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理論與勞動力價值

人力資本理論與勞動力價值　　

為了解釋經濟增長中扣除物質因素和人口增長以後的「余差」問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舒爾茨最先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主要是人力資源中除了基本的數量特徵之外的「技術、知識以及影響人的生產能力的屬性之類的質量成分」。[②]人力資本理論揭示了勞動的質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拋棄了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要素的同質性假說，將新古典分析方法擴展到教育與家庭等非市場領域。綜合來看，人力資本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從個人和社會的最優選擇行為出發，應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模型的基礎上，衡量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優規模。該理論主張通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配合政府的適當干預，擴大以國民教育為主的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個人和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和合理化。[③]　　

但人力資本理論關於人力資本投資的效果、教育的功能、收入分配等核心命題也招致主流學者的諸多批評。例如，謝弗爾指出人力資本理論無法明確地區分消費與投資，也無法確定增加的收入中哪些是由人力資本投資帶來的，因此無法由人力資本理論直接得出相應的政策建議。[④]斯彭斯指出，雖然更高的收入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正相關，但是它可能並不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而只是由個人能力的實際差異引起的。[⑤]其他的批評還涉及如何衡量非工資收益和能力的差異等方面問題。[⑥]　　

上述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如何計算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與收益方面，而未觸及其核心問題，即勞動力的形成問題。人力資本理論從勞動力形成與資本形成在形式和技術上的相似性出發，把勞動力納入了資本。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就「不是由兩個對抗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所組成，而是由兩個彼此沒有什麼區別的資本家集團所組成的」。[⑦]鮑爾斯和金蒂斯指出，人力資本理論只是簡單地把勞動力當作獲取收入的手段，因而它只是一個非常片面的生產理論，它沒有考慮社會再生產過程，尤其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的過程。[⑧]　　

近年來，人力資本理論在國內經濟學界頗受歡迎。尤其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認為在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和培訓都可以被理解為勞動者的投資行為，因而勞動力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資本。這些學者嘗試用人力資本理論重新梳理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問題在於：第一，這種梳理並不契合馬克思的本意，引入人力資本理論將會導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範式的內在矛盾；第二，人力資本理論確實抓住了勞動力的質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作為一種片面的生產要素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並不能準確地把握勞動力的質的作用的本質和特徵，那麼就需要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以解釋這種現實；第三，人力資本理論提倡擴大國民教育，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教育的勞動力再生產功能服從於資本積累的需要，資本主義國民教育的發展並不能促進資本主義國家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化。　　

一、人力資本理論不能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　　

1、馬克思對人力資本思想的批判　　

在馬克思之前，古典經濟學家即已提出過將勞動力視為資本的思想。例如，斯密認為人的才能是固定資本的一種存在形式，這種才能必須通過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可獲得，而教育所花費的成本累積起來可以算作一種投資。人們通過教育所獲得的才能就轉化為了一項資本，勞動者的收入就可以被理解為投資的利潤。[⑨]薩伊認為從事所有職業的人們，都必須接受教育以積累自己的才能，從而人力資本投資活動就成為了全社會的普遍行為，人們的勞動收入可分為「勞動的一般報酬」和與該報酬無關的利息收入兩個部分。[⑩]

針對把勞動力看作資本，把勞動者的收入看作投資的利潤或資本的利息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在這裡，工資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勞動力被看成是提供這種利息的資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資等於50鎊，利息率等於5％，一年的勞動力就被認為是一個等於1 000鎊的資本。資本主義思想方法的錯亂在這裡達到了頂點，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質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不幸有兩件事情不愉快地和這種輕率的觀念交錯著：第一，工人必須勞動，才能獲得這種利息；第二，他不能通過轉讓的辦法把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價值轉化為貨幣。其實，他的勞動力的年價值只等於他的年平均工資，而他必須通過勞動補償給勞動力的買者的，卻是這個價值本身加上剩餘價值，也就是加上這個價值的增殖額 」。[11]

為了揭示所考察對象的特點，對比分析是一種合理的分析手段。例如，馬克思曾經指出，從直接生產過程來看，人的能力的發展「可以看作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12]但對比兩個事物不能將二者等同起來。馬克思對古典人力資本思想的批評表明，古典學者將相似因素絕對化而忽視了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差異：

第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對於勞動者來說，勞動力的所有權不可以轉讓，唯一可以轉讓的是勞動力在一定期間的使用權，但轉讓使用權時所獲得的是勞動者應得的工資。這種不可轉移的特性，使得勞動者不能像轉讓物質資本一樣取得相當於資本價值的貨幣額。

第二，混淆了剝削的對象和手段。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能創造比再生產他的勞動力所需要的更多的價值，僱傭工人以工資形態獲得的收入源泉只有在僱傭工人自己的勞動中才能實現，而資本以利潤形態獲得的收入源泉是別人的無償勞動，不需要其所有者消耗任何勞動。勞動與資本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經濟範疇。「資本只有同非資本，同資本的否定相聯繫，才發生交換，或者說才存在於資本這種規定性上，它只有同資本的否定發生關係才是資本；實際的非資本就是勞動」[13]。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僱傭勞動只有與資本發生關係才能成為現實的勞動力，才能成為價值增殖的手段。

第三，混淆了剩餘價值生產和分配。由於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商品並獲得了對勞動力的支配權，僱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的剩餘價值完全歸於資本家所有和支配，僱傭工人得到的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即工資。古典學者把資本的增殖擴大到勞動者身上，認為勞動力本身也是能夠自行增殖的價值，勞動者也能在全部剩餘價值中分得屬於自己的一部分了。這樣，勞動者與資本家成為了共同享有剩餘價值的合作者，勞動者的被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本質被掩蓋了。其實，僱傭工人的勞動已經歸於資本家，他無法支配自身的勞動，因而不可能獲得自己勞動的增殖額。

2、人力資本理論中的資本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中的資本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古典經濟學的資本理論包含著兩個不同方面：對於未來收入的所有權和對生產資料的控制。而新古典經濟學家繼承了從薩伊開始的資本理論，完全拋棄了對生產的社會關係的分析，把生產理解為「資本」和「勞動」要素相結合的物質關係。費雪進一步將任何時候存在的財富存量都定義為資本，並區分了資本的兩種屬性；一是資本沉沒投資的成本屬性，另一個是資本提供服務流的貼現值。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切能夠帶來收入的要素都可以被定義為資本。由於人力的確可以為勞動者帶來更高的未來收入，舒爾茨便順理成章地把人力視為了資本[14]。但人力資本理論僅著眼於流通過程中的貨幣獲得，而不考慮這種收入是剝削所得，還是被剝削所得。它將資本當作靜止的生產要素，著眼於尋找均衡狀態的分析，僅僅描述了投資能夠提供收益這個表面現象。

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資本理論則從價值增殖、資本的運動和生產關係三個角度闡述了資本的特徵、揭示了資本的本質。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本質是不斷地榨取剩餘價值，價值增殖是資本的本性。

第二，運動是資本的存在形式。資本必須在生產過程之前購買到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在不斷的循環與周轉中不斷擴大資本積累的規模，實現價值增殖。

第三，資本是用來榨取勞動者的剩餘勞動的手段。資本在表面上「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15]但資本的增殖不是來源於資本家自身的勞動，而是來源於它的對立面即生產過程中僱傭勞動者的勞動；所以資本是被物質外殼掩蓋的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在本質上，「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16]

儘管勞動力形成與資本形成「都要求犧牲目前的消費，吸收相當多的資金。未來的經濟發展水平依存於這二者。兩種投資按其性質來說，都提供長期生產的效力，」[17]但二者的相似性僅限於這些表面現象。如果將人力資本理論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改寫勞動力價值理論，那麼將會與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分析產生矛盾：「縱觀『人力資本』理論的資本概念，不難發現它同庸俗資本觀的共同弊端和要害。這就是，把資本僅僅當成能夠被利用來進行生產並在未來得到更大價值的物，迴避資本是對勞動者無酬勞動的剝削關係，迴避資本增殖的根源，掩蓋剩餘價值創造過程的真實關係，並進而把佔有無酬勞動的功能荒謬地賦予提供無酬勞動和被剝削的對象身上」。[18]

3、人力資本理論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資本主義究竟是導致和諧還是導致衝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是經濟理論反覆論證的一個主題。古典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李嘉圖之後，經濟理論「必須在古典經濟學家樸素地描繪生產關係的對抗的地方，證明生產關係是和諧的」。[19]「在清除階級作為經濟學中心概念的各種努力中，人力資本理論是最新的、或許也是最後的一個步驟」。[20]按照人力資本理論來看，「人們已經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大量的知識和多種技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已經變成了資本家」。[21]即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由兩個對抗性的階級所組成，而是由許多彼此沒有什麼區別的兩個資本家集團所組成，這些資本家可以互相進行競爭，目的都是實現收入最大化。這樣，人力資本理論就把資本家與僱傭工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混為一談，把勞資關係以及勞資對抗驅逐出對勞動力價值決定的解釋之外了。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資本是在運動中追求增殖的價值；資本積累的連續性依賴於商品生產中價值的連續擴大。價值增殖是通過生產中對活勞動的控制來實現的，剩餘價值來源於生產中對活勞動的剝削。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中各個資本之間的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技術上是動態的。「競爭無非是許多資本把資本的內在規定互相強加給對方並強加給自己」。[22]資本積累所導致的擴大再生產伴隨著並依賴於勞資雙方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正常運轉是其內在結構性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核心就是資本和勞動的關係。

因此，將人力資本理論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會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資本概念相矛盾，而且必然會消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社會對抗性的動態分析，拋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範式的核心，最終會喪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進行分析的生命力。

二、勞動的質與勞動力價值[23]　　

人力資本理論的確認識到了勞動的質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它將勞動者積累知識和技能的過程看成是個人為獲得較高收益進行選擇的結果，而非一個社會過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資本積累過程規定了勞動力價值變動的彈性範圍：最低能「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4]，最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25]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勞動力價值被當作是給定的。這樣的假設在一定的抽象層面上有助於集中分析資本家是如何榨取剩餘價值的，但諸如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演變中所需要的技術和勞動技能、僱傭工人聯合起來的集體力量與僱傭工人之間的分化對勞動力價值的影響機制等問題就沒有得到系統的分析。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演變過程的分析表明，僱傭勞動的技能高低與資本效益的高低並不存在正相關關係。勞動者的技能必須適應資本主義各個部門具體勞動過程的主觀或客觀要求。在勞動技能一定的情況下，資本取得效益高低的關鍵在於對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控制，而這種控制主要取決於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權力制衡關係。因此，勞動力的質和勞動力的價值，並不存在著一一對應關係。這就需要結合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演變來分析勞動者技能與勞動力價值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繫。

1、從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階段：勞動者技能下降與勞動力價值　　

資本主義生產組織產生與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工場手工業階段。手工工場的技術基礎仍然是手工勞動，勞動者的技能在生產過程中起著相當大的決定作用，勞動過程的控制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勞動者手中。內部分工的發展使得勞動者的勞動被分割為不同的部分和級別，從事簡單的手工勞動和從事複雜的手工勞動的勞動者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出現了明顯的區分，形成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這就造成了不同勞動者的工資差別，形成了等級制的工資制度。工資作為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其分化反映了勞動力價值的層級分化。但是，「由於熟練工人佔壓倒優勢，非熟練工人人數仍然極其有限。雖然工場手工業……迫切要求在生產上對婦女和兒童進行剝削」，但「這種傾向由於習慣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壞」。雖然分工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費用，從而降低了工人的價值，「但較難的局部勞動仍然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甚至在這種學習時間已成為多餘的地方，工人還竭力要把它保留下來」。例如，七年的學徒法在工場手工業末期還完全有效。「所以資本不得不經常同工人的不服從行為作鬥爭」，[26]以至於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不能下降到對於資本來說合意的程度，工人通過對資本的反抗可以獲得接近於勞動力價值數額的工資。

在機器大工業階段，「機器使手工業的活動不再成為社會生產的支配原則……這個原則加於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27]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關係轉化為實際的隸屬關係。機器的大規模使用要求勞動者能夠完成由機器統籌的各項任務，服務於以機器體系為技術基礎的分工與協作體系。「機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28][29]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受到了機器的限定和替代，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要求趨於下降。這樣培養一名勞動者變得相對容易了。與勞動者的普遍「去技能化」同時，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較完備的工作階梯。從資本的角度來講，勞動力價值相對於剩餘價值的下降，帶來了更為豐厚的相對剩餘價值和超額剩餘價值，而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則相對地下降了。[30]此外，與工作階梯相配合的工資等級制度，形成了具有不同勞動力價值的工人的分化和競爭，更有利於資本的控制和勞動力成本的下降。

但是正如後來的企業史學者所發現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高估了機器對僱傭勞動的影響，在對勞動力價值的分析中沒有考慮到車間中權力關係的作用，這並不符合英國歷史的實際狀況。儘管勞動力技能確實下降了，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減少，但熟練工人控制著車間的生產決策，發展並通過手工業行會與資本家進行抗爭。工人利用當時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爭取合理工資並減少勞動時間。他們一方面以下包製為基礎按產品件數領取酬勞，另一方面以小時工資支付自己的團隊助手，成為「工人貴族」。[31]

2、福特製大規模生產階段：勞動者去技能化與勞動力價值的決定　　

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以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組織發展到福特製大規模生產階段。這一階段的核心標誌是泰勒制科學管理和流水線作業生產方式。泰勒制的核心在於造成勞動的概念與執行的分離；科學管理將關於組織勞動的信息控制在管理者手中，勞動者則完全喪失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完全成為來自上層的命令（概念）的執行者。福特製大規模生產採用的流水線技術配合了概念與執行相分離的過程，機械化、自動化和標準化的流水線使得勞動者就像機器上的零件一樣，成為一種可以互換的部件來使用的勞動，僱傭勞動「去技能化」為近乎同質的機械手臂[32]，使其最終成為勞動過程的無生命的客觀因素之一。與此同時，科學管理所實行的勞動概念與勞動執行的分離造成了一個凌駕於勞動過程之上的經理階層，生產規模的擴大導致管理部門急劇膨脹，降低管理成本促使了管理活動的再分工，出現了以辦公室工作為基礎的縱向科層分工體系。這種去技能化的趨勢與人力資本理論倡導的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的觀點正好相反，因此人力資本投資並不能為現實的勞動者帶來技能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

但同時，大規模生產導致的資本集中把相對同質的僱傭勞動力大軍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有利於建立工會和舉行罷工。固定資本增長要求生產過程必須保持連續性，「生產過程的任何中斷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資本本身減少，使資本的預先存在的價值減少」。[33]大規模生產的發展使資本更易受到工人罷工的威脅，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觸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34]這意味著大規模生產不能完全阻止僱傭工人在生產中堅持自己的意志。勞資雙方衝突的核心就表現為保障就業權和提高實際工資的鬥爭。20世紀30年代後期，隨著美國工會勢力的急劇擴大[35]和國家為了社會穩定進行的干預，汽車工會與三大公司最終簽訂的協議使工會獲得了在年資保護、工資標準和工資級差三個方面對資方決定和職務結構討價還價的權利：資方必須和工會一起共同決定工資結構；資歷成為決定工人去留的主要依據。1948年，美國汽車工會和通用汽車公司簽訂了《工資制定方案》（The Wage-Setting Formula）。WSF成為全社會在長期中制定工資標準的依據。該方案規定工資每年按照勞動生產率的成長和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而增加。而經過價格調整的勞動生產率是整個生產能力的衡量指標。WSF被許多工會化和非工會化工業部門接受和仿效。這樣，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確定工資的制度就被基本確立下來。在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勞資雙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進。所以勞動力價值的決定和實現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工人獲得的工資額最終要考慮直接生產過程和全社會的勞動對抗程度和力量對比。　　

3、後福特主義階段：勞動技能的結構化與勞動力價值的分化

福特製使得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成為了可能，資本主義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黃金時期，但是其內在缺陷[36]卻迫使資本主義企業不得不探索更為有效的生產組織形式；企業外部的市場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同質」化狀態並趨於多樣化。這就要求生產過程必須針對市場需求做出相應的快速調整。資本主義生產組織為了減少生產過程的剛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開支，提高生產效率和對市場供求的反應速度，對泰勒制的科學管理和縱向的科層制進行了改造，調整了勞動概念與勞動執行分離的舊有模式，逐漸形成以精益生產為代表的後福特主義企業組織。部分核心勞動者「去技能化」的趨勢發生了反轉。

後福特製企業採取彈性的工作和僱傭方式來實現生產的彈性：僱傭勞動者被分為能獲得更多薪資、技能水平更高和職位穩定的核心工人，和獲得更低的薪資、技能水平較低、不需要培訓、職位不穩定的邊緣工人兩部分。[37]核心工人必須具備多種專業技能，並能對生產過程進行必要的自主控制，以適應對生產過程進行快速調整的需要[38]。由於核心工人可以進行創造性勞動並直接從事企業經營的關鍵性活動，因此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而且不容易被取代。企業必須採取全職性的、安全性強的、高工資的長期僱傭策略以避免核心員工的流失。但必須指出的是，核心工人並沒有工作標準制定上的參與權與收益分配上的決策權[39]。邊緣工人則通過勞動力規模的調整來向企業提供彈性，以應對變化的和不確定的產品市場需求。企業既可以通過短期合同、中介以及外購自我僱傭的方式來僱傭邊緣工人，也可以通過下包以及分包的方式來利用小企業內部的僱傭工人來實現彈性。這種僱傭方式既可以滿足工作時間和職務要求的變動，又可以對無法預測的市場變化做出迅速反應，還更能有效地降低單位勞動成本。

勞動力技能的結構化和勞動者進一步劃分為核心工人和邊緣工人這兩個事實與勞動過程歷史演變趨勢相符合，即勞動力價值的相對下降和勞動者的收入分化。這顯然符合資本積累所要求的勞動力價值相對下降，並且勞動者進一步分化以保證勞動者不能組織起來反抗工資的下降。事實證明，彈性工作制與美英等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相結合，破壞了工人自主的集體社會力量。後福特主義彈性化的僱傭方式造成了工人的分割，對工人集體形成一個統一戰略起阻礙作用。單個工人不得不適應這種轉變以求生存。然而從整體角度看，發達國家勞動在國民經濟份額中的比重是下降的。[40]

上述分析表明，勞動力的質適應資本積累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並且勞動力的質與勞動力價值並非是一一對應的。勞動者的團結與分化是影響勞動力價值的重要因素。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價值實現等基本現象，只有結合勞資雙方特定時期的權力關係才能得到正確的分析。

三、資本主義國民教育與勞動力再生產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直接取決於其技能發展水平，而教育是提高勞動者技能的主要手段。因此，隨著更多的人能夠得到更多和更好的受教育機會，全社會的生產潛力會得到提高；進一步，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更加平等地分配受教育機會可以帶來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平等化的市場化教育改革，可以提升社會整體的生產率水平，同時緩解不同群體間的收入不平等狀況。[41]該理論顯然忽視了不同社會群體在種族、性別、年齡、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異對經濟生活與受教育水平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的教育觀是脫離了社會生產關係的純技術性討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教育不是遠離社會經濟關係的「孤島」，而是與社會經濟關係聯繫緊密的「半島」。應該從勞動力再生產和社會生產關係再生產兩個角度綜合地考察教育；教育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產物，並且服務於社會再生產過程。因此，將人力資本理論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而將兩種教育觀同一化，會將教育在社會生產關係再生產中的功能簡單化為一種生產要素再生產理論，將教育僅僅是為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沒有內部結構和外部聯繫的「黑箱」，從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經濟觀點。　　

1、資本主義國民教育與勞動力的再生產　　

勞動力的再生產是任何社會進行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對於任何社會，教育在促進勞動力再生產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只有符合特定社會勞動過程的主觀或客觀要求才能促進現實的生產力發展。在給定的技術和生產組織條件下，勞動者的技能水平代表了在勞動過程中他完成必要勞動並提供剩餘勞動的能力。教育的勞動力再生產功能直接服務於特定社會勞動過程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再生產本質上是一個被資本主義物質和生產關係再生產引導的過程，而生產結構演化是由那些支配主導經濟部門、追求剩餘價值的資本力量所決定的。「為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42]伴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確立，教育部門在某種程度上被重新組織起來，以生產為資本主義積累所需要的僱傭勞動的質，教育的發展發揮了將資本主義物質再生產過程和生產關係再生產過程聯繫起來的中介作用。但是在資本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下，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使得購買並使用勞動力的資本受益，從教育帶來的高水平勞動生產率中受益的不是勞動者而是其所受雇於的資本。　　

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教育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工業勞動和辦公室勞動的不斷變化的條件，需要一支日益『受過良好訓練』、『受到良好教育』因而是日益『升級』的勞動人口，這一想法在日常談話和學術性討論中，幾乎是被人們普遍接受的」[43]。但是，教育的職能並不在於發展個人的能力，而是使個人的能力在教育過程中「平均化」、「退化」。「在城市環境中需要有閱讀寫作和簡單演算的能力，這不僅僅是為了工作，而且也是為了消費，為了遵守社會法則和服從法律」。[44]因此，國民教育的普及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之間似乎也並不存在著必然聯繫。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人數的年均增長率為3%，6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為6%。但是，50年代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2.7%，6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並未超過這一水平，70 年代的年均增長率降到1%左右。[45]

2、資本主義國民教育與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任何社會體制「得以長期順利地運轉，都需要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來證明這個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結構是合理的」。[46] 因此，教育的經濟功能必須再生產現有的社會生產關係。教育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傳播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並且通過提供一個表面上是公正、合理、平等的和選優任能的機制，將個人分配到不同等級的社會經濟地位上去，使得生產關係合法化。　　

資本主義國民教育通過其內在的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在結構上的對應性，實現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合法化的功能：第一，教育傳授有利於維繫和擴展現有社會經濟關係的價值取向。這些「合法化」的價值取向，使勞動者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形成了未來在僱傭勞動體制下需要的意識、工作狀態和行為模式；第二，教育部門內部的管理體制與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控制體制存在對應性，這樣使得勞動者在學校中適應了縱向的命令——服從體制和橫向的競爭——合作體制。此外對教學計劃、內容、管理缺乏控制權力，追求與成績無關的外在獎勵分別體現了勞動過程中勞動的異化和工作激勵機制；第三，不同等級的受教育水平與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層次性也存在對應性，教育實際上發揮了將不同水平的勞動者統合到相應層次的勞動力市場上的功能；第四，諸如種族、性別、年齡、民族、宗教、家庭背景等被認為與經濟成就無關的意識形態也在教育過程中得到強化。　　

資本主義國民教育的「合法化」功能「在個人中培養一種普遍性的意識，這種意識將防止可能導致改變現存社會條件的社會結合力和批判意識的形成」。[47]所有受教育者最終要到勞動力市場中尋找自己的定位。這樣，僱傭關係通過勞動力市場——在金字塔式的結構中僱主盤踞頂端，使得勞動力的層級架構得到維繫。受教育的個人也就在統合的過程中完成了收入分配的過程，不平等沒有消失而是進一步合理化了——因為這被認為是基於受教育者的個人能力、學習成就的收入分配方式。

3、資本主義國民教育與收入分配平等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勞動力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相統一的社會機構，接受國民教育是勞動者被僱傭的先決條件。儘管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平等化教育改革來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等問題，但是「現實生活證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教育制度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所固有的矛盾」。[48]「美國教育的歷史並沒有證實以下觀點：學校已經成為經濟地位或機會平等化的工具」。[49]通過教育實現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賴於教育所建立在之上的社會基本層面的改革。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對現存的不平等經濟體系進行改革，試圖用教育來改良不平等的擴大化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一，儘管教育可以有助於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但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資本的所有者，它不可能使勞動者致富，而只能使資本所有者更富。「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沒有可能幹這一行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價值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它們的工資下降了」。[50]第二，教育給予個人發展的空間與他的社會經濟背景有很大關係，社會經濟背景至少應該考慮家庭收入、父母財富、父母在勞動關係層級結構中的位置。父母的社會經濟背景將通過教育「遺傳」下一代，從而造成不平等的「輩輩相傳」。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鮑爾斯在引入社會經濟背景這個變數後發現，計量模型中教育時長對個人收入的決定作用遠非人願。第三，勞動力技能的差距與收入分配差距並不存在對應關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在平等化教育改革進行地最普遍的美國，受教育機會的平等化並沒有帶來同步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例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工資差距在縮小，但同時以企業高級經理為主的處於工資分配頂層的人其工資卻迅速增加，遠遠高於所有其他的人。原因在於，「不論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快還是慢、使用高科技還是低科技、經營的好還是不好，其首席執行官和他們的直接下屬們的工資都是照樣增長」。[51]

四、結論　　

人力資本理論把所有能夠帶來更高的未來收益的生產性因素都歸為資本，亦即把勞動力當作一項資本。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範式下，資本在本質上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因此，用人力資本概念重新梳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資本理論和勞動力價值理論將使得科學的資本理論和勞動力價值理論庸俗化。

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組織變遷過程中的勞動力技能與勞動力價值的變化與關係，表明勞動技能的發展可以直接歸因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對於勞動者的要求。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分析更加清晰明了。勞動者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謀生；而他的勞動力必須符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要求。勞動者積累的所謂「人力資本」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價值增殖」。相反，他只是積累了更高水平的可供剝削的勞動條件。

資本主義國民教育的功能在於將勞動者統合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中。教育通過再生勞動者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關係的對應性完成這一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教育只是把不平等合法化，而並不能促進平等。要使教育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必須改革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係。所以，人力資本理論的教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相悖，儘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應用人力資本理論的某些方法，但是不能將二者完全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