朋友及各屆人士紛紛到賀。婚禮異常熱鬧，梁漱溟也顯得很高興，神態、舉止就像少年人一樣。在婚禮上，梁還親自唱了京劇《連環套》選段，扮演的竟然是楞頭小夥子黃天霸。更有甚者，在演完之後，他說了句「我去也」，之後，就挽著新娘興沖沖地走了，留下滿座開懷大笑的賓客。
但值得一提的是，當梁漱溟已是垂暮老人之時，談及自己的婚姻，他懷念的卻是第一次，他覺得第二個妻子個性太強，夫妻間常發生爭執，互不相讓，使他很不快。
但不管怎麼說，在當時看，梁漱溟還是顯得十分幸福。陳樹芬不但照顧了他晚年的生活，甚至改變了他的性格，使他變得開朗了許多，與先前的梁漱溟簡直判若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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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內戰與和平
一、重返政壇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宣佈日軍無條件投降，至此，中國人民在經過８年多浴血奮戰後終於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在舉國歡慶勝利之時，有識之士卻不那麼樂觀，外患雖解，內憂未平，能否停止內戰、和平建設新中國，關鍵就看國共雙方的態度了。
就國民黨而言，無論是政治、軍事力量都較之共產黨有絕對的優勢，更加上有美國明裏暗裏的支持，「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自然不願意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存在而分享勝利的果實。但國民黨又苦於有消滅共產黨之心而缺乏充分的準備，只好一面邀請毛澤東談判，做出渴望和平的姿態；一方面調運士兵和裝備，為內戰做積極的準備。美國為在遠東培植力量而主動扶持國民黨，他們一方面指定國民黨軍隊為接受日軍投降的唯一代表；一方面幫助國民黨軍隊的調動並提供大量先進的軍事裝備。
對於國民黨的真實態度，共產黨十分清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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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兩手對待反革命的兩手：既主動恢復和談，為和平建國努力；又積極的做思想和軍事的動員，隨時準備戰鬥。
雙方雖然心照不宣，但對外卻要作出高姿態，誰也不敢背上首先挑起內戰、破壞和平的惡名。於是，８月２８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由延安飛抵重慶，開始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和談。經過一個多月唇槍舌劍的較量，雙方終於在１０月１０日簽署了著名的雙十協定，決定在和平建國方針的基礎上避免內戰，建立民主的、憲政的新中國。
久居僻壤的梁漱溟自然無法看清真相，而被字面上的協議所迷惑。他天真地以為戰爭已經徹底結束，現在考慮的是和平建國的方法問題。因此他決定複出，但不是進入政壇，而是要離政治遠一些，從事文化的研究，從而對建設文明、民主的新中國做貢獻。
於是，他又毅然離開剛精心構築的愛巢，投身於社會之中。他在老朋友李濟深的幫助下，來到了廣州，準備著手於文化研究。然而，敏感的他很快明白形勢之微妙，國共雙方即使在談判的同時仍是衝突不斷，僅大的戰役就有上黨、綏遠、邯鄲三次。目前的中國就像一個火藥桶，只要有導火索，內戰一觸即發。
梁漱溟再也無法靜下心來研究文化了，知識份子的良知與責任使他改變了想法，再次投入到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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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平奔走呼籲。
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經過對形勢冷靜的分析後，梁漱溟認為和談工作應分兩步實施：首先應該促使國共雙方回到談判桌旁，實現全面停戰；其次應該組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各方面共同協商國事，從而建立民主的新中國。
基於以上分析，梁漱溟於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由廣州匆匆趕到重慶，與各屆人士特別是過去在第三派的朋友商議後，便積極投入到和平與民主兩項工作中。
當時國共雙方的爭執集中在東北問題上。東北地區土地遼闊、物產豐富。並且日軍曾在此苦心經營幾十年，交通便利、工業發達，因而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國民黨在美國的幫助下，空運部隊準備接管東北。而共產黨卻先行一步，早已派羅榮桓、黃克誠率１３萬大軍開赴東北，而且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就有四分之一以上進入了東北，其中包括陳雲、高崗、張聞天等重要人物。因此東北局勢日趨緊張，內戰隨時可能爆發。
梁漱溟深感東北問題的嚴重，於是與第三方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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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一起斡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呼籲和平，並聲明誰若是發動內戰，就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各方面的積極努力下，國共雙方於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起恢復和談，商議解決受降、解放區政權、軍隊整編和召開政協等問題。到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雙方終於達成並簽署了停戰協議，從而暫時解決了和平問題。
在當天，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開幕。參加會議
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
士。梁漱溟作為民盟代表出席了會議。
政協會議下設憲章、國民大會、政府組織施政綱
領和軍事５個小組，按民主的原則共同商討軍隊、政權等問題。梁漱溟最初被分在憲章小組，但他一心關注整軍問題，因此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改分到了軍事小組。
由於遵循民主原則，國民黨在政協中不佔絕對多數。而各民主黨派卻因政見相近自覺傾向於共產黨一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國民黨主要代表孫科一心想做行政院長。因此在協商中對中共和民主人士的意見總是點頭承認，待生米做成熟飯後才向蔣介石彙報，蔣介石吃了啞巴虧卻又無可奈何。
這此政協會議通過了五項決議，如規定實行軍黨分治、軍政分治等，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的一黨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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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戰政策。這正是梁漱溟多年來的理想與追求。
三、去意彷徨
停戰協定的簽署和政協會議的成功，使梁漱溟看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他又天真地以為戰爭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只是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於是他又萌生了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於文化研究的想法。
１月２６日，政協會議已取得了協議，只等各方代表簽字生效。周恩來來到民盟總部看望梁漱溟等人，一方面慶祝勝利；另一方面表示如協議生效就馬上要改組政府，希望大家參與其中，共同努力。當時梁漱
溟、
府。周以為是自詡清高的知識份子故作姿態而已，所以笑了笑不置可否。但梁卻是認真的，他托周給毛澤東帶去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努力至此終於可告一段落，今後要致力於文化研究，要遠離政治，處於中立的位置反而便於說話，並請毛澤東予以諒解。
毛澤東自然無法諒解。他在復信中言辭懇切，希望梁留下，而周圍恩來則話語嚴厲，不允許梁離開。
但梁漱溟卻不為所動。這和他一貫堅持的立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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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深知，只要涉足政壇，就必須投向國共中的一方，夾在中間搖擺不定就會被擠死。而他卻無法看清國共中哪一方更先進，只有先離開，和國共兩黨保持等距離，這樣反而能贏得主動，成為國共兩黨都不敢輕視的第三派政治力量，他的話才更具力量。
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梁漱溟完成發表了《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和《今後我致力之所在》兩篇文章，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和退出政治的想法。之後，他又與葉石蓀、李源澄商量，準備在昆明建立一個文化研究所，開始文化研究工作。
激流勇退、明哲保身，這正是梁漱溟在政治上的精明之處。國共雙方雖然都明白，卻也拿他沒辦法。
但梁漱溟卻忽略了一點，他所代表的第三派手無寸鐵，而國共兩黨都挾兵自重。如果在和平建設時期，第三派或許能起到制約的作用，但處於戰爭年代，雙方尤
其是在軍事、政治上都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是不會顧
忌那些不起實質作用的批評的。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政協召開綜合小組會議，對各項問題做出了最後的一致意見。一個小時後，國民黨中央就召開了長達３個小時的會議。穀正綱、張
道藩等右翼在會上哭訴政協決議使國民黨什麼都沒有
了，一切都完蛋了。但蔣介石卻不動聲色，只淡淡地說，這僅僅是個草案，還有國民大會呢。很顯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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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心中，政協決議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
國民黨對政協決議的仇視日益明顯。２月４日，梁漱溟報告政協工作情況時，不斷有特務從後面扔石頭打人，使會議無法進行。２月１０日，在政協成功慶祝大會上，特務們更是尋機鬧事，郭沫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都挨了打，梁漱溟剛上主席臺也被石塊逼了下來。到了３月，國民黨更是死攪蠻纏，逼著各屆人士修改憲章草案。
共產黨此時顯示了大度。３月１５日，周恩來表示可以做出讓步。當時，梁漱溟正二訪延安，參觀解放區的軍民共建情況。聽了周恩來回來之後的報告後，他明白和平又出現了危機，他的學術研究計畫又一次落空了。
３月２５日，梁漱溟搭乘周恩來的飛機趕回重慶。
在剛宣佈退出政治之後，他又再次為政治問題的解決而奔走。
四、談判桌前的努力
鑒於國民黨的真實態度，同時也為在談判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國共產黨利用蘇軍正式撤出長春而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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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軍隊尚未到達的間隙，於４月１８日向國民黨收編的偽軍薑鵬飛部發起進攻，當日即佔領長春。隨後，又一鼓作氣拿下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很顯然，中國共產黨已決心不再顧忌蘇美格局的限制，而依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革命主張，走自己的路了。
美蔣方面顯然對共產黨的這一行動估計不足，所以憤怒之餘還十分驚奇。蔣介石對此尤感氣憤，他一面調集兵力，部署在長春四周準備力奪；一面揚言共軍必須退出長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長春，強調長春問題是和談的唯一關鍵的問題。
美國方面則冷靜得多，馬歇爾看出了共產黨的戰略意圖：如果國民黨借長春問題擴大內戰，蘇聯必會以護路為藉口繼續在東北駐紮軍隊。而國民黨軍隊全力向北推進，則必然造成陣線太長、兵力分散的局勢，很容易被逐個擊破。那樣一來，整個東北局勢將對中共有利。但馬卻又不能放棄長春，那也會不利於國民黨控制東北。為此， 老奸巨滑的馬歇爾設計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以長春為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逼共產黨讓步。首先逼共軍撤出長春做為停止內戰的條件，但國民黨軍隊暫時不進入長春，而是進一步要價，使中共作出更多的讓步，然後再一舉拿下整個東北。
４月１８日，馬歇爾從美國趕到重慶，當日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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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見面，二人商談並沒有結果。馬於是在４月２２日找到了民盟，希望由民盟出面調停，並將自己方案的第一步透露給民盟的負責人。梁漱溟、黃炎培、張瀾等文化人自然無法看清馬的陰謀，便欣然同意。
於是，民盟便作為第三方面的主要代表斡旋於國共兩黨之間，為和談牽線搭橋。
梁漱溟在民盟中雖然是五位常委之一，但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並未擔任任何實際職務。然而，自張東蓀辭去秘書長後，該要職已經空缺達兩個月之久，使民盟的實際工作沒有人管。在大家的再三勸說下，梁終於答應出任民盟秘書長一職，但言明只幹三個月，他那時天真地認為「三個月或者大局可以歸於和平」。
５月初，梁漱溟正式任職。當時，國民政府還都，由重慶又搬回了南京，民盟總部也隨之於５月８日遷到南京藍家莊。民盟主席張瀾年事已高，不願離開四川老家，所以民盟的實際負責人就成了梁漱溟。梁也無可推卸地撐起第三派的大旗，以全部精力投入調解工作中。
為解決長春問題，梁漱溟等人草擬了一個調停方案：請中共軍隊撤出長春而國民黨軍隊也不進去，由員警維持市內秩序。周恩來看過方案之後表示要先請示延安，但從語氣中表示贊同。４月２９日晚，民盟又將此方案交給馬歇爾看，並請馬轉交給蔣介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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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拒絕了，同時將蔣介石提出的條件轉告給梁等人和周恩來，要求中共單方面妥協，讓出長春。聲稱這是和談的唯一基礎，否則他將退出調停。
周恩來自然無法接受蔣介石的這一條件，並明確指出國共的分歧不僅僅是長春問題，蔣介石想的是先打仗，更有利之後再談判。而馬歇爾堅持認為是共產黨佔領長春破壞了和談，戰爭不可避免，所以他只能退出調停。
馬歇爾此時退出調停，自有他的考慮。在４月２３日，國民黨在美國海軍的幫助下，又向東北調運了９個軍的兵力，在軍事上又恢復了優勢，因此他希望借戰場上的勝利打破國共在談判上的僵局，增加談判的籌碼，迫使中共方面讓步。
然而，事態的發展並不像馬歇爾想像的一樣。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並沒有討到實質性的便宜，而且戰火開始向關內蔓延，大有進一步擴大而發展成全面內戰的趨勢。這顯然不是蔣介石所願意看到的，他畢竟還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因此，５月１日，蔣介石在集合軍政人員訓話及對中央記者談話時，口氣變軟，聲明只要共產黨放棄長春由國民黨軍隊接管，其他問題都好商量。
共產黨自然不會被蔣介石的伎倆所迷惑，但為了不給敵人以「我欲內戰」的口實，周恩來於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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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中外記者會，重申必須全面停戰，然後才能坐下來談其他問題。
為打破國共之間的僵局，民盟方面決定把原來向馬歇爾提出的方案再次向國共雙方公開提出。收到梁漱溟發到的電報後，毛澤東於１９日電告周恩來表示歡迎民盟的主張。但寄往國民黨的電報卻入泥牛入海，音訊皆無。
３月１９日，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部隊在林彪的巧妙指揮下安全向後撤退，放棄了長春城，並且給國民黨軍隊造成了潰不成軍、損失慘重的假像，而國民黨的前方將領為了邀功，故意誇大勝利。這無疑迷惑了蔣介石。２０日，蔣介石聽到前方報捷後十分興奮。２３日帶著宋美齡、白崇禧飛往瀋陽。當天，國民黨軍隊開入了長春。
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蔣介石一面指揮軍隊繼續向
前開進，追擊共軍，企圖擴大戰果；另一方面在談判桌上漫天要價，進一步提出了接收全東北和美方決定權問題。全然不顧自己先前許下的諾言。
對於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和節外生枝，共產黨自然難以接受，但為了和平，又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讓步，並致信馬歇爾，希望由他出面調停。
對於蔣介石的所做所為，馬歇爾也很不滿意。因為蔣的做法已經偏離了馬歇爾早先設計的軌道，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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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的「 先南後北」、「 穩定關內」的戰略方針相違背。馬歇爾並不願意在東北問題上投入太多精力，而是想先穩住東北局勢，等關內尤其是南方問題解決後再考慮東北問題。因此，在收到中共的來信後，他立即轉交給蔣介石，希望中共方面的讓步能換來和平，但蔣介石卻不予採納。無奈之下，馬歇爾開始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在徵得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後，他於５月２６日和３１日兩次致函蔣介石，要求蔣命令部隊停戰。
馬歇爾同時向國民黨高級軍官分析局勢和自己的
戰略方針。他強調中共軍隊並沒有在撤離長春時遭到實質性打擊。相反，國民黨軍隊因為戰線拉得過長而處於明顯劣勢，如果繼續向前進攻，就很可能被共軍集中優勢兵力逐個擊破而失去已取得的勝利。那時再和談，就處於被動地位了。馬的分析的確是十分正確的，因此引起了國民黨高級官員的重視。宋子文、王世傑等人立即將馬的意見報告給蔣介石。但蔣很顯然被「勝利在望」的假像沖昏了頭腦，已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而對馬的建議置若罔聞，繼續發動對共產黨的軍事進攻，對於馬歇爾，則乾脆避而不見。
馬歇爾對蔣介石的不明智感到十分惱火。６月５日，他通知蔣介石除非東北停戰，否則將不再幫助國民黨運輸軍隊和給養。對於馬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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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無動於衷。他當天就從北平趕回南京，在求馬通融沒有結果後，不得不在第二天發佈東北停戰令。
６月８日，梁漱溟、李璜等人受第三方面委託拜訪馬歇爾。雙方就和談問題交換了意見，並決定中外的第三方面採取一致的方針和言行，督促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和平建國。
６月９日，周恩來由延安回到南京，公開聲明瞭共產黨「竭力爭取和平，哪怕短時間也好」的原則。
於是談判又艱難地開始了。
此輪談判，國共雙方爭執的焦點已由長春問題轉為美方仲裁權問題。按國民黨的想法，美國在執行和解釋雙方協議中具有決定權。而共產黨自然明白美國所持的明顯不公正的立場，但為了和平的實現，提出應該對美方仲裁權加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證公平。
然而，國民黨在這一問題上卻絲毫不讓步，談判又陷入了僵局。梁漱溟等人無法說動國民黨，只好又去勸說周恩來，稱美方仲裁權只是名義上不好聽，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希望周出於和平的考慮再作出妥協。
在第三方面的苦勸下，周恩來請示了延安，最後表示可以讓步，但在名義上不能承認，而是將之分為四點，逐一解決，合起來就在實質上等於美方決定權。
中共在和談中再次讓步卻並沒有使蔣介石滿足，他又重施舊計，在６月２９日也就是停戰最後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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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提出了蘇北問題。
對於蔣介石的出爾反爾、變本加厲的流氓行徑，中共實在忍無可忍，因此堅決反對將蘇北交給國民黨。
眼看停戰期滿，內戰又將爆發，梁漱溟等人焦慮萬分。
２９日晚８點，梁漱溟、莫德惠等人再次找到周恩來，請求中共讓步。周恩來激憤地說道：「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 我無顏面見淮安父老！」明確表示無法再談。
梁漱溟等人知道再勸也無用，只得另想辦法。他們找到國民黨方面代表王世傑，商量著先在協議上簽字，實現停戰，日後再商討蘇北問題。王世傑覺得可行，但蔣介石顯然毫無和談誠意，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
談判一直延續到７月１２日仍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蔣介石失去了再等下去的耐心，下令全軍開火，自己卻上廬山避暑。內戰在數個月徒勞無功的調解之後終於全面爆發了。
五、有第三顆子彈嗎
中國人民剛結束了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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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但蔣介石卻倒行逆施，把人民又拖入了內戰的深淵，必然要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３日，上海各屆人士１０餘萬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恢復和平。情緒激昂的群眾公推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人為代表前往南京請願。當天下午，請願代表到達南京下關車站，突然遭到了國民黨當局精心策劃的自稱「蘇北難民」的大批暴徒的圍攻和毒打。馬敘倫等多名代表身受重傷，前來歡迎的人士和記者也被毒打和驅散。這就是著名的下關慘案。
下關慘案發生後，善良的民主人士自然無法坐視。
６月２５日，梁漱溟、黃炎培、章伯均等人聯名致信國民黨當局，聲稱：此次下關慘案「情節離奇，遐邇莫不驚異」 ，「並非全由下關之軍警不得力，而突出於一種特務活動，人所共見，不容否認。」因此，他們一方面要求政府嚴懲兇手，另一方面請國民黨「取消特務機關，切保人民之各項自由」。
然而，國民黨既然敢發動全面內戰，就自信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而撕去了民主的外衣，露出兇殘的本來面目。這時的國民黨已經孤注一擲了，對於敢於反對他的人，就不惜大開殺戒，既使是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７月１１日，下關慘案血跡未幹，民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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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員、激進的左翼人士李公朴又在昆明街頭被暗殺。
１５日，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員聞一多又慘遭毒手，暴死於昆明。
慘案接連發生震驚了全國，特別是李公樸、聞一多之死對於民主同盟觸動很大，他們不得不向國民黨當局再次提出嚴重抗議，而身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更是挺身而出。
李公樸被害的消息當天就傳到了南京，當時民盟中央的其他負責人都在上海，梁漱溟便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聲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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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的想法，激起他鬥爭的勇氣，他已不再顧忌個人的安危，將鬥爭的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
１７日，梁漱溟又負責起草了民盟中央的聲明，控訴國民黨政府的暴行，並向全國人民疾呼不要屈服於壓力，而應團結起來，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言論等最基本權利抗爭。言辭可謂激烈、大膽。
然而僅過一天，也就是７月１８日，民盟北平市委負責人孫中原被暴徒綁架。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使梁漱溟明白，僅僅表明聲明抗議是沒有用的，必須要拿出確鑿的證據，讓國民黨當局無可辨駁，才能打擊國民黨的囂張氣焰、贏得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７月２２日，梁漱溟等民盟主要負責人聯名致函國民黨政府，公開要求「政府立即選派公正人員，與本盟所推派之人同赴昆明進行調查慘案真相，早日公諸社會。」國民黨政府自然不會答應，但卻也不能斷然拒絕，於是只同意民盟自行派人獨立調查，政府給予交通和調查中的便利。民盟最初推選羅隆基負責去昆明調查，但特務卻放出風聲：羅不能去，否由就將死在昆明。羅隆基便不願前行，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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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 我就在這裡等待著！」
他的浩然正氣令國人欽佩，也震懾住了國民黨特務，由於梁漱溟目標太大，反而保護了他，使他免遭毒害。
８月６日，梁漱溟一行經重慶抵達昆明，開始獨立調查李、聞案件真相。國民黨雖然沒有指派特務暗害梁，卻對調查進行百般阻擾。首先，他們派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壽賢「陪同」梁同往昆明，一路監視梁的言行；之後，蔣介石又特派顧祝同等幾名國民黨政府要人和大批軍警飛往昆明，名義上協助調查，實際上嚴格控制梁的行動。他們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警備司令霍揆鄣以及昆明警署上下通氣，百般阻撓。
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加上幾個月來的恐怖氛圍，各方面的人都不敢和梁漱溟接觸，更不敢公開提供證據。因而，調查開始進展得十分艱難。幸好，梁漱溟得到了美國領士館和中共昆明地下組織的幫助。美國大使館曾就李聞案件在昆明調查過，掌握了不少有用的材料。而李、聞二人都是左翼人士，與地下黨接觸頻繁，因此地下黨也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資料。梁漱溟經過一段緊張、秘密的工作，基本弄清了案件的內幕，收集了大量物證和部分人證，並調查清楚了兇手正是雲南省警備司令霍揆彰的手下湯時亮。
調查既有結果，梁漱溟立即電告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呼籲政府立即召開李聞案的公審大會。而梁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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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無法再繼續調查了，便於８月２２日飛回上海。
２５日，梁漱溟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報告了此次調查的經過和結果，在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同時，也提出：李、聞案件系政治性案件，交給一般法院無法判決，應立即移交南京組織特殊法庭審理。但梁也明白這一主張難以實現，因此特別強調：如果政府不採納我們的意見，我們也用不著強求，因為這只是又一次證明瞭政府的隱私。
特別法庭自然沒有開庭，而「公審大會」在國民黨阻撓下也無法進行，況且即使舉行了也不會有什麼意義。於是，震驚全國的李聞案就這樣悄無聲息的結束了。但李聞二人的慘死卻具有重大的價值，他們用生命和鮮血喚醒了國人，教育了仍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第三方面人士，使他們認清了國民黨的反動的本來面目。尤其是梁漱溟，親往調查李、聞案使他進一步瞭解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儘管他仍然堅持保持與國共兩黨「等距離外交」，但畢竟由此而傾向於中共一方。因而，對於梁的政治態度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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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統治和李聞案的不了了之，使得梁漱溟對於現實政治極度失望，他看不出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又應該做些什麼，他又萌生了退出政治的念頭。
８月２５日，他決定辭去民盟秘書長的職務。他說：「當初我只答應幹３個月，現在６個月也有了，事情無可為，所以請踐前言，准我辭職。」但當時民盟境況極糟，在國民黨的壓力下，青年黨已退出民盟，投靠了國民黨政府，而民社黨也要求退出，如果梁一走，民盟只怕立即就要解體。因此，
梁漱溟雖然感歎自己無所作為，但對於中共方面而言，第三方面卻仍是很有用的政治力量。當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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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形勢對國民黨越來越有利，國民黨軍隊已在連續的進攻下奪得了許多解放區，同時在談判桌上更是漫天要價，提出了許多苛刻的條件，根本無意於和談。處於不利條件下的中共方面十分希望能取得和談的成功，至少能停戰一段時間，而有時間做軍事上的準備。因此十分希望第三方面能出面調停，給國民政府施加壓力。
於是，周恩來於８月２９日找到了梁漱溟，一方面對梁漱溟親往調查李、聞案的無畏精神表示欽佩，另一方面向梁漱溟介紹了當前國共交戰及和談的形勢。
之後，又感歎第三方面竟然聽之任之，無所做為。言下之意， 是希望梁漱溟能再次出面調停。梁漱溟自然無法拒絕，同時他也感覺民盟一段時間來太過妄自菲薄，於國並沒有做什麼有益之事，便下定了繼續擔當調解人的決心。
他立即前往拜會了馬歇爾。當時美國政府已逐漸拋開了「調解人」的外衣，開始公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８月間，美國陸軍助理次官彼得生和美國對外清
償委員會就決定將抗戰期間美國留在中國及附近的軍
用物質以廉價出售給國民黨政府。梁漱溟一方面希望馬能說服美國政府停止這些鼓勵內戰的舉動；另一方面想請馬歇爾同他一起共同致力於國共間的調解工作，爭取和平。對於第一個意見，馬表示無能為力，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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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調解國共間的爭端。於是，馬歇爾、司徒雷登會同梁漱溟等人積極向國民黨方面進言，施加壓力，在他們的一再努力下，蔣介石勉強同意重新恢復國共和談。
馬、梁等人高興之餘，正準備發函請周恩來開會。
但他們高興得太早，蔣介石此時卻加緊了攻勢，共軍節節失利，張家口危急。９月２９日，周恩來致急電馬歇爾，請轉告蔣介石立即停止進攻張家口，否則國共和談從此全面破裂不再談判，一切責任由國民黨方面承擔。蔣介石見後大怒，於１０月２日交給馬歇爾兩條更為苛刻的條件，表示，中共如果能同意，他立即可以宣佈停戰。
這兩個條件不但中共方面無法接受，連馬歇爾也連連搖頭。但此後，蔣介石就飛往廬山避暑，對馬避而不見，馬只好同司徒雷登上廬山，１０月６日，他們終於見到了蔣。經過長達８個小時的商談，蔣終於同意停戰１０天作為中共方面考慮他所提條件的時間。
馬歇爾為和談盡了力，為共產黨贏得了時間，本來是做了件好事。但他卻故作聰明地耍了個小陰謀。
在對外的公告中，他稱休戰的目的是為了「討論」蔣介石的條件，用的是英文「discuss」，但在正式的備忘錄中， 他卻使用英文「carrycut 」， 意思是「執行」。這樣，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同意蔣提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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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授人以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的口實，這其實是幫了蔣介石的大忙。周恩來對此十分憤怒，拒絕由上海回南京談判，並指責馬搞兩面派，要求他立即修改備忘錄並公開闢謠。１０月９日，馬歇爾飛往上海向周解釋此事，但二人爭論半天仍沒有結果，周仍堅持留在上海。
國共雙方雖已休戰，但拒絕和談，使得梁漱溟焦急萬分。他一面找到國民黨當局，力勸孫科等人拿出和談的誠意，以免做民族之罪人。但孫科十分為難地解釋說黨內一切大事均是蔣介石說了算，他們實在無能為力，但表示歡迎周前來談判，他們將盡力而為。
之後，梁漱溟於１０日趕到上海拜訪周恩來，力勸共產黨為了和平再作一些讓步。他表示周恩來留在上海很不方便，不如回南京談判，既使不成也不會授人口實，造成共產黨不要和談的誤會。周深為所動，答應請示延安後回南京。
為了和談能順利進行，梁漱溟又不辭勞苦地找到了許多退居在家的民主人士，勸他們不要逃避責任，而應該站出來說話，為和平盡力。黃炎培等人為梁漱溟的精神所感染，均表示如國共恢復和談，他們立即前往南京，為和平而奔走呼籲。
在梁漱溟的奔走努力下，事情出現了轉機，各方面都有了和談的意思，他感覺該鬆口氣了。１１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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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夜車回南京。１２日清晨，火車緩緩駛入南京車站。梁走下了火車，成功的上海之行使他不免有帶給中國以和平的愉悅，而早晨清新的空氣更使他不急著回家，而是隨手買了份報紙，準備獨享那份「偷得的閑瑕」和成功在即的愉悅心情。不想，翻開報紙後，觸目驚心的卻是國民黨軍隊於１１日下午攻入張家口，
蔣介石隨即宣佈１１月１２日召開國民黨單方面決定
的國民大會的消息。局勢的急轉之下如當頭一棒，使梁不由呆立了，良久才緩緩說出了那句令他自己和國人都無法忘卻的名言：「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七、最後的努力
局勢發展到這步田地，梁漱溟更覺意冷心灰，回到南京家中後一天沒出門，認為已無話可說，無事可做了，「現在的事彷彿是救一個垂死病人，以前或許有一線希望，現在已經斷氣，實在毫無辦法。」
１１月１２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國民黨打下了張家口，又下令召開國大，說明國共和談已破裂。為爭取時間疏散人員，在上海、南京的中共代表在四五天內保持沉默，而由中共中央出面對國民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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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嚴重抗議。因此，從表面上看，上海、南京的中共代表都很平靜，看不出和談破裂的樣子。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不相信梁的判斷，仍請梁再想些辦法，作些努力。
在馬、司徒等人的一再勸說下，梁漱溟不免心動，表示可以試試。但同時提出了兩個條件：首先，由於馬歇爾與周恩來已經鬧僵，不方便再說話了，現在只有由國內第三方面出來努力，希望美方及國民黨諒解；其次，國民黨方面，由美方出面聯繫，共產黨方面，則由國內第三方面出頭。國內外第三方面要一同用力，事情或許還有希望。馬歇爾、司徒雷登表示完全同意。
於是在１５日，梁漱溟便答應做最後的努力。
１５日上午，國民黨派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雷震到上海，找民盟、青年黨的負責人商談，邀請留滬的政協代表，包括中共代表，都到南京去重開和談，希望第三方面代表盡力調解。民主人士聞訊大喜過望，國民黨方面主動要求和談，看來和平有望。當天下午，
三方面似乎都積極要求和談，但實際上是各懷各的心思，目的完全不同。作為配角的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是真心希望和平，現在正為國共雙方的熱心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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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興。而和談的主角，國共雙方都明白和談無望，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國民黨由於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而狂妄地認為戰場上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因此開始考慮建設問題，十分希望能爭取到第三方面的支援，首先是希望他們能參加１１月１２日的國大，所以才做出熱心和談的姿態。周恩來對和平已徹底失望，並已經做好撤離的準備，只是礙於第三方面不少人仍抱有一線希望，不好斷然拒絕，他在１５日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稱目前的局勢是國民黨在發動和平攻勢，而第三方面怕破裂，也參加了這一和平運動。現在的中心環節是爭取第三方面，如能爭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參加國大就是勝利。三方面和談的「底牌」都不同，都按各自的想法努力，其結果可想而知。
１０月２１日，周恩來會同黃炎培、
大家都明白，國民黨內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孫科無法替他作主。他這一走，等於說和談只是虛設。周恩來此來只是應付場面，所以不以為意。但在場的第三方面人士尤其是梁漱溟卻感到更加失望。
中午１２時，孫科宴請各方面的代表。梁漱溟即席發言，他警告大家不要為和平恢復而盲目樂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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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過去的１０個月，大家都為和平而奔走呼籲，但結果卻是大規模內戰仍然爆發了。其原因就在於國共兩黨挾兵自重，而此外又缺乏能與之制衡的力量，故而其他人只能聽由國共雙方支配。因此，梁提議第三方
面應該藉助廣大的社會力量為後盾真正發揮自已的作
用，「必須在矛盾之兩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來」 ，「從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須自覺認識其責任之重大，而團結一致，採取行動，當真負起責任來。
同時國共雙方亦要自覺其自身矛盾中，非有超於矛盾之第三力量，則和平不可期，而歡迎第三方面出來」。
同時，「全國人更應警覺時局之嚴重，而以輿論為第三方面作後盾。第三方面除貢獻其心思辦法外，於必要時應秉持公正態度，對於任何一方之破壞和平者，斷然聲明其責任，以輿論制裁之」。
這時，梁漱溟已明白國共雙方並沒有誠意和談，而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他已失去了往日的冷靜，而陷於了狂燥不安的情緒中，甚至有些偏執狂的心理。
他妄想通過第三方面的力量制約國共兩黨， 儼然有「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想法。在之後的第三方面的會議中，他繼續發揮這一想法。他提出應該把國共雙方的提案都棄之不顧，另外重新擬一個折衷方案。這些大膽的話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爭論，認為根本不可行。
但梁漱溟情緒十分急燥，他言辭激烈，態度強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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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拍著桌子加強語氣，他立即反問對方：「那怎麼辦，你說怎麼辦？」自然沒有人能回答上來，梁繼續堅持已見：「到了現在，我們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來壓服任何不接受折衷方案的一方。我們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這裡。要不然，我們只好撒手不幹。」大家既然無法拿出更好的辦法，又說服不了梁，只好決定草擬出具體方案，再來討論。
會議公推出梁漱溟、黃炎培、莫德惠三人負責此
事，三人經商討後草擬出一個方案共三條，自以為十分公正無私後就交由大會討論。第三方面匆匆討論通過後，並沒有再找國共雙方代表商量，立即清繕出三份，大家聯合簽各，並分送給國共及馬歇爾三方。
梁、黃、莫三人畢竟只是文人而非政治家、軍事
家，他們自以為「大公至正」的方案其實明顯偏向國民黨方面。首先，就地停戰，就等於承認了國民黨連續攻下東北各地、張家口、蘇北、山東各地的事實。
其次，方案中對共軍駐地作了要求，對國民黨卻沒有提。這顯然是中共方面無法接受的。
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人負責送方案給周恩來，並由梁負責逐條加以解釋。梁見到周後，首先聲明這是最後的折衷方案，言下之意，國共雙方都必須接受。
不料當梁剛解釋第二條時，周恩來臉色驟變，揮手打斷了梁的話，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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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還不算， 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今天國民黨是我們的敵人，你們也是我的敵人！」周恩來顯然十分激憤，淚落聲嘶。他用力摔門而出，取來一份電報。這是向中共中央報告說明中共與第三方面約定，今後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一定互相關照的記錄。周恩來質問梁說：「我是信任你們的，你們為什麼不事先關照一聲。」說完又落了淚，莫德惠也在一旁落淚。
梁漱溟想起前約，自知理虧，簡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幸而李璜說：「不要緊，趕緊把檔從各方面收回來再說。」並保證青年黨方面由他負責。梁漱溟如夢方醒，急忙把黃炎培、章伯均、羅隆基三位找來梅園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收回已送出的方案。
莫、李、黃、羅等四人急忙趕往孫科家。只見車馬盈門，許多人喧喧嚷嚷地向外走，政府方面看來已經對方案開會商討過了。四人不由心中一沉，趕緊進去，看見孫科、王世傑、陳誠還在會議室，陳誠正手持手杖在一張大地圖上比比劃劃，一見莫德惠等人進來便說：「你們把這樣好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了，你們幫了共產黨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趕緊說：「你們認為不行嗎？ 還是可以商量的。」 黃炎培眼尖，看見原文件還擱在桌上，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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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拿給羅隆基說：「好！既然不恰當，我們再去商量。」
說完就拉著其他人快步向外走，走出門外才鬆了口氣。
莫德惠更是緊張得連後襟都汗濕了。送給馬歇爾的那份，他還沒有折閱，比較順利地就取回了。
原件就這樣全部收回，並交給周恩來過目，聲明作廢，周這才收淚息怒。而梁漱溟也如釋重負，並感謝李璜的幫助。因為此時青年黨已經依附政府，如果李執意不收回原件或不同意作廢，事情就難以收拾了。
梁漱溟本來是為和平盡心盡力，對共產黨也是一片好心，但國共雙方都認為自己吃了虧，都無法接受這一折衷方案。事實上，方案確實有損共產黨的利益，萬幸處理得及時，並沒有鑄成大錯。
但梁漱溟也明白這場虛驚之後，共產黨方面對他雖不至於有敵意，但也心存芥蒂。他乃至整個第三方面也失去了調解人的作用。更何況這段曲折使他感歎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無能，不免意冷心灰，下定了脫離政治的決心。大家明白他去意堅決，也不便多勸。於是，在與各方告辭後，梁漱溟離開南京赴重慶，回到他嚮往已久的學術研究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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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只發言，不行動
一、憲政不適合中國
早在１９４１年，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有所好轉之時，梁漱溟就開始從文化角度思考中國所以不能強盛的原因，只是因為連年戰亂，之後又忙於調停國共矛盾，無法深入。此次脫離政治，使他得以繼續先前之課題。１１月，他辭去了民盟秘書長職務後，回到重慶北碚創辦勉仁書院，一方面講學，一面潛心研究，希望從文化角度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並著手寫作他考慮已久的問題——《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基於他的新儒家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自以為找到了中國何以前期輝煌、強大而後期卻落伍於世界潮流的原因。
他又比較研究了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其未來的發展前途也自成體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過的路。
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的分析，對中、西、印度三種文化的比較研究，他更加堅信自己過去對中國未來光輝前景的判斷，從而得出了他一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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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敢確定的結論：憲政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的形式，實際並不能給中國帶來民主，反而將引起混亂和災難。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反對，單方面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 並宣佈於明年１２月２５日起施行。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研究如何促進憲政、做好行憲工作。６月１３日，「選舉總事務所」在一片反對聲中成立，１１月，又成立了所謂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和選舉指導委員會，並匆匆在各地舉行「國大」
代表選舉。
對於國民黨的為製造民主、和平假像而匆忙推行
憲政的拙劣行徑，梁漱溟深不以為然，戲稱之為「選災」。但他既然已聲明退出政治，就不便針對國民黨政府發表攻擊，於是利用學術問題為掩護，從文化角度說明中國目前並不具備推行憲政的條件。強制推行，不但不能給中國帶來民主，反而會給人民帶來人為的災難。總之，中國既然不適合走憲政之路，就不必勉強去走。
梁漱溟的與眾不同的見解，使忙於行憲的國民黨大為惱火，但苦於梁漱溟乃是借學術探討的幌子，不好在政治上進行反擊。但在文化界中，卻引起了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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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反響，引起張東蓀、郭叔士、費孝通等人著文討論。他們雖然同意梁的中國目前不具備推行憲政的條件的論斷，但否認中國不適合實行憲政的說法，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平的實現、人民的覺醒與開化，中國一定會走上憲政之路。
對於張、郭等人的批判，梁漱溟不願作答。他聲明，自己的《中國文化要義》即將完成，大家可以由此書明白他的真實想法和具體主張，他就不一一作答了，大家如有疑問，可以看書。
二、只發言，不行動梁漱溟雖然遠離政治，埋頭著書立說，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十分固執地相信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自然也就相信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必須依靠他才能順利進行。因此，他總是忍不住要去關注現實政治，忍不住要去說出自己的見解和方案，以供國人參考。
基於以上考慮， 他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政治的根本在文化》，指出，要解決政治問題不能就事論事，而應該從政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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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入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３月１日，梁在《觀察》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問題要解決，必須要先解決每個中國人思想中的劣根性，即必須「樹立自己信用」 ，「力求彼此合作」。
１９４７年５月，國民參政會最後一次會議在重慶召開。梁漱溟的許多老朋友都希望參政會元老梁漱溟能夠參加。梁的老朋友、素有「和平老人」之美稱的張瀾親往勉仁書院邀請梁。梁漱溟出於對張的尊敬，加上在重慶辦學也得到過老人的許多幫助，便答應了。
但他同時聲明瞭自己的原則，即只發言，不行動；只呼籲和平，不奔走和平。從此，梁漱溟在學術研究的同時，又以「明知不可而為之」的心情同張瀾、黃炎培、許德懋等人一道為和平大聲疾呼。
當時，國內形勢已隨戰爭的發展而日趨明朗，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失利，而共產黨不但奪回了過去被侵佔的解放區，而且正著手於全面反攻的準備。軍事的失利使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加強了高壓的政策，蓄意迫害敢於反對自己的異已。
民盟是第三方面的中堅組織，向來就敢於發表自己的真實想法，對於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也不時發表文章指責、規勸，故而早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於是１９４７年秋，國民黨當局就著手準備，蓄謀解散民盟。張東蓀得知此消息後，立即致函梁漱溟，認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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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盟之元老，希望他能為保住民盟做些努力。出人意料的是，梁漱溟反勸張看開些，既然民盟已經起不到什麼作用，不如解散算了。並同時將此意奉告張瀾、黃炎培等民盟負責人。
１０月２７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以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藉口，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１１月６日，民盟主席張瀾簽名發表中國民主同盟被迫解散通告，通告全體成員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民盟總部負責人總辭職，總部亦於即日解散。梁漱溟立即在《大公報》上發表聲明退出組織。
梁漱溟這些出人意料的言行使得大家十分不解，甚至有不少人責怪梁變得軟弱，失去了昔日的錚錚鐵骨、浩然正氣。梁漱溟自有苦衷，但有口難言，感覺很委屈。多年後，他回憶此事時解釋說，自從發生那件「最內疚」的事使他退出政壇後，他一方面感到慚愧，一方面也不免對共產黨產生戒心，因而心情很複雜。「我知道國民黨是不行了， 今天唯一強大勢力將在共產黨。過去我祈求國共合作，主要是對國民黨而說話，今後將須對共產黨說話。共產黨是不好說話的，說話不對他的意，就可以被認作敵人。而一徑遭到敵視，雖有善言亦難邀好的考慮。只有明白擺出來：我止於說話而不繼之以行動，止於是個人而無組織為後盾。那麼（沒有力量）不足重視，亦不引起敵視；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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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平了心聽我的話，對我的話才聽得入。這便是我的一番苦心。」或許，這就是梁漱溟只發言不行動以及主動退出民盟的原因，他並不是要以此討好國民黨，而是去刻意迎合共產黨，從而有更好地發揮作用。
三、暢所欲言
梁漱溟清楚地認識到，作為獨立的、在野的知識份子，在任何當權者眼中都是一種叛逆，將來共產黨執政，怕是更難容他說話，但他的性格又不允許他去依附於當權者，去說一些違心的話。他已經意識到他在生命的未來歲月中無法避免的悲劇。雖然已為此只發言而不行動，並脫離了組織，但在發言時仍然無所顧忌，暢所欲言，透露出高度坦達的儒者風度。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蔣介石因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只好通電下野，讓位於李宗仁。當天的《大
公報》上就發表了梁漱溟早已完成的長文《過去內戰
的責任在誰？ 》。文章政治傾向明顯，在歷數眾多事實後，梁明確指出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必須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該文言辭極富挑戰性，在當時國民黨仍具強大勢力的環境中，不能不說是十分大膽了。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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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雖然下臺，但在黨內勢力未倒，實質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梁的親友都為他的生命安全擔心，梁自己卻毫不在意，結果他並沒有出什麼事。
李宗仁新官上任，立即展開「和平」攻勢，表示「決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奮鬥」，並聲稱願意就和平問題與中共重新談判。他指派邵力子、張治中等五人為和談代表，並電邀李濟深、章伯均、張東蓀等民主人士充任調解人。對梁漱溟也再三邀請，但梁都婉言拒絕，只是向李宗仁提了一些建議，同時勸李也應隨時準備引退，不要做蔣介石的替罪羊。
歷史是公正的，它再次重演了過去的一幕。不過此時和談主動權已掌握在中共手中，對於李宗仁的和平攻勢，中共一方面表示了寬容，一方面又堅持原則，提出了八項和談條件，其中就包括懲辦戰犯問題。
對於中共方面的要求，國民黨方面表示難以接受。
梁漱溟也不滿意，他認為如果不談戰犯問題或許更容易達成和平協議。他又一次出來暢所欲言，以期解決和談中的難題。
首先，梁漱溟滿腔憤慨地責問國民黨當局：「試問連續三年大戰，烽火蔓延數百萬方裏，前線將士死多少？戰區無辜人民死多少？全國各界直接間接所受苦難者有多少？……今天一旦你們打不下去，又由你們口裏說要和平。……把國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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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說罪，亦是莫大過失。你們對這過失，竟不負責嗎？然而一提到和平條件，你們什麼都可以讓步，獨只有你們自身不容損傷一點，戰犯問題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們無罪！好像天下人都該死，只有你們萬萬死不得！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孫科如果有勇氣，應當向國人請求把一切罪過一人承擔起來，自殺以謝天下！」
之後，梁漱溟則話鋒一轉：「我倒不主張由共產黨把一切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事實上亦捉不到，而且，這麼做好像一切是非皆隨勝負而定，成則諸候敗則囚，亦沒有意味。」隨即，梁漱溟提出了三條具體建議，要求國民黨要員引咎辭職、閉門思過；共產黨也應停止內戰，同時也應為內戰之發生負責；公推公正人士公開審判，即為定讞。
梁漱溟不自覺中又重演了前次折衷方案一事中的
角色，置國共雙方的方案於不顧，另立自己的方案。
他出發點是爭取和平，但在中共看來，無疑是替國民黨開脫罪責；而國民黨又認為他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討伐自己。梁漱溟自以為不偏不倚卻招至雙方的怨恨，這何嘗不是中國知識份子議政所固有的悲慘結局。梁漱溟又何嘗不明白這些，只是他一旦認定自己正確後就一定要說出來，這正是中國知識份子議政的悲慘結局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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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不久，梁漱溟又發表了《敬告中國共產黨》，「鄭重請求中國共產黨，你們必須容一切異已者之存在」，「千萬不要重蹈過去國民黨的覆轍」，要求糾正對中間路線和自由主義者，即他這種人的批判。並要求共產黨放棄武力，稱「若以舊日"替天行道』的觀念來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的」。如果中共堅持使用武力，即使統一全國，也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毀國。梁漱溟的話或許有些道理，但顯然已失去了客觀和冷靜。他公開袒護國民黨不算，還對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公開譏諷，稱之為「替天行道」，在當時的形勢下，的確起到了很大的負作用。
出於對梁個人的尊重與愛護，共產黨並沒有追究此事，只是不聞不問，不聽取他的建議。但在學術上，立即有不少左翼人士對梁進行反判，指責他不懂馬列而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妄加評論，其態度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負責任的。這擊中了梁漱溟的要害，因為這句話正是他經常用來批評別人的。他頓時啞口無言，知道再說什麼也沒有用，便聲明自己三年內只發言不行動，不在組織中。同時拒絕了中共請他參加新政議的邀請，退回到重慶勉仁書院的書桌旁，繼續他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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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獲得新生
一、由沉默到支持
「宜將餘勇追窮寇，不可估名學霸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突破長江天險，一路勢如破竹，高奏凱歌，終於將國民黨反動派趕到了臺灣，從而統一了全國。
中國共產黨勝利使得梁漱溟多少有些尷尬，他雖然並不對共產黨抱有敵意，但對共產黨的理想、主張卻不以為然。再加上兩次國共和談關鍵時期他都扮演了並不光彩的角色，實際上站到了國民黨的一邊。使他內疚之餘不免對共產黨深懷戒心。因此對於新政權，梁漱溟始終保持沉默，既不反對也不支持，而是閉門研究，以靜觀其變。
但共產黨卻沒有忘記他為革命所做的貢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周
恩來對歡聚在天安門城樓的各界朋友感慨地說：「今
天
梁漱溟接到毛澤東主席親筆的邀請函，歡迎他參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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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梁表示：「如參加政府就不便說話」，堅持不就。
１９５０年元旦，梁漱溟再次接到中國共產黨邀請他參加全國政協的電文。是否出山，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但決定先停辦勉仁書院，到北京看情況再定。
於是，他又回到了已闊別２５年之久的北京，住在西城區劈才衚衕南寬街一親戚家中。
梁漱溟到北京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莫斯科訪問未歸。３月１０日，中共代表團返回北京，梁漱溟亦被安排去迎接，而且排在民主人士歡迎隊伍中的頭一個。毛澤東下火車後，很快就發現了梁，老朋友闊別重逢使兩人都很高興。毛澤東尤其顯得興奮，握住梁的手搖個不停，並當場對梁說：「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行。」二人之間並沒有發生梁當初所想的尷尬局面，而且毛澤東的熱情使梁漱溟大受鼓舞。
１１日晚，政府舉行公宴，梁漱溟也應邀出席。
他仍堅持食素，不飲酒。毛澤東大為欽歎，笑著對眾人說：「
宴後，毛邀請梁明晚到他家中做客。
１２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也是梁漱溟
的老朋友林伯渠驅車親往梁家將梁漱溟接到中南海頤
年堂毛澤東的住處。賓主寒喧入座後，毛澤東開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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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問梁對當前國事有何見教，梁漱溟也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兩人彷彿又回到延安窯洞，相談甚歡。
不過，毛澤東突然話鋒一轉，問道：「
飯後，談話繼續進行。毛澤東已明白梁漱溟仍心存疑慮，也不願再勉強，便建議道：「
參觀考察正是梁漱溟目前想要做的，他也明白毛澤東同志的一番苦心，就痛快地答應了。１９５０年４月，梁漱溟開始了對山東、河南和東北各省的考察。
一路的所見所聞，使得梁對人民政權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親眼看見許多新氣象，使我不由暗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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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承認：這確是一新中國的開始！」 這種新氣象隨處可見，反映在各方各面，「特別是外省比北京多，在農工百業上較政治上多，」「 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見許許多多人簡直是死，現在竟又活起來。」同時，對於新中國的前途，他也充滿信心，「有痛有癢、好惡真切，這便是唯一生機所在。從這一點生機擴大起來，就有今天廣大局面的鮮活空氣，並將以開出今後無盡的前途。」
９月中旬，梁漱溟結束了他的考察活動回到北京。
２３日晚，毛澤東邀梁到家中，詢問考察的情況和感想。最後，毛又建議梁到南方去看看，趁熱打鐵，收穫會更大。梁明白毛澤東是怕他仍然沒有轉變看法，立即表示感觸很多，想擠出點時間寫出來，南方之行就暫緩。同時，他又直率地提出，鑒於新中國的光輝前景，他願意放棄三年不出的誓言，參加到政府工作中。毛澤東不由哈哈大笑，二人以茶代酒，慶祝梁的轉變。
１９５１年，梁漱溟正式出任政協全國委員，參加了政協會議，從此全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他的家也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關照下，搬進了頤和園石舫附近一所環境幽雅、小巧精緻的四合院中，生活條件大為改善。
至此，梁漱溟已經真正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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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新中國建設而努力。從而實現了他生命歷程中的一次重大轉折，由沉默走向了支持。
二、思想轉變
梁漱溟儘管在政治上認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
中國，並積極參與政府工作。但在思想上，卻仍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並沒有轉變。
１９５１年冬，《光明日報》為慶祝元旦徵文，專函請梁漱溟寫一篇讚美中華民族的文章。盛情難卻之下，梁寫了《中華民族是人類的一奇跡》的文章，
主要延呈了他於１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的思
想，宣傳自己的中國文化特殊性的主張。但文章發表時，《光明日報》卻加上了「
在看過梁的文章後，許多人寫文章進行批判，這場爭論涉及梁漱溟思想體系的各個方面，而且有的帶有極強的現實政治色彩，可以說是建國後第一次對梁的新儒家思想的清算。
但這場清算的主角梁漱溟此時卻已離開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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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１９５１年春，中央組織了西南土改工作團，
本就極關注農村問題的梁漱溟想起毛澤東希望他考察
南方的建議，於是主動報名參加。５月上旬，他隨工作團來到四川合川縣。工作團考慮到他年紀較大，沒有安排具體工作，而是請他仍住在縣城裏。
梁漱溟自然不滿意這種安排，他同隨他同來的黃良庸商量，既然來了，就不能只當旁觀者；要求深入下去，參加實際土改工作。他們的要求得到部分滿足，被安排在雲門鎮一家地主宅院裏。梁漱溟不顧年高體衰，親自參加貧雇農訴苦會，參加清算地主鬥爭會，參加分田地、發土地證等工作，並多次同農民促膝交談，對土改有了深切的瞭解。
８月３０日，土改工作結束，梁漱溟隨工作團回到北京。９月３日，毛澤東聽說他返回後，請他吃飯談心。在談到此次四川之行時，他頗有感觸地說，共產黨解放四川不到兩年，就把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條，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況變化之快，實在出人意料，不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欽佩。因此，他認為土改政策反映了廣大農民的要求和願望，很必要，也很及時。同時，他也批評了親眼所見土改中出現的違背政策的現象。比如：鬥爭會上打人很兇，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得跳河自殺。他希望這個問題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如果使地主感到自己沒有活路，後果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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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的。毛澤東笑著說：「你說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發生。但我們總的政策是鬥倒地主，給他出路。大多數地主不會自殺，也不致於反抗。問題是貧雇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以控制，於是對地主非打即罵。我們應該認真貫徹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在北京兩年多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參加土改的社會實踐，使梁漱溟似有所悟，自己卻並不清楚是什麼。
他開始結合思想實際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和其他一
些理論文章，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政策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思想上也有了轉變。這個轉變在別人看來或許不大，但在他而言已是「打破記錄」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梁漱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篇長文，題目是《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歷數自己自１９５０年１月來種種思想的轉變，其實也是對上次思想清算的正面答復。他寫道：「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國解放前夕，我還是自信我的對。等到最近親眼看到共產黨在建國上種種成功，夙昔我的見解多已站不住腳，乃始生極大羞愧心，檢討自己錯誤所在，而後恍然中共之所以對。現在那個距離確實大大縮短了，且尚在縮短中」。
１９５２年，梁漱溟又寫了長達５萬字的《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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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與反省》，回顧自己多年來從事社會活動的經歷，反省以前的錯誤見解，闡述自己思想上發生的變化。
他鄭重表示放棄從前的政治主張，坦誠說道：「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我始終會認定我走的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始終不會發覺自己是改良主義。在今天勘對起來，我之為改良主義，已無可否認。」他承認，自己過去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是錯誤的，由此而作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判斷是站不住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為革命。同時，對於始終不忘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雖同情它，卻不同意其路線，常抱著一個容納共產黨而修正共產黨的想法。我就這樣執迷不悟了好多年。」
他自我反省說，自己的思想有三個最大的變化。
第一，在階級、階級鬥爭、武裝革命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問題上，共產黨是對的而自己錯了；第二，他反省自己的「中間路線」，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者；第三，承認自己過去的鄉村建設的主張和作法並不成熟，而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和群眾運動政策都是正確且行而有效的。
作為一名嚴謹的學者，梁自述的思想變化應該是出於肺腑之言。以他剛正不阿的性格是不會說違心的話的。因此，他也毫不諱言自己並沒有完全接受共產黨的一切理論，對於自己的見解還仍有保留，「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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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時我的思想上仍有若干問題沒有解決。例如：如何接受唯物觀點，舊日中國社會是不是封建社會……。
他自信坦誠是為人之本，因而對自己的思想問題從不隱瞞，決不會為了討好當局而放棄自己的主張。即使
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仍然不失自信、豁達的儒者風
度。
梁漱溟雖問心無愧，但他的態度卻並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立即又有不少人針對梁的文章進行批判。有的人更把梁漱溟作為舊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例證，指出他的確有一些值得歡迎的進步，但在許多問題上仍頑固不化，改造得並不徹底。這些批判日益升級，甚至從政治立場角度對梁漱溟進行攻擊。
幸運的是，周恩來同志為保護梁漱溟而公開表態，稱梁每次從各地考察回來後「的確有進步」。而且梁漱溟同毛澤東的親密的個人友誼也保護了他。那段日子裡，梁毛二人接觸頻繁，並且每一兩個月就要深談一次。這些使得報紙上的批評不得不有所「顧忌」，並沒有給梁漱溟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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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主席有無雅量
如果說，梁漱溟與毛澤東主席的親密友情使他在建國後的次次思想清算中得到庇護的話，那麼他與毛澤東的交惡就是他悲劇的開始。
１９５３年９月，由於一件意外事情的發生，使梁漱溟與毛澤東幾十年的交情劃上了句號，梁漱溟由毛澤東的「座上賓」一變而成眾矢之的。
１９５３年９月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梁漱溟以政協委員的資格列席了會議，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會議的前兩天進行得很順利，梁的發言中肯、真誠，與會者表示贊同，周恩來也感到很滿意。１０日散會時，周恩來特別關照梁，請他準備一下，在第二天談談自己的意見。
梁漱溟對此事十分認真，他認為將過去的發言簡單重複沒有什麼意思。他希望能談出些新意，對執政黨要有所貢獻。於是，他思考了一夜，準備了一篇自以為很懇切、得體的發言。
１１日下午，梁漱溟根據自己的準備做了即席發言。他首先表示擁護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新中國建設中的成績也充分肯定。接著，他開始對當前實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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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不盡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 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向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 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我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個問題望政府重視。」平心而論，梁漱溟的這番話，完全是出於對共產黨愛護的態度，他為農民請命，也是出於他素來的主張。因此在會議的當場，他的批評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政府有關人員也就農村工作中的問題作了答復。
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密切關注著會議的有關情況。當梁的發言傳入他的耳中時，卻立即引起了毛的誤解。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也是依靠農民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因此自認為是最瞭解農民的，不願意聽別人在農民問題上說三道四，尤其是指責他嫌棄農民。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彭德懷關於抗美援朝的報告後，發表了與會議主題不相干的談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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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雖然沒有點梁漱溟的名字，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冷嘲熱諷的物件是誰。當時就坐在台下的梁漱溟自然更清楚。他對毛澤東指責他「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的罪名無法接受，感到很委屈和生氣，如鯾在喉，不吐不快，他認為有必要解釋一番。於是當天晚上就寫了一封信，第二天當面交給毛澤東，信中說：「聽了主席的一番話，明白實在為我昨日的講話而發。但我不能領受主席的批判。我不僅不反對總路線，而且是擁護總路線的。主席在這樣的場合，說這樣的話，是不妥當的。不僅我本人受不了，而且會波及他人，誰還敢對領導黨貢獻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給我機會當面復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
毛澤東似乎無意將事情弄僵，看過信後就約梁漱溟當晚談話。
１３日晚，懷仁堂舉行京劇晚會，在演出開始之前，兩人談了二十多分鐘。梁要求解除誤會，毛則堅持說梁是反對總路線，雙方都在氣頭上，言語間頻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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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仍不甘心就此背上反對總路線的罪名。１６日，他再次登臺發言，復述了幾天來的說話，試圖證明自己是擁護總路線的。但他仍堅持已見，以為民請命的姿態重提「九天九地」說法，要求多知道一些總路線的具體內容，並一再稱自己為「有骨氣的人」。
這些激烈的言辭不能不對黨的高層領導人尤其是毛澤
東造成不好的刺激。
９月１７日，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歷數了梁漱溟的種種反動言行，
並指出在國共兩次和談的關鍵時刻梁是站在國民黨的
立場上壓迫共產黨的，由此可證明梁一貫反動。同時，
周恩來還在會場上印發了梁於１９４９年春寫的《敬
告共產黨》一文。在周恩來發言期間，毛澤東或插話，或發言，措詞犀利。
「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殺人有兩種，一種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
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比西施還美，比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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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
「你的書沒有人看，你的話也沒有人聽，除非反動分子，或者一些頭腦糊塗的人。」
……
顯然，毛澤東此時已經失去了冷靜，因此他的話語過於感情化，部分已不合事實，對梁漱溟的批判也過於激烈了。於是，何香凝出來打圓場，她首先順著毛的話指責梁漱溟，隨後希望他閉門思過來反省自己的錯誤。梁漱溟如果順著何的話表個態，認個錯，事情可能會就此結束。但生性倔強、認真的梁漱溟卻根本聽不進何香凝的話。他自信一生光明磊落、與中共坦誠相待，自然無法接受誤解。他要進行解釋，以消除誤會，卻不知越解釋事情越糟。
根據會議日程安排，梁漱溟於９月１８日下午進行答辯。他剛講十幾分鐘， 會場秩序開始混亂，有人起來抗議，不讓他再講下去。於是，梁漱溟將目光移向毛澤東，要求主席主持公道。他以挑戰的口吻說：「我現在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說話的時間。我還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為我說了那麼多話， 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 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黨總不會如此。我希望領導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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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的發言有一明顯語病， 就是聲明判斷毛澤東有無雅量的前提是毛承認自己錯了而梁正確。這自然得不到毛澤東的諒解， 反而更加激怒了毛。他抓住這一點針鋒相對地說：「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正確，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這樣的"雅量』， 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 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梁漱溟聽了毫不示弱，接過話來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 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你更加尊敬， 如無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
毛澤東回敬道：「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 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和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和他永遠談不清任何一個問題， 他沒有邏緝，只會胡扯。……至於說到批評，應該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你梁漱溟，我們實行哪一條呢？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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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又頂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
自我批評這個雅量……」
梁漱溟話音未斷，會場上立即一片混亂，台下有人喊，「不許梁漱溟胡說八道。」「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 」「梁漱溟滾下臺來！」……
梁漱溟公開對人們敬若天神的毛主席進行批評，自然激起了與會者的公憤。一片混亂中， 梁漱溟的好友陳銘樞不得不站出來替梁解圍。他以請教的方式問毛澤東：既然梁漱溟的問題很嚴重， 那麼其錯誤是屬於什麼性質的呢？如果是思想問題， 就應採用耐心教育的方法，不必操之過急。
陳樞銘的發言方式巧妙，不偏不倚，立即使與會者情緒都冷靜了不少。毛澤東也順著陳的話， 指明梁的問題十分嚴重，但仍是人民內部矛盾，屬於思想問題。
毛澤東已讓了一步，但梁漱溟卻不滿意，他自信並沒有問題，所以仍堅持不下臺，要求繼續發言。毛澤東以緩和的口氣說：「
梁漱溟此時如果冷靜一些， 就應該明白毛澤東一再讓步，準備將此事就此了結。無奈滿懷激憤的梁漱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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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較周的發言和毛的批評，堅持要求「公平的待遇」。
於是大會採用舉手錶決的方式決定，結果，除毛澤東等少數人舉手同意外，大多數表示反對。就這樣，梁漱溟只好走下臺。
四、閉門思過
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似乎就這樣結束了，梁漱溟並沒有受到任何正式處分，政協委員照樣當下去，工資也照發，但梁漱溟內心的沉重和痛苦卻是可想而知的。
他雖然自信光明磊落，但此事發生後，他也不再那麼坦然。事後不久， 梁漱溟便去信全國政協主席陳叔通，要求請長假以閉門思過。得到同意後，他就在家讀書學習，反省自身，再不願參與任何活動。
最初的幾天，梁漱溟十分苦悶。他明白，毛澤東主席既然說這番話一定自有他的道理， 決不會是空穴來風。但他三省其身，卻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善意的批評何以招致毛、周等領導人如此惱怒？問題的癥結是什麼呢？
９月２０日星期天， 梁漱溟的兩個兒子培寬、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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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回家看望父親。梁漱溟便將這場意外風波告訴兒子，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培寬思考一會兒後對梁漱溟說：這件事表面上看很意外， 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誤會。
但偶然因素和個人因素卻不是主要的， 這件事有其發生的必然性。
梁漱溟聽得有理，連連點頭，於是培寬繼續往下分析：這件事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只是您沒有意識到而已。記得１９５０年，您初選為政協委員時，就開始提種種意見了。參加西南土改工作時， 亦曾說要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於中央土改法的話。除此之外， 您三年來的發言、信件聽說也差不多， 都好像有種監督政府的心態。您總說自己是善意的，是愛黨、愛政府，但一言一行的實際效果如何呢？何況動機恐怕也有問題，您自己好像總是站在政府外面一次次刺激政府， 積重難返。毛澤東認為您有惡意，便不足為奇了。
梁培寬並沒有就事論事， 而是拋開其父與毛澤東之間的孰是孰非， 從第三人的角度開導梁漱溟。這些話更是出自最親近的人之口，自然引起梁漱溟的思考，使他「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 對於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覺，好像通了竅」。
既然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梁漱溟開始認真反省自己的思想和三年來的言行，兩天之後，就著手寫檢討書。
他寫道：「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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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認識方面歷史上存在的偏頗， 造成了我於９月１８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 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於不顧， 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 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因此，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
時隔３０年後，毛澤東、周恩來也已故逝多年，當有人問及這段歷史公案時，梁漱溟平靜地說：「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 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 沒有什麼。他們故世１０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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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橫眉冷對千夫指
一、眾矢之的
沉默寡言、閉門不出使梁漱溟不再招惹什麼非議，平安無事地度過了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 中共中央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思想文化領域。１９５５年１月，
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份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
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講演工作的通知》，遂在文化界引起廣泛的批判和筆戰，思想「一貫反動」
的梁漱溟自然無法倖免。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 雖沒有點梁漱溟的名字，實際上矛頭直指梁漱溟，等於下了批梁運動的動員令。５月１１日， 馮友蘭在《人民日報》
率先發表了《批判
論》一文， 揭開了批梁的序幕。從此批梁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 金克木、湯用彤、鐘守人、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也紛紛撰文。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裡， 十多份權威報刊齊上，發表批梁文章數十篇，聲勢之浩大也是少有，梁漱溟成了眾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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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們使用嚴厲、尖銳的措詞從文化理論、哲
學理論、思想來源、鄉治理論等各個方面對梁漱溟進
行抨擊。其中不乏一些嚴肅的文章以真正科學的態度與梁漱溟做了學術上的探討。但更多的則是漫無邊際的指責和謾駡。特別是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他在革命時期的言行的批判，簡直是粗暴的定罪。《梁漱溟的四十年》一文中寫道：「梁漱溟的立場，就是在我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 總是站在保守的反革命的一邊，而和進步革命的一邊作鬥爭，並且隨著階級鬥爭的日益深化，梁漱溟的反革命思想和活動，也就是更加明顯和頑固。」有的文章還從揭露梁漱溟「家庭出身與反動立場」出發， 例數梁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反動表現」，從而得出梁漱溟一貫反動的結論。
平心而論，梁漱溟的思想和立場的確有問題，但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多年， 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也作出了不少貢獻。因此，給他扣上「一貫反動」的帽子，對他的功績全盤否定， 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只是在那個政治鬥爭激烈的年代， 在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高潮中，「左」的迷霧擾亂了人們的行為，一些人甚至是很有修養的著名人士做出錯誤的舉動，也是在所難免，無須過份指責。
只是這場批判鬧劇， 對梁漱溟而言， 未免太不公平。他只有挨批的權利，卻無法申辯，因而索性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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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辯，甘當靜聽不語的「反面教員」。他曾在１９５６年的一次政協學習會上說，「 去年一年對我的思想批判，我沒有做任何表示， 只在一次座談會上，我曾表示我擁護這一批判運動……有沒有抗拒心呢？ 有的，不過終於克服了它。」
這場批判固然是禍，但沉默卻使梁漱溟因禍得福，平安地度過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鬥爭」。而幾十萬知識份子包括曾批判過他的人都帶上了「右派」的帽子。這可以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二、思想是燒不掉的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６日， 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並通過了《中國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慕，一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由此上演， 像梁漱溟這樣的「反面教員」，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呢？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梁漱溟感到困惑、迷茫。但他仍然保持沉默，和政協的其他同志一樣，每天念檔、看報紙、談心得。當然， 所有的心得只能是「堅決擁護」，在沒有看清運動的性質和形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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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終一言不發，以靜觀其變。
但隨著老幹部，老朋友一個個被打倒，他無法再無動於衷，忍不住要談談自己的看法。６月７日，他在政協學習會上說：「對於時局的變化、發展，我的心情是困惑，難過，常常是事前茫然，事來震驚，事後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是這樣的心情，不希望這種事發生，看到這種事， 心裡很難過……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黨和人民的信仰、已經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的人， 還出這樣的大問題，如何理解？不能不納悶，想不通。說他們是混進來的反革命， 還是變質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都不大好自圓其說。」
參加政協學習會的人雖然大都對文革不理解， 但誰也不敢公開講， 而梁漱溟竟然公開為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洗脫罪名」， 自然招到不少人的攻擊。
但命運又一次偏袒了梁漱溟， 在對他的批判未形成高潮之時，文革的烈火就燒到了政協機關中，政協的大門被紅衛兵查封，對梁「反動言論」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政協學習組既然已停辦， 梁漱溟就又回到家中繼續他的研究。但激進的群眾運動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８月２４日，梁漱溟正伏案疾書《儒佛異同論》，忽聽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門開之後， 一群紅衛兵蜂擁而入，領頭的一位氣勢洶洶，劈頭就是一句：「我們要造你的反！」面對這群稚氣未退的孩子，梁漱溟無可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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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只好說：「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為之吧，翻抄什麼都可以。」
小將們翻箱倒櫃， 很快將梁家三代的藏書、明清字畫、各代名家手劄統統搬了出來。除了留下幾本馬列毛的著作外，一律撕的撕、燒的燒，砸的砸。當紅衛兵抱出兩大本《辭海》、《辭源》時， 梁漱溟急忙說：「這兩部書是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 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但卻無濟於事， 梁只能眼睜睜看著伴隨自己多年的書籍被付之一炬，心疼不已，「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來了， 為什麼連這兩部普通的工具書都不放過？」 而
破完了「四舊」，紅衛兵發現梁宅院落寬敞，正房裝有電話，便宣佈將司令部就設在正房，命令梁漱溟夫婦立即搬到南面小屋中， 每日打掃院內衛生、清洗廁所，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他們還企圖扣發梁的工資，後因周恩來總理幹預，未果。他們還時常將梁漱溟拉出去遊街批鬥，梁由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
９月２１日，梁漱溟第一次遊鬥歸來，拖著疲憊的身軀走進小南屋，不禁感慨萬千，家被抄了， 所有的字畫、書籍都被燒了， 特別是那篇已寫了一萬多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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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異同論》也化為了灰燼，值得慶倖的是人還在。
他自信「墨寫的字可以燒掉，但人的思想卻燒不掉」。
他決定從現在開始，動手整理自己一生中積累的學問，保住這份無法燒掉的思想。
從此，梁漱溟白天打掃院落、廁所、構思文章，夜晚就躲進小南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僅憑記憶寫作《儒佛異同論》。在他那瘦小清臒的身軀裏，彷彿蘊藏著無窮的精力。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一個月便完成了４萬餘字的《儒佛異同論》。之後，又馬不停蹄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而當時，他已是位７３歲高齡的老人了。
三、匹夫不可奪志
紅衛兵在梁家折騰了一個月後， 便去參加「全國大串連」了， 設在梁家的司令部也自動撤銷。但街道幹部又相中了梁宅，強行徵用。梁漱溟二話沒說就換了房，搬進了一座狹小的房中。
在全國一片混亂的局勢下，梁漱溟鬧中求靜，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在相對安寧的情況下過了幾年。值得一提的是，他竟然迷上了太極拳，每天清晨都要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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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們一起在公園練習， 或許這種講究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中國傳統拳法頗合他此時的心境吧。
但這種平靜的生活到了７３年就無法再維持下去
了。１０月，江青反革命集團導演了一出鬧劇：批林批孔，捎帶批判梁漱溟。這迫使梁漱溟再次公開發言，結果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梁漱溟又一次成為批判的焦點。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政協召開批林批孔的學習會。會議剛開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對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這裡面有一個感情問題。」梁漱溟只好表態：「此時此地我沒有好多話好說。……毛主席說過，允許保留不同意見。我對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持保留態度。至於如何評價孔子，我有話要說，我準備專門寫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開發表，怕有礙當前的運動。」
他剛說完，馬上有人說：「有話就擺到桌面上來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自信光明正大的梁漱溟自然無法接受「搞陰謀詭計」的惡諡。他立即聲明，自己的發言很長，不知各位能不能擔待。與會者都表示樂於奉陪。於是，梁漱溟便下定了替孔子說個明白的決心。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經過充分準備的梁漱溟顯得信心十足，已８１歲高齡的他衣冠整潔，手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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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神態莊重地走進政協會議廳，而對準備批判、攻擊他的人，他卻像又登上了闊別十多年的大學講壇，慢條斯理、抑揚頓挫地講述他對孔子的評價。
在這次洋洋三萬言、連續兩天的講演中，梁漱溟深入淺出，或以無可辯駁的事實為依據、或授引馬、
恩、列、斯、毛的論述對孔子進行了全面的、現代意
義的詮釋。
首先，他申明了自己的學術立場：「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我們，是指今天的中國人。如何評價孔子，就是回頭看過去，看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孔子本人已不會說話，不會申訴，大權掌握在我們手裏，由我們判斷，就要負責，要多考慮，而不要不負責任，考慮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貶低了他。
這與孔子無損，與我們則不好，沒有盡到責任。」
在一番透徹、全面的分析後，他得出結論：「我的看法是，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了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古人都不能與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後二千五百年的中間，他本人是承前啟後的。」
在舉國上下一致批孔的當時，梁漱溟的大膽發言立即轟動京城，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就引來了批梁運動的又一個高潮，大字報鋪天蓋地，討伐聲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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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經百戰」的梁漱溟顯然對此已不在意了，他公開表示：「我不再多說，靜聽就是了。」之後，他是每會必到，但卻沉默不語，只當是耳旁風。
批梁運動在持續了７個多月後，政協決定告一段落，召開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９月２３日，主持人奉命一再逼問梁漱溟對批判有何感想。梁漱溟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一時間舉座啞然。
等主持人從震驚中回過神來，命其解釋時，梁漱溟接著侃侃而談：「因為一定要我說話，再三問我，我才說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的老話。
吐露出來，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在得勢的人說的話。"匹夫』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是堅信他的" 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 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其義正辭嚴、浩然正氣竟使眾人嘆服而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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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二個春天
１９７６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幫」終於垮臺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梁漱溟同億萬人民一樣，欣喜萬分，歡慶「第二個春天」的到來。
但，「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四人幫雖然被打倒，「左」的思想卻並沒有在人們腦海中消除。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真理標準和兩個「凡是」的大討論。
梁漱溟作為政協委員，自然參與其中。他中肯地進言：「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由人治走向法治，現在是個轉捩點，今天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歷史的趨勢，中國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
顯然，梁漱溟是堅持真理、反對兩個「凡是」的，他還敏銳洞察出了問題的關鍵而大聲呼籲法治。然而，對黨、對中國的熱愛卻被誣為「別有用心」，他被剝奪了議政的權利。特別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赫然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又給他平添幾分壓力。有人借學習《毛選》為名，公開點名批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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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雖然不能傷害梁漱溟，但使他感到迷惘：四人幫不是被打倒了嗎？怎麼其影響還沒有消除！
１９８１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第二個春天也真正來臨了，梁漱溟由當了３０餘年的政協委員升為政協常委，並真正獲得了議政的權力。其關於法治的建議也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並出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修政委員會委員。在生活上，他也搬進了復興門外的新居，從而有一個較為優越的條件安度晚年。
梁漱溟深感自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７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九年」。他為自己能在垂暮之年趕上大好時光而興奮不已。因而，他不顧年事已高，積極投身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當中，坦陳己見，暢所欲言。
真正令梁漱溟感到由衷欣慰的不是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而是他學術的第二個春天的來臨。１９８５年３月，他應邀為中國文化書院籌委會與九洲知識資訊中心在北京辦的第一期「 中國文化講習班」作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報告。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後，他被選為院務委員會主席和名譽院長，並多次講授有關東方文化的課程。在前幾年的「傳統文化熱」中，梁漱溟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再度成為引人注目
的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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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梁漱溟同樣有著廣泛的聲譽。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港臺地區都有他的著作出版：更有人專門從事關於他的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凱
他還聯絡日本學者著手出《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許多知名學者、教授與會，紛紛發言、著文，對梁漱溟的學術造詣表示由衷的敬佩。
梁漱溟的舊著和新稿近幾年也已陸續出版。他最後的巨著《人心與人生》一書由其自費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很快又再版。三聯書店也將此書在海外公開發行。他的舊著《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朝話》、《中國文化要義》、《憶往談舊錄》、《勉仁齋讀書錄》、《梁漱溟教育文集》也都付梓發行。山東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多卷本《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已問世。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３日，這位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愛國老人歷經坎坷之後終於在愉快充實的心境中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途，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９５歲。
生命雖已結束，但問題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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