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恆 : 不一樣的古代韓國

——明末清初朝鮮王朝的華夷想像作者：李競恆1780年六月，一支朝鮮王國的使團北上到達了鴨綠江邊。使團中的成員朴趾源在日記的開頭處這樣寫道：「曷不稱崇禎？將渡江，故諱之也。曷諱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稱崇禎也。曷私稱崇禎？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崇禎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於今百四十餘年。曷至今稱之？清人入主中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猶存於鴨水以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熱河日記》，朴趾源，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頁1）。末尾的紀年是「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在這裡，作者不無無奈地表示自已在進入清朝領土後必需小心隱匿對「大明」，「中華」懷念熾熱感情的原因。明代最後一位皇帝之死在朝鮮王國的集體記憶中被賦予了一種無比崇高悲壯的傷感與偉大象徵意義。作者表示，並非不夢想「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但是，弱小的朝鮮王國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只能守護著韓半島夢想著「明室」這一華夷秩序的神聖象徵仍存在於韓半島的三千里江山。這是明代滅亡一百三十六年後的事，距南明永曆帝之死也已有一百一十九年了。作為對明清易代背後的文化，倫理價值判斷的華夷想像一直貫穿了整個清代朝鮮入貢使團的記憶。進入曾經是高度文明的「華夏」而今卻「終為羯胡之窟」的中國領土，尤其容易喚起朝鮮使者與文人強烈的情感記憶與傷感體驗。早在1683年，即台灣最後一支漢族抵抗滿洲貴族的武裝力量被消滅的這一年，朝鮮一位叫金錫胄的使者途經山海關豐潤縣附近的榛子店，見到牆上有一首舊日的題詩：「椎髻空憐昔人妝，紅裙換著越羅裳。爺娘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瀋陽。」題詩者是一位名叫季文蘭的江南女子丈夫被滿洲人殺害後，還被擄到瀋陽。金錫胄看到詩後便寫了兩首和詩。此後，「榛子店」就成為一個象徵，朝鮮使者凡從此經過，都會在此留下詩文，通過對這一個孤弱苦難的江南漢族女子的同情而緬懷其象徵背後的「大明」與華夏認同。直到1862年，朝鮮使者崔秉翰仍在此處留下了題詩。而此時，距明清易代已兩百多年，距朝鮮被日本吞併也僅半個世紀了（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載《讀書》2005年7期）。對貫穿整個清代的朝鮮文化心態來說，明代的覆亡被賦予了太沉重的痛楚含義，因之也不難理解以反對「北伐派」（朝鮮國內激進的反滿清勢力）而著稱的朴趾源為何會在日記的首頁留下這樣激昂的文字了。明代本身是在「驅逐靼虜」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朱元璋《討元檄文》：「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在華夷秩序的天道倫理之應然性中，「華夏」即意味著對高尚的文化與族群正義性，對中華的徹骨認同即是對文化與族群尊嚴的徹骨認同。因此，朝鮮也向來樂於自已「小中華」的美稱。「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朝鮮實錄，成宗》）」。「山川險隘，人民多貧。只以稍遵禮俗，自古中國亦許之小中華（《湛軒書外集，杭傳尺櫝》卷二）」。這種對「小中華」深切認同的價值正是基於世界倫理法則的最終體認之上。因此，對「中華」的傷害與侮辱，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宇宙法則的挑戰。而朝鮮王國對作為「中華」的明帝國則是「朝鮮忠順天朝，從來已遠」（《宣祖實錄》三十二年）。「三百年血誠事大，受恩深重」（《孝宗實錄》十四年十二月丙戌）。「本朝之於大明，君臣而父子也」（《孝宗實錄》十六年七月丙戌）。「中朝於我國至尊也``````我國貢獻至薄，而中朝賜賚極厚」（《仁祖實錄》十四年庚申）。「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劈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所謂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也。而君臣之中，受恩罔極，又未有若本朝之於皇明也」（《孝宗實錄》八年十月丙戌）。朝鮮對明朝的深刻感情除了「三百年受恩」的文化，經濟等重要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在壬辰戰爭中，明帝國為了保護朝鮮王國而出兵救援，與豐臣秀吉的精銳日軍血戰，付出巨大代價，先後開支軍費達2400萬兩的白銀，死亡士兵數萬人（《中韓交流三千年》，陳尚勝，中華書局，1997年，頁41）。此種「中華」字小的恩義對朝鮮舉國上下之情是難以言表的。因此「天朝再造之恩不為不厚，朝鮮圖報之義不敢不誠」（《宣祖實錄》三十二年二月已巳）。明代滅亡一百多年後，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寫道：「嗚呼！皇明，吾上國也。上國之於屬邦其錫賚之物雖微如絲毫，若隕自天，榮動一域，慶流萬世；而其奉溫諭，雖數行之扎，高若雲漢，驚若雷霆，感若時雨」（《熱河日記》，頁187）。一絲一毫的恩義，在這個自古「知禮」的「小邦」那裡都可以產生如此強烈的感恩情結，而付出巨大犧牲去拯救這個國家將使朝鮮會以怎樣一種巨大的感恩與景仰交織的心理去認同大明就不難想像了。在《燕行錄全集》中，記載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鮮使臣在北京看到崇禎皇帝舊筆跡「會同館」三個字後的感慨與聯想：「竊惟我國家事大明近三百年。況在壬辰之亂，我宣廟大王特盟神宗皇帝恤小救難之恩，則我國之有今日，秋毫皆帝力也。今來故都，去亡年才四十七歲。左右肆不惟不改，至如會同館字舊構宛然`````」（《半島唐風：朝韓作家與中國文化》，劉順利，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46）傷感之情無以言表。早在明代滅亡之前的1627年，滿洲貴族即大規模入侵過韓半島一次，要求朝鮮放棄明朝年號，並「約為兄弟之國」，韓人稱為「丁卯虜亂」。1636年，滿洲貴族又再次入侵朝鮮，擊潰了朝鮮所有的官方和民間抵抗力量，捕獲王室宗親七十六人，朝鮮被迫投降。此一事件韓人稱為「丙子虜亂」。這兩次大入侵與破壞與明朝對朝鮮的恩義形成了巨大而鮮明的對比，更加深了朝鮮對「靼虜」的仇恨。正是丙子虜亂使朝鮮在形式上成為了滿清的屬國，並從此在對清文書上不再使用明朝年號。古代東亞建立在宇宙論政治神學文化背景下的年號「正朔」所代表的天命權力之神聖性正是合法性的思想依據。「普天之下都要依照王朝曆法所制定的時間節奏進行生產生活，並依靠文治武功將王朝曆法推行遠方。奉正朔成為王朝治權實現的重要標誌。這使天文曆法在王朝政治的層面上表現為一種政治神學的知識形態」（韋兵《頭頂的星空和身邊的日子》，載《讀書》2007年3期）。在華夷想像的宇宙論天命正統政治神學之時空秩序中，華夏年號的「正朔」所代表的真理與正義性即是天所生髮的依據「理」，而在蠻族軍事暴力的壓迫下使用蠻族非「正朔」年號則是「勢」。丙子虜亂後的兩年，朝鮮對年號的處理態度為「是時內外文書多用清國年號，而祭享祝辭，仍用大明年號」（《仁祖實錄》十六年正月朔乙丑）。朝鮮迫於滿洲貴族的野蠻暴力而在形式上屈從，私下則仍稱清皇為「犬羊禽獸」 ，「胡皇」，稱清使為「虜使」。而國王則對陪臣們表示「絕不書崇德年號」（《仁祖實錄》二十三年）。「丁丑以來，宗廟祝辭，朝臣告身，只書歲月，不用年號，此乃大行大王所定之制也」（《孝宗實錄》八年已亥）。總之，在年號問題上，對外用滿清年號是因為「勢」，對內用大明年號則是基於「義」。或者寧使用中性的干支記年月也不使用滿清年號。正如朴趾源所說，朝鮮舉國上下「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在滿洲貴族的軍隊入侵朝鮮的過程中，朝鮮對明朝一直懷著等待拯救的信念，甚至打算國家滅亡也不對滿洲人投降。丙子虜亂中，國王的態度是「唯望父母邦之來救矣」（《仁祖實錄》十四年九月朔壬寅）。「壬辰之役，微天朝則不能復國，至今君臣上下，相保而不為魚者，其誰之力也？今雖不幸而大禍迫至，猶當有隕而無二也。不然，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仁祖實錄》十四年十月丁丑）。寧願滅亡也不願背離華夏，重要的理由還有無法面對「天下後世」。這一切的動機背後是巨大的倫理決擇與價值判斷。朝鮮「寧獲過於大國（指滿清），不忍負皇明」（《仁祖實錄》十五年正月辛亥）。而在戰敗被迫投降之後，即使是「身在滿營心在漢」，朝鮮國王仍在自身心理的道德自律感上背負著沉重的壓力感。「正月朔乙丑，上於宮庭設位西向中原哭拜，為皇明也。」（《仁祖實錄》十六年正月朔乙丑）。而在其子孝宗國王的記載中，這位仁祖大王每當「語及皇明，至於嗚咽不能言」（《孝宗實錄》元年五月甲寅）。由於此種內在的道德壓力與深切自責，朝鮮國甚至在發生了虛造的傳言據說「（日本）關白執政輩，以朝鮮與韃靼合，莫不駭憤，將欲興師而來」（《仁祖實錄》二十五年二月丙子）。驚恐之中，正是集體意識中對道德要求的執著與自責意識。對於丙子虜亂，其後一百多年後朝鮮人朴趾源的記載中，仍對當時明朝的態度心懷感激：「崇禎丙子清兵之來也，烈皇帝聞我東被兵，急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洪範奏官兵出海，而山東巡撫顏繼祖奏屬國失守，江華已破。帝以繼祖不能協圖匡救，下詔切責之。當是時，天子內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屬國之憂，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於骨肉之邦」（《熱河日記》，頁61）。 崇禎十七年，明皇帝「殉社稷」，滿洲軍隊侵入中國。這對朝鮮王國來說同樣是天崩地坼一樣的巨變。舉其一百餘年後韓人吳熙常在他《小華外史序》中對滿洲入侵中華的態度為例：「今夫夷狄主入中華，舉先王疆土人民，盡化為旙裘湩酪之俗。自古猾夏之禍，未有若是之烈，乃陰道之極盛也。」（《半島唐風：朝韓作家與中國文化》，頁76）。而朝鮮則在此背景下秘密擬定了北伐滿清，恢復明朝的政治計劃。早在仁祖國王時，朝鮮就曾計划過請日本出兵討伐滿清，「宜假道朝鮮，出送援兵````鄰國之道，豈以假道為憚？」（《仁祖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為了反抗滿清，甚至不再計較壬辰戰爭中的仇敵日本。而孝宗大王則更是堅定的反清派。他將反清的「明國九義士」收羅在左右，日夜與之謀劃反清。「王嘗嘆曰，寡人北征之志何日忘之！其於兵少力弱，願聞公等之計。福吉流涕對曰，大王英武之資，秉《春秋》之義，興仁義之師，沛然北伐，孰能御之？天下忠義之士，孰不鼓動而景從乎？王動容嘉納。」（牟元珪《明清時期中國移民朝鮮半島考》，自《韓國研究論叢》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42）。其子顯宗大王時記錄也有：「先王嘗以若得十萬精兵，可以伸大義於天下」（《顯宗實錄》元年十一月戍午）。為了與南明小朝庭進行聯繫，朝鮮計劃通過忠於「大義名分」的文官出任濟洲太守從水路交通南明「則我朝君臣上下數十年痛迫冤欎之誠意，或可一朝而達於天朝矣」（《孝宗實錄》八年冬十月乙亥）。對於起兵抗清可能因失敗而導致的災難性後果，孝宗認為「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通過這一行為本身去實踐其價值意義的追求，即使滅亡，意義也實現了。這種對觀念的執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清代朝鮮華夷觀念的集體想像。通過武力直接發動反清復明這一主張長期存在於朝鮮社會中。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記載了甚至18世紀後期，朝鮮北伐派士大夫仍然信奉的「誠得十萬之眾，長驅入關，掃清函夏，然後壯觀可論」（《熱河日記》，頁60）這一信條。此外，還在《玉匣夜話》一篇中收錄了兩則反映朝鮮民間社會反清復明意識的故事。第一個是富人許生對朝鮮御營大將講述要「欲為大明復仇」的辦法是「妙選國中之子弟，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舉，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虛實結 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恥可雪。」第二則是趙判書啟遠為慶尚監司，巡到青松時有僧使之「下轎欲與語」。走了幾里之後，趙公「喘息汗流不止，願小憩」。於是僧人喝罵道：「汝平居眾中，常大言身被堅執銳，當先鋒，為大明復仇雪恥。今行數里，一步十喘，五步三憩，尚能馳遼薊之野乎？」（見《熱河日記》，頁312---313）。這些發生在朝鮮王國社會中的故事或傳聞反映的是在一種群體性社會價值心態里的公共意識投射，很好地對應著士大夫群體的華夷想像。對於南明抵抗勢力，朝鮮寄與了無限的同情與期待。由於相隔遙遠，朝鮮無法取得與南明的官方聯繫，只是從傳聞中得到了最後永曆帝在西南的消息，感嘆「永曆即大明之西周君也，可勝痛哉！」（《顯宗實錄》三年四月甲寅）。朝鮮王國還通過大規模的祭祀來時刻保持與「大明」的情感與記憶聯繫。在儀式中凸現夷夏觀念的集體想像。試舉1705年三月肅宗大王「禁宛壇，以太牢祭崇禎皇帝」的一篇祭文為例。「崇禎七十七年歲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 朝鮮國王臣李焞, 敢昭告於大明毅宗烈皇帝。 伏以, 於赫皇明, 為華夷主, 功隆德厚, 丕冒率溥。 傳十四聖, 式至我帝, 惟帝初服, 如日之揭。 鋤其蟊螟, 勵以宵旰, 憂勤之極, 累嘆中朝。 伊誰恬憘, 召禍潢池? 帝曰死守, 義勿去之。 殉於社稷, 乃禮之經, 高穹旣崩, 大鼎便輕。 虜乘其釁, 據我中原, 禮樂、衣冠, 盡污腥羶。 凡在邇遐, 冤憤靡窮, 而其深痛, 莫最小邦。 念昔康獻, 寔事高皇, 首義回旗, 綏厥寵光。 自玆世世, 齊、宋於周, 厥篚之共, 天褒優優。 祖系嘗衊, 是控是訴, 爰頒其典, 我倫乃敍。 寇來借道, 辭以力斥, 封豕遂逞, 食我八域。 乃命師征, 以亡為存, 惟昭敬忠, 惟神宗仁。 逮臣曾祖, 際帝御宇, 誓贊外攘, 以虔侯度。 兵移於我, 懍乎顚覆, 亶由力屈, 非敢負德。 我帝我諒, 曰爾可傷, 使價之返, 恩命出常。 遙拜於苑, 又牒軍門, 間關百罹, 寸衷愈丹。 粵我陪臣, 死扶民彝, 不以本朝, 斯焉有斯。 臣祖之時, 皇綱已淪, 春秋遺義, 蚤夜圖伸。 亦有臣同, 志在除雪, 功之未集, 繄心可質。 先父勉勉, 擬述其事, 至臣纉緖, 王風寢委。 碩果不食, 天理其無, 壽山邈矣, 紅閣丘墟。 遺傳海外, 蟒袍、雲章, 於焉瞻拱, 若對羹墻。 噫嘻! 甲申, 洪祚所終, 年環日廻, 遏音餘恫。 相彼潢汚, 于海是流, 嗟我下國, 孰為綴旒? 義根於性, 恩函在心, 於何寓哀, 以展斯忱? 乃治其墠, 乃躬其祀, 禮雖無文, 可起以義。 想帝陟降, 臨睨下土, 故國為戎, 誰奉籩豆? 我邦雖陋, 我誠則至, 尙冀監格, 右此大糦。」（《肅宗實錄》三十一年三月戍午）。通過祭文對「皇明」作為華夏正統與功德的歌頌以及對蠻族入侵悲慘歷史的回憶，參與儀式者都分享了共同的歷史觀念與華夷想像體驗。而這種官方活動在韓半島一直存在到清末。李競恆 200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