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觀察： 「民間寫作」的新意義和困境

胡 梅 仙

（廣州大學 文學思想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510006）

摘要：「民間寫作」不是一個獨立的詩歌體系，「民間寫作」是開放的，它的內涵還可以得到不斷的充實和豐富。「民間寫作」的提倡者雖然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寫作要求，比如與日常生活和現實語境相關的原創的、富有活力的口語寫作，這與依賴於西方話語和知識體系的「知識分子寫作」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寫作道路嘗試。把「民間寫作」的提倡看作「一種運動精神」，這是對「民間寫作」的最合理的理解和闡釋。「民間寫作」就和民間的意義一樣，它是包容的，是滋生活力、繁榮詩歌的溫床。這場詩歌的民間精神運動甚至慢慢可以擴展到其他的文化、社會領域。「民間寫作」只是一種詩歌的寫作路向，並不是要引領詩歌方向；它是一種新詩的寫作方法，並不是要壟斷詩歌；同時，它是一種反抗、自由的精神，一種寫作的狀態。「民間寫作」除了在當代被賦予的它的所有意義外，在未來，「民間寫作」所包含的意義以及意義的無限衍生還能給後來的詩歌創作和理論提供一個更廣闊的啟示空間。

關鍵詞：民間寫作； 運動精神； 困境； 「民間寫作」之「第三條道路寫作」

一、「真正的永恆的民間立場」

1999年北京「盤峰詩會」上關於「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論爭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為《歲月的遺照》和《1998中國新詩年鑒》這兩本書的出版。在代表「知識分子寫作」的選本《歲月的遺照》里，沒有合理選用詩人北島、舒婷、嚴力、多多、王小妮、何小竹等人的詩，表現出了對另一些詩歌寫作風格或者說是除了「知識分子寫作」之外的詩歌寫作的忽視。《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出版，可以說是對這種「知識分子寫作」似要壟斷詩壇的趨勢的一種反抗。我想《歲月的遺照》也許並沒有有意排斥別的詩歌風格的意思，但已明顯透露出一種審美趣味的狹隘，並因此把于堅和王小妮這樣當代有自己獨特風格、在現代詩歌發展史上應有一定地位的詩人輕輕忽視和抹殺，這種詩歌的狹隘趣味和自我優越感無疑是詩歌發展的大敵。《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些被排除在這種獨有趣味之外的詩人爭取自己的詩歌史地位並因此反戈一擊的努力。我認為這種努力是有效的。盤峰詩會讓這種論爭和分歧更加突顯出來，與會的詩人自覺地分成兩派表明了兩種風格的詩歌潮流的明顯分歧。我們不應該僅僅從表面去評判誰對誰錯，哪種詩學主張和寫作立場更合理。在詩歌的創作道路上，沒有哪種寫作路向更合理的問題，只有允許多條創作道路並行的問題。沒有西方和傳統到底應該傾向於哪一方面的問題，有的只是真誠，還有詩意和詩藝。「民間寫作」概念的提出，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方法和立場的問題，我們更要警惕那些壟斷趣味將會把中國詩歌帶向死氣沉沉的單調和死亡。在詩壇表現出一種趣味風格的壟斷時，同時也意味著詩歌在被一種權威話語控制，詩歌不再是廣闊的、民間的，取代意識形態話語的將是知識、權威的話語。在面對詩歌的創作資源時，無論我們借鑒的是西方傳統還是民族傳統，都應有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我」的存在。這個我可以是虛擬的，也可以來自於現實，但一定要真實，要真誠。

正是因為這場論爭，使得「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這兩個概念的意義和價值對中國詩壇的現在和未來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知識分子寫作」這個概念的提出是有價值的，就像「民間寫作」這個概念在適當時候的應時而生，都有著他們產生的社會歷史文化機緣，他們所包含的內涵遠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清楚的。「知識分子寫作」概念的價值並不等同於知識分子詩作的價值。我更看重在這場論爭中，在這兩個概念的對立中，他們所透露出來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機緣以及這些寫作趨向和詩學理論對未來詩歌發展走向的意義。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寫作立場和價值取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詩歌「寫什麼」，「怎樣寫」的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新鮮，他們的探討卻很有價值。特別是在對「知識分子寫作」的對抗中，「民間寫作」理論提出的一些有價值的命題永遠都會是詩歌發展史上不能繞過和忽視的。

在這之後，諸如「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第三條道路寫作」、「九十年代詩歌」、「個人化寫作」、「口語寫作」、「70後詩歌寫作」、「下半身」、「中間代」、「荒誕主義詩歌」等等的命名讓中國現代詩壇眼花繚亂，但都是從「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衍生出來的概念。除了用年代來命名詩歌外（這種以年代命名詩歌創作的方法，我認為依據不夠充分），「個人化寫作」是知識分子寫作提倡的核心，他們首先秉承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意志，是相對於文學創作上的個體缺失而言的，不管是膜拜西方的知識分子偶像，還是特別看重知識分子這個身份，知識分子寫作都有著它的時代歷史、詩學意義。「口語寫作」，「下半身」，是從「民間寫作」而來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是「民間寫作」這個包羅萬象的自由精神中的產兒。在我看來，「第三條道路寫作」，「中間代」這些詩人群，崇尚的都是一種民間寫作方式，他們不把自己定位為特殊身份的人，比如「知識分子」，或者「人民的代言人」等，他們的寫作，堅持的就是一種自我本真的寫作。他們與官方、主流不相關，他們在自己的園地里自由地耕耘、自由地勞作。這也是一種理想的寫作狀態，「民間寫作」的理想可以延伸到現在和未來的所有自由的區域里。正是「民間寫作」所包含的胸懷，使中國現代詩歌，特別是網路詩歌，呈現出了一些無可比擬的佳作。我想這些珠貝一樣的佳作在未來一定會得到紙質詩刊的大力青睞，甚至會成為詩歌史上最重要的當代詩歌。

「知識分子寫作」主要著意於對立意識形態特別是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意識形態，他們有時不自覺地集體透露出了像意識形態一樣嚴肅而呆板的神情。」民間寫作」反撥意義除了對立於各種意識形態，它還包括反對傳統文化的束縛、詞語的隱喻、西方的知識和西方知識分子偶像以及一切生硬的、技術的、不在生活場中的寫作等等。

1987年詩人西川、陳東東、歐陽江河等在當年的「青春詩會」上明確提出了「知識分子寫作」的概念。詩人西川說：「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我對用市井口語描寫平民生活產生了深深的厭倦，因為如果中國詩歌被十二億大眾的庸俗無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沒，那將是極其可怕的事。」「知識分子寫作」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西川、歐陽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為代表的，強調「學識」和「技術」的一個詩歌寫作流派。1991年，西川、歐陽江河等人創辦了「知識分子寫作」的機關刊物《傾向》，到1998年程光煒編「90年代文學書系·詩歌卷」《歲月的遺照》，「知識分子寫作」作為一個流派已經成熟並有統領詩壇的願望。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評論家謝有順只是出於自己的良心寫了一篇《內在的詩歌真相》的文章發表在《南方周末》上，沒想到引起軒然大波。他們有的認為這是《中國詩歌年鑒》在爭座位，難道只允許他們「理所當然」的壟斷，卻不允許詩壇有多重風格的詩歌，而且還要用忽視和迴避的方法來對中國詩壇做一個仿若公正的裁決嗎？這種仿若公正的裁決實際上是在無形之中改寫詩歌歷史，不僅不能呈現一個全面的中國當代詩歌的面貌，它的最壞的影響應該是防止了詩歌領域的多種風格和趣味的發展和探討。謝有順的這篇文章在今天看來仍然閃耀著真知灼見，簡潔卻字字珠璣，透露出了一個年輕批評家的敏銳。「詩歌所體現的是美的力量，是欲言又止的力量，它們共同指向生活的內部，不屈從於某種權力話語或知識體系，而是努力使自己成為生活的摯愛者和參與者。還詩於民眾，也許可以從這裡開始，無論是生存的希望，還是詩歌的希望，都是從生活的隙縫中生長出來的，而不會從天降下。」謝有順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生活」這個字眼，並把「民間寫作」歸之於「民間精神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1998中國新詩年鑒》當然不僅是給我們提供了好詩，它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顯著地實現了兩種不同寫作道路的分野」，謝有順把90年代的寫作分成「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個陣營，雖然籠統，卻有醒目的意義。也是對於中國詩歌走向、分化的一種敏銳觀察和判斷。 一種概念的提出是對一種創作思潮和現象的敏銳觀察和判斷，有它的時代、歷史意義，也是一種置身現場的體驗性判斷。這些觀點對於我們今天來看「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影響以及意義，都是非常可貴的真知灼見，特別是謝有順提出詩歌寫作的資源應該是「中國經驗」，這個「中國經驗」的提出，看似抽象，在現在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合適的詞語來代替時，我認為這個「中國經驗」的提出是非常有價值的。在「知識分子寫作」唯西方馬頭是瞻，羅列著一批批西方大師的名字時，其實表現的是他們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對自己民族文化和自身獨立精神和品質的不自信。

而中國的好詩、大詩一定不是向西方大師致敬的文本，是立足於自我、民族傳統，也不排斥西方的有效影響的一次中國經驗的表達，它是個人的，特別是在吸收民族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的一次真正的屬於中國詩人的個人性創作。它最有價值的部分應來自於中國的文化意象、文化譜系、文化精神，是一次個體投入生活、歷史、文化的大的行動。海子曾經試圖寫出真正的大詩，他曾說，「我不想成為一名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海子在這裡提到了「民族和人類結合，詩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詩，海子也意識到沒有民族就沒有大詩，甚至沒有好詩。丟棄自己立足的大地和文化，去西方尋求詩歌的根本，這一定不是真正好詩的寫作道路。海子以西方文化為構架的史詩創作就是一次沒有完成的鳳凰涅槃。我剛看到一篇署名為林童的題名為《譙達摩、于堅、王家新批判》的網路文章，裡面提到作為「第三條道路寫作」的代表譙達摩的《鳳凰十八拍》，這是一個立足民族傳統文化，又不排斥現代和西方的典型的成功創作範例。鳳凰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和龍一樣為漢族的民族圖騰，常用來象徵祥瑞。譙達摩不是用西方的文化意象而是用中國的具有象徵意味的鳳凰來寫生長、追求，愛情、蛻變、修行、普度、涅槃的過程，這是一個多麼壯烈而又美麗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的故事。並且詩人在其中融合了中國儒道釋文化結合的人生狀態和精神追求，最終讓生命像鳳凰一樣涅槃，到達完美極致境界。鳳凰涅槃既是一次生命結束，也是新生命的一次開始。也表現了生命不滅、循環的思想。無限次的過程看似勞碌、虛無，卻也堅韌、永恆。也可把這看作一種中國人生命狀態的表現。它與浮士德的西方知識分子的探索形象不同，是中國文化中的個體生命的無數次開始和結束。歌德的《浮士德》裡面的浮士德在經歷了求學、戀愛、婚姻、事業等一系列的人生歷程後看到人們勞作的場面時說了一句「你多美啊,請停一停」就倒地而死，這種死也是美的，是歌德的人生追求的總結，它包含了西方文化不斷進取的精神。從《鳳凰十八拍》和《浮士德》的創作，我們可以尋求到經典創作的一些要素。我想，這就是「中國經驗」的價值和意義，它需要在以後的創作中不斷得到開發、補充，是一個開放性的片語。

謝有順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明確把知識分子寫作歸於一種流派，他只說是一種寫作道路。我想這是非常合理和準確的。知識分子寫作是一種流派嗎？還是一種現象？或者是志趣相投的詩人的一種寫作風格？把知識分子寫作歸結於一種流派不是很恰當，它是一種風格，相對於「民間寫作」來說，知識分子寫作的範圍要狹小一些，用流派勉強說得過去，如果說「民間寫作」是一種流派，那是說不通的。把「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看作一種寫作風格和道路更為合適。把「知識分子寫作」歸於一種流派不僅不符合「知識分子寫作」詩人的主觀願望和想法，這場爭論的價值也會因之縮小。一個流派和另一個流派是不需要那麼劍撥弩張地進行爭論的。知識分子寫作意欲把自己標立為一種中國詩歌的最好的寫作方向，而不是一個流派的寫作方法，正是這種唯以西方為榮，忽略生活，在模擬的狀態中刻畫自己的獨立形象的詩歌，讓一些有識見的批評家和詩人不得不提醒另一種知識、話語的霸權的危害。中國現代詩的歷史還不足一百年，所有的思考和探索都將有意義，應該允許多種詩歌探索道路的存在。

在《譙達摩、于堅、王家新批判》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我之所以要用『旅居』一詞，而不是用『流亡』 ……並且那一時期也完全有可能是他（指詩人王家新）在物質與精神雙重苦悶的日子，是因為我看不出他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流亡，即失去家園與無根的痛苦，這與西方作家的流亡實在是有本質的區別。」這裡作者非常重要地指出王家新與西方流亡作家的本質區別，王家新並沒有失去家園與無根的痛苦。所以在追崇帕斯捷爾納克時，這兩首詩確實並沒達到一種深刻的痛苦體驗和心靈的自由超越。不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王家新的這種自省和探索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才會帶起一股詩界的「向西方大師致敬的文本」。「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更多讓自己生活在一種模擬的狀態中，他們在追索自己的靈魂時，因為遠離現實和生活，而讓他們的詩歌更多的帶有玄想的性質，痛苦的心靈探索沒有根植於民族和生活的大地，心靈的痛苦不是來自於生活和生活中的自我感受、自我精神困境體驗。「由觀念更新所達到的『深刻』，與一種個人心靈歷史積澱並由生命本身呈現出來的深刻」的區別顯示著不同的創作特色和創作深度。這樣的詩歌只是一種風格的詩歌無可厚非，如果要讓中國詩壇全部呈現出這樣一致的語詞、主題、氣味等，是可怕的。程光煒指出，九十年代詩歌所懷抱的兩個偉大詩學抱負是「秩序與責任」。秩序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以有效，如果讓整個詩壇遵守一致的秩序，這確實有使詩歌走向一模一樣的神情和語調的危險。「秩序與責任」確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詩壇以《傾向》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的詩歌理想。程光煒也清醒地看到：「九十年代詩人所做的恰好是對『兩種詩歌態度』的糾偏工作：一種是服務於意識形態或以反抗的姿態依附於意識形態的態度；另一種是雖然疏離了意識、但同時也疏離了知識分子精神的崇尚市井口語的寫作態度。」對於第二種糾偏，程光煒認為「雖然疏離了意識、但同時也疏離了知識分子精神」，他說，這種糾偏「要求寫作者首先是一個具有獨立見解和立場的知識分子，其次才是一個詩人」。可以看出程光煒把知識分子的身份看得較為重要，我想這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在文革之後力圖在歷史上表現出自己的獨立價值的努力。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價值，一方面是中國現代漢語詩歌怎樣能在「秩序和責任」中建立一個詩歌王國的問題。「我們對所謂的『國際詩壇』抱有足夠的警覺性，另一方面，我們卻極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認，藉此獲得一個什麼是偉大詩人的標準。」而在《歲月的遺照》的序言中，程光煒寫道：「西川的詩歌資源，來自於拉美的聶魯達、博爾赫斯……龐德。」張曙光的「作品裡有葉芝、里爾克、米沃什、洛厄爾以及龐德等人的交叉影響」，歐陽江河「同波德萊爾一樣，把一種毀滅性的體驗作為語言的內蘊」，而「阿波利奈爾、布勒東是怎樣滲透進陳東東的詩句中的，這實在是一個難解之謎」，「王家新對中國詩歌界產生實質性影響，是在他自英倫三島返國之後」。作為一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詩歌綜論和詩選集，對於于堅、韓東、王小妮等一些重要詩人的忽視和迴避，可以看出這本以「九十年代詩歌」名義出版的詩歌集是有紕漏和缺陷的。在當時的中國詩壇，確實盛行著一股西方風潮，就是現在的很多詩人、學者都是以西方為是，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仍然缺乏發現的眼睛和領會的能力。在這兩篇內容大致相似有所改動的文章中，程光煒帶給了我們很多思考。比如，關於中國詩歌在中西文化中的兩難寫作處境，詩歌語言的位置和詩意語言的控制，他引用的巴爾特的「任何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也只能構成一種副文學，那是不可以稱為文學的」等等，在模稜兩可的糾纏闡述中，可以看到程光煒對於中國現代詩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也許程光煒並沒刻意去喜歡哪一類詩歌，他的直接的選擇和詩歌理念足以表明以智性、玄思、技巧為特徵的「知識分子寫作」趣味已經有掩蓋其他詩歌風格的勢頭和事實了。

我是這樣想的，一首好詩放在於堅的面前，即使沒有標榜是「民間寫作「，于堅還是會讚揚它。于堅曾列舉了一些他認為中國最好的詩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翟永明等等，翟永明被一些人歸為「知識分子寫作」群體，可以說，于堅絕不反對好詩，即使不是像他那樣的「非詩」。在這一點來說，于堅提倡的「民間寫作」只是一個詩歌寫作的理念，它對應於「知識分子寫作」的學院氣質、知識崇拜等。如果沒有這個「民間寫作」的詩歌潮流和理念，我不敢想像「知識分子寫作」最終會把中國現代詩歌引向何處，又將讓中國現代詩歌呈現怎樣的千篇一律的面貌。因為「民間寫作」內涵的意義的容量，我更看好「民間寫作」的邊緣自由姿態和心態以及包容的可以繼續開發的潛意義。

大多數人把「民間寫作」當作一種流派，並且認為它的特徵是用口語寫作。我不這麼認為。《中國新詩年鑒》的宗旨是「藝術上我們秉承：真正的永恆的民間立場」，民間立場到底包括哪些元素？不僅僅是口語寫作，甚至不一定要用口語寫作。口語寫作只是「民間寫作」的一個重要突破點。韓東認為「詩歌在民間，真正的詩人在民間，真正的詩歌變革在民間」。民間這個藏污納垢、相對處於寫作邊緣的場所正是孕育偉大的自由的詩歌的溫床。

于堅認為「當代詩歌九十年代以來全面向民間轉移」，這個看法是成立的。「而大陸詩歌向民間的轉移使遠在海外的詩人都知道，他的作品要出現在哪裡才是有效的。」謝有順也認為，「我們談到民間的時候，說一個作家、一個詩人有一種在野的身份，這對詩歌界是成立的，因為它的確有這樣一個在野的階段，而且大多數優秀的詩人都曾經經歷過這樣一個地下的、被遮蔽的狀態，他們最初寫的優秀作品，幾乎都只是在朋友之間互相傳閱、彼此鼓勵，現在看來，那是非常純粹的，一種邊緣的、民間的、在野的、被遮蔽的狀態，在當時，反而成了詩歌藝術革命的保護，同時也是詩歌更接近於一種內心的形式。」謝有順指的是一些優秀詩人都曾經有過的在野身份，于堅指的是整個詩歌界已落入民間的事實。他把那些在官方發表的詩歌反而稱作當代詩歌的「無效部分」。這兩種看法從不同的方面指出了當代詩歌民間身份的確實性、有效性。從《今天》開始，傑出的詩人無不是首先出現在民間刊物，再被公開刊物接受。這種傳統產生了一個新的傳統，詩歌在民間才是有效的。這種有效性的認同同樣具有民間的性質，詩歌慢慢地被文學史拋棄了，處於邊緣地位。正是詩歌的這種文學史的尷尬地位和它在民間的依然茁壯成長，詩歌有一天又終會得到文學史的大力青睞。那時詩歌不再處於邊緣地位，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也會慢慢縮小，失去了民間這個廣闊天地，詩歌之樹會慢慢萎縮，到最終被文學史拋棄，最後又會落入民間再積蓄生長。這也許就是未來詩歌的文學史歷程。「可以說，中國當代詩歌歷史的主要部分是寫在《今天》《他們》《非非》《大陸》《葵》《詩參考》《一行》《現代漢詩》《傾向》《象罔》《鋒刃》……以及最近的《下半身》《朋友們》……的目錄上。」仔細想想，于堅這句話一點不虛。現在誰還會去看公開出版的詩刊上發表的詩，那些刊物遠不能反映當代最好的詩歌的面貌，甚至可以說是無效之作。「僅僅有發表權而沒有美學上的權威性的『百花園』，只是依靠體制才可以苟延殘喘。」

作為一種寫作潮流的命名，「民間寫作」出現在「盤峰論爭」之後，而作為一種寫作實踐，「民間寫作」由來已久。「他們」、「非非主義」詩群、「大學生詩派」、「莽漢主義」詩群等等，這些詩人「反中心」、「反傳統」、重視日常生活的體驗、感受，用口語寫作，他們是後來被稱為「民間寫作」的部分，而且「民間寫作」的主要人員幾乎都來自於這些詩歌社團。

我想「民間寫作」主要可以從這四點去理解：1，文本：著重口語和日常生活（作者與世界的關係）；2，寫作者自身所處的邊緣狀態（寫作定位）；3，發表的刊物（主要是民刊和網路）；4，「民間寫作」的讀者（多而雜）。同時，「民間寫作」的概念是混雜的、未定的。把「民間寫作」當作「一種運動精神」，在我看來，是我支持「民間寫作」的重要原因。「民間寫作」的特定意義不是僅僅重視日常生活、口語化的寫作，它的意義即在於完全自由狀態下的寫作精神。它包括反官方反主流的邊緣姿態，發表的場地（大多是民間刊物或者網路），不被主流詩壇承認，甚至被排斥，也暫時沒有被專修文學史的學者重視。更重要的是寫作者的個體自由寫作狀態。如果說「知識分子寫作」代表的是一些學院作風的寫作，「民間寫作」給予了詩歌愛好者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它看起來是「另類」的，與現代新詩傳統、意識形態詩歌、朦朧詩、「知識分子寫作」都有著不同的寫作方法和表達方式。從這點來說，「民間寫作」又可以看作一次詩歌的先鋒突圍。它不僅僅表現為所提倡的一些比較具體的內容，它的價值即在於它來自民間的自由精神。

（連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