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王朝政治（二）

家天下時代的身邊人控制

（明清篇）

吳鉤

明代的內閣制與太監禍國

漢唐時代的帝王，儘管欲收宰相的權柄，但宰相在法理上始終還是作為政府的首腦存在著，皇帝的慣常做法只是起用皇室「身邊人」，另立一個非正式的領導班子，以分宰相之權。也就是說，不管這天下產業的所有權歸劉姓，還是歸李姓，至少在名義上是由CEO負責具體治理的。但這一延續了二千年的帝國治理框架到了明末，終於被太祖朱元璋以鐵腕打破。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誅殺了權力膨脹的左丞相胡惟庸，然後乾脆廢除宰相制，還下發詔書：「今罷丞相，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這就好比是，董事長下令廢掉CEO一職，以後由董事長本人兼任CEO。這當然是為了達到「事無大小，咸決於上」的獨裁目標。史家認為，皇權專制在明代發展至高峰，是有道理的。

四年後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下命人鑄了一塊鐵牌，懸於宮門，上面銘刻著十一個大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內臣，即宦官、太監。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明代的這個開國皇帝，跟臨終前殺了太子生母、又不得不倚重內朝的漢武帝有著同樣的雙重焦慮：一方面，擔心出現「身邊人控制」，另一方面，又對以宰相為首的執政系統充滿強烈的不信任感。朱元璋費盡心機要為他的子孫打造一個大權不容旁落的獨家控股產業，他能如願嗎？

將他的那份禁議置宰相的詔書，跟那份禁太監預政的鐵牌放在一起來看，我們會發現這簡直就是所謂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內在的矛盾不可調和。

皇帝既然廢除了宰相制，自己攬過宰相之職權，這就要求每一任皇帝都必須具有宰相的才幹與精力，但對於世襲制下的君主來說，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朱元璋本人倒是精力過人，尚可以做到親裁政務，但也有忙不過來的時候，比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至廿一日，短短8天，內外諸司呈送皇帝的奏章就有1160件，大大小小共請示了3291件政事。皇帝估計要長出八爪魚的手段，才能及時批示完全部奏章。所以皇帝需要一些助手。

助手從哪裡找？朱元璋的做法是效仿唐代任用翰林學士的故例，在洪武十五年置立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讓他們「特侍左右，備顧問」，此為明代內閣制的濫觴。成祖朱棣上任明帝國董事長之後，開始從翰林院中挑選一些「筆杆子」進入午門內的文淵閣當值，參與機務，標誌著內閣制正式成立。

「內閣大學士」的名字似乎很動聽，但說白了，不過是皇帝身邊的私人秘書而已。終明一代，皇帝始終不肯給予內閣學士高一點的品秩，一直都是五品，而且不准他們成為政府的領袖，即所謂「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這當然是皇帝出於防止內閣學士位尊權重、尾大不掉的考慮。皇帝安排給內閣學士的職務是起草詔書，以及替皇帝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時稱「票擬」。「票擬」當然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硃筆抄正（時稱「批紅」）之後，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此，皇帝既可以減少工作量，又能將權柄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內閣學士的正式職權雖低，但隱權力卻極大，因為他們「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機，悉經心目，上之禮眷，殊於百辟」，這樣的權力位置是極容易轉換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勢的。所以後人說入閣辦事的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明代內閣也確實產生了幾名位極人臣的權臣，如嘉靖朝的嚴嵩、萬曆朝的張居正，史書說他們「赫然為真宰相」。——「身邊人控制」的痼疾還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

「身邊人」擅權跟宰相執政，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宰相的權力是制度授予的，而「身邊人」到底可以掌握多大的權力，卻不是取決於制度的規劃，因此只能高度依賴於私人的隱權力資源，嚴嵩要在朝廷上呼風喚雨，唯有絞盡腦汁為修道上癮的嘉靖皇帝寫「青詞」（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後來徐階取代了嚴嵩的地位，也是因為「青詞」寫得比嚴嵩好；張居正欲把持朝政，則不能不勾結司禮監太監馮保。

前面說到，朱元璋立下嚴令，禁止太監干預政事。但他又廢了宰相制，還不許子孫議置宰相，後世只好弄出一個不倫不類的內閣制，來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可是內閣學士畢竟不是宰相，只是皇帝的秘書，而內閣與居於深宮的皇帝之間的文牘往來，通常又要經過太監中轉，所以太監權位趨重。特別是，篡位上台的朱棣因猜疑官僚系統，任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明中葉以後，皇帝又讓司禮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之權——這是因為朱家皇帝越來越不成器，沉迷於聲色犬馬，不理國政，於是將「批紅」的辛苦活交給身邊的太監代勞——於是「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令遂成廢話，正統年間，大權監王振乾脆將那塊鑄著這句廢話的鐵牌盜走了。

廢除宰相制的後果就是「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即太監）」。於是明代大權監輩出，「身邊人控制」的惡果非常嚴重，如正統朝有王振禍國，成化朝有汪直弄權，正德朝有劉瑾專政，天啟朝有魏忠賢稱「九千歲」。繼東漢、晚唐之後，明代出現了帝制史上的第三波太監亂政。與漢唐稍有不同的是，明代太監操縱不了皇帝的廢立，反而高度依賴於皇權，皇帝一旦翻臉，即使是權焰熏天的太監也立馬成了泥菩薩過江。

然而，太監雖然威脅不到大明皇帝的安危，但他們對忠良的迫害，跟士大夫的黨爭，卻腐蝕了整個王朝的根基。明亡，有太監集團的一份「功勞」。

清代的軍機處

現在，「家天下」的董事長換成了少數族裔的愛新覺羅氏。清代基本上繼承了明制，只略加改造。就治理框架而言，清廷依舊不設宰相，繼續保留內閣制。同時又將內閣大學士的官階提至一品，正式授予大學士在名義上「掌鈞國政，贊詔命，厘憲典，議大禮」之職。看起來，內閣有點CEO的影子了。

事實上，內閣當然不是大清國的CEO。乾隆就很不高興臣工將內閣學士稱為「相國」，特別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實際上，清內閣的地位雖然提高了，實權卻大大縮小了，清初內閣所票擬的內容多是一些雞毛蒜皮大的「官民奏聞之事」，用人行政的建議權是不容大學士染指的。

清代前期的幾任董事長，從康熙到乾隆，都有著過人的精力，用康熙的話來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說好聽點，這是「勤政」，說白點，就是獨攬朝政。但皇帝精力再旺盛，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所以康熙又設立「南書房」，命翰林學士入值應召，常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有時也代皇帝撰擬詔令、諭旨，參預機務。說到這裡，你一定發現了，這個南書房簡直就是明初內閣的翻版嘛。

雍正當董事長時，又創建了「軍機處」。軍機處也是皇帝的機要秘書處，並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門，不配置府衙，也不設正式職官，而是由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等大臣奉特旨應召，以「值日」、「兼職」的名義，入值當差，供皇帝顧問。也就是說，軍機大臣儘管參預機務，權柄極重，但皇帝並不打算賦予他們正式的宰輔之權，他們的預政大權只能說是一種臨時性質的權力。在法理上，軍機處不能說是清帝國的CEO。清末的御史張瑞蔭說得很清楚，「軍機處雖為政府，其權屬於君」，「其弊不過有庸臣，斷不至有權臣」。

但是，但凡一個跟皇權如此親近的機構設立之後，運行日久，總是會產生制度化的慣性，進而生出一定的獨立性，加之世襲的君主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具備高超的執政才能，於是原來「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皇權附庸，難免有了坐大的權勢。西漢的大司馬、東漢的尚書台如此，明代的內閣亦是如此。軍機處也不例外，「權臣」還是要冒出幾個的。比較典型的是道光朝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固寵竊權」，「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因為權力膨脹，穆彰阿連皇上也敢蒙蔽。當時剛剛發生了鴉片戰爭，穆彰阿主和，東閣大學士王鼎則主戰，為刺激道光跟英國人放手一戰，王鼎「自草遺疏，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閉戶自縊，冀以尸諫」，但穆彰阿卻封鎖了王鼎自盡的原因，「滅其疏，別具以聞，上疑其暴卒，命取其原稿不得，於是優昭憫惜」。

清代作為自秦漢以來皇權最為集中的一個王朝（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身邊人控制」是深為警惕的，乾隆說過，「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但這話有吹噓的成份。康熙初年的鰲拜專政、乾隆朝的和珅弄權，都是親信大臣「能榮辱人、能生死人」的「身邊人控制」現象。

皇帝想「事無大小，咸決於上」，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是不合理的設想，明太祖朱元璋廢了宰相制，可謂為中國傳統政制的一大倒退。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政，自皇帝罷丞相始也」。明代之前的「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二元分權結構，才是合理的國家治理框架。個中道理，黃宗羲分析過：君主世襲，「天子之子不皆賢」，但如果君主僅僅作為主權象徵存在，而不親細務，那麼即使是庸主也沒有關係，因為國家是宰相團隊在治理，而宰相是通過「選賢與能」選拔出來，相對能夠保證質量，而且宰相干不好的話大可更換掉，用晚唐賢相李德裕的話來說，「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

國家治理是如此，公司治理也當如此。一個家族企業在開創時期，創業者因為是企業家，兼任CEO當然合情合理，但誰能保證企業家的子子孫孫都有卓越的公司治理之才呢？所以長遠的發展，還得依靠一個更專業的CEO團隊，有賴一個可以「選賢與能」的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