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梵蒂岡「封聖」真相

近代傳教士與西方列強（二）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 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駐紮傳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營、駐紮侵略軍一樣必要"." 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 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 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彙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美國傳教士斯貝傑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國》一書中承認，傳教士" 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況向領事彙報。" 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 這些先鋒（傳教士）所搜集有關（中國）民族、語言、地理、歷史、商業，以及一般文化的彙報，將其送回國內，對於美國的貢獻是很大的。" 鴉片戰爭時期，當時在華的知名傳教士如郭實臘、馬禮遜、裨治文和伯駕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護下，從事刺探、搜集中國情報，充當侵略者的間諜，鼓吹戰爭，並為列強發動侵華戰爭、掠奪財富出謀劃策，直接服務或參與西方列強的侵略戰爭。黎金牧師（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國傳教事業的偉大價值和成就》（1888）一書里說，傳教士" 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報，而這種情報從別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製造輿論鼓吹戰爭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好幾年，傳教士就與外國商人一起，鼓吹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煽動使用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當時在華的傳教士有一個信條，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 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1834 年12月9 日，在廣州的全體英國人，包括傳教士在內，寫了一份呈英國國王書，要求英國政府增派兵艦和軍隊到中國來，以此為後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條約，要求除廣州外，開放廈門、寧波、舟山為商埠，還要一系列特權。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立即對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號上發表文章支持這一行動：" 我們認為任何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都將會同意他們的主要立場，那就是，最好的辦法是採取果斷措施。""中國這種態度，……如果各國不能說服她，就強迫她走上一條與各國的權利和義務更為一致的路線上來。 "1835 年1 月號的《中國叢報》竟然鼓吹戰爭，" 當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護和維護一個國家的國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時，這樣一種手段永遠不會受到譴責。""根據中華帝國目前的態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可與之保持體面交往。"1836 年2 月號上登有一篇題為" 與中國訂約一個巨大的迫切要求" 的文章，提到" 最近在沿海偵察證明，天朝的聯合艦隊無能驅趕一艘只配備數名歐籍武裝人員的商船。……可以斷言，英國兵只要一個團就可以擊退他們幾個省的軍隊。""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1836 年8 月號發表了一篇中國軍事實力的情報調查，認為從軍事角度看，中國實不堪一擊。1840年2 、3 月間，英國決定發動戰爭的時候，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宣稱， " 時間已到，中國必須屈服或挫敗。" 《中國叢報》就是這樣被稱為" 關於中國情報的礦藏" 和在華商人及傳教士的喉舌。它通過製造輿論，鼓吹戰爭，提供情報，影響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搜集情報參與戰爭鴉片戰爭開始後，一些傳教士為侵略軍提供情報，或在侵略軍中服役、隨軍活動。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都成為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分別領取年俸八百英鎊和一千英鎊。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劃策，成為舉足輕重的 " 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 危險人物" ，" 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裡膽怯，打算後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郭實臘是傳教士中搜集情報、參與侵華戰爭的典型。從1831年到1838年間，他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英軍在舟山群島掃蕩時，遭到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郭實臘就去對百姓進行欺騙宣傳，要求他們停止抵抗。當時有些老百姓就質問郭實臘：" 如果你們真是那麼希望和平，那麼為什麼你們要到這裡來呢？ " 問得郭實臘無法回答，以致惱羞成怒，指使英軍對當地百姓實行了殘酷的屠殺。當英軍於1842年6 月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實臘，又充當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指揮作戰，並且代表司令官向城裡出安民告示和籌措糧草，還勒索到三十萬銀元贖城費。七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衝進城後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後於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對鴉片戰爭，傳教士是極力贊成的。美國傳教士雷維斯（Nevius）說，" 不管對不對，這個戰爭（即鴉片戰爭）已經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來開闢我們對這廣大帝國關係的新紀元。"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後，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 ）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 皇后" 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 ）隨後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里任翻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終。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可以自由地在這裡經商、傳教，並享有一系列特權。中國從此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但是，殖民主義者們對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並不滿足，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認為條約的規定是對他們在中國自由活動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條約的規定，自由地到中國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們想乾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編的《中國叢報》上說， "我對大使們在這個問題上作這樣的規定，一直認為是既不聰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國通商限制在幾個口岸，也許是正確而適當的。…… 但依我看來，不應該把自己國家的人民的個人自由就這樣被一個條約所剝奪。這些規定沒有人遵守過。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這些規定繼續有效，將經常成為令人討厭的根源，越快廢除越好。" 充分表達了殖民主義者貪婪的慾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使他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無所限制，他們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支持並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象支持、參與第一次鴉片戰爭一樣，傳教士們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傾注了大量的熱忱並積极參与。1856年10月，中國的官員和兵勇為捉拿海盜，在一艘叫" 亞羅號" 的船上捉拿了12個當水手的中國人。這本是中國的內政，因為船及船主都是中國人，但英國政府卻說，此船曾在香港登記過，所以是英國船，儘管當時登記期已過。屆時英國的帕斯麥頓政府早就有對中國進行一次新的戰爭的打算。馬克思評論帕麥斯頓政府時說：" 戰爭已變成帕麥斯頓獨裁的生命攸關的條件"." 他站在教士和鴉片走私商中間" ，" 跟聖潔的主教和邪惡的鴉片走私商在一起的，還有大茶商，他們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從事鴉片貿易，因此熱衷於取消與中國簽訂的現行條約。" 英國以" 亞羅號" 船事件為借口，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法國也以 " 西林教案" 中傳教士馬賴被處死為借口，參與了英國挑起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來美國、俄國也參與進來。傳教士不僅支持這場戰爭，而且為之禱告，把傳福音與殖民主義侵略戰爭聯繫起來。傳教士衛三畏在1857年1 月的一封信中說，" 如果西方最強大的四國能夠真誠合作，毫無猜忌，共同強迫中國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關係，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夠在不破壞中國政體和不瓜分中國的領土的情況下傳給中國人。但是，這也許不是中國人獲得改造的道路。" 傳教士文惠廉說，" 四大基督教強國正在叩著北京的大門。在這樣的時候，教會應當迫切禱告上帝，使一切都歸榮耀與他，並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推廣。" 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年4 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彙報清政府的動態。五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劃、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製造假象。5 月19日這一天，他們兩人和錢忻在非常 " 友好" 的氣氛中審查草約時，美國專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聯軍決定在第二天進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衛三畏，要他不動聲色地馬上停止談判。5 月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後，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雲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復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 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彙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 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 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 月9 日把著名的圓明園搶劫一空之後縱火焚燒。這個經過清朝一百多年經營、彙集中國人民血汗的結晶，綜合中西建築術、聚集古今藝術品而成的壯麗宮殿和園林，頓時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 " 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麼！""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傳教士對西方列強殖民侵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國駐華全權公使列維廉所說的，" 但若採取一種實際的觀點來看問題，我不能不說傳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關的傳教活動，對於我們國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沒有他們充當翻譯，一切公務就無法進行，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在這兒履行職責時就無法前進一步。也無法閱讀繕寫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條文。有了他們就沒有遭到任何困難與不便。"

新華網2000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