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鐘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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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該如何做是好》
邁克爾·桑德爾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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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桑德爾,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他在哈佛開設了一門叫做「公正」的課程,在一個千人大講堂里進行,幾乎場場爆滿。英國的《衛報》評價桑德爾是「當今英語世界最優秀的思想傳播者」。
引言
在開始講這本書的內容之前,我們先來做個經典的思想實驗。
想想看,假設你是一個司機,開著一輛有軌電車,以每小時90公里的速度前進。突然,你看見前面有五個工人擋在軌道上。你想趕緊停下,但是你發現剎車失靈了,停不下來。正好右邊有條岔道,你注意到了,但是那條軌道上也有一個工人。你意識到,你可以拐到那條岔道上,撞死這一個工人,這樣可以救那五個工人的命。你應該怎麼做呢?
或者換一種方式。你不是司機,而是橋上的一個旁觀者。這次只有一條軌道。軌道的那頭開來一輛電車,而軌道的這一頭,有五個工人。突然之間,電車剎車失靈,眼看就要撞向五個工人。千鈞一髮之時,你突然發現自己身邊兒站了個大塊頭的人。你可以把他推下去,掉到軌道上擋住電車,這樣那五個工人就能得救了。這時候你又應該怎麼做?
對這樣的問題,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也可能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實際上,《公正》這本書也沒有提供標準答案,而是提供了三種試圖解決這些公正問題的思想。
這三種思想分別是:
第一,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義思想;
第二,尊重個體權利的自由觀念;
第三,提倡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政治觀。
接下來,我們就分別來看看這三種思想的具體內容。
01
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義思想
說到功利主義,一般人可能會有所誤解,會將功利主義等同於利己主義。
我們常常說,某某太功利了,是指這個人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擇手段。但是功利主義並非這個意思,因為功利主義的標準不是指行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義學說最早由英國道德哲學家邊沁創立,他認為道德最高的原則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並且這是唯一的標準。
有人認為,功利主義僅僅考慮滿意度的總和,而沒有尊重個體權利。如果人們像古羅馬時期一樣,將基督徒扔給競技場中的獅子吃,雖然基督徒痛苦了,但是觀眾的狂喜卻遠遠超過那個人的痛苦。為此,英國道德哲學家約翰·密爾補充說,人們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但是前提是不傷害其他人。
也有人認為,功利主義思想只用快樂和痛苦的尺度來判斷是否道德,未免太片面了。
捷克一家煙草公司做過一項調查,它發現鼓勵人抽煙給捷克政府帶來的收入要大於支出,原因是:儘管煙民在世時會花費更多的醫療費用,可是他們死得早,因此能給政府在醫療、養老金以及養老院等方面節省許多費用。政府有了錢,對全社會都是好事,那是不是因此就該鼓勵大家多抽煙呢?
針對這一點,約翰·密爾又對功利主義思想提出一點補充:我們可以區分高級的和低級的快樂。
如果所有或幾乎所有體驗過這兩種快樂的人,都非常喜歡其中某一種,那麼這種快樂就是更高級的、更值得追求的快樂。因此,密爾會認為捷克煙草公司的結論是不可靠的,因為從整體上看,人類享受生命的快樂比享受金錢帶來的快樂更高級。換句話說,對捷克公民來說,他們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國家更有錢,這樣他們能享受更多福利,不過如果這個錢是要用命來換的,那顯然是沒人樂意的。
02
尊重個體權利的自由觀念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自由至上主義的代表諾齊克的觀點。
諾齊克認為,政府的職責僅僅是保證合同的執行,保護人們不受壓迫、偷盜和欺騙的侵害;除此之外,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正當的,因為這樣會侵犯個體自由選擇的權利。
諾齊克認為,如果政府規定開車要系安全帶,理由是能挽救生命並防止致命性傷害,這就侵犯了一個人決定自己要承擔什麼風險的權利。
許多人認為賣淫不道德,然而這並不能證明那些禁止成年人自願從事這一行業的法律就是正當的。
諾齊克甚至認為,通過稅收再分配財富也是一種壓迫,甚至是偷盜。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觀點。
羅爾斯認為,在假想的平等狀態中,會產生兩種公正原則。
第一種原則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原則關心人在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方面的平等。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差異原則。差異原則就是說,要把人民因為出身、社會地位、賺錢的能力帶來的不平等,給糾正過來,實現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平等。
比如說,吳亦凡演一部電影,片酬有1.2個億,而大學教師呢,一年的工資可能最多也就一二十萬。這種現象是公平的嗎?
對羅爾斯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的財富再分配體制。如果這個體制讓吳亦凡收了這麼多錢,但是一點稅也不用交,那肯定是沒有考慮差異原則的,那就是不公平的。如果這個體制本身考慮到了差異原則,會用某種方法把高收入人群賺到的錢,拿走一部分支持低收入人群,那麼吳亦凡就有權利獲得其收入。
講完了諾齊克和羅爾斯,最後我們來看看康德的意志自由觀念。
康德是在批評邊沁功利主義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自由觀念的。他認為,功利主義是建立經驗的基礎上的。它不會教導我們如何區分對與錯,而只會讓人更加工於計算。
而康德認為,人是有理性的,只要我們努力去追求理性,就一定會得到一套道德標準。這種標準是絕對的,它不會考慮當下的處境,不會去計算它到底對多少人有益處,只有在按照這個標準去做事情的時候,我們才是自由的。比如,如果理性告訴我們不可以殺人,那麼你就不能為了救另外五個人,故意把另外那個人推下橋。你一旦開始考慮處境,考慮別人怎麼想,考慮這些東西,你的出發點就錯了,你這就成了他律,而不是自律,你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自由。
康德認為,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朝自律而自由的目標努力,世界一定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03
提倡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政治觀
我們首先看看亞里士多德的提倡公民德性的主張。
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正意味著給予人們所應得的東西,給予每個人與其能力相適應的東西。
舉例來說,假設你有一架法奇奧里24K金箔三角鋼琴要賣,馬雲的出價遠高於郎朗。你認為該賣給誰?可能大多數人會選擇馬雲。但是亞里士多德會把鋼琴賣給郎朗,因為他認為鋼琴的目的在於彈奏動聽的音樂,誰能用它彈出最美的樂曲,誰就應該擁有這架好鋼琴。
同理,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讓每個公民能夠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倡公民的德性。
當一個社會的公民都具有德性時,人人都會在其職位上盡心盡責,人人都會關心自身的榮譽,人人都會關心整個人類群體的命運,那麼隨之而來的收入、財富和機會的分配也就是公平的,而這個社會也就是公平的社會。此外,由於政治是需要我們共同參與的,公民德性的培養也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人類這個共同體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格外值得關注,這也就為後來桑德爾教授提出的共同善的政治觀提供了參考和依據。
共同善的政治觀,是指每個人都具有一定的社會身份,因此在做選擇的時候,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要考慮共同體成員的利益。
跟功利主義不同,共同善並不是要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它是指我們每個人從個體出發的時候,也要考慮我們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的身份。
舉例來說,日本一直不太情願為其在戰爭時期所犯下的暴行道歉。一些日本人認為當代的人不應該為過去的人所犯的錯誤而負責,他們拒絕道歉。而我們對此非常憤慨。
那麼究竟是否應該道歉呢?
持康德或者羅爾斯的自由觀念的人就不會道歉,因為他們會認為這個事情不是我個人做的,誰做的誰就該道歉。
桑德爾教授則支持道歉。因為我們身處同一個共同體中,有責任和義務為共同體成員的錯誤道歉。
實際上,除了這種為歷史上不義行為所負的集體責任,家庭成員和公民同胞之間的責任,對同志的忠誠,對自己社區和國家的擁護,愛國主義、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自豪感、愧疚感等等,都既是我們作為共同體成員的牽絆和負擔,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部分財富。我們需要接納它們,並在政治生活中考量它們,以便實現共同體的良善生活。
在本書最後,桑德爾提出,培養公民德性,實現共同的善,應該著重考量四個具有共同善的政治的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提倡公民奉獻和服務。
一個公正的社會需要一種較強的共同體感,它也就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來培養公民德性,培育公民關心全局以及為共同善做奉獻的精神。比如,2008年總統選舉中,奧巴馬號召學生們用100個小時的公共服務來換取大學學費資助,並鼓勵他們以此為國效力。這一舉措就使得學生們積极參与到了為社會服務,為國家這個共同體的善做貢獻中來。
第二個主題是留意市場的道德局限。
桑德爾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市場化極度擴張,甚至進入到了不該由市場原則規範的一些領域。比如,政府用錢來僱傭軍隊進行戰爭,父母將懷孕和生育孩子這件事承包給代孕婦女,或人們公開買賣身體器官。桑德爾認為,這些領域的問題不是應該靠錢解決的,而是需要公民共同參與,來討論、決定,究竟怎麼做才是對的。
第三種主題是提倡團結。
桑德爾認為,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富人更多選擇了私人場所和服務,而大量的公共場所和公共服務,只能留給窮人。這使得我們很難培養團結和共同體感,並且也不利於培養公民美德。因此,桑德爾主張向富人徵稅來重建公共機構和公共服務,讓富人和窮人都願意使用,讓社會更加團結。
第四個主題是提倡人人參與政治生活。
桑德爾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更有活力、參與性更強的公民社會。這種公民社會首先會尊重道德分歧,但是尊重不意味著不管這些分歧,而是要更加直接地關注它們,有時候可能會質疑,會反對,有時候又可能會聆聽和學習不同的觀點。雖然我們不能保證在這些道德問題都能達成共識,但是只要踏上達成共識之路,就會為公正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的希望。
總結
現在,讓我們回到開頭講的兩個電車故事。這三種公正思想會對它們作何回應呢?
邊沁肯定會為了多數人的福利而選擇撞死一個工人,或者把身邊的那個人推下去,來拯救五個工人的生命。
而康德的選擇肯定是相反的,因為他認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因而不能故意犧牲任何一個人。
其他人大體上更可能做出和康德一樣的選擇,原因則有所差異。
密爾會認為,從長遠來看,尊重岔道上那個人和橋上那個人的自由和生命,會導向最大的人類幸福;自由至上主義者諾齊克認為,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岔道和橋上人的生死;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則認為,不能侵犯岔道和橋上人的根本權利。
本書的作者桑德爾教授,也會尊重這些人的基本權利,但他更希望的是通過這個故事引發我們的批判性思考、引發不同觀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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