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清末民初「孔教運動」及其失敗

　　9月下旬，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進興先生受復旦大學光華人文傑出學者講座邀請，來到復旦大學做了多場學術講座，講座內容圍繞著儒教與宗教、政治之間的關係展開。黃先生的以往研究都是從對孔廟研究出發，對儒教及其他宗教進行比較研究，以探討儒家的宗教性質。在他看來，儒教不是宗教的普遍觀點，實在是近代百年以來中國社會文化心理變化的結果。而在知識分子和學界那裡，對儒教或者儒家是否為宗教也莫衷一是。

　　黃進興先生認為，姑且不論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雜糅樣式，純就儒教而言，作為儒教聖域的孔廟，乃是「國家祭典」的場所，其所展現的官方與公共宗教的性格，十分顯豁。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受囿於西方私人宗教的範式，對孔廟祭祀在傳統中國里集體訴求的政教功能，反而習焉不察，這使得他們無法捉摸儒教獨特的公共性格，於是否定儒教為宗教。而在清末民初，康有為及其學生梁啟超二人，恰好各自代表了兩種範式，康有為的「孔教運動」從改造儒教著手，以基督教為模型，試圖重塑孔教；梁啟超則解構孔子作為教主和宗教家的意象，將孔子化約為世俗化的學者教育家。而到現在，後來的儒家學者似乎更多遵從的是梁啟超的道路。

　　關於儒教與宗教的關係，有一個判斷困擾了中國知識分子百多年，這就是「孔教非宗教而似宗教」。您的觀點似乎與這個判斷相左，您認為孔教就是宗教。您何以下這個判斷？

　　黃進興：在傳統中國社會，精確地說也就是在帝制的中國，儒教所扮演的的宗教功能是國家宗教，是公共宗教。這個宗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有不同功能，一直在變化。什麼是公共宗教？這個定義是與私人宗教的對比，私人宗教的功用在於個人病痛、學業科舉等這些私人問題，所以在寺廟和道觀都有各自的神祇，以回應個人的信物和苦難。但是公共宗教不一樣，它所回應的是集體的利益，比如說「國泰民安」、「文運昌隆」，你看在孔廟，歷代皇帝統治者和儒生集團士大夫，他們所寫的祈禱文，一律不會談到自己的利益，比如考科舉。你要祈求功名，有另外一個文廟系統，比如文昌公、魁星閣等這些地方。

　　但是傳統的孔廟和儒教，他們的對象僅面對統治者和儒生集團，和一般老百姓沒有關係。所以清代的大禮學家秦蕙田（1702-1764）曾指出：百姓對孔子「尊而不親」，很尊重孔子，但不覺得他很親。因為庶民在生活中會找菩薩、媽祖、關公，甚至土地公，不會直接想說，解決個人困難的是孔老夫子。一般老百姓不識字或者識字也不多，問他孔老夫子是誰，魯迅的描述最傳神：孔子是個聖人，是什麼樣的聖人，他說不知道。清末的嚴復也說：「今支那之婦女孺子，則天堂、地獄、菩薩、閻王之說，無不知之。」但問他們子游和子夏是誰，他們不會知道。但你讀過《論語》，肯定知道他們是誰。譚嗣同也抱怨：「府廳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宮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農夫野老，徘徊觀望於門牆之外，既不睹禮樂之聲容，復不識何所為而祭之。」

　　從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以來，朝廷下詔令，凡州縣學都要立孔廟，這是把孔廟祭祀系統鑲嵌在帝國運作裡面。今天很多學者討論，中華文明和帝國文明兩千年為什麼維持那麼久？有些人說是文治，還有一個就是帝國制度，其中孔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以文化正當性來支撐其政治正當性。然後，孔廟也是教義的執行者。中古以來，東亞有一個廟學制度，這是從漢末演變來的，有廟必有學，當然常常也是官學。

　　「孔教非宗教而似宗教」這樣的觀點，又是怎麼得出的呢？

　　黃進興：在清末知識分子那裡，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他們都很清楚，傳統孔廟扮演的不是個人祈福、避災這些角色，在孔廟舉行的是國家重要儀典。清末以來，基督教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基督教在歷史上有各種樣態，但經過啟蒙運動，基督教開始轉化為私人宗教。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接受的觀點是，那個時候傳教士傳到中國的基督教是宗教的一個樣態，大家覺得，如果以基督教作為私人宗教的一個典型樣態的話，那儒教就不是宗教，儒教並沒有基督教那樣的功能和結構形態。

　　所以我的觀點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囿於私人宗教觀念的限制而認為儒教不是宗教，這是用基督教作為樣板來判斷。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判斷儒教是不是宗教，基本上就是看有沒有教主，有沒有教位組織，有沒有儀式，有沒有超越的神。如果以儒教經典看，從這些條件來判斷就有些吃虧。從其他宗教來看，「古猶太經」之於猶太教，《聖經》之於基督教，《可蘭經》之於伊斯蘭教，《吠陀》之於印度教，這些宗教經典里明白講，我們就是要建立一個今天的宗教，有耶穌，但儒教講得非常迂迴，你不能絕對認為沒有，但表示也都太簡潔了。所以，我這幾年做的工作稍微跟傳統做法不一樣。以前是用經典文本來說儒教是不是宗教，我覺得這個很難解決，因為儒家的文獻非常豐富，從《論語》、《周易》拿五句話可以說它是宗教，也可以拿另外五句話說它不是宗教，這是很傳統的辯論，而且辯論了一百多年，已經不新鮮了。大家所做的就是拚命加證據，或者修改宗教定義。

　　我們現在通常更習慣用儒學這個概念，而不是用儒教或者孔教。一般認為，是康有為「創立」了孔教，康有為的「孔教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黃進興：我們都說是康有為創立了「孔教」，實則不然。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曾這樣點評他的老師，「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就是說康有為其實是對傳統儒教進行了改造。康有為很早就將「孔教」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同視為「宗教」範疇，他在年輕時候所寫的《性學篇》中說：「今天下之教多矣，於中國有孔教，二帝三皇所傳之教也，於印度有佛教，自創之教也，於歐洲有耶穌，於回部有馬哈麻，自余旁通異教，不可悉數。」在他看來，「孔教」並非無中生有，乃「二帝三皇所傳之教」，他確實將儒教與其他宗教等量齊觀。但作為國家宗教的儒教，康有為希望把它改造為個人宗教。作為國家宗教的儒教，為什麼會解體？這跟康有為以及他的「孔教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受到清末以來基督教大舉進入中國的影響，以及之後的教案刺激，康有為希望以「保教」為手段，達到「保國」和「保種」，這是他「孔教運動」的背景。而他的「保教」就是對傳統儒教進行改造，以動員國人，應對一系列挑戰。甲午戰後，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二書》（1895），他說基督教於「直省之間，拜堂棋布」，而自唐以來，每個縣只有一座孔廟，不成比例。對絕大部分鄉民來說，他們一輩子都沒機會去縣城，誰知道縣城孔廟裡面是什麼東西。當儒教是國家宗教的時候，它僅限於統治階層和儒生集團，不及於廣大民眾。康有為想利用儒教往私人宗教轉變，就是要全國總動員，因為面對西方強大的勢力，僅靠少數士大夫是不夠的，要像基督教那樣普遍深入到國民當中去。所以他建議「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他建議廣立善堂或學堂以特奉孔子，宣傳聖教，其業務甚至涵蓋勸賑贈醫、施衣施棺諸善事，倚此與庶民生活連結。維新運動失敗，第一次「孔教運動」也就失敗了。

　　1913年民國二年，袁世凱主政北洋，康有為上書北洋政府《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但這次他的孔教運動遭到各方攻擊，甚至導致孔教遭到污名化，匆匆落幕。不要講合理不合理，康有為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把儒教寫入憲法？這是因為康有為知道以前中華帝國中，儒教在國家祭典裡面佔據很重要的位置，共和以後，對儒教沒有了這個明文保障，很快就已經掉到地上了。所以他說，每七天就要上一次孔廟，每個鄉都要設孔廟。你仔細看他的建議，都是跟著當時的基督教亦步亦趨，要有教主孔子，要有紀念孔子誕辰，要設教部，孔廟當像教堂遍布中國各個角落，還允許男女老幼進孔廟。所以康有為的著眼點就在這裡，具有強大的政治目的。很多人取笑康有為，居然要把孔教寫入憲法，這讓大家都受不了，現在都已經共和了！而且康有為對袁世凱的妥協，以及在張勳復辟中的表現，都讓他聲名狼藉，他的孔教運動當然不能成功。

　　在當時的社會中，「反孔教運動」的力量主要是哪些？

　　黃進興：說來反諷，反孔教的樞紐人物卻是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但梁啟超後來說得很清楚，保國遠比保教重要。梁啟超早先鼓吹「孔教」，然而他在流亡日本的第三年（1902），卻公開放棄早先立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受嚴復、黃遵憲的影響，驟然陣前倒戈，高舉「保教非所以尊孔」的大纛，極大削弱了孔教運動的聲勢。他說，孔子是教育家、政治家、道德家，就不是宗教家，這一言論與康有為的觀點相抵觸。康有為馬上就覺察到，梁啟超在拆他台。關於這一轉變的理由，都可以歸之於梁啟超對整體中國利益的考量。對他來說，宗教的重要性與其說信仰本身，毋寧說是可以振興中國。事實上，梁所關心的，不是任何特別的宗教或者它們的原始形式，而是宗教信仰能在現代國家扮演的功能。

　　後來大家都跟著梁啟超走了，包括馮友蘭，他是第一代新儒家，更不要說胡適陳獨秀他們。民初的「反孔教運動」實由兩股勢力匯聚而成，其一為「科學主義」的思潮，另一為政治偶發事件。陳獨秀曾說：「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而蔡元培認為：宗教之為物，在彼歐西各國，已為過去問題。蓋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他遂主張以美育取代宗教，而與是時提倡科學而反對玄學的趨勢，不謀而合。這都代表「五四」運動前後特有的風氣。陳獨秀等人反孔思想的深化當然是民初政事激蕩的結果。譬如，袁世凱稱帝、祭天，張勳舉軍復辟處處濫用儒家文化象徵，諸如此類的事情均令知識分子對儒教感到幻滅。1917年的元旦，陳獨秀甚至揚言：「非獨不能以孔教為國教，定入未來之憲法，且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陳獨秀知道，孔廟不僅是帝國原先的執行者，還是教育中心，把孔廟剷除，儒教也就沒有了。

　　另外一方面，共和之後，「宗教」逐漸成為貶義詞，陳獨秀說：「愚之非孔，非以其為宗教也。若論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也說「孔家似乎不算宗教」，還說「孔子實在是很反對宗教的」。1922年，以進步自許的知識分子共同組成「反宗教同盟」；起因雖是反對基督教，但亦波及「孔教」，他們堅信「宗教是妨礙人類進步的東西」。所以，康有為把孔教立為國家宗教的失敗，無意中把儒教解體了大半，儒教迄今只存殘餘的宗教性及其危微精一的儒學。

　　在今天，距康有為的孔教運動一百多年後，「儒教」還有復興的可能嗎？

　　黃進興：今天要提倡儒教有實質上的困難，今天華人不會認為儒教是一個宗教，這是清末以來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積澱結果。儒家後來成了代罪羔羊，儒家的禮製成了萬罪深淵。現在，儒教離它所扮演的宗教功能已經很遠了，儒教從來都是依附於政體，這也是儒家與孔廟再興的障礙。傳統帝國里，儒教深刻政治化，也就是所謂政教合一。民國好不容易打破政教合一，儒教好不容易成了百家學說之一，儒教變得不再是一個多光榮的名字，大家情願用儒家、儒學，不談儒教。牟中三先生說，儒家是儒學，儒家有宗教性，但絕對不能稱其為宗教。我有個玩笑，這就好比說，我們家這隻狗有人性但絕對不是人。

　　傳統的儒家或者儒教之所以在傳統社會發揮積極作用，是因為它有實質性的現實指涉，它是跟現實社會掛在一起的，就像雖然是一個螺絲釘，它卡在機器裡面，還隨著機器一起轉動。而現在過度知識化、學院化的儒學，是否會重蹈傳統儒教的覆轍，變得曲高和寡，與實際社會兩不相涉？這方面我的老師余英時先生的觀察極為敏銳：以心性論為內核的（新）儒家之「道」，得之極難，而失之極易。所以，新儒家的「宗教性」容易淪為「精英文化」，僅為少數人所理解，而未能起信於大眾。現在新儒家所做的只是浮在社會表面，只是少數精英分子，他們的討論再深奧精深，跟普通人沒有關係。除非與廣大華人社會掛上鉤，否則就還只是眾多學理之一而已。

　　我不提倡儒教，我的意思是，儒教如果是宗教，它扮演什麼角色？意義在哪裡？討論現實不是我的力量，我也沒有這個意圖。我不是孔教徒，但我對孔子有很高的敬意，他在現實世界是一個保守的歷經挫折的人，但他對未來世界，對中華文化和傳統社會有著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