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需要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

　　3月16日，周小川再度出現在新一屆財經高官的名單中，周小川此次「破格」的留任，不僅是對其過去10年央行功績的整體肯定，亦是對此前業界強烈呼籲其留任的一種響應支持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的呼聲，可謂響徹今年兩會。除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以及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公開表態支持周小川留任外，3月13日播出的央視兩會特別節目《兩會1 1》，更透露出「多名經濟學家聯名希望周小川留任」。　　周小川是否留任央行行長，之所以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不僅因為我國經濟體量位列全球第二、外匯儲備量位居全球首位，更因為在周小川過去10年央行行長的任期內，我國央行已完成從輔助性的計劃調控轉向主導性的市場調控、商業銀行已從破產邊緣走向相對健康、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穩步推進，一個更趨開放、政策獨立性亦更強的央行，顯然更易為全球所認知和關注。此外，周小川卓有見識的理論功底,以及其應對美元霸權的勇氣，亦令其獲得全球政經界,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廣泛讚譽。　　而在政府換屆之際，我國多位金融高官，以及經濟學家之所以集體呼籲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可以說，與當下我國經濟、我國金融,以及全球貨幣的新形勢密切相關在傳統的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明顯弱化之下，面對經濟增長的大幅放緩，如何才能做到既確保經濟維穩，又不引發明顯通脹，這顯然需要央行強大的配合能力；在我國銀行業貌似改革成功但壞賬卻暗自滋生、加大直接融資佔比但金融市場仍然弊端重重之下，我國央行如何再度發揮我國金融改革引導者的作用，可謂事關我國金融改革全局；自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面對歐美日發達經濟體持續的貨幣寬鬆，我國央行如何化危為機，審慎地推進匯率政策，以及資本賬戶開放，使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向縱深邁進，則更是中國央行急需面臨的挑戰。　　顯然，當下的央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理論與實踐兼具的行長：他既能深刻洞察我國經濟的運行規律，摸准我國經濟跳動的脈搏，靈活而適度地運用貨幣政策；又諳熟轉型期我國的體制特徵，具備更高層政治資源的整合能力，以便能夠協調不同利益部門的利益紛爭，從而使央行貨幣政策能夠得以真實推進；更須具有開闊的全球專業視野，面對全球已然形成的新一輪貨幣博弈戰，懂得如何規避人民幣國際化的系統風險，並能夠牽手其他新興經濟體改變當下的全球貨幣格局。　　這樣的人物，周小川理所當然算一個。回顧周小川的履歷，其既在上世紀80年代全面參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框架設計，又在上世紀90年代分別於商業銀行、央行和外管總局任職，更有為期兩年短暫的證監會主席的經歷，而其在2003年正式就任央行行長以來，更統籌推進了我國國有銀行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應對次貸危機、人民幣走出去等重大議題。正是在他的任期內，我國央行從一個與其他正部級單位平行的機構，一躍成為推進我國經濟增長、引導我國經濟轉型的中樞機構之一，而我國高層對央行職能的重視程度，除1993-1995年朱鎔基親自兼任央行行長外，可以說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　　儘管，對周小川主政我國央行的10年，亦不時出現針對人民幣升值過快，以及貨幣超發等批評的聲音，但是，平心而論，在我國加入WTO之後，面對必須遵從的全球一體化遊戲規則，人民幣8年（2005年匯改後）升值24%，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2年升值逾100%相比，可以說人民幣升值的主動權，一直掌握在我國央行自己的手中。而對周小川主政10年間人民幣超發的普遍質疑，其實，既有外貿順差導致人民幣外匯占款激增的常態因素，又有2008年次貸危機急需配合經濟刺激的偶發性因素，而論及我國貨幣超發與通脹之間的關聯度，其實我國當下的通脹水平，要遠比同期俄羅斯、印度等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低很多。　　如果非要對周小川主政我國央行10年作一個評價，那麼，用「小錯雖有，大錯沒有，方向正確」進行概括，應該是比較客觀的。在這10年中，我國貨幣政策與我國經濟的發展節奏，整體上是恰到好處的，我國貨幣政策與全球貨幣政策的整體變遷，整體上亦是博弈中掌握主動權的。正因為此，周小川在國際上贏得「中國的格林斯潘」之稱謂。　　與此前傳言接任央行行長的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現證監會主席）和現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總局局長易綱相比，周小川雖然比他們年長10歲，但經歷要更為豐富，「連任不能超過兩屆」的相關行政規定，更已在其就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無形化解。　　選擇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既能確保當下央行職能以及貨幣政策的連貫性，又能迎接新一輪我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大變遷所帶來的挑戰，更可以在連任後對未來接任者「扶上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