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如何解決「大逃港」：劃一塊地方搞特區

守衛監督逃港者的香港警察。

等待被遣返的逃港者。習仲勛被委以重任「看守南大門」時，正是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候。

1979年2月12日，習仲勛在懷集縣考察。習仲勛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亂的農村去」，與逃港者面對面交流。

1980年，習仲勛到深圳考察。左四為習仲勛夫人齊心。逃港潮逐步解決，並催生了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塵封多年的歷史記憶「大逃港」，出現在了近期央視熱播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里。劇中，1976年10月，來自北京、上海和安徽的三個年輕人田源、吳怡茹和劉金鎖，相約「撲網」逃港，亦即在夜間伺機從羅湖一帶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關鍵時刻，田源和劉金鎖為了找回女孩吳怡茹的口琴，最終兩個人都沒有逃掉，被抓了起來。直到「四人幫」被粉碎消息公布後，兩人才被放了出來。另一邊廂，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給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打電話，反映民眾大規模逃港的情況，希冀中央能拿個主意。葉劍英回復稱，現在全國上下是困難重重，百廢待興，中央也是一籌莫愁。公開歷史資料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萬內地居民由廣東越境逃往香港，其中尤以1962年等幾個年份的 「逃港潮」規模最大。「這是我們的政策出了問題。」1977年11月，鄧小平視察廣州，聽到逃港彙報，沉重地說道。待到1978年4月，剛剛出獄的習仲勛被委以重託「看守南大門」時，正是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亂的農村」去，與逃港者開放交流。之後，他得出重要結論：「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在他的努力下，寶安縣爭取到了發展邊防經濟的放寬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解決，並催生了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特區。2010年，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身為記者的陳秉安出版了《大逃港》一書。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生動描述了當年「逃港潮」的背景、過程和影響。陳秉安喜歡重複一位深圳寶安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澎湃新聞整理了《大逃港》（廣東人民出版社）一書的部分精彩內容，講述當年的寶安縣從「逃港潮」多年難解到習仲勛推動放寬政策，再到深圳特區萌芽的曲折歷程。鄧小平：「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故事的前傳，還要回到1961年。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支持下，寶安縣當時的縣委書記李富林大膽推行了適當放寬邊防管理的「三個五政策」：農民一個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帶回5塊錢的東西；可以帶5斤重的物品。但是，好景不長……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卷地而來，縣委書記李富林被關進了監獄，「三個五政策」被指為「崇洋媚外」，再不許農民過河去做生意，連養幾隻雞也要挨批鬥。寶安縣冷清了，農民又開始喝番薯糊糊，吃鹹菜根根……結果，外逃風又起來了。有一個保守的數字，1962年寶安縣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數是12144人，1978年寶安縣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數是17456人。時任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心裡知道，報上來的這個數字還遠不是實情，有一個統計數字可以作參考：寶安縣有30萬人，而在香港的寶安籍人呢，也近30萬，哪來的呀！他也想盡了辦法做思想工作。縣委幹部，輪流下鄉，同農民一起在田裡勞動，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床。苦口婆心，勸了又勸；新舊社會，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謂不細緻、不深人。反偷渡的晚會開得多熱火！那些粵劇團、文藝小分隊編的《×××餓死香港街頭》、《×××大義滅親》等節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輕媳婦上台發言，要召回逃過河去的丈夫的場面，何等感人！還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決心：「永跟共產黨」、「十二級颱風刮來都不走」……誓詞何等堅決！然而，最後他們都還是走了，摸著月黑風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們再也記不得「黨的恩情」，再也不記得幹部如何同他們睡在一個床頭，吃的一鍋飯；再也記不得工作隊是怎麼苦口婆心地留他們；再也記不得他們曾經雙淚橫流立下的誓言！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崗公社東方大隊的那個支部書記，他永遠記著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個祖孫三代的貧農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實又善良。他們隊還是全縣反偷渡的典型隊呢！但是就連文治祥，後來也背著他逃港，終於被公安部門抓起來了。過去一直說，「偷渡」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煽動」的，那為什麼不但「階級敵人」跑，貧下中農也跑，我們的黨員幹部也跑？不是別人煽動，是我們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動群眾往香港跑嘛！正當方苞和他的助手們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時，鄧小平來了，到了廣州！1977年11月11日，主管廣東省經濟的王全國突然接到緊急電話：「速來南湖賓館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臨行時帶好有關材料。」彙報會很快開始，王全國談到在粉碎「四人幫」後百廢待興，但問題依然不少，「邊防寶安一帶，偷渡外流嚴重。」「據彙報上來的數字是——」王全國翻著材料，「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四人。」鄧小平不說話，他聽著，靜靜地抽著煙。「老百姓也有說法，」當時的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插話對鄧小平說，「他們說生活太苦，河那邊經濟發達，兩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難留住人。」「我們加派了部隊，」韋國清接著說，「我們加派了部隊，也沒解決問題。」半晌，鄧小平撣了一下煙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稍過半刻，他又說：「不是部隊管得了的。」習仲勛與大隊書記的辯論新的政策沒有來，新的省委書記倒是真來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黨分子」，剛剛平反的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勛。習仲勛一上任，就提出去寶安縣：「就方苞你領我到你們最亂的農村去看，哪兒最亂去哪兒。」方苞說：「我已經把那些逃港較嚴重的大隊的支書都召集起來了，現在正在辦學習班呢，習書記要不要去看看？」「他們的意見很右的啊，首長，」方苞似乎有點擔心，「就擔心衝撞了你。」「哎，你這就說錯了。共產黨員就是要聽不同的意見嘛，聽不進反面意見的人，再英明都會犯錯誤。」習仲勛說。一進「教室」，習仲勛就感覺情況有些異樣：省委書記來了，沒有掌聲，一些人連身子都不轉過來。這批臉龐黑紅黑紅，一看就知道是舊社會受過苦的人，怎麼對「共產黨」的感情就這麼「淡」呢？「大家放鬆，我也是受過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時大家講的很多話都是虛的、假的、吹的！我這次來，就是想聽你們說實話，說錯了不怪你們。你們給我說實話，逃港到底有沒有辦法治呀？」習仲勛說。這時，屋角上傳來個悶聲悶氣的聲音：「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別人做什麼呀？」「香港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去呢？」習仲勛和藹地問，「政策也不允許的嘛！」「憲法不是說居住自由的嗎？」老頭突然蹦出一句，「是我們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呀。」省委書記顯然沒想到他會這樣說，有點激動了。應該說，這位大隊支書的話，很有「殺傷力」。「你……怎麼這樣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是啊，20年黨齡。」硬邦邦地頂回來一句。習仲勛早聽說寶安人不怕官，沒想到會這麼不怕：「你什麼成分？」他有點火了。「我三代貧農，土改根子。」「你徵購任務完成了嗎？」他再問，顯然想挽回主動權。「完成啦，我年年超產。」方苞趕忙貼在省委書記耳朵邊說：「習書記，他們大隊生產上是個先進呢。」「什麼先進？」省委書記再也忍不住了，「這種書記還先進？你叫什麼名字？」「文富祥。」屋角上傳來的聲音堅定而平靜。半天，再冷冷地頂了一句：「寶安縣福永公社鳳凰大隊，共產黨員文富祥。」這時，這位監牢中出來的省委書記反而沒有發火了，他被這位「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氣概所打動：英雄，真正的英雄！文富祥把「喇叭筒」從嘴上摘下來，在腳下踩滅：「習書記，你也是吃過苦的，所以我才對你講這些真話：咱們共產黨政策要還這樣下去，還不改，人都會跑光啦！」習仲勛沒再說話，這些話已經深深地打中了他。20多年後，陳秉安在深圳迎賓館見到了習仲勛。後來，陳秉安在書中回憶，習老說：「方苞曾經領我到邊防去看過，好像還開了一個黨員學習班，有個支部書記我印象很深……」他說的那個「支書」，應該就是文富祥吧！從「13條」到深圳特區兩天後，習仲勛離開寶安。他沒有說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對寶安縣委的人說：「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你們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我同意你們提的辦法，過去文革搞錯的現在都要改正過來。」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這句話。有了這句話，就可以把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政策都恢復過來，包括1962年搞的「三個五」。1979年3月6日，廣東省委批准了寶安縣委《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若干規定》（13條）的報告。「13條」比1961年李富林他們提的「三個五」，又有了發展，政策更寬了。寶安縣實行這項『優惠政策』的有多達14個公社、鎮，也就是說在中央開辦特區之前，深圳已經有了一個實行特殊對外政策的地區，其範圍，基本上就是後來辦特區的區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區』靠近了。1979年3月6日，當文件正式下達到深圳的各基層時，整個深圳河邊都沸騰了！此後，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個面向香港，抓活經濟的熱潮。到處種蔬菜、挖魚塘……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魚鮮運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來。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鐘的農婦，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條」新政策一來，姓鐘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養豬、養雞，一個人搞不過來了，就寫信給逃港的兒子說：「你們還是回來吧，兩邊掙的都差不多了。」結果兩個兒子都從香港又回來了。一家人養了一萬多隻雞，掙得比在香港打工的還多。記錄深圳歷史的檔案顯示，最早進入深圳投資辦廠，「試水」中國改革開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發了財的當年的逃港者。1979年2月，寶安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參加者除縣委成員外，還包括各公社的幹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有群眾提出了「特區」二字。在討論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經濟，利用香港建設寶安時，邊沿公社提出要「劃分經濟區域」，還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劃為特區，專搞加工、補償貿易」。這是《大逃港》作者陳秉安發現的基層群眾最早提出辦「特區」的文字記錄。「好哇！」情況上報到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那裡，他一拍桌子，「經濟上來了，老百姓的熱情上來了！」1979年3月，中央和廣東省決定把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受廣東省和惠陽地區雙重領導。同年11月，廣東省委決定將深圳市改為地區一級的省轄市。1979年4月，當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時，滿懷信心的習仲勛決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鄧小平彙報。在會上，習仲勛和王全國等人提出了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問題，並要求划出一些地方來，搞特殊政策，辦出口加工區。在習仲勛特意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廣東省委要求劃一塊地方搞「特殊政策」時，鄧小平對這位當年的陝甘寧特區政府主席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又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宣告深圳經濟特區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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