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拾金不昧者「回扣」並無不妥 拾金不昧者的報酬請求權不容忽視

作者：葉竹盛

是否獎勵拾金不昧者，其中的考量是「好人理應無私到底」，還是「好人也有應得利益」。在法律上，答案很清晰，任何人都有應得利益，既包括壞人，更包括好人。

近日，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明確了六個月內無人認領的物品，拾得人可獲拾遺物品價值10%的獎勵。規定出台後，引發了熱議，贊同者有之，異議的聲音也存在。例如一些人認為，用物質獎勵的辦法鼓勵拾金不昧，折射了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甚至可能被一些人用於非法牟利。

廣州此次規定，從法律角度看，合法性上沒問題。《物權法》已經規定，遺失物認領時，認領人應當向拾獲人或是保管部門支付必要費用。對於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所有權歸國家所有。按照廣州的規定，拍賣後錢款上繳國庫，並划出10%獎勵拾得人。這個獎勵的性質在法律上看，不是遺失人的所有權部分轉移給拾得人，而是政府對拾得人公益行為的獎勵，政府在這方面有立法的自主權。

對於遺失物的處理，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立法先例，大部分都規定了，即使找到失主了，拾得人也可以獲得遺失物的一部分價值，只是一般規定的比例並不高，多數低於20%。有些地方甚至規定，遺失物在一定期限內找不到失主的話，所有權轉移給拾得人。但是這兩種規定的法律性質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債權問題，拾得人為了他人的利益，在送交、保管方面付出了成本，相關規定明確了拾得人可以向遺失人請求補償，這是對債權關係的確立。法律此時的首要功能是實現公平，避免拾得人無端付出成本。後者是所有權問題，遺失物不同於遺棄物，所有人並不是有意拋棄所有權。但是法律為了追求所有權的穩定性，不允許「物」長期處於產權不穩定的狀態，以至於無法實現物的價值，因此規定了遺失期限超過一段時間後，要轉移所有權。至於最終歸於國家還是拾得人，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產權觀念。因此，法律上規定「獎勵」拾金不昧者的制度，實際上和道德無關，首先考慮的是法律理性。

實際上，法律並非影響拾金不昧的主要因素。有國外研究者做了一些有趣的實驗，他們故意將錢包丟到不同國家首都的街頭，測試歸還的比例。如果在芬蘭丟了錢包，十有八九能找回來，如果丟在葡萄牙或西班牙，希望就很渺茫了。曾有記者在廣州街頭也做過丟錢包實驗，結果發現只有半數左右錢包歸還了，這個比例和上述研究中倫敦、莫斯科和柏林的情況差不多。還有研究者進一步研究怎樣的錢包更容易找回來，結果發現放著嬰兒照片的錢包八成機會能送回來，而什麼照片都沒放的錢包只有15%機會找回。

這些研究既說明了遺失物能否失而復得，不僅與法律關係不大，甚至也無法直接反映一個地方人群的總體道德水平（否則便無法解釋為什麼同一個地方，不同錢包的歸還率存在巨大差距）。

廣州此次規定可以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考慮一些法律問題之時，應該脫離道德思維，而回歸普通人視角。是否獎勵拾金不昧者，其中的考量是「好人理應無私到底」，還是「好人也有應得利益」。在法律上，答案很清晰，任何人都有應得利益，既包括壞人，更包括好人。這正是法律的普通人視角。

拾金不昧者的報酬請求權不容忽視

作者：林濟生

雖然遺失物可以評估出市場價格，但對於失主的實用價值往往要遠遠高於拾得者。因此，從社會利益總價值最大化的角度，有必要進一步立法激勵「拾金不昧」善行。

12日下午召開的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中明確規定，遺失物自發布招領公告之日起6個月內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處理無人認領的物品後，公安部門按拾獲財物價值10%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獎勵。

對遺失物返還者予以獎勵，這是否讓「拾金不昧」變了味？是否讓拾金不昧者變得動機不純，沒那麼高尚呢？這或許是不少人對此新規的質疑。實際上，「拾金不昧」僅指拾到財物不藏起來據為己有，這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自古的法定義務。

我國歷代法律對「拾金而昧」都有著嚴厲的懲罰，同時，除了唐宋元三代法律，其他朝代大多賦予了拾金不昧者報酬請求權。所以說，在我國傳統道德里，雖然有著「拾金不昧」的要求，但是並沒有完全與無償返還聯繫到一起。「拾金不昧」之後，再得到獎勵甚至請求報酬，這並不違反基本道德。

通過立法手段予以拾得人報酬或獎勵，是多數國家的立法通例。即便在我國也有過嘗試，建國初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到第七稿都規定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歸國家所有，同時規定拾得人可以要求獲得相當於遺失物價值10%或5%的報酬。而在我國現行《民法通則》制定時，對於相關議題立法專家也展開過激烈討論，最終，由於當時立法背景深受蘇聯民法與計劃經濟制度的影響等因素，對個人的利益與權利關注不足，並沒有將遺失物返還者報酬請求權確立下來。

這就導致了，現行法律一方面對「拾金不昧」者提出了過高的道德要求，讓他們得不到任何報酬或獎勵，這是對人們道德水平狀況的過高估計。而另一方面，現行法律又在鼓勵不道德。刑法上的侵占罪只適用於遺忘物，而不適用於遺失物。這也就是說，除非失主知道誰是拾得者，並提供足夠證據將之訴至法院勝訴，才能取回財產。否則，即便拾得者「拾金而昧」也幾乎得不到任何法律負面評價。這使「拾金不昧」僅僅寄希望於道德高尚，難免成了稀罕事物。

實際上，不少人都有過丟東西的經歷，很多人都曾經為了丟失證件、銀行卡而焦頭爛額，這些物品對於拾得者一文不值，但他們時有為了貪圖其他財物而選擇不予返還。其實，雖然遺失物可以評估出市場價格，但對於失主的實用價值往往要遠遠高於拾得者。因此，從社會利益總價值最大化的角度，有必要進一步立法激勵「拾金不昧」善行。

胡適先生對於法律和道德的關係有過一段經典的論述，「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廣州市對於遺失物的新規無疑值得肯定，這是一種法治文明的進步。但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善當前遺失物返還率偏低的狀況，最大限度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維護各方權利，還是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遺失物立法體例。一方面，對於「拾金不昧」作出法律強制性要求，違反者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乃至行政處罰責任。而另一方面，權利義務也須是對等的，應充分賦予與保障拾金不昧者報酬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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